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塘亲自给劳动模范戴大红花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国各地掀起“大跃进”运动高潮。天津也和全国一样，投入“大跃进”运动的建设热潮中。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出现许多严重问题。这年秋冬之间，党中央逐步发现“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始领导全党着手纠正当时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父亲对此是积极清醒的。12月25日，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父亲在市二届三次党代会上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的问题和缺点。他认为从下半年以来，有些条条块块结合得不够好，有些可缓办的也急办起来，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紧张局面。许多工作齐头并进，任务要求过多过急，出现了一些浮夸、不踏实、强迫命令、对群众生活不够关心等现象。他强调指出：跃进要建立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要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的思想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1959年1月18日，他在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失调现象；对生产与生活统一安排不够，劳逸结合得不好；城市人口增加很多很快；农民留用副食品增加，（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更没定量制度，浪费不少；市场上蔬菜、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出现一些问题。他号召全体党员及负责干部，要带头主动降低生活水平，做好商品长时间供应紧张的准备。1959年5月，父亲签发了《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做好夏季防灾备荒工作的指示》。这是天津市委颁发的第一份有关度荒的文件，在当时是比较及时的。父亲当时已经预感到“大跃进”运动会对全市经济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
1959年8月，由于庐山会议后展开的“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使天津经济发展进一步比例失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致使物资紧缺，市场供应紧张，全市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加上当年天津及河北等地多发自然灾害，致使全市经济陷入困难境地，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天津粮食供应的形势开始紧张，粮食库存不断下降，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不得不降低。7月12日，市委、市人委发出《关于节约粮食准备度荒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各系统建立生活办公室或设置专业干部主抓群众生活。为推动落实，市委专门派出检查小组，对全市各区县抓紧群众生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8月27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父亲作了《立即开展以保粮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部署了以粮食为中心，压缩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加强粮食生产，大力精简机构，开展全民性的节约活动等工作。9月14日，市委常委会讨论了中央关于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和降低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决定从9月20日开始，展开“清查人口、核实工种、压缩定量、堵塞漏洞”的工作；自10月份起，各类人员的粮食定量一律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新标准。自9月底核减粮食定量后，城乡人民体质下降，浮肿病等营养性疾病大量发生。10月19日，市委召开区、局负责干部会议，父亲作了冬季工作安排的报告，提出“大抓思想、大抓生活、促进生产”的工作方针，要求对城乡广大群众加强形势教育，强调要稳定情绪，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11月，市委召开各级干部2060人参加的“吃饭大会”，集中研究在降低粮食定量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吃饭问题，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用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时间去切实抓群众生活，同时抓紧对各种疾病（主要是浮肿病）的防治。在那段艰难日子里，父亲在安排度荒工作时，明确提出了“生活第一”的方针。他深知群众都把希望放在党的身上，要求各级党委最重要的责任是领导人民渡过灾荒，保证不饿死人，不出现流离失所、到处逃荒的景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听取区、县委书记汇报度荒工作的会议上说：一定要妥善组织和安置灾民抗灾，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粮食供应最紧张的那段时间，父亲要求粮食部门天天报告粮食库存的数字。他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将天津市的粮食供应情况向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办公室报告，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天津市区所需的粮食由中央直接调拨）。为了落实国务院给天津市调拨粮食的指令，父亲多次派市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外出催调粮食，远的到四川，近的去山东、安徽等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要求各区委、县委定期汇报浮肿及其他营养性疾病的统计数字，遇有不正常情况，还需随时报告。他还请卫生局长组织医学专家进行研究，提出在当时财力物力条件下保障人民健康的可行性意见，由市委政策研究室加工起草出《人民生活手册》，经市委、市政府审定后发给全市人民。他推广建立营养病房的经验，把较重的浮肿病人组织起来，集中食宿和治疗。为抓好浮肿等疾病的预防工作，12月10日，市委召开各部委、各区委负责干部会议，要求搞好劳逸结合，工人缩短劳动工时，干部减少工作时间，对一部分体弱多病者实行半休或全休；采取多种渠道，保证市民蔬菜供应；认真解决病人、老人、小孩、产妇和社员的穿衣取暖问题等。由于这些措施，全市浮肿病蔓延的情况逐步得到控制。
城市增长模型城市扩张模拟与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可建设用地和高安全格局分别代表了城市发展和生态发展的趋势，其叠合部分代表了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需求，在此基础上，叠加主观发展意愿的镇区边界和最适宜城市发展的相对应弹性系数面积，得出城市开发边界[5]。5.3.2 一级生态红线的确定
1958年9月以后，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周边有14个县划归天津市。由于持续的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进入1960年，这些地区又出现严重灾情，造成粮食大量减产，许多灾区农民挨饿。父亲忧心如焚，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灾区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同年3月，他亲自带领市委调查组深入吴桥县等重灾区了解灾情。他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带队下乡调查，事先不打招呼，也没有县、社领导陪同，直接进村入户访问，看到了农村受灾的真实情况，调查了“瞎指挥”“浮夸风”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然后立刻召集县委书记会议，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及时解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他动员广大干部走上第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商量、同劳动，努力搞好生产，争取农业增收。11月9日，市委召开县、区委第一书记会议，部署安排好冬季人民生活的工作。他在报告中要求农村干部要上“生活第一线”，向群众讲清形势，搞好“瓜（瓜类和薯类）、菜（家菜和野菜）、代（代食品）”，粗粮细做，劳逸结合。1961年春季，父亲带着工作人员再次下乡去灾荒最严重的南部8个县，包括静海、黄骅、沧县、交河、吴桥、献县、河间、任丘，逐一考察灾情。他说灾荒之年春天青黄不接，去年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还不熟，最容易出问题，必须到现场检查一遍。父亲在每个县都详细询问粮食储备、人均吃粮水平、抗灾措施、防治疾病办法以及越冬小麦和春播作物生长情况，并与县里的同志具体研究抗灾具体措施。他认为只吃瓜、菜、代不能保证人民身体健康，他要求各县千方百计保证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以上的粮食（谷物），重灾县也要保证吃到四两以上。本县粮食不足的，可以向兄弟县暂借，仍不行的由市里向省里请求支援。在天津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几次给天津紧急调拨粮食，河北省多次调拨食用油等物资，四川，山东，安徽等省份认真落实给天津的调粮指标，对天津渡过严重的困难时期给予有力帮助，这永远为天津的历史和人民所铭记。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父亲在河北省三级干部会天津组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教训，系统地批判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他说，动辄“全民办”“大办”的作法，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脱离实际的追求高指标，层层压任务，以及不顾条件地盲目搞“大办”，是脱离群众的，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只喜欢下边报喜不喜欢报忧，这就使干部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困难，不敢说心里话。父亲在讲话中诚恳地指出，对于天津这样一个城市究竟应该如何具体处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具体安排全市生产建设发展规划，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并代表市委表示对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承担领导责任。同时强调，一定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经济调整方针，实事求是地确定天津经济发展速度和主要计划指标。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他及时向全市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并组织各级干部进行学习讨论，广泛征求对市委工作的意见。按照中央的指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主持起草了《天津市四年（1958-1961）工作总结（草稿）》，提交市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后又经市委常委会议和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并发给17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对天津过去四年的工作，基本上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该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更着重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得到了广大干部的赞同。
1959年1月，万晓塘（右一）在春节前到第二工人疗养院慰问休养员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天津市委迅速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1月20日，市委书记处会议提出要按照八字方针的要求，对全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等方面问题，重新进行安排。1月26日，市委召开工业生产会议，强调全市工业工作要认真贯彻八字方针，父亲特别强调贯彻八字方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压缩一下基建，调整一下劳动力，增添些配套设备，而是要从更大处更全面的考虑，比如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积累的关系问题等等。此后市委多次就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问题，召开全市工作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并按照八字方针的要求，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以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为了进一步认清天津经济调整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天津市委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精神，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父亲多次强调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市委主要领导和有关县区委、有关部委分别研究确定了调查研究题目，明确调研任务，组织工作组，深入工厂、企业、农村，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天津市委领导及各级干部进一步从“大跃进”运动以来单纯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热情中冷静下来，对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4．语料库设计须遵循开放性原则。敦煌文献多模态语料库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资源平台，它可以与其他系统、软件关联和配合，并可由其他软件对其进行修改、升级、组装［6］4-5。因此应采用国际统一的编码体系和通用置标语言。
从1961年至1963年，父亲和天津市委其他领导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对全市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主要从八个方面开展了工作。一是调整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全市把200多家国营工厂重新退回到集体所有制，把2万多原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从国营或合作企业重新退回到个体经济；市区建立的人民公社全部解散，在“大跃进”中组成大经济组织的公社企业，退回到手工业合作组织。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压缩基本建设。压缩炼钢、炼焦、机械制造等行业以及部分原材料严重不足、产品没有销路的企业，使重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1.9%下降到36.3%。全市停建、缓建了一批基建项目。三是农村普遍实行“分配大包干”，兑现了经济利益，调动了集体和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四是恢复与外地的经济协作，扩大物资的市场调剂。组织访问团分赴东北、西北、华北，加强地区间的协作和城乡交流。恢复了国家统配以外的三类物资交流会，全市商业部门努力争取计划外货源，特别是加强了日用消费品的采购，到1962年年底，城市居民购买商品中自由选购部分由28.3%上升到34%。五是提高产品质量，增产节约。组织重点企业到上海、北京等地学习，并在全市企业中先后开展“反浪费、查质量、赶先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小组竞赛”等活动，发动群众参加经济调整。六是重视发挥科技力量的作用。全市组织教授、专家、工程师1000多人，对天津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农业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等问题展开论证，许多行业、企业认真研究解决在使用科技人员方面存在的问题，改善了他们的工作条件，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七是精简职工，动员部分城镇居民还乡。1961年至1962年，天津共精简职工29万人，占原有职工的五分之一，减少城镇人口40万人，占市区常住居民人口的七分之一。八是纠正“大跃进”中许多管理制度有破无立的偏差。全市上下结合，迅速恢复和健全各类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企业，恢复或建立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工程师室，健全了技术责任制度，还组织各企业普遍加强了会计制度。通过这些调整，把“大跃进”中被破坏的经济比例关系恢复到初步平衡，为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转机。
在这次抗洪斗争中，由于分洪、泄洪，河北省有18个县受淹，为确保天津市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0月7日，市委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全市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供应灾区恢复农副业生产急需的产品，继续安置好来津的分洪区和灾区的农民，开展灾区防疫治病工作。父亲率领天津市慰问团先后到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地区的一些重灾社队进行慰问。
8月2日至10日，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等地区连降暴雨，一般在800毫米左右，有的地区达1000毫米以上。一旬间降水量总计达500多亿立方，其中120亿立方的洪水沿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向海河狂泄，天津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场抗洪斗争中，父亲始终没有离开防汛抗洪工作的领导岗位，在一个多月抗洪斗争的紧张日子里，他在解放北路的市抗洪指挥部里昼夜辛劳，对全市防汛抗洪工作进行细致的安排和周密的部署，并多次前往抗洪一线研究排洪措施和处理险情。在两次最大洪峰到达天津时，经父亲提议，市委先后两次发出《告全市党员书》，号召共产党员发挥带头作用，保卫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先后有近百万人参加抗洪斗争，其中有50万人开赴抗洪前线，守卫着长达300公里的堤防。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日夜奋战，洪水被战胜了。父亲却因操劳过度而吐血病倒了。
1959年1月，万晓塘（右一）在春节前到第二工人疗养院慰问休养员
由于炉内烟气旋转方向为顺时针，调整后，火焰中心位置稍向上移动并偏向于水平烟道A侧，炉膛上部受热面A侧屏底温度将高于B侧，一定程度上扭转分隔屏及后屏两侧吸热量偏差。继续提高火焰中心高度，易造成炉膛上部受热面超温，不利于汽温偏差的减小。见表2。
1963年，正当全市国民经济出现明显好转时，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临津门。父亲与市委、市人委领导同志一起，全力以赴组织全市人民进行抗洪斗争。
1963年5月和9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市委连续召开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四清”工作。1964年8月，根据党中央要求，市委许多领导干部陆续到工厂、农村蹲点搞“四清”。当时，父亲参加第一批下厂蹲点，去的单位是天津市针织厂。这一时期，根据省委指示，市委由胡昭衡、张淮三、路达等13人组成市委代理常委会，一直工作到1965年6月。
1965年5月，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天津工业“三五”计划设想。初步确定在“三五”期间，要在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拖拉机、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精密机床、化工机械等方面有突破发展，以带动全市工业水平的提高。当时，父亲一再强调，编制“三五”计划和长远规划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定要吸取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按照“充分利用，改造提高，合理发展”的方针，力求把天津市的工业发展方向搞明确。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正确方针，经过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天津市经济建设逐步恢复，到1965年，全市经济又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3.1 病源 12月到次年1月是病菌传播高峰期，冬季果园菌源积累越冬后散出大量分生孢子，为病害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1960年起，父亲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二、三、四届主席职务。在他主持市政协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团结和发挥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有识之士的智慧和力量，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努力。他认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提意见，作批评”的六字方针，注意虚心听取政协委员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市政协的作用，协助市委、市人委动员全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任务。他组织政协委员多次列席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天津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报告。父亲坚持有计划地安排各种报告会、讨论会和座谈会，帮助政协委员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政协还成立了工商界马列主义业余学校和社会主义业余学校（今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前身），通过学习培训的方式提高民主人士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质。在学习中推广“神仙会”的方法，即在学习中采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法进行学习，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父亲经常参加政协领导成员学习组的工作，以身作则帮助政协副主席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促进思想进步，树立为人民服务观念，增强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信心和力量。父亲还为市政协创造各种条件，多次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参观视察和调查研究，帮助委员开阔视野，了解实情，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多次提出对市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要认真负责对待，要件件抓好承办和落实，提供给党政各部门参考，以充分发挥议案的作用。父亲认真落实周恩来同志1959年提出加强政协文史工作的要求，在1960年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决定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并配备了专职人员，并于1962年成立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到“文革”前夕，我市共征集文史资料达1046篇，共计1100万字，多为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提供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为宝贵，起到了“存史、资政、教育、团结”的作用。不少与父亲在市政协共事过的民主人士，回忆起当年亲身经历的桩桩往事，都称赞他是政协工作的开拓者和政协委员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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