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伯父林维先和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伯父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开会时，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介绍高司令和伯父时说：“这两位就是大别山苏区赫赫有名的游击专家！”
195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主席到浙江省视察，伯父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他汇报完民兵工作后，毛主席高度称赞伯父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
从乡村发展阶段来看,乡村性高值区植物群落评分普遍高于乡村性低值区(图5)。可见该地区乡村城市化对植物群落的破坏明显。
其实，伯父林维先的战斗经历在这之前早就为全党、全军所熟知，不过，经两位伟人一夸赞，伯父更具有了传奇色彩。伯父虽然在世只有73年（1912～1985年），但经历非凡，限于时间，我只回忆一些重要的往事，奉献给大家。
逼上梁山闹革命
俺家祖辈住在商城县南溪镇丁家埠村(现属安徽金寨县），家境贫苦。伯父弟兄两个，他是老大，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俺爷爷林昌升和一群活不下去了的“泥腿子”参加了共产党人周维炯等领导的“商城起义”，后来，国民党军队反攻倒算，爷爷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逮捕，折磨而死。临终前，爷爷嘱咐伯父：“去参加红军，为俺和俺们穷人报仇！”想起俺家受欺压的苦难往事，更刺激了伯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两眼喷火，斩钉截铁地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安葬完爷爷后，伯父于当年12月便上山寻找被迫战略转移的红军队伍去了。
伯父一根扁担克敌制胜，“空手套白狼”的传奇故事在敌我军中、在老百姓中迅速传开来，伯父成了闻名遐迩的传奇人物。高敬亭闻讯，大喜过望，为他平反昭雪，并任命伯父为红二十八军参谋长。
没有办法，爷爷带着伯父和俺大在寒冬腊月到河湾里淘铁沙，挑到几十里外的铁铺去卖。铁铺老板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大秤称进，欺负爷爷认不得秤，两斤才算一斤。爷爷他们的肩膀头压肿了，也换不了几文钱，买不了几升米。伯父只好去和本家南溪有钱人借钱，才赎回了大黄犍。毛主席说得好：“牛，是农民的命根子。”离了大黄牛，俺们的田无法种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历经千辛万苦，伯父终于在大山里找到了红军，所以说，伯父参加红军和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从此，伯父开始了他人生最传奇、最辉煌的岁月。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国民党就调集大军进攻苏区，疯狂捕杀起义的军民，如前面所讲，还乡团逮捕了俺爷爷，把他折磨至死。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为了报仇，小小年纪的伯父林维先就离家去寻找红军。
林白轩常念叨：“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外面的世界云垂海立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落星湖恐怕也会有煮沸的一天。唉，先不管这些十年之后的烦心事，应付眼下的急所吧，明天的司徒一一，明天的那个刑天，眼下的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奇迹般穿过万花因，来到谷里学艺的少年。
所以，当周维炯等共产党人带领活不下去的穷人发动“商城起义”时，俺大也参加了！起义成功后，还成立了俺们穷人自己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师。俺的两个姑姑都当了苏维埃主席，伯父林维先也成了少先队员，由于机灵勇敢，还担任了少先队队长，经常配合赤卫队守口子，打反动民团。
和中央苏区一样，鄂豫皖苏区也由于错误地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后，由于寡不敌众，被迫走上漫漫长征路，留下部分队伍，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在后面牵制住敌人。
在为恢复和保卫苏区进行的无数次战斗中，伯父屡建奇功，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作为师长，他总是身先士卒，他曾八次负伤，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1934年冬，鄂豫皖省委领导人执行王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将红军一批指挥员错误杀害，伯父虽逃过一死，却被撤销了师长职务，降为士兵，并送去了劳改队，但伯父并未因此气馁，更没有丧失革命理想和信念，而是忍辱负重，拼命劳动。
金刚台上打游击
伯父参加红军后，土地革命时期转战于鄂豫皖苏区。想到爷爷的惨死，苦大仇深的伯父化悲愤为力量，作战十分勇敢。战斗之余，他开始识字读书，学文化，研究军事著作。因而，很快由士兵成长为红二十五军八十二师师长。在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后，他不耻下问，跟着有文化的警卫员识字，逐步读懂了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不幸的是，红二十五军还是被迫接受上级“左倾”错误领导，致使1.3万多人的部队因战死、冤死或其他非战役性减员，最后仅剩下了3000多人，面对10万多敌人的疯狂“围剿”，为避免更大损失，中央命令大别山第二支英雄部队——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友带领下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央命令留下部分队伍重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面对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一段时间，一度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命令团长罗成云和政委熊大海带战士200多人到霍邱县白塔畈征粮。他把希望全寄托在战士身上，万万没有料到伯父“一根扁担立奇功”，一时传为佳话。
果然，骄横的敌人一个个斜背着步枪，拖拉着轻机枪，哼着小曲走到了密林旁。伯父瞅准一个时机，大喊一声“冲啊”，第一个跳出密林，他个儿大力猛，反应又快速，一根扁担先把机枪手打晕，另外80个劳改队员也在战斗中快速地飞舞着扁担，左劈右砍，敌人没有防备，马上被砍倒一大片。
显然，我军一个排寡不敌众，武器装备和敌人一个连相差太悬殊，当敌人离他们千米左右时，伯父对排长说：“劳改队有80多人，都是好样的，是红军的骨干，人人机智勇敢，战斗经验丰富，都有一根又长又结实的扁担，我们愿拼死战斗，以死明志，证明我们不是反革命，是被冤枉的！”
2018年8月20日，证监会认定此举为内幕交易，天成控股实控人的弟弟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禁入证券市场10年。
排长吴大友曾是伯父的部下，知道他是蒙冤的好师长，面对强敌，他横下一条心，大胆地把指挥权交给伯父：“林师长，您就指挥我们干吧！”
伯父下了一招险棋，让吴大友带有武器的这个排向前面山林运动，切断敌人退路，让80多个只有一根扁担的劳改队员担任正面狙击。他反复强调：“山高林密，路陡又险，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靠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4]程虹，刘三江，罗连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2）
那天天亮部队才到达目的地，团长和政委让部队大部分士兵分头去找地主、富农征粮，把希望寄托在大部队上。这时，伯父还在劳改队，罗团长下令让一个排看管劳改队，隐蔽在山坡密不透风的大树林里，并向北警戒可能由霍邱、六安来犯之敌。下午两点左右，霍邱敌保安第三团获知白塔畈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后，便派一个连来“清剿”。
与此同时，吴大友乘机带领一个排回来，与伯父的扁担队前后夹击。“放下扁担，拿起武器，劳改队的同志们！”伯父大喊着，80多根扁担立马换成80多杆步枪或冲锋枪，打得敌人一个连尸横遍野。
我们从前期的调研数据中发现，我们县内的农村学校在硬件设施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将培训监管的过程制度化、常态化，全方位督导培训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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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说说俺家苦难的往事。俗话说得好，“天下穷人是一家”。在旧社会，有好多人只认钱，不认人，连自家人甚至亲进门的（方言，指近亲的本家人）也是如此。俺家在“商城起义”以前有五六口人，穷得叮当响，伯父和俺大（方言，父亲）虽然人很聪明，但是家里太穷，上不起学。俺家租种自家人的两块地。爷爷带着伯父和俺大兄弟二人，整天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一年下来，缴了租子，余下的还不够口粮。有一年大旱，庄稼歉收，自家人也就是地主林英富不管长幼尊卑，当着他的本家叔叔、我爷爷的面，把俺家一条大黄犍牵走去抵租子。伯父性子硬，抡起了拳头，但是，被爷爷拦住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伯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在新四军的几个支队中，他和高敬亭所领导的第四支队率先打响新四军对日寇的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伯父的秘书帮他写回忆录，俺婶娘陈岩告诉秘书：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于伯父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残忍地杀害了俺家7个亲人，只有俺大和一个出嫁远方的大姑生活在一块儿，俩人才幸免于难。
毛主席高度称赞红二十八军：“金刚台三年红旗不倒，是当之无愧的英雄部队！”从此，红二十八军在我军战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西施在男性文化中被塑造成美女的形象，而在女诗人笔下，却凸显其帮助越国实现霸业的不朽功绩。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评判，诗人也实现了自身的定位。其72岁高龄所作的《琴楼遗稿序》里，还明确提出了女性生存价值的衡量标准：
南征北战屡建奇功
从此，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林维先、方永乐的指挥下，以商城金刚台为中心，转战于大别山三省十几个县，牵制敌人几十万大军，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创造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移民并村”，保甲制度、堡垒政策等，最后，敌人黔驴技穷，围住红军后，大面积地放火烧山，极其疯狂而残酷地“清剿”山上的红军。但是，红二十八军在伯父和高敬亭司令的正确指挥下，在老百姓的支持下坚持了下来，转战于鄂豫皖边区三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部队越战越勇，越打越多，多次粉碎了敌人十几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军事史上一个又一个战斗奇迹。
以后，他指挥部队先后发起无为、庐江战斗，攻占两县县城，为打开皖中抗战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3月，他升任支队副司令员，在皖中和日寇殊死搏斗，进行无数次大小战斗，进驻了合肥青龙场，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他屡建奇功，1943年，升任为沿江支队长兼政委，并担任中共沿江地委书记。在和日军殊死搏斗的同时，伯父还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创造“以强制弱，歼其一路”的独特战法，胜利地保卫了巢芜中心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的拿手好戏“游击战”在抗战中屡建奇功，再次显示了“游击专家”的威力。
伯父还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创造“以强制弱，歼其一路”的独特战法，胜利地保卫了巢芜中心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期间，伯父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指挥并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等大大小小战役，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伯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从我记事以来，伯父对我们这些后代要求极其严格，从不搞特权。他经常告诫我们：“我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我更是个幸存者，相比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红军战士，相比那些留乡的红军战士，我比他们要幸福得多。所以要记住，你们是农民的后代，一定不能有优越感，不要以为可以从我这里享受任何特权。”我是他的亲侄子，按他的权力，给我找个工作跳出农门并不困难，可是伯父没有给我开过后门。每次回金寨南溪镇老家，他都安慰我说，当个农民和他当司令员一样，没有什么丢人的，都是为人民服务。
俺大是他的亲弟弟，干了一辈子丁家埠村党支部书记，上级多次要提拔俺大到乡里、县里当领导，都被伯父阻止了，所以他的亲弟弟一辈子也没端上“铁饭碗”。但我们无怨无悔，反而感到更光荣，更敬佩伯父。
1985年7月28日，伯父在工作时突发脑溢血，由于出差到深山区，条件差，辗转送到武汉时，由于脑出血太多，没能抢救过来，终年73岁。聂荣臻元帅含悲亲笔题写“游击大师”几个字，后刻在伯父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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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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