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论文文献综述）
白林[1]（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冯晖[2]（2018）在《“图阿普斯号事件”的影响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封锁中国大陆来由已久,早在败退台湾前夕,蒋介石就提出了"闭港"政策,开始拦截、扣押前往中国大陆的外国船只。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共、朝鲜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台湾的扣押行动有所收敛。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计划失败,台湾再次大肆封锁中共。1 954年6月23日,台湾海军在公海上扣留了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部分船员被扣押了30余年。此举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中美、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王乐娜[3]（2017）在《台湾当局与朝鲜战争》文中指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拉起对苏共的红色警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构成冷战史研究的基础,而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裂变,国民党政权的颠覆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促使美国在扩大资本主义阵营的行进中将眼光聚焦至东亚,其中与台湾当局的互动关系成为研究东亚冷战格局不可或缺的部分。彼时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濒临崩溃,甫退台湾之际又陷入内外交困之境,不仅岛内经济政治混乱,同时还随时面临着中共的军事威胁。曾经大力援助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此刻也选择与台湾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撒手”等待时局尘埃落定。趋于被国际孤立的台湾当局为拖住美国,积极拉拢韩国李承晚政府尝试构建“远东反共同盟”进行造势。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利用喘息时刻重新与美建立联系,抓住机遇,转危为安。为进一步恢复与美合作,台湾当局在朝战期间,从“保台”、“联美”与“反攻”立场出发,发起了三次派军援韩之议,以期参与朝战。尽管援韩未得成功,但作为朝战“旁观者”,台湾当局却成为这场战争最大获益者之一,不仅利用朝战契机重获美国重视和援助,同时在其默许与配合下,超过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遣返台湾,从舆论战和心理战层面获得了“另类胜利”。本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尝试从“由下至上”的视角探讨在冷战格局下,台湾身为弱者的“生存自处之道”,分析其是如何在与美不平等的“互利共赢”中,将自身快速地从累赘包袱转变为资产和前沿阵地,以避免覆灭的命运,并在与强者周旋之中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过程。
郝亚堃[4]（2017）在《抗美援朝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研究 ——以山西省为重点》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考察朝鲜战争爆发期间（1950年-1953年）,特别是在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在战时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动员。这一系列政治动员与前线局势紧密相连,一方面直接支援和配合了前线的战斗,另一方面也通过战时动员解决了当时国内存在的诸多棘手问题。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抗美援朝运动”,而是全面涉及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卫生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本文选取今天山西省所辖区域（包括当时的山西省全境,以及察哈尔省、绥远省的部分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冷战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多方史料互证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同时借鉴了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力图梳理出冷战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国内开展群众性战时政治动员的多重历史景象,并希望从历史的复杂面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和经验。除绪论和结论以外,文章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山西省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和民众思想动态三方面。进而论述中央的对策和山西省对中央指示的贯彻,国内政治动员的序幕由此拉开。第二章探讨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后方军事动员,主要包括动员参军、捐献飞机大炮、慰劳慰问等运动。国内后方开展的军事动员直接服务于前线战场的需求,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和后勤保障,并鼓舞了前方战士的士气。第三章论述战时肃反动员工作的开展,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圣母军”、打击不法奸商的“五反”运动等。肃反动员旨在打击战争爆发后国内一度猖獗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第四章考察了战争背景下思想动员运动的开展情况,选取的研究对象为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工矿企业中的专家技术人员,以及以中小学教职员工为代表的普通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普遍扭转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统一了思想价值观念,树立起了对新社会的认同感。第五章研究了社会动员,即肇始于朝鲜战场的“细菌战”传言,在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细菌战”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运动不仅促进了民众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组织化动员,同时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树立起了爱国和仇美的观念。通过以山西省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抗美援朝背景下国内开展的政治动员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再向基层贯彻的双向动态回馈过程。战时政治动员的开展,扭转了战争爆发初期新中国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巩固了新生政权,统合了社会阶层,党和政府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内在认同和普遍支持,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的革命任务,为全面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动员也基本清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国内的影响,民众普遍扭转了亲美、崇美和恐美的观念,重树起了爱国和仇美的思想,中美两国也在战后走向了全面对抗,冷战对峙的格局在亚洲得到进一步加强。本文的一手史料主要来自山西省、市、区县各级档案馆,此外还使用了国内其他地方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相关原始档案数据库的一手史料,同时辅以公开出版的文献汇编、报刊资料、口述采访、回忆文章和影像资料等作为研究材料的补充和互证。
殷昭鲁[5]（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高嘉懿[6]（2015）在《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对于冷战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置于1964年中法建交问题上,而对于长时间段的中法关系史的发展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认识,这就导致普遍地过高评价了中法现实主义外交的意义和影响力。本文的目的则是想探讨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身处两大阵营中的次国家——中国和法国——在恢复双边关系中所做出的现实主义努力长期受到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和美苏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在对法国外交部档案、法国共产党档案、国民议会档案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等史料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将1949-1969年的中法关系分成四个部分来做具体介绍,有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第一部分是对立时期（1949-1953）,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因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问题,与法国处在了对立的地位。在此阶段,中法之间的政治往来中断,经济关系也因为对华禁运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中法之间的往来并非完全断绝,法国共产党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桥梁。依托于莫斯科经济会议,法共所控的企业及外贸公司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易货合同；法共所组织建立的法中友好协会则负责维系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面对法共在中法关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法国政府一方面给予部分支持,体现了其对华政策中现实主义一面,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鼓励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反映了其政策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一面。此外,通过中法两国各自的印度支那政策,可以了解到在亚洲地区两个阵营都有着明确的战略分工,同时也存在内部分歧。第二部分是缓和时期（1954-1958）,为了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中法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磋商与合作,并且都试图利用对方阵营内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并建立了几个沟通渠道。但是受到美国政策以及台湾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的。法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既想与中国进行往来,解决搁置的政治问题,获得在华的经济文化等利益,又不愿公开违背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基调。另外,随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扩大,法共与中共的党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法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法国其他党派的政治人士也开始与中国接触,但中方明显更为信任和看重法共所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因此,无论法国还是中国,在调整两国关系的现实主义努力中,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很大影响。第三部分是建交时期（1959-1964）,戴高乐上台以后,中法之间并未马上建立外交关系。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戴高乐政权打压法共,故而对戴高乐政府表示冷淡。法国国内也因为中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淡化了承认中国的意愿,又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中,台湾方面对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表示支持,一些议员表示应该扩大与台湾方面的联系。这种情况下,中法两国文化交往活动大大减少,甚至引起了法共对中国对法政策的不满。但是到了1961-1962年,因为与苏联分歧加大,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对戴高乐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并借助讨论老挝问题的契机与法国政府进行接触。之后,中法两国政府在1963年开始不约而同地考虑建交问题。经过秘密谈判,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发了国际和国内的热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舆论对中法建交表示支持,但是法国的盟友们仍然顾虑重重,并没有紧随法国的步伐。法国国内的报刊舆论和国民议会的辩论反映了法国社会虽然赞同中法建交,但对于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形式和时机表示疑问。法共因为在中苏论战中支持苏联因而与中共关系恶化,对于中法建交表示了冷淡态度,并成为法国国内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批评最为严厉的政党之一。第四部分是磨合时期（1964-1969）,介绍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但在双方交往中也存在着分歧和困难。特别是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和强硬,引发了法国的不满。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外交官分批被撤回国,两国文化关系中断。旅法留学生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引发事端,法国驻华使馆受到此事件波及,中法关系受到影响。另外,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中国报刊上为支援法国学生运动而对戴高乐政府严加批判,引发法国的不满,双方关系更为恶化。不过,两国政府仍然意识到维系中法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努力,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70年代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调。结论部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分析了冷战格局下,中法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受到意识形态和美苏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制约,强调了对于理想主义外交目标的追求应该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其次,简要比较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内部相处情况,分析中法两国脱离阵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最后,对于中法关系中的人民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小结。通过本文论述可以看到,中法建交的成果不是即时性的,并未动摇美苏两极格局,也未使得其他西方国家立刻紧随法国步伐承认中国,因而其意义是有限的。但是中法建交的影响是长远的,奠定了从蓬皮杜政府至今的中法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基调。
吕晶[7]（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仇世林[8]（2010）在《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分歧浅析》文中研究表明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存在诸多分歧,主要在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规模和目标、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美国的战后全球战略重心等方面,由于分歧的不可弥合,对朝鲜战争本身以及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乔兆红[9]（2005）在《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海峡两岸的分裂是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后遗症。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刘洪丰[10]（2004）在《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文中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长期目标一直是谋求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政治上亲西方的政权，以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东亚安全利益。为达到目的，自军事占领时期起，美国政府便开始利用包括提供援助在内的诸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稳定南朝鲜局势，影响朝鲜半岛事务。韩国正式建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其提供援助突出地成为美国对韩政策、朝鲜半岛政策、乃至整个东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凭借援助手段，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按照自己的战略构想不断发生变化，最终成功地把韩国打造成在东北亚与苏共阵营对抗的一座“自由堡垒”和保卫美国东亚重要盟友日本安全的“防波堤”；此外，借助援助手段维持韩国的独立与生存，促进韩国经济的恢复、重建乃至繁荣，美国不但为亚洲其它非共产党国家树立起一个通过接受大量美援实现发展的国家典范，也向自由世界的所有盟友或其正竭力争取的潜在盟友表明，它会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作出的承诺，从而有效地巩固并加强了自由世界阵营在与苏联集团对抗过程中的团结与合作。由此可见，战后美国对韩援助作为美国总体外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不仅直接推动、影响了美韩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美国利用援助手段为其外交政策目标和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毫无疑问，研究战后美国援韩政策，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政策的发展变化、认识美国如何利用对外援助手段为其东亚乃至全球战略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角度，以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间对韩国提供的官方援助为研究对象，以史料考证与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这段时期美国援韩政策由不规范到规范、由救济到复兴、由“战略援助”向“开发援助”转轨的总体发展趋势，结合不同时期美国全球政策、东亚政策和朝鲜半岛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影响美国援韩政策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考察这些变化对于美国全球、东亚政策的反作用和影响，进而从美苏全球冷战高度认识美国援韩政策制订过程中主要的国家利益取向，剖析隐藏在援韩政策背后的种种真实动机。 概言之，军政府时期，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只具有临时性、权宜性特点，韩国正式成立后才逐渐步入政策性轨道。总体看，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军事援助比例上升、经济援助退居次席；直至60年代之前，美国对韩援助体现出鲜明的“战略援助”色彩。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后，随着“罗斯托主义”出台，“开发援助”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主流，以往无偿、赠与性援助逐渐被有偿、长期性开发贷款取代，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亦出现相应调整。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的调整。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5章： 作为必要的政策铺垫，第一章简要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后文阐述的美国对韩援助政策正是该政策的一个子系统。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发展的主脉作为考察的基本尺度，可以验证对韩援助对于美国总体援外政策的实践和超越。 第二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一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之前（1948一1950）的对韩援助。军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朝鲜采取了各种临时性救济性活动;韩国正式成立后，美国对韩援助逐步转向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但朝战的爆发中断了这种努力。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美国对韩援助以赠与为主，基本属于救济性质，拘泥于一种零星、不充分方式，较之于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促成这种有限性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既有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因素，也受到美国国内政局变幻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与美国全球和东亚战略格局密不可分，主要取决于这一时期南朝鲜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模糊定位。 第三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一1960）的对韩援助。作为对韩援助政策转变中的一个过渡，朝鲜战争时期（1950一1953）的对韩援助也被纳入到本章范畴之内。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对韩援助在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政策特点而言，它带有鲜明的“防务中心主义和军援优先”色彩，显示出军事、经济援助计划之间鲜明的“一体性”，而且一以贯之，纵观始终，未见根本性转变;就总量而言，对韩援助堪称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援外计划;就政策背景而言，这一时期的对韩援助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力构建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必然被打上强烈的“战略安全”印记。与杜鲁门时期带有一定有限性和临时性特点的对韩援助政策相比，艾氏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这种稳定性与长期性根源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长期化和制度化，不仅体现在对韩军援优先原则始终适用这一点上，也体现在以防务支持形式出现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
二、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图阿普斯号事件”的影响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
| 二.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事件的影响 |
（3）台湾当局与朝鲜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结构及史料 第一章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台湾 |
| 第一节 甫退台湾之际 |
| (一) 内外交困 |
| (二) 被远离的“沉船” |
| 第二节 拟建“远东反共同盟” |
| (一) 预热准备 |
| (二) 台韩造势 |
| 第三节 把握朝战爆发机遇 |
| (一) 喘息时刻 |
| (二) 转危为安 第二章 台湾当局的三次援韩之议 |
| 第一节 第一次援韩之议 |
| (一) 台北反应 |
| (二) 麦克访台 |
| 第二节 第二次援韩之议 |
| (一) 局势变化 |
| (二) 再度请缨 |
| 第三节 第三次援韩之议 |
| (一) 声音又起 |
| (二) “一师为限” 第三章 志愿军战俘遣送台湾问题 |
| 第一节 战俘来源及构成分析 |
| (一) 战俘来源 |
| (二) 战俘构成 |
| 第二节 干预“战俘遣返原则” |
| (一) “自愿遣返” |
| (二) “甄别”前后 |
| 第三节 “反共义士”遣返台湾 |
| (一) 争取“棋子” |
| (二) 另类胜利 结语 参考文献 简历 |
（4）抗美援朝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研究 ——以山西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节 |
| 研究意义 第二节 |
| 前人研究综述 第三节 |
| 概念界定、史料来源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 |
|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与政治动员的开启 第一节 |
| 战争爆发后的政治情况 第二节 |
| 战争爆发后的经济情况 第三节 |
| 战争爆发后社会各界民众的思想情况 本章小结 第二章 |
| 后方军事动员与群众性动参支前工作 第一节 |
| 时事宣传与回忆诉苦 第二节 |
| 扩军运动的全面开展 第三节 |
| 全民支前运动的开展 本章小结 第三章 |
| 肃反动员与巩固新生政权 第一节 |
|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
| “五反”运动的开展 第三节 |
| 取缔反动宗教团体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思想动员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第一节 |
| 思想改造的原因 第二节 |
| 思想改造的过程 第三节 |
| 山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特点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社会动员与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节 |
| 卫生战线动员的兴起 第二节 |
|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 第三节 |
| 运动的结束和效果 本章小结 结论: |
| 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大后方战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现状 |
| (一) 中国方面的学术研究现状 |
| (二) 日本方面研究现状 |
| (三) 中日之外其他国家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与解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解决途径与创新 |
| 四、研究架构之说明 |
| (一) 论文结构 |
| (二) 相关问题与概念之说明 |
| 第一章 钓鱼岛地理、历史与主权溯源 |
| 第一节 钓鱼岛的地理生态与地缘战略价值 |
| 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演变 |
| 二、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与生态 |
| 三、钓鱼岛的地缘战略价值 |
| 第二节 历史文本中的钓鱼岛记述 |
| 一、中国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述:中国主权诉求的源流 |
| 二、日琉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载:中国主权诉求的佐证 |
| 第二章 近代东亚变局及日本对钓鱼岛的窥伺与窃占 |
| 第一节 近代世界变局与中日东亚权力再分配 |
| 一、近代西方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应对 |
| 二、日本“并吞”琉球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 |
| 第二节 明治政府早期“领有”钓鱼岛的企图及搁浅 |
| 一、甲午战争前冲绳县对钓鱼岛的秘密调查 |
| 二、日本政府内部对窃占钓鱼岛的讨论与企图的搁浅 |
| 第三节 日本假战场优势窃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
| 一、日本“并吞”钓鱼岛顾虑消除与秘密占有 |
| 二、日本“领有”钓鱼岛的国际法分析 |
| 第三章 战后美国琉球战略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战时美国对琉球的调查与归属讨论 |
| 一、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地理情报搜集 |
| 二、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归属讨论 |
| 第二节 战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政策的形成 |
| 一、冷战升级与美国内部托管琉球的讨论 |
| 二、旧金山会议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的实现 |
| 第三节 旧金山会议后的美国琉球政策 |
| 一、利益权衡下的奄美群岛归还 |
| 二、台湾当局对美日奄美归还的对策 |
| 三、奄美群岛归还与钓鱼岛问题的勾连 |
| 第四节 冲绳“归还”与中日钓鱼岛问题 |
| 一、日本寻求冲绳“归还”下的美国琉球政策 |
| 二、美日冲绳“归还”交涉与钓鱼岛问题跃上台面 |
| 三、尼克松政府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处理 |
| 第四章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大陆的应对 |
| 第一节 中国大陆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的态度及举措 |
| 一、钓鱼岛争端初期中国政府与学者间的互动 |
| 二、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外交战略与钓鱼岛政策 |
| 第二节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形成 |
| 一、中日建交前后的钓鱼岛交涉 |
| 二、“钓鱼岛渔船”事件始末 |
|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识的达成 |
| 第五章 钓鱼岛问题与台湾当局的因应 |
| 第一节 钓鱼岛争端初期与台湾当局内部讨论与应对 |
| 一、钓鱼岛海域石油发现与美台琉的反应 |
| 二、钓鱼岛争端升级与台湾当局主权诉求的强化 |
| 第二节 台湾当局对外交涉及对保钓运动的处理 |
| 一、台湾当局与美国就钓鱼岛问题的交涉 |
| 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及台湾当局的对策 |
| 三、台湾当局对留美学人与学生保钓运动的因应 |
| 第六章 21世纪钓鱼岛问题与大国间的战略性博弈 |
| 第一节 中国的海洋权益诉求与国内外战略性动员 |
| 一、日本“购岛”闹剧与中国态度的强烈性反弹 |
| 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国内的战略性动员 |
| 三、海外钓鱼岛话语权的争夺与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塑 |
| 第二节 日本“实控”钓鱼岛遭到挑战与战略性应对 |
| 一、日本进行战略性应对的动因 |
| 二、日本国内外的战略性应对举措 |
| 第三节 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与其钓鱼岛“中立”政策的再检讨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亚太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中立政策”的演变及其再检讨 |
| 第七章 钓鱼岛的政治意蕴与研究的多维性 |
| 第一节 从“事件”的钓鱼岛到“景物”的钓鱼岛 |
| 一、国家领土主权的诉求 |
| 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 |
| 三、东亚“场域”中的大国利益博弈 |
| 第二节 从历史遗留问题到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 |
| 一、中日民族情感的催化剂 |
| 二、对二战后战胜国共识的挑战 |
| 第三节 钓鱼岛研究的多维性 |
| 一、以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钓鱼岛问题 |
| 二、以宏观的战略视野来统筹钓鱼岛问题 |
| 三、以符号学的视角来透视钓鱼岛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图资料 |
| 附录二: 相关条约和协定 |
| 附录三: 钓鱼岛名称表 |
| 附录四: 钓鱼岛问题大事记 |
| 附录五: 相关中外文人名、地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古文献及资料汇编 |
| 三、报刊资料 |
| 四、着作 |
| 五、论文 |
| 六、网络资源 |
| 后记 |
（6）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史料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部分 对立：政治关系中断与民间的有限往来1949-1953 |
| 第一章 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中断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法国对承认新中国的态度 |
| 第三节 法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识 |
| 第二章 对抗时期的中法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的援越抗法斗争 |
| 第二节 法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 |
| 第三节 中法对立时期的有限往来 |
| 第四节 走向日内瓦 |
| 第一部分 小结 |
| 第二部分 缓和：政治关系难启与经贸文化关系先行1954-1958 |
| 第三章 中法关系初步改善 |
| 第一节 中法为停战做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中法政府间的非正式接触 |
| 第三节 中法民间及半官方交流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试探发展政治关系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法共与中共党际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法国政局变动下的中法关系 |
| 第二部分 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交：等待时机与确立中法新关系1959-1964 |
| 第五章 等待建交时机的到来 |
| 第一节 戴高乐上台初期两国关系冷淡 |
| 第二节 中法政府接触的契机 |
| 第三节 建交时机的到来 |
| 第六章 中法建交及其反响 |
| 第一节 中法建交谈判 |
| 第二节 国际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
| 第三节 法国国内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
| 第三部分 小结 |
| 第四部分 磨合：中法共处与受革命冲击的两国关系1964-1969 |
| 第七章 蜜月期——共识与合作 |
| 第一节 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法国亲华左派的发展与法共 |
| 第八章 “革命”浪潮中的两国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文革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国“五月风暴”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关系恢复与展望未来 |
| 第四部分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研究成果 |
（7）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10）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第一章 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制定的背景 |
| 一、 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综述 |
| 二、 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与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 第二章 美国对韩援助第一阶段(1948-1950) |
| 一、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朝鲜半岛政策 |
| (一) 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 |
| (二) 撤军问题与NSC8号系列文件 |
| 二、 有限援助与超值目标 |
| (一) 军政府时期对南朝鲜的援助 |
| 1 、 军政府通过占领地区政府救济资金对南朝鲜提供的救济性援助 |
| 2 、 军政府的南朝鲜经济重建政策 |
| 3 、 军政府援建南朝鲜军警部队的早期努力 |
| (二)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对韩援助 |
| 1 、 对韩经援与H.R.5330和S.2319在国会的修订 |
| 2 、 对韩军援与1950年“共同防御援助计划” |
| 三、 小结 |
| (一) 美援实施的总体情况 |
| (二) 超值目标与有限援助之间的脱节 第三章 美国对韩援助第二阶段(1950-1960) |
| 一、 朝鲜战争与对韩援助政策的转型 |
| (一) 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紧急调整 |
| (二) 藕断丝连:朝鲜战争时期的对韩援助 |
| 1 、 朝鲜战争时期的对韩经援 |
| 2 、 朝鲜战争时期的对韩军援 |
| 二、 防务中心主义与军援优先 |
| (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与朝鲜半岛政策 |
| (二) 对韩经援政策的制定与发展 |
| 1 、 塔斯卡报告与对韩经援政策基本原则的确立 |
| 2 、 “共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与韩国复兴计划的困境 |
| (三) 对韩军援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
| 1 、 撤退驻韩美军与扩建韩国军队之争 |
| 2 、 削减韩国军队规模与美韩军队的现代化 |
| 三、 小结 |
| (一) 美援实施的总体情况 |
| (二) 以防务为中心的政策原则 |
| (三) 对杜鲁门政府援韩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章 美国对韩援助第三阶段(1961-1968) |
| 一、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朝鲜半岛政策 |
| 二、 向开发援助转轨与援助分担机制的确立 |
| (一) 罗斯托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援韩政策的影响 |
| (二) 削减对韩经援与向日本转嫁援助责任 |
| 1 、 开发贷款成为对韩经援的主流 |
| 2 、 向日本转嫁经援责任与韩日关系正常化 |
| (三) 谋求韩国出兵越南与对韩军援政策的逆转 |
| 1 、 削减韩国军队规模与撤退驻韩美军政策的余波 |
| 2 、 韩国出兵越南与对韩军援政策的变化 |
| 三、 小结 |
| (一) 美援实施的总体情况 |
| (二) 政策调整的有限性 第五章 从象征中衍生的“特例” |
| 一、 作为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延伸的对韩援助 |
| 二、 政策调整的滞后性与转变的限度 |
| 三、 量的考察与比较 |
| 四、 影响对韩援助政策走向的因素 |
| 五、 对美援影响的综合评价 结束语 附录 |
| 附录1: 论文中常见的缩写 |
| 附录2: 美国对韩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3: 附表 参考文献 |
四、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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