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1年夏，罗登贤受党中央派遣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开启了他在东北披荆斩棘的革命生涯。至1932年12月奉调离开东北，一年半时间里先后经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日本全面侵略东北诸多危局，他以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重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战。
[关 键 词]中共满洲省委；抗日；危局；担当
1933年3月31日，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对包括罗登贤在内的4 名共产党人进行审判，法官污蔑罗登贤反动叛国，罗登贤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1]69。罗登贤的回答是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最大讽刺。在国难当头危急时刻，以罗登贤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东北沦陷区勇于担当，挑起民族解放之重任！
学界以往关于罗登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登贤领导工人运动的层面上，而对罗登贤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的成果，如对于罗登贤对东北抗联的成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东北革命的贡献等则较少涉及。本文主要以东北抗战为研究视角，从罗登贤到任之初的重建满洲省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创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受批判后体现出的担当等方面，还原罗登贤对党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
姐姐先把消息截屏下来，再把消息删除，然后把消息截屏发到她的手机上并删除消息，最后再把妈手机上的截屏给删掉，整件事看不出一点破绽。
一、揭露日寇阴谋，重建中共满洲省委
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建立，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领导东北地区工人农民运动。但年幼的满洲省委却深受“立三路线”“左倾”盲动政策的影响，在1928年12月、1930年4月遭到大规模的破坏[2]55，123。为充实自身力量，满洲省委于1930年底致信中央，“特请中央选派有职运经验之同志来奉”[3]125，有着丰富工人运动经验的罗登贤被中央派到东北指导工作，此时恰逢满洲省委受“左”倾路线影响，而日本关东军又对东三省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罗登贤奉命巡视东北初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进行预判，重建满洲省委继续战斗。
（一）揭露“万宝山事件”之阴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并屡次挑起事端。1931年6月，日本制造“中村事件”①；1931年4～7月，日本接连挑起“万宝山事件”②。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南京国民政府却恐惧忍让，“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4]63，64；张学良对此也持消极态度，“尽力驱逐朝鲜人……我方应持冷静态度，在交涉案未解决前，不准为游行示威之运动”[5]134，不敢针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却把矛头对准境内的朝鲜农民。
日本侵略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派出党员军事骨干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及奔赴义勇军从事兵运工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干部基础，“举世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与罗登贤领导创建的反日游击队有直接关联，反日游击队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前身。反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抗战14年的重要发端”[11]，罗登贤对东北抗战、乃至全民族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显示屏主要的工呢过是针对存储的各项信息进行显示，并且提供实时的信息动态，比如车辆的运行状态、车辆遇到的故障类型以及处理状况。显示屏还要针对一些数据开展存储，司机进行车辆的状态了解就是利用显示屏进行的。1型和2型的模拟输入输出机箱又被称为RIOM箱，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内部的板卡配置，同类型的板卡硬件是相同的。
（二）重建中共满洲省委
东田街的饮食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也很丰富。浙东唐诗之路唐文化热正进一步兴起，东田街集众多传统文化精华，这颗古街的传统文化明珠，同样应促使其放射出应有的光芒。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满洲省委继续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政治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思想上也不明确马列主义，党的原则如何在那个地区具体运用……由于这样省委在工作上不仅未有多大开展”[8]38，罗登贤来东北工作面临艰难的挑战。
脑外科的常规护理方法，对体征监测等较为重视，但却未认识到实施人性化护理的重要性。因此，患者并发症等护理风险的发生几率往往较高。于术前探视时沟通，能够形成对患者的鼓励。常规护理方法没有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脑外科患者中，多数患者均不具有手术经验。因此手术之前，患者对治疗的过程产生恐惧不可避免。这一阶段，如护理人员仍对患者不闻不问，仍以冷漠的态度对待患者，很难体现“人性化”的理念。反之，如果护理人员能够仔细观察患者的反应，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朋友、亲人对待。患者才能够更加勇敢、更加积极的对待治疗[2] 。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大部撤往关内。面对东北地区严峻的抗日形势，尚在北满巡视工作的罗登贤，为坚定党内抗战意志，在北满党组织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指出：“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里和人民一起抗争。不驱逐日寇，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9]，与国民党的不抵抗相对应，罗登贤的决心代表着共产党人给东北人民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罗登贤在离开东北前，留下了日后声震“北满”的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辽宁抗日义勇军被击溃后，在义勇军指导工作的李兆麟回沈阳待命，因其组织关系尚在北平，去留成为重要的问题。恰在此时，罗登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李兆麟回忆，“（1932）秋天以后，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同志到奉天特委巡视，指示我们四人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党”[16]302，303，李兆麟因此被留在东北抗日。如前文所述，罗登贤初到东北巡视工作，向中央请示经费、利用社会关系营救杨靖宇、赵尚志出狱；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派周保中赴吉东义勇军指导工作，派赵尚志到北满组织游击队；离开东北前，又不失时机地留下李兆麟。为日后东北抗联“南杨北赵，东周西李”格局的形成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勇挑抗日重担，奠基东北抗联
“九一八”事变后，原奉系东北军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主力部队悉数退入关内，在国民党抛弃东北人民的情况下，以罗登贤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敌，矢志不渝地在东北坚持抗战。
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涉及到销售管理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当时，在1960年前后，作为先进科技代表的美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需求管理计划(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简称“MRP”)。在当时背景下，打破了传统的固有管理模式，大大提升了商业贸易效率。在随后的时间里，计算机理论和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的人为干预的记录、计算逐步被计算机所代替。此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计算机领域太阳、甲骨文和微软等知名公司，都相继推出了功能较为完善的销售管理软件软硬件产品。[1]
一般情况下，农村条件相对较差，人员工资待遇低，大量人才外流，导致农村出现经济管理信息化管理人才缺乏的局面。农村经济管理人才是一种复合型人才，要了解并掌握经济、农业和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在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农业经济进行信息化管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4]。国家要出台政策鼓励信息化管理人才到农村基层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占领，日军对坚持抗战的东北党组织进行高压破坏，原有的城市斗争变得举步维艰。罗登贤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转变了以往东北地区城市斗争为主的飞行集会、罢工游行、工会请愿的策略，指出党在东北抗战，必须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罗登贤先后派出张振国、杨君武、杨靖宇等军事骨干赴南满组建反日游击队，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改任东满特委书记、组建东满反日游击队，刚从苏联回国的周保中赴东满和吉东组建反日武装，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赴北满组建北满反日游击队，力主促成原属中共北平党组织的李兆麟留在东北抗战，罗登贤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内往东北各地派出的党员军事骨干，均成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始人，“罗登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能够结合满洲斗争的特点，创造性地做出省委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决定，并在党的东北建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也由此以党在东北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载入史册”[10]，罗登贤为党在东北抗战、东北抗联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北抗战的环境是极端凶险的，尤其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实力尚待发展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于1927年成立时，全东北党员总数仅170 人；至党的六大召开时，全东北党员总数也不超过230人，包括罗登贤在内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几乎都是临危受命的”[10]，因此，党领导的东北抗战必须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进行。根据周恩来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的任务》中提出的，“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率先在东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9]，在派出党员军事骨干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同时，也随即派出军事和政工人员奔赴抗日义勇军从事兵运工作，例如派出满洲省委书记邹大鹏赴辽宁民众自卫军从事抗日活动，直接派周保中和指示延吉县委派李延禄奔赴李杜、王德林部义勇军从事兵运工作，为东北抗联第四、五军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开创了党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
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寇挑衅的消极忍让，罗登贤到东北巡视工作后，立即指导满洲省委应对万宝山事件，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完全是日帝国主义者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并揭穿“日帝国主义国民党等说是中韩民族间感情发生冲突所致，当然是欺骗群众，来转移群众的反日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军阀的企图”。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蒙、进攻苏联、国民党投降日帝、国民党驱逐革命韩人”的充分认识，罗登贤指示满洲省委采取“扩大群众反帝运动、加紧反对国民党军阀、加紧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驱逐韩国农民”[6]223-236等系列方针政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客观公正地看待东北境内的朝鲜农民。事实恰如罗登贤所料，两个月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
三、逆境顺境看襟度，大事难事看担当
1932年6月，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⑥。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出席会议，实事求是地转达了罗登贤关于东北现阶段形势的分析，遭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斥责，被扣以“北方落后论”的帽子。罗登贤也因此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由李实（魏抱一）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北方会议”的错误决议在满洲省委得到全面贯彻⑦。
罗登贤虽被免除了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但他依然怀着赤诚之心留在东北为党工作，回到沈阳仍以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奉天特支。“北方会议”后，极“左”思潮在东北蔓延，“（满洲省委）接受党北方会议后重新回到中央路线底下”[12]65，使城市工作、农村斗争、反日游击队建设、义勇军工作的开展全面滞后，“北方会议企图将抗日战争同土地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冒险主义决议，貌似革命，而实际自毁长城；貌似坚定，实则表现幼稚”[13]，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罗登贤抵奉指导工作后，并未追究原奉天省委所谓“右倾”的责任，“奉天特委的问题已派光生（即罗登贤）去解决问题，但一再的催他写报告来，至今没有见着只字”[14]56；并对“左倾”进行了进一步的抵制，“奉特虽由德平同志改组和传达北方会议……使人不能满意”[14]373；“德平对于北方会议的任务，没有坚决的执行和领导，仍是犯了过去省委领导机会主义的余毒，所以对于特委总的工作，始终没有大的转变”[15]82，罗登贤忍辱负重，坚持正确原则而被屡次指责。
1932年10月6日，奉天特委因叛徒泄密而遭到破坏，“原因是由于印刷处另外一个韩国同志叛变告密”，而满洲省委却无端指责罗登贤，“光生（即罗登贤）对于这次事变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他主张召集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北方会议的问题。因此不顾环境的一切，决定召集辽西、抚顺、辽阳十余人的会议……以致遭这次的损失”，把叛徒出卖造成的损失归咎于罗登贤，实属无稽之谈，也为罗登贤离开东北埋下了伏笔，“我们现在决定他即刻回沪，对于他许多政治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的严重错误，望中央和他坚决无情的斗争”[14]172，147，148，罗登贤于年底被迫离开东北回到上海。
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态势，罗登贤意识到可利用时局的混乱营救被捕的同志，特此致信中央，“狱中还有二十多人，请互济会立即汇钱来办理此事……直接叫德平（即罗登贤）收”[7]37，杨靖宇、赵尚志等同志被营救出狱③，为日后的东北抗日保留了重要的领导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尤其是对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1931年11月，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张应龙、杨先泽叛变后，供出满洲省委机关秘密，满洲省委再次遭到破坏。由于宣传部长赵毅敏的机智④，罗登贤、何成湘等干部幸免于难。危急时刻，罗登贤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上任伊始，便着手重建满洲省委，新组建的省委委员先后有罗登贤、何成湘、金伯阳、詹大权、聂树先（尚鋮）、毕士第、周保中、杨靖宇、王亚堂、孙广英、赵尚志等11 人，满洲省委的工作很快得以恢复。“自日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后：居民特别是关里人多半迁移或入关了；商店一般是半休业状态；又有关厂的消息；旅馆亦大半歇业；对全国情形知道很少；每日到了五时即不能通行”[7]100。根据斗争形势需要，罗登贤组织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往哈尔滨，这对刚恢复的满洲省委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⑤。
“北方会议”后，身处逆境的罗登贤依然坚持正确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抵制“左”倾错误、保留抗日火种，为东北抗战尽了最大的努力。
波爱修没有怀疑意志自由。由希腊哲学所举扬的理性如果完全沦为神意之下的附庸，这一立场对这位深具古典素养的贵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要是天性中缺乏了意志自由，那也就谈不上什么理性的心灵了。”同时，作为接受了基督宗教的个体，意志若不自由，那将产生严重的道德困境。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按意志的作为来惩恶扬善就变得徒劳了。因为好人和坏人都不是随意而动，而是受特定目的引导下的某种必然性的驱使。那样也就无所谓恶性和德行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万有秩序均源自神佑，所以我们的恶性也顺理成章地要归结于善物的造主。根据前面关于至善的讨论，这是不可能的。
全站仪作为能够自动测量距离、角度，自动进行数据存储及处理的测绘仪器，从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至今，已成为测绘生产单位的最基本仪器，在各种测绘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测绘仪器一样，全站仪作为测量距离、角度及坐标的工具，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检定，以确认全站仪的精度能否达到出厂标准。
四、反帝战士，国之骄傲
1932年底，罗登贤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离开东北，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营救失败，于同年8月英勇就义。亲历罗登贤“受审”现场的宋庆龄先生评价，“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1]69。1934年3月，为纪念牺牲的罗登贤同志，“苏区将信康县机关驻于都畲岭改名为登贤县”[17]495；1935年，《八一宣言》也将罗登贤记为“民族英雄为国而捐躯”[18]521之首。这都是对罗登贤光辉的一生、以及对他在东北工作的充分肯定。
纵观罗登贤28年的人生，饱含着追求真理和革命战斗，在东北的一年半时间尽管是他短暂的战斗岁月，却诠释着民族危急时刻，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高贵品质。首先，初到东北的错综复杂环境中，罗登贤通过“万宝山事件”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临危受命重建省委，承担起领导东北抗战之责。其次，强敌压境，不回避、不推诿，坚定留在东北抗日之决心，审时度势践行统一战线，派出骨干初创抗日武装。最后，服从组织安排，坚持正确立场。“北方会议”后，罗登贤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他丝毫不计个人得失，在东北的最后岁月，依然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切实地做到了“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19]36，对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派遣间谍中村震太郎等4 人到洮南、海拉尔侦察东北军布防情况，被东北军团长关玉衡击毙，日本借此挑起事端，史称“中村事件”。
②1931年4～7月，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挖沟引渠，破坏中国农民千垧旱田，7月日本关东军宪兵介入中朝农民之间冲突，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国内掀起“反华排华”浪潮。
③“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同年（1931年）11月先后被释出狱”（参见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 页）；“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积极组织营救。赵尚志等19 名同志于1931年12月得以获释”（参见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0 页。）
④据赵毅敏回忆，“张应龙供出了我们家的地址……我被捕后什么也不说，但杨先泽已先供出了我，并当着日本宪兵面作证……我乘机批评了他们乱说乱咬，起了一些作用，此后他们就不再乱咬了，有的还翻了供。由此制止了党组织破坏的扩大。省、市委的许多机关和负责干部如罗登贤、何成湘等干部统统保住了”（参见辽宁省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 册，1985年内部出版，第109～110 页）。
⑤1931年底，日军陆续占领沈阳、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大城市，惟独哈尔滨尚在李杜、冯占海领导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控制下，不仅有安全保障还便于统战；哈尔滨未受日本高压控制，信息相对畅通，又受苏联影响较深，利于了解各方情况和保持组织联络。
⑥1932年6月在上海连续召开7 天会议，参会者有顺直、山东、河南、陕西、满洲各省委代表，会后形成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发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三个文件，“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
⑦1932年7月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3 天扩大会议，会议全盘接受“北方会议”“左”倾错误精神，形成了《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关于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及创建苏维埃政权问题》和《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关于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
参考文献：
[1]宋庆龄.宋庆龄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张广恩.中共满洲省委简史[M].沈阳：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1987.
[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 册）[G].1991.
[4]漠笛.张学良生涯论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5]王霖，高淑英.万宝山事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 册）[G].1991.
[7]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 册）[G].1991.
[8]李实.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三）[C].沈阳：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1985.
[9]冯仲云.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J].群众周刊，1946，（1）.
[10]杜秀娟.罗登贤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贡献[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8（2）.
[11]赵俊清.罗登贤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十大贡献[J].红广角，2016（2）.
[12]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6 册）[G].1991.
[13]李鸿文.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1984（6）.
[14]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 册）[G].1991.
[1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4 册）[G].1991.
[1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 册）[G].1991.
[17]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9]刘少奇.论共产党人的修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Luo Dengxian in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War Led by the CCP
HUANG Qinghong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Abstract：Luo Dengxian was appointed the delegate to Northeast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in the summer of 1931 and launche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until he was under order to leave from Northeast in December 1932.During this one and a half year，he has experienced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And Japanese overall Invasion into Northeast.And Japanese overall Invasion into Northeast.With the responsibl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and the whole broad vision，he rebuilt the Manch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led the Northeast people adhering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Manch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Anti-Japanese War；Critical Situation；Responsibility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3-5478（2019）03-0141-05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3.020
[收稿日期]2018-12-02
[作者简介]黄庆红（1970-），女，吉林大学校医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责任编辑：吴祖鲲
标签：满洲论文; 省委论文; 档案馆论文; 日本论文; 东北地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长白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吉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