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述了中外学者对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的多重阐释，认为其观点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偏颇。主张还原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语境，阐释其三重逻辑，即历史进程是受物质生产方式这一内在机制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性主导因素是人类个体，共产主义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保持对唯物史观的自觉与自信，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主体必须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历史发展规律；人类个体；唯物史观
一、历史“合力论”之多重阐释
恩格斯在晚年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并未单独对历史形成机制作系统阐述，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其文献总结其思想，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即历史“合力论”作为其理论贡献。对于历史“合力论”，大部分学者认为其思想主要来自这一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05
从理论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交锋和批判的斗争史。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面临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提出非难。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提出质疑，认为当社会变动和政治变革发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关注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价值估计不足，“但这最后原因里面包含着和它一起发挥作用的其他种类原因，即第二位第三位……等原因。而这样的原因连续下去，越连续得长，最后原因的决定力，无论质上量上都越受限制，这是显然的。上述决定力的作用是事实，但是事物的最终形态，不是单单依存于它。”[2]13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独断主义。其次，认为恩格斯的两封书信（即恩格斯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和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回信）是对生产关系所起的决定力量进行了限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越来越承认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这符合新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不完善到完善、从而成熟的过程。再次，通过对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社会制度发展会独立为具有自在运动的社会权力，从而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我们不可能精准判断出他们的作用大小，从而认为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解释是“折中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多元因素综合的结果即“历史多元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阐释即历史“合力论”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低于其对一切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原因有三：其一，既然恩格斯认为上层建筑通过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把自己的效能分散成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由这无穷无尽的偶然性所决定，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一规律进行消解，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性质观点是不符的；其二，恩格斯借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来阐述历史“合力论”。这一阐释受到马尔库塞的质疑，他指出历史“合力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为“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正是个人意志的冲突”[3]102，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被马克思所清除；其三，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范围，就是结构、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分门别类的概念的范围。”[3]105但是，当某一学科从另一个学科的范围出发，但这一学科又不能涵盖每一学科知识的范围时，“这一学科就势必陷入认识论的真空之中”[3]105。
还有一些学者对恩格斯提出诘难，认为其过分夸大历史主体的作用，认为社会发展是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从而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其实这一探讨并无意义，因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已阐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2也正如我国学者王南湜先生所认为的用历史“合力论”去论证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唯物史观中物质条件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和既定性，并且认为历史“合力论”在唯物史观的架构中的地位是：“历史‘合力论’对既定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与人的活动的作用如何具体的统一的说明。”[5]他还认为，不应该将历史过程特定发展阶段的类自然性与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性相等同，因为在恩格斯的语境中，自然性是隐喻的概念，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历史“合力论”的本意很重要。胡大平教授认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机制的认识论概括，这是一个具有辩证张力的概括：一方面他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历史进程的内在一般规律。”[6]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今我们要做的是“反思这一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其结论是否依然有效”。[6]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进行阐释，其讨论仍然是在马克思唯物史基本框架进行的，都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不同维度的阐释。这也启示我们只有站在不同的视角不断丰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才能使这一理论充满活力、永葆生机。
二、历史“合力论”之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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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物质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必然性和主体发挥能动性的界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都坚持了这样一个理论前设：这一理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规律，“合力论”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过程的普遍法则。只有坚持这样的前提，这一理论才有其科学价值。
那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是不是突破了他们的基本原则或者说背离了马克思所设立的基本原则呢？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第一层逻辑：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经济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并且经济的前提和条件起决定性作用，即历史进程是受物质生产方式这一内在机制所决定。这与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历史唯心主义否定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认为人的意志和动机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层逻辑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性主导因素是人类个体，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就必须对人类个体进行考察。人类个体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并且人类个体都有一定的预期和目的，同时恩格斯也认为这是社会历史过程和自然历史过程的根本不同之处。社会历史过程貌似和自然历史过程相同，但因为人类个体的存在，使其二者出现异质性。这并不妨碍自然历史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都受“同一规律”的支配，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个体的活动，只能不自主地盲目融合成自然合力，社会历史发展表现为外部客观物质力量为主导因素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状况。而在未来社会，人类个体将意识到自己能动创造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而历史发展规律也就越来越展现出符合人类个体意志的合目的性，从而人类个体将真正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届时人类个体的意志和目的将不再是盲目的、冲动的力量，而是积极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第三层逻辑：共产主义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要摆脱“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而实现。“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这两大发展阶段，展现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非主体状况，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个体将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明确的阐述，历史的发展规律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而后期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合力也是历史发展规律问题。而这是否冲突呢？对此，马克思其实早就对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范围进行了阐述。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管其主观意志、预期目的和愿望如何，在其现实性上，他们只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受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制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叙述的：个人总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马克思眼中，人作为历史主体，其发挥作用的能力和范围是受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制约的。但是仅仅这样解释，仍然是空洞无物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根据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状况详细分析了这一政变过程，就是对主体受到所处的社会关系制约的有力说明。再就是，马克思对主体发挥作用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即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只能提出力所能及的目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3归根结底，人类在所处的社会形态面前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看出，马克思早已对历史主体发挥能动作用的范围做了界定。马克思还指出由主体间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能超越其物质生产的历史阶段，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只能通过个体和群体的努力降低不同历史阶段更替的破坏性，但是不能凭借其主观能动性试图跳过甚至取消这一历史阶段，对于这一点，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是紧前推进融合立法。从以往实践看，单纯靠行政调控、靠个人感情、靠部门协调，军民融合有些任务难以落地落实，特别是越往深处推进，矛盾问题就会越凸显，迫切需要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因此，应加快立法进程，构建军民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组织领导、运行机制、责任义务、配套保障等进行明确规范，切实把军民融合发展的实现方式转到坚实、稳定、可靠的法治化轨道上来。要抓紧规范“民参军”渠道，从法律法规上简化资质审查，除军队特殊明确的要求外，对市场的大门可以更开放一些，用更加精准和适合的标准，规范准入退出、公平竞争、创新激励、金融支持、保密监管等制度机制，推动民用先进技术顺畅转移进入军用领域。
三、历史“合力论”之当代启示
历史“合力论”作为对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其方法论意义是深刻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的那样，唯物史观不是包罗万象的现成的公式，而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历史“合力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恩格斯根据当时理论斗争的需要提出的，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当代中国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马克思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展现出历史发展中人类个体的未来图景，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考量预示未来社会人类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创造性。二者思想并不冲突，反而历史“合力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完善和阐释。
在人群中的感染很普遍,存在于精液中的病毒,不仅使宫颈受到感染,还可通过胎盘感染胚胎或胎儿,导致胎儿死亡和流产的发生。
（一）保持自觉与自信深化和细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首先，自觉是自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面对时代困惑时对唯物史观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创新，才能在审视当下时对这一理论充满自信。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梅林探讨了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拉法格论证了“道德、法律、艺术、宗教起源于经济关系，特别是论证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的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关系”[7]267。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捍卫唯物史观所做的理论贡献，也是对唯物史观理论认识的细化和深化。其次，面对对唯物史观提出的各种诘难，我们必须澄清不能用片面的、割裂历史的观点去对待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在当今时代仍有不可置疑的解释力，只有将唯物史观放入历史发展长河中，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再次，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重新审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是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中提出来的，至今仍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锐利武器。
（二）主体必须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我们既不能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过分夸大主体的能动作用。唯意志论在我国一定时期是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其深刻教训，在理论层面加以引导，在制度层面加以规范。当前我国处于重大转型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注重以人为本，人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因素，只有充分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改善人的生存境况，历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行政权力与经济运行规律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正基于此，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来克服一系列的消极性影响。如果不重视并清除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性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很难实现健康良性发展。
设目标数列（母序列）为X0=｛X0|i=1,2,···,n｝；比较数列（子序列）Xi=｛Xi(k)|k=1,2,···,n｝。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舒贻上,杨凡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8.
[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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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南湜.历史合力论新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6]胡大平.恩格斯“合力论”再探讨[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7]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3-002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现代历史观冲击下唯物史观的自觉与自信研究”（15AKS013）
作者简介：黄立石（1991—），男，汉族，单位为河北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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