[关键词]外出务工；人口回流；社会支持
[摘 要]选取内蒙古科左后旗为调查点，发放《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调查问卷，结合结构式访谈，研究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其返乡后获得社会支持的情况。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0份。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分最高分为51分，最低分为20分，平均分为37.41±7.08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发现，文化程度、民族成份和当前收入水平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在外工作时间对总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自变量中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当前收入情况和年龄对社会支持总分影响程度最大。
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口，由于社会环境、个人特征等因素，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返乡生活。数量庞大的人口返乡，必然给家乡的社会支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为深入了解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状况，本文选取内蒙古科左后旗为调研点。科左后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蒙古族人口数量在内蒙古各旗县中最多，加之地理和文化的特殊性，对科左后旗回流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研究具有一定意义。笔者于2017年11月对科左后旗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研究指标，并设计调查问卷，利用调查问卷收集回流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信息。调查问卷中还涉及被调查对象自身对所处生活环境、收入水平、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自我评价，以此判断回流外出务工人员获得社会支持的真实水平。调查过程中共发放100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0份，有效问卷的比率为90%。同时，对科左后旗26名一代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返乡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情况，探究影响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深层次原因。
一、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根据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和访谈中了解的情况，在90名调查对象中，回流的男性外出务工人员为51人，占56.67%，女性外出务工人员为39人，占43.33%，回流男性外出务工人员多于女性。有57人的年龄在51～55岁之间，占全部调查对象的63.33%，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这一年龄阶段。此外，45～50岁的有14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5.56%；56～60岁有19人，占21.11%。总结来看，50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包含50岁)共有78人。蒙古族46人，占51.10%，汉族33人，占36.67%，满族6人，占6.67%，回族5人，占5.5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包括初中)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有65人，占7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5人，占28%。55人为非农业户口，35人为农业户口。可见，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性别、学历等方面的特征与内蒙古流动人口整体情况相一致。他们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主要集中在1996～2000年这一时间段，共有47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52.22%，究其原因，主要由于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外出务工成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在这一时间段之前外出务工的人员为下岗失业者和计划外出的无业者，他们带来了其他省市招工的信息，就业信息的获得促进了人们作出外出务工的选择。到2001～2005年这一时期，外出务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数量和趋势，有23人外出，但人数不及1996～2000年多。这一时间段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环境自由，户籍制度管理不像之前那样严格，为增加收入而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正常现象。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0.28年。影响其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家庭，体现为家中有老人或者子女需要照顾。
二、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评定
本文采用SSRS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分析科左后旗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水平及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1)。此量表为肖水源教授于1986年设计，以简洁有效为目标，根据国外学界对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资料，同时考虑我国国情实际，最终确定用10个条目评定社会支持的水平。这10个条目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客观支持，包括2、6、7三个条目，分别询问研究对象的居住情况和社会支持来源；第二个维度是主观支持，包括1、3、4、5四个条目，主要询问研究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三个维度是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包括8、9、10三个条目，询问研究对象遭遇困境时的表现。每一条目分别对应不同的选项，每一选项有其不同的分值，最终通过把各条目所得分数相加，以此判断社会支持水平。总分取值范围是12～64分，得分越接近于最大值，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不仅得到了心理卫生研究者的认可(1)参见：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2):98-100；李磊,施帆帆,张强,等.城市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6):412-415+428.，还被许多社会学研究者使用(2)和红,智欣.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12(5):37-46；。
表1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支持评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客观支持1045.92±2.03主观支持321123.7±5.50社会支持利用度1237.79±1.24社会支持总分512037.41±7.08
从表1来看，科左后旗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总分最高分为51分，最低分为20分，平均分以均值±标准差的形式体现，为37.41±7.08分。在组成社会支持总分的其他维度中，客观支持得分的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4分，平均分为5.92±2.03分；主观支持得分的最高分为32分，最低分为11分，平均分为23.7±5.50分；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得分最高分为12分，最低分为3分，平均分为7.79±1.24分。
三、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支持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涉及人口学特征、务工经历和生存现状三个方面的多个变量。根据已有对社会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选取性别、年龄阶段、民族成份、文化程度、当前就业情况、居住方式、在外工作时间和当前收入为自变量，研究这8个变量对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程度(见表2)。根据变量取值的不同类型，确定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不同性别对社会支持三个维度及总得分的差异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其余7个变量，根据分析的结果，排除没有显著差异的变量，最终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进行研究。
企业管理者在成本控制上，缺乏长远考虑，不愿意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不愿意引进高素质的成本管理人才，不愿意加大对员工成本管控技能上的培训，不愿意打造完善的智能化信息平台，加大信息的采集和分析。企业对成本考核的重视程度不够，公司的成本考核在绩效考核中比重过低，管理者只注重销售额考核，这样就不能激发员工对成本控制的积极性。
（2）对政府而言，企业开展续航里程研发合作时的社会福利值总是高于竞争时，政府将会加大政策支持，进一步鼓励企业开展研发合作。
(一)社会支持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性别和当前就业情况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没有显著差异性，年龄、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民族成份、居住方式、当前收入情况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有显著差异性(见表3)。因此，将年龄、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民族成份、居住方式、当前收入情况作为自变量，将社会支持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因自变量较多，所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将变量逐个引入模型，每引入一个解释变量后都进行F检验，并对已经选入的解释变量逐个进行t检验，当原来引入的解释变量由于后面解释变量的引入变得不再显著时，则将其排除。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性变量，最终排除自变量居住方式。R2为0.592，意味着5个自变量可以解释总分的59.2%变化原因，拟合度较好。而且，模型通过F检验(F=24.334，P<0.05)，说明模型有效。另外，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均小于5，意味着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
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对于客观支持得分不会表现出显著性(P>0.05)，但不同年龄阶段对于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员在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三个维度上有差异性。具体分析可知：不同年龄阶段对于主观支持有显著性影响(F=13.10，P=0.00)，45～50岁、51～55岁和56～60岁三组主观支持得分的均值分别为27.57、24.28和19.11，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不同年龄阶段对于社会支持利用度有显著性影响(F=3.59，P=0.03)，45～50岁、51～55岁和56～60岁三组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均值分别为7.07、5.88和5.21，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不同年龄阶段对于总分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F=12.02，P=0.00)，45～50岁、51～55岁和56～60岁三组对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均值分别为42.71、37.93和31.95，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总结可知：不同年龄阶段对于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均呈现显著性影响，即社会支持的得分可能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
统计结果表明，在社会支持总得分方面，科左后旗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处于中等水平，且年龄、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民族成份、居住方式、当前收入情况对于社会支持总分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具体而言，文化程度、民族成份和当前收入水平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年龄和在外工作时间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自变量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当前收入情况和年龄对社会支持总分影响程度最大。
表2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性
变量变量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总分性别男7.67±1.0724.92±5.345.92±2.0838.51±7.00女7.95±1.4522.10±5.435.92±2.0235.97±7.10p0.310.02∗10.09t1.02-2.460-1.69年龄阶段45～50岁(N=14)8.07±1.2727.57±5.057.07±2.1642.71±7.1151～55岁(N=57)7.77±1.0724.28±3.915.88±1.9237.93±4.9556～60岁(N=19)7.63±1.7119.11±7.095.21±2.0431.95±9.14F0.5113.13.5912.02p0.60.00∗∗0.03∗0.00∗∗民族成份汉族(N=33)7.48±1.4220.55±4.485.18±1.8633.21±4.81蒙古族(N=46)7.98±1.1625.72±5.196.50±2.0940.20±7.05满族(N=6)8.00±1.1023.50±6.575.33±2.0736.83±8.98回族(N=5)7.80±0.8426.20±5.126.20±1.1040.20±6.10F1.067.213.087.95p0.370.00∗∗0.03∗0.00∗∗文化程度小学(N=17)6.88±1.1119.18±6.294.41±1.8030.47±7.19初中(N=48)7.83±1.0823.58±4.155.83±1.6837.25±4.46中专(N=13)8.15±1.0727.08±4.866.54±1.6641.77±6.19高中以上(N=12)8.50±1.6226.92±5.857.75±2.4943.17±8.64F5.358.478.4313.79p0.00∗∗0.00∗∗0.00∗∗0.00∗∗当前就业情况在业(N=63)7.86±1.2323.86±5.545.92±2.1137.63±7.06无业(N=27)7.63±1.3123.33±5.595.93±1.9036.89±7.36F0.620.1700.21p0.430.680.990.65居住方式独居(N=29)7.45±1.0621.38±5.475.10±2.1333.93±7.43与父母居住(N=27)8.07±1.2426.85±5.136.67±2.1141.59±6.69与子女居住(N=22)7.45±1.3423.18±5.065.64±1.6236.27±5.67三代共同居住(N=12)8.58±1.1623.17±4.556.75±1.6038.50±4.85F3.625.433.916.81p0.02∗0.00∗∗0.01∗0.00∗∗在外工作时间1～5年(N=7)8.00±1.0027.71±6.268.29±2.9344.00±8.836～10年(N=32)8.13±1.2626.16±3.935.97±1.6240.25±4.8811～15年(N=45)7.56±1.1821.91±4.805.62±1.8335.09±5.7216～20年(N=6)7.50±1.7619.33±9.275.17±2.9932.00±13.30F1.497.494.137.96p0.220.00∗∗0.01∗∗0.00∗∗当前收入0～3000元(N=7)8.00±1.7318.86±6.915.57±1.9032.43±9.883000～6000元(N=72)7.67±1.1723.60±5.315.57±1.7836.83±6.476000元以上(N=11)8.45±1.2927.45±3.338.45±2.0744.36±4.74F2.055.7912.058.39p0.130.00∗∗0.00∗∗0.00∗∗
我设计本课的根据是现代教学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学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强调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重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多种策略解决问题，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病虫害是影响花卉观赏性及生长情况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的花卉，病虫害的具体类型存在差异，因此应做好防控工作，采用综合措施提升对花卉的管理水平。花卉病虫害防治应以预防为主，通过加强花卉的田间管理，控制农药的使用，有效避免农药残留。花卉病虫害防治方法具体包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及药物防治等。
从表4中可以看出：年龄的回归系数值为-2.136，P值为0.025，小于0.05，表明年龄会对社会支持总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即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越大社会支持水平越低。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值为3.519，P值为0.000，小于0.01，表明文化程度会对社会支持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程度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在外工作时间的回归系数值为-2.903，P值为0.000，小于0.01，意味着在外工作时间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即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社会支持水平越低。民族成份的回归系数值为1.438，P值为0.035，小于0.05，意味着民族成份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当前收入情况的回归系数值为2.935，P值为0.017，小于0.05，意味着当前收入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当前收入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Beta值为标准化系数，根据Beta值的绝对值可以看出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社会支持总分的影响程度，比较得出：0.449>0.3>0.185>0.182>0.16,即从影响程度而言，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当前收入情况>年龄>民族成份。总结而言：文化程度，民族成份和当前收入水平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年龄和在外工作时间会对总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自变量文化程度、在外工作时间、当前收入情况和年龄对社会支持总分影响程度最大。
在外工作时间 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工作时间的长短对于客观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在外工作时间的长短对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表现为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社会支持得分越低。具体分析可见：在外工作时间长短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有显著性影响(F=4.13，P=0.01)，具体对比差异，1～5年组的组别平均值得分8.29显著大于6～10年组平均值5.97、11～15年组平均值5.62和16～20年组平均值5.17。在外工作时间长短对于总分有显著性影响(F=7.96，P=0.00)，具体对比差异，有着较为明显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44.00>40.25>35.09>32.00，即1～5年组>6～10年组>11～15年组>16～20年组。
当前收入情况 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当前收入情况对于客观支持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不同的收入情况对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表现为社会支持的得分可能随当前收入的提高而上升。具体分析可见：当前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主观支持有显著性影响(F=5.79，P=0.00)，具体对比差异，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27.45>23.60>18.86，即6 000元以上组>3 000～6 000元组>0～3 000元组。当前不同收入水平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有显著性影响(F=12.05，P=0.00)，具体对比差异，6 000元以上组的组别平均值得分8.45明显高于3 000～6 000元组和0～3 000元组的平均值得分5.57。当前不同收入水平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影响(F=8.39，P=0.00)，具体对比差异，有着较为明显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44.36>36.83>32.43，即6 000元以上组>3 000～6 000元组>0～3 000元组。
(二)线性回归结果
性别 不同性别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对于客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表现出一致性，但在主观支持的得分上有显著差异性。男性主观支持得分的均值为24.92，明显高于女性主观支持得分的均值22.10。男、女两组的标准差基本相等(男5.34，女5.43)，说明两组内的样本取值波动基本相同。总结而言：不同性别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对于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不同性别的人员对于主观支持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文化程度 不同文化程度对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比较组别平均值可见，高中以上>中专>初中>小学，由此可推断社会支持的得分可能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提高。具体表现为：文化程度对于客观支持有显著性影响(F=5.35，P=0.00)，小学、初中、中专和高中以上的组别平均值得分为6.88、7.83、8.15和8.50。文化程度对于主观支持有显著性影响(F=8.47，P=0.00)，小学、初中、中专和高中以上组别平均值得分为19.18、23.58、27.08和26.92。文化程度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有显著性影响(F=8.43，P=0.00)，小学、初中、中专和高中以上组别平均值得分为4.41、5.83、6.54和7.75。文化程度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影响(F=13.79，P=0.00)，小学、初中、中专和高中以上的组别平均值得分为30.47、37.25、41.77和43.17。
表3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分类与取值
变量分类与取值因变量总分取值范围(数值型):12～64自变量年龄45～50岁=1、51～55岁=2、56～60岁=3文化程度小学=1、初中=2、中专=3、高中以上=4时间1～5年=1、6～10年=2、11～15年=3、16～20年=4民族汉族=1、蒙古族=2、满族=3、回族=4居住方式独居=1、与父母居住=2、与子女居住=3、三代人共同居住=4收入0～3000元=1、3000～6000元=2、6000元以上=3
表4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支持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B标准误BetatpVIF常数32.7974.792-6.8440.000∗∗-年龄-2.1360.934-0.182-2.2870.025∗1.302文化程度3.5190.560.4496.2870.000∗∗1.051在外工作时间-2.9030.722-0.3-4.0220.000∗∗1.146民族成份1.4380.6720.162.140.035∗1.148当前收入情况2.9351.2060.1852.4340.017∗1.182 因变量:总分∗p<0.05∗∗p<0.01
居住方式 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不同居住方式对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比较组别平均值可见，与父母居住>三代人共同居住>与子女居住>独居，与家人一起居住的社会支持得分明显高于独居。居住情况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影响(F=6.81，P=0.00)，独居、与父母居住、与子女居住和三代人共同居住四组的组别平均值得分为33.93、41.59、36.27和38.50。
四、结 语
民族成份 不同民族成份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对于客观支持不会表现出显著性(P>0.05)，但对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民族成份对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有差异性。具体分析可知：民族成份对于主观支持有显著性影响(F=7.21，P=0.00)，汉族、蒙古族、满族和回族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分别为20.55、25.72、23.50和26.20。民族成份对于社会支持利用度有显著性影响(F=3.08，P=0.03)，汉族、蒙古族、满族和回族组别平均值分别为5.18、6.50、5.33和6.20。民族成份对于社会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影响(F=7.95，P=0.00)，汉族、蒙古族、满族和回族组别平均值分别为33.21、40.20、36.83和40.20。总结可知：不同民族成份的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对于客观支持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民族成份对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共3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组别平均值对比显示，蒙古族和回族的社会支持得分高于汉族和满族。
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后收入有所增加，普遍超过内蒙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但支出也明显增加，特别是人情往来的费用大幅提高，但综合计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后，68.89%的人员从事同质性工作，普遍拥有住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很高。总体来讲，一代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后，大部分在家乡处于中等水平，生活困难和生活富裕的人数较少。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活动中招投标工作，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建筑法》、《招投标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整顿市场秩序，不断规范招投标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该领域的腐败现象，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仍有一些地区在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中存在违规操作，给工程质量及安全埋下隐患，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招投标管理办法，尽可能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
目前，回流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支持网和家庭成员，社区、村委会等组织起补充作用，主要体现为经济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和政策引导。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支持网络发生断裂，对返乡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只能选择自己解决困难，很少求助亲友，对组织活动参与度较低。在调查访谈中还发现回流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务工时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可见，他们的生活还存在许多困难，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持续深入的关注。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upport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A Case Study of Kezuohouqi of Inner Mongolia
GONG Hao1, WANG Xiaoyu2
(1.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lia 010000)
KeyWords： migrant work; return of population; social support
Abstract：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a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social support after returning home. Researchers chose Kezuohouqi of Inner Mongolia as the investigation point, and 1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90 of which were val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st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is 51, and the lowest score is 20, with an average score of 37.41 ± 7.08.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support, it is found that educational level, ethnic composition and current income level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scores, while ages and working hours outsid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scores. Amo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degree of culture, working hours outside, current income and ag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social support.
[作者简介]
宫 灏，硕士，研究方向：人口学。
王晓宇，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631.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506(2019)02-0114-07
标签：社会支持论文; 总分论文; 务工人员论文; 在外论文; 文化程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