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一直是人类社会未解决的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从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再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贫困问题始终是被关注和考察的重要对象也是亟待解决的人类生活基本问题。遵循时间线索，将贫困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五部分，通过比较分析贫困思想的变化，力求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帮助。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社会主义
工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呈指数型增长，并且发展速度也未曾放缓。但同时要看到的是，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还是新兴的发达国家韩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国家，如俄罗斯、巴西等，贫穷一直是未得到解决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脱贫行动正逐年推进，到如今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几千年来人类遭受的贫困也将随之被消灭。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问题也是一个始终被关注考察的重要社会问题。社会主义贫困思想的历史变迁，有助于人们应对不同问题所导致的不同贫困现象，也能一定程度上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的相关理论
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已经有有识之士提出了关于贫困的论述，如黑格尔提出的“贫民”或“贱民”理论，并提出了3种相辅相成的解决方案；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也在18世纪提出了对于工人应当避免其贫困，但不应让其拥有储蓄物；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提出理想中的“太阳城”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层出不穷。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的举措，或闭口不谈，或寥寥几笔，理论上消灭的贫困，但没有给出现实的路径。而维护资本主义的哲学家则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如黑格尔为解决贫困问题提出了富人或私人团体救助、海外殖民和同业公会等三条道路[1]28。但反动哲学显然会犯一种“包庇”的错误，即对于贫困问题的产生原因没有做出正确的解释，反而用其他观点掩盖贫困产生的事实，虽然可能提出一些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举措，但是在问题的根源上就产生了错误，所以这些实践也注定徒劳无功。基于当时人民对于贫困问题的成因尚不明朗的社会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既有贫困观进行政治性的重构，即从资产阶级的贫困观点发展到无产阶级贫困观。
与资产阶级虚假的观点和实践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并对私有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2]42。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言明是社会制度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2]305。关于贫困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制度导致的现象。而这种贫困，也不单单指狭义的物资匮乏，而是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并存由社会地位导致的“彻底的贫困”。这种“彻底的贫困”主要成因则是由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所决定的。马克思将这种“彻底的贫困”总结为“一切贫困”[3]169。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贫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比较下的贫困，是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贫困，也是历史的、具体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解决的也不仅是“为工人阶级带来更多权益” “使工人阶级实现温饱”等“施舍”，因为资本家为了得到“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2]369。
同样坐落在旧学院附近的，还有麦克·尤恩礼堂（McEwan Hall）。 俯瞰整座礼堂，造型就像大写的字母“D”。礼堂建于1894年，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是庆祝维多利亚时期农业丰收的象征建筑。
简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的相关理论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关于贫困的论述也主要围绕着工人和资本家剥削展开。关于解决贫困的办法则需要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进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二、列宁关于贫困的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扶贫工作也保持着高度重视，并充分认识到贫困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的基础性问题。在理论上，党的领导集体不再将贫困割裂地看成某地区或国家的贫困，而是将贫困的考察目光放置到全世界，从而将中国扶贫事业看作消除贫困的重要部分。在实践上，1990年后，中国的扶贫工作逐渐下沉、日益精准。1994年制定并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提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9 年通过对既有扶贫工作的考察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三步走战略采取了更加积极举措， 20世纪末基本实现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目标，且由于举措得当，贫困人口的返贫趋势也得到了遏制。
首先要确定的是，列宁的贫困观点与马恩总体是一致的。列宁深刻地指出了，人民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存在复杂联系的，同时，列宁也指出了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是导致工人贫困的原因[4]89。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仿佛变得 “柔和”了一些。所以当时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主要依据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实现温饱。这固然与资产阶级收买部分无产阶级的阴谋有关，但归根到底这些修正主义者所忽略的(或者是刻意忽略的)正是贫困问题的根源——当时的贫困并不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的贫困，而是剥削和强取豪夺导致的不平等的贫困，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困。列宁则在与伯恩施坦的论战中再次深入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5]369。
列宁的贫困理论也注入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新观点主要由于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首先，针对当时工人阶级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批判。这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分化革命力量的手段。列宁则提出不能因为少数工人获得的利益较多就以偏概全，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消除贫困从而放弃共产主义[6]11-12。其次，由于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也产生了一定差距，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则敏锐的指出对无产阶级贫困的研究，不能基于某些发达国家，而是要聚焦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这样才能认清因剥削而产生的贫困的本质。
做好孕妇的孕期保健工作,以预防避免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发生。在产程过程中正确处理,防止延长,避免过度的疲劳。产后2小时内需要留产房严密监护,督促产妇及时排空膀胱,预防宫缩导至产后出血。产妇出院后也应继续观察子宫的复旧情况,及恶露情况,因部分患者产后出血会推迟1~2周后发生,应注意观察,发现问题及时就医,避免出现严重的后果。
三、苏联对待贫困问题的实践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此贫困的根本矛盾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解决贫困也转化成为一个实践问题，而苏联首先将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早在1921年7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高加索的当前任务》中论述道：“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7]72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在发展初期，苏联已经有意识地将发展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是努力追求富裕，尽力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在消除剥削的同时，苏联也在努力避免平均主义的陷阱。斯大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消极的平均主义[8]335。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制定了多项发展方案，也开展了，如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消减贫困。
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可以看到，中国的扶贫事业一直在推进，解决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带来的新挑战，但贯穿始终的是党的领导。无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最重要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落后的农业国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就是说当时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农村，全国约有4 900万灾民需要救济[10]24。所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同，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主要聚焦于“三农”。消除贫困在这一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农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这种贫困现象的主要成因是土地被侵占的历史遗留问题及战争遗留问题，经过3年的土地改革和稳定回复，这一问题的明显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显著，1952年与1949年相比，各地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1]55但到此为止所做的工作也只能说是为中国的返贫扶贫事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还远远谈不上消除贫困。而毛泽东的返贫思想和实践的初步探索，可从其提出的“巩固工农联盟” “共同富裕”开始[12]196，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扶贫工作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领导等思想要求，并提倡在返贫工作中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未对资本主义持对抗态度，而是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带动生产力发展，为反贫困做出贡献。
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和实践
从1989年6月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第一次发布了关于苏联生活水准的数字来看，1988年苏联有14.5%的人口处于生活贫困线以下，而仅78卢布的月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苏联的贫困人口比例应远过这个数字。通货膨胀增速超过部分居民(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增速，带来了大量的失业现象。而明显的贫富差距也彻底宣告了苏联反贫困实践的失败，但无疑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消除贫困的实践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9]。
水利水电工程是由国家投资兴建，中央和地方合资、地方投资、其他投资在防洪、灌溉、排水、供水、水电回收（包括设施及附属工程）各类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质量就是指那些按照国家政策、法律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的文件与合同等等实施的，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安全性的科学的经济的审美特征。在施工期间对各个工程环节的管理就是施工质量管理，它可分为准备、施工、竣工验收等几个阶段。
（1）基础管理薄弱，主要表现为业务报表不准确，数据收集不准确不完整，不能及时上报；标准化作业没有全覆盖，现场管理松散，员工随意性大，产品质量把关不严格等等。
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资本主义也从自由发展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因此，列宁关于贫困的理论相对于马恩的理论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稳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党中央注意到了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于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新理念，切实关注人民最关心、最相关的实际问题。
但由于摆脱贫困的愿望过于迫切，1946年后又陷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的泥潭，苏联的发展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而另一个问题即苏联的生产逐渐失衡，工业发展迅速付出的代价是农业发展缓慢、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甚至有所倒退。而后虽然有赫鲁晓夫改革，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改革过于急躁且目标不明确，不能较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最后宣告失败。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今，距离“全面小康”首次被提及已经过去了7年，距离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这一概念则已经过去了40年，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的历史定位之下，解决贫困问题可以说是最紧迫的事情。
列宁的贫困理论主要还是针对阶级进行论述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宁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投身于革命的，因此，其理论在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同时，也针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更将目光放开，使对无产阶级贫困的关注从一小部分转移到囊括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从而将人民对物质生活的狭隘关注转移到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上，也就是进一步将问题的矛盾和根源析出。从而为之后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致使人类真正有了消灭贫困的机会打下伏笔。
对孩子而言，这样的标准似乎就更高了。但是专家提示，孩子的专注力不是天生的，需要家长耐心地培养。“专心”，不仅是孩子固定坐在位置上而已，而是应该眼到、手到、心到，在专注的过程中认真地观察、积极地思考。
如果说毛泽东解决了农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那么在建国近30年后，中国返贫工作的主要问题则转变成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78 年中国农村约有 1/3 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这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大事。” [13]20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发展情况，提出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也是中国消除贫困能走的唯一道路。邓小平认为，消除贫困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也是为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14]135由于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和活力并非计划经济可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确立了可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判断，从而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相辅相成的家庭承包经营等农村发展政策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全面消除贫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的部分地区还存在发展滞后等现象。基于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4]373至此社会主义正式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了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扶贫脱贫思想，也在实践层面中做出了很多顶层设计。
首先，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核心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央关心和支持地方的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同时强调要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的领导作用[15]19-22。而党政领导也要充分意识到自身责任，在遵循中央制定的大方针下充分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对于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也提出了最细致和最高的要求，即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扶贫工作者对脱贫对象的情况做细致了解，从而采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扶贫办法进行帮扶，精准识别才能精准施策。针对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通过生产就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异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16]720。扶贫不是单方面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精准注资，并凝聚各方可以凝聚的力量。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投入扶贫的资金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使扶贫项目顺利落地是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贫开放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要加大扶贫资金整合力度”，从而使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凝聚各方力量则是指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扶贫助贫工作。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定点扶贫等，同时，设立每年10月17日为“扶贫日”，在精神文明层面倡导扶贫。
为了能够提高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广工作，必须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绿色农业机械设备的创新发展，从而保证改变传统机械设备的生产效率不高的问题。例如，在进行除草机械设备的推广上，长期的使用农药进行除草，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使得土地资源出现严重的药物残留。而加强对除草机械设备的创新研究，不仅能够降低工人的劳动量，还能够提高除草的效率，最主要的还是环保。因此，在进行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广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机械设备环保方面的宣传，通过将机械设备与传统的农艺进行结合，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真正的使我国农业发展得到有效的提升，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次，习近平的扶贫思想认为，发挥扶贫工作者力量的同时，也要充分调动和发挥脱贫对象的主体力量，做到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培养“弱鸟先飞”的意识。将扶贫不单单看作是摆脱物资匮乏带来的饥寒困扰，而且要注重精神方面意识脱贫，这无疑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
最后，习近平的脱贫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体思想中的一部分，必然具有全球视野。习近平认为，一些国家消除贫困而另一批国家贫穷落后的发展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合理的，只有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大势所趋的理想道路。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这种观点则与列宁的观点相似并且更加全面。
总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系列闪烁着发展的光芒，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体系，其中，有结合时代做出的抉择，也镌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贫困理论和扶贫智慧。而扶贫工作也不会结束在不远的2020年，因为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和世界减贫事业的推进，还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更完备的制度政策的实施。消除贫困事业任重而道远，但通过一代代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奋斗，相信人类最终一定能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潘斌.从 “贱民” 到 “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问题的政治性重构[J].哲学研究,2018(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斯大林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8]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法]R·阿尔贝格.苏联的贫困[J].肯虹,译.东欧,1990(12).
[10]赵鹏飞.新中国的历程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1]吴玉才.1949—1956年间的中国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13]阿班·毛力提汗.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与实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6]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2015年10月16日)[M]//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An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Changes of Socialist Poverty Thoughts
Li Yira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unsolved problem for human socie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cern for Marxists whether in a feudal society or a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 era of Marx and Lenin, to the socialist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now 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ssue of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object of concern and investigation, and it is also a underlying issue in human lif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thoughts into f i ve parts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poverty thoughts,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help for solving poverty problems.
Key words: poverty; anti-poverty; socialism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9)09-0006-03
doi：10.3969/j.issn.1674-9499.2019.09.003
收稿日期：2019-07-04
作者简介：李一冉(1994—)，男，黑龙江黑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师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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