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11月全国农机公司商品销售库存统计表（论文文献综述）
温馨[1]（2021）在《AJ自营超市库存管理优化研究》文中认为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表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吴咏双[4]（2020）在《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百货公司作为“零售革命”的产物,在香港与上海登陆中国。随着百货公司逐渐走向大众市场,其所处的场域中西文化交杂,使其高度现代化的特征与反帝的爱国时代主题之间产生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决定成立中国百货总公司,在各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区、县各级设置分支机构,形成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百货的国营公司,以发挥对百货市场的领导作用。1950年建立的湖南百货公司在建立健全公司各项制度的基础上,运用规章制度与监督检查等约束手段以及培养集体意识、颁发荣誉奖励、提供晋升机会等激励制度,配合福利制度兜底,建构起职工对省百货公司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积极响应政策与时局,内部开展了土特产交流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各级各类劳动竞赛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与创造国家财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9年至1956年湖南省百货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其出现的各类问题虽不容忽视,但却不至于严重如西方经济主义逻辑所推导出的企业生产效率持续低下。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其发展状态与内部职工生存状况,均是良好的。
吕天石[5]（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谢世江[6]（2019）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流通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在国家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全社会接受,流通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和先导性产业,但当前流通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问题:降低流通成本的任务依然存在,流通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龙头企业规模依然差距较大等。与此同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但在近年经济下行的特殊背景下,金融业本身出现了“脱实向虚”等问题,金融功能的发挥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出现脱节,金融业对实体企业输血造血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商贸流通业中也比较普遍,金融支持不足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指出,到2020年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央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比如“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分”等。特别是2019年2月,中央明确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些最新的国家政策导向,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利用好金融资源实现快速变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目前学界对金融与商贸流通业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且现有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为主,量化分析非常稀少,对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商贸流通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开展研究。在系统梳理商贸流通业与金融关系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历程和金融支持状况进行了论述,结合商贸流通业的产业特征以及发展阶段对其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功能视角就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进行论述,对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以及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从产融结合模式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主要产融结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商贸流通发展需要金融支持。从行业特征来看,商贸流通业具有轻资产模式、低利润增长、规模经济的竞争方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等四方面特点;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在经历了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目前已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升级阶段;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无论是面对国内市场的外资竞争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均需要大量金融支持。这些情况决定了商贸流通业对金融的巨大需求。研究进一步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支持供给规模不足、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三个方面。二、从金融深化的角度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方面。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激励约束以及信息揭示四个方面。不过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作用机理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以及信息揭示方面,而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以及激励约束方面。三、我国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不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金融规模的作用较大,这说明我国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并不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金融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资金供给规模;金融结构对商贸流通业也有显着正向冲击作用,但是作用程度小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的作用相对最小。因此,改进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可以把重点放在扩大金融支持规模和提高直接金融占比上,而金融效率则可作为一个长期的方向。此外,国家财政支出也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启示我们合理利用政府财税收支政策来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四、从金融支持方式的作用程度来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推动作用存在显着差异。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总市值系数为0.55,这意味着当总市值增加1%时,企业总资产将增加0.55%,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上市商贸企业发展产生较大推动效应。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应付利息系数为0.02,以信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对我国商贸流通发展支持程度明显小于直接金融。五、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方面,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子不一样,具体表现如下:（1）销售净利率对直接金融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2.69。但是销售净利率对间接金融的影响较小,且呈现负相关关系。（2）流动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成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支持为负相关关系。（3）存货周转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4）固定资产周转率对直接金融支持影响为负,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周转率虽然提高,但是对整个直接融资市场的正向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固定资产周转率与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不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14%。值得注意的是,间接金融与固定资产装备化水平相关系数高达0.17,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存在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倾向。（5）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正相关,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6）技术水平方面,无形资产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的相关系数为1.85,商贸企业的技术水平将显着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不过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时较少考虑该类指标,因此技术水平指标与间接金融相关性并不显着。（7）国家政策扶持方面,税费返还对直接金融影响不显着,但税费返还与间接金融正相关性,类似研究也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8）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技术进步、成长能力等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而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年度税收惠返还等则具有更多短期性质,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支持存在短视倾向。六、为提升金融业服务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能力和水平,可从五个方面入手:（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3）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4）建设流通行业信用体系,提升行业信用评级;（5）加强技术创新;（6）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7）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的作用效力。本文成果可为流通主管部门以及金融主管决策部门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商贸流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张莞[7]（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陈帆[8]（2018）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台州肥药经销市场形成与发展形态的研究来探索国家和经济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为了解答这一中心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研究和文化视角分析等文献的回顾,建立了一个多阶段-多机制的以行动者及其结构性行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台州、嘉兴和宁波三地的肥药经销商,台州、嘉兴市、宁波市和浙江省农业部门人员,台州供销社人员以及台州农民的访谈,和台州供销社、台州市农业局和浙江省植保局及个别肥药经销企业等单位所提供的档案等一手材料,及各类公开的政府文件等二手材料,本文分析了台州肥药经销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背后机理。在回答了两个实证研究问题——中国肥药经销行业为什么在中央政府反对之下仍成功实现市场化和台州肥药市场为什么在缺乏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仍成功走向全国——的基础之上,本文的研究还涉及了四个理论问题:（1）虽然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既有研究所以为的无非不能,中国政府制定的规范常常是对经济发展的被动反应,而且其政策会被经济行动者的逐利行动所突破,产生制度漏洞甚至产生重要的非期然后果;（2）本文揭示了经济行动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超出既有研究所认定的贡献,他们会利用甚至扭曲价格机制打破自由主义经济学许下的“市场有效运转必定带来经济发展”的承诺,也会突破国家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是推动市场发展阶段更迭和区域市场形成的重要力量;（3）本文从既有研究对嵌入对象理解的单一性和嵌入型概念缺乏权力视角这一观点切入,分析了为什么阶段分期在既有研究中或是缺失或是存在具有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并阐释了阶段分期更迭的动力;（4）本文认为既有研究对区域市场形成的解释可归结为不同视角的竞争优势理论,本文案例揭示了在缺乏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经济行动者的逐利行动能够积累他们手中的逐利筹码并改善区域市场的逐利条件,从而推动区域市场发展壮大。
张子晴[9]（2017）在《建国初期上海市税务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税务机构作为政府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任何历史时期,其创建、设置、发展与变革对于政权的稳固与正常运转具有重大影响。税务机构通过税收行使部门职能,税收收入上解国家后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窗口。这里地域广阔,商业密集,工业起步较早,因此历届中央政府对于上海的税务工作都给予高度重视。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政府稳步整顿旧税务机构,合理开辟新税源,不断变革税收体制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形成一套科学的税收体系,使税务工作更加高效、完善。本文在爬梳整理已刊、未刊档案的基础之上,以建国初期（1949-1956年）上海税务工作为研究对象,以税务工作的接管、管理和改造为线索,力图厘清税务机构的变迁过程、税收征收方式与税收征管成果,进而阐释税务工作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
杨光华[10]（2016）在《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合作中往往容易产生“大户”排斥或剥夺“小农”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及其原因,本文在全要素合作、多要素合作、全过程合作等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创新性地提出了包容性合作。包容性合作包括参与包容与分配包容,其核心内容是平等参与和公平分享。文章以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背景和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海南省琼中县的福岛橡胶合作社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构建了包容性合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第三、四、五章分别探讨了包容性合作的形成及发展,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与对外交往协调机制。在论述包容性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时,先分别从内外因两方面展开,然后批驳了群体规模扩大会制约农民合作的观点。在论述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中,深入地分析了民主管理实现的经济基础,利益共享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相应的支撑技术制度。另外,还对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逐利和维权进行学理解释与论证。最后,归纳总结出以下结论。第一,保持自愿与开放是包容性合作形成及发展的基本条件。开放会扩大农民合作的规模,但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利用分权和分层的方法可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农民合作应该保持和扩大开放。同时,包容性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要依靠农村精英的积极带动,又离不开外部的支持,尤其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所以,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帮助包容性强的合作。第二,民主和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民主管理是包容性合作的核心运行机制,它的实现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分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包容性合作中,还应该在民主基础上适当集中,也可以对民主管理的实施进行积极变通,以克服民主管理的不足。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激励机制。这种利益分配方式既要符合现代市场竞争的逻辑和规律,又要考虑到平均主义、互助互惠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样才能得到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欢迎。第三,逐利和维权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正当逐利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法则,它容易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可以使合作形成内外支持结合的合力,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维护广大成员的合法权益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协调机制。有组织的权变维权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实施“绩效”明显。此外,包容性合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既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整合,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又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改善乡村治理。当然,包容性合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对带头人的要求太高,这是包容性合作难以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二、1999年11月全国农机公司商品销售库存统计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11月全国农机公司商品销售库存统计表（论文提纲范文）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百货公司的研究 |
| (二) 关于国营企业的研究 |
| (三) 建国初期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目标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湖南省百货公司的建立 |
| (一) 国营百货系统的建立 |
| (二) 湘省商业传统 |
| (三) 湖南省百货公司基本情况与选址问题 |
| (四) 公司组织机构 |
| 1. 建国初组织机构设置 |
| 2. 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的组织调整原因及影响 |
| (五) 公司管理制度 |
| 1. 经理联席会议 |
| 2. 系统内部检查机制——以湘潭百货商店为例 |
| 二、湖南省百货公司的业务与业绩 |
|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 |
| 三、百货公司内部的日常权力关系 |
| (一) 在劳动中的日常表现 |
| 1. 尽职尽责工作 |
| 2. 工作的制度规范问题 |
| (二) 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 |
| 1. 荣誉奖励 |
| 2. 人才培养 |
| 3. 干部升迁 |
| (三) 对“单位人”的身份认同 |
| 四、政策与时局下的内部频繁运动 |
| (一) 稳定农村金融市场 |
| (二) 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
| (三) 商业部门中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 加速与节约流动资金:“清产核资” |
| 2. 合理化建议运动 |
| 3. 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四) “三反”运动与后期经济恢复 |
| 1. 腐败违法现象的处理 |
| 2. 销货竞赛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 2.1.1 棉纱的情况 |
| 2.1.2 棉布的情况 |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 6.2.1 关税与主权 |
| 6.2.2 城市与乡村 |
| 6.2.3 洋货与国货 |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商贸流通业的界定 |
| 1.2.2 金融支持相关概念 |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 |
| 2.1.2 金融发展与商贸流通发展 |
| 2.1.3 金融支持与产业生命周期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 |
| 2.2.2 国内文献 |
| 2.2.3 文献评价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
| 3.1 商贸流通业发展历程及金融支持概况 |
| 3.1.1 现代流通起步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1.2 现代流通快速发展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1.3 现代流通转型升级阶段与金融支持 |
| 3.2 商贸流通业的金融需求分析 |
| 3.2.1 商贸流通业产业特征与金融需求 |
| 3.2.2 商贸流通业发展阶段与金融需求 |
| 3.2.3 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与金融需求 |
| 3.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金融支持政策力度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规模不足 |
| 3.3.3 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
| 4.1 分析金融作用机理的不同视角 |
| 4.1.1 投入产出视角 |
| 4.1.2 供需视角 |
| 4.1.3 金融深化视角 |
| 4.1.4 金融功能视角 |
| 4.2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1 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2 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2.3 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作用机理比较 |
| 4.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分析 |
| 5.1 产融结合相关概念 |
| 5.2 产融结合的理论基础 |
| 5.3 产融结合模式及其分类 |
| 5.4 我国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 |
| 5.4.1 类金融模式 |
| 5.4.2 服务型模式 |
| 5.4.3 股权型模式 |
| 5.4.4 金控平台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的比较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1 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 7.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8.1 研究设计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变量选择 |
| 8.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8.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8.2.1 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 8.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2.4 稳健性检验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 |
| 9.2.2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 |
| 9.2.3 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 |
| 9.2.4 建设强大信用支撑体系,提升商贸流通业的信用评级 |
| 9.2.5 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流通企业融资水平 |
| 9.2.6 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 |
| 9.2.7 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作用的效力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 附录B 2008-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 附录C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 附录D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 附录E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 附录F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 附录G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价 |
| 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田野调查选点说明 |
| (一) 羌区四县 |
| (二) 羌族村寨 |
| (三) 旅游景区 |
| 五、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及形态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融合理论 |
| 二、产业链理论 |
|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 |
| 四、全域旅游发展观 |
| 第二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一、旅游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第三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机制及动力机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系统结构 |
| 三、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第四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态 |
| 一、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融合 |
| 二、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 |
| 三、旅游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的融合 |
| 第五节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二、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形态 |
| 三、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综合性融合 |
| 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 |
| 五、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普遍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形态及机制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基本情况 |
| 一、羌族与羌族地区 |
| 二、自然地理状况 |
| 三、历史文化状况 |
| 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一、旅游资源 |
| 二、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三、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一、产业发展水平 |
| 二、市场发育程度 |
| 三、灾后重建 |
| 四、资源条件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 |
| 二、羌族地区的文商旅融合 |
| 三、羌族地区的文体旅融合 |
| 第五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主体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客体 |
| 三、政府部门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中的作用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
| 第六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制约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评价体系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一、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一、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二、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一、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二、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三、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预测分析 |
| 第一节 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汶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二节 理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理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理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理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三节 茂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茂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茂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第四节 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北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五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预测分析 |
| 一、农文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三、动态仿真模拟分析 |
| 第六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一、整体评价 |
| 二、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羌族地区村镇与景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茂县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坪头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理县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桃坪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北川县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石椅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汶川县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水磨古镇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 |
| 四、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五节 茂县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中国古羌城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评价 |
| 四、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六节 五个田野调查点的对比分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基础的对比分析 |
| 二、旅游产业融合形态的对比分析 |
| 三、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的对比分析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和效应的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形态单一 |
| 二、旅游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
| 三、旅游产业融合水平不高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效应不足 |
| 五、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支撑和公共服务不成熟 |
| 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原生动力不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
| 二、拉力不足—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 |
| 三、推力不足—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 |
| 四、阻力重重—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和政府部门的障碍因素 |
| 五、斥力较大—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思考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目标 |
| 二、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三、羌族地区村镇和景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政府方面 |
| 二、企业方面 |
| 三、村委会方面 |
| 四、居民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主要结论 |
| 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
| 五、进一步优化和推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思考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项目 |
（8）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解释 |
| 1.2.2 发展型国家理论 |
| 1.2.3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解释 |
| 1.2.4 文化等其他视角的启示 |
| 1.2.5 多阶段-多机制的行动者分析框架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案例研究 |
| 1.3.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4 阶段分期 |
| 1.4.1 阶段分期的缘由 |
| 1.4.2 中国肥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
| 1.4.3 台州肥药市场的兴起 |
| 1.5 章节安排 |
| 2 国家立规范 |
| 2.1 计划独营阶段(1956-1977年) |
| 2.1.1 人民公社与计划经济体制 |
| 2.1.2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肥药购销体系 |
| 2.1.3 计划独营体制稳步发展的根源 |
| 2.2 市场化萌芽阶段(1978-1981年) |
| 2.2.1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
| 2.2.2 生产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冲击 |
| 2.2.3 局部调整和重点突破的互动过程 |
| 2.2.4 局部调整治标不治本 |
| 2.3 双轨竞争阶段(1982-1997年) |
| 2.3.1 双轨竞争过程的宏观与中观背景 |
| 2.3.2 国家行动者对肥药行业市场化的应对 |
| 2.3.3 中央政府维持计划独营的预期落空 |
| 2.4 市场化改革阶段(1998-2002年) |
| 2.4.1 市场化改革阶段的宏观背景 |
| 2.4.2 台州肥药市场的形成 |
| 2.4.3 国家行动者主导角色交棒农业部门 |
| 2.5 规范化阶段(2003-2010年) |
| 2.5.1 药市场初立时的混乱 |
| 2.5.2 农业部门制定正式规范 |
| 2.5.3 农业执法带来市场规范化 |
| 2.6 “升级”新市场阶段(2011-2016) |
| 2.6.1 中央政府加强对农业调控 |
| 2.6.2 各级政府定义正式规范 |
| 2.6.3 “升级”新市场 |
| 2.7 小结 |
| 2.7.1 肥药经销行业实现市场化的根源 |
| 2.7.2 国家行动者的角色 |
| 3 市场破预期 |
| 3.1 肥药市场萌芽阶段(1978-1981年) |
| 3.1.1 生产责任制带来制度裂缝 |
| 3.1.2 逐利活动兴起 |
| 3.1.3 肥药行业已形成市场萌芽 |
| 3.2 寡头垄断竞争阶段(1982-1997年) |
| 3.2.1 肥药供求矛盾奠定市场化基石 |
| 3.2.2 寡头垄断竞争 |
| 3.2.3 计划独营体制的崩溃 |
| 3.3 肥药市场形成阶段(1998-2002年) |
| 3.3.1 全国肥药行业市场化改革 |
| 3.3.2 肥药市场形成过程 |
| 3.3.3 肥药市场正式形成 |
| 3.4 台州肥药市场大发展阶段(2001-2010年) |
| 3.4.1 台州农业行政执法的启动 |
| 3.4.2 台州肥药市场走向全国 |
| 3.4.3 肥药市场脱颖而出 |
| 3.5 利基窄化阶段(2011-2016年) |
| 3.5.1 中央政府加强调控 |
| 3.5.2 利基瓶颈的形成和突破 |
| 3.5.3 会有新一轮大发展吗? |
| 3.6 小结 |
| 3.6.1 经济行动者在市场化中的角色 |
| 3.6.2 台州肥药市场兴起的根源 |
|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4.1 研究结论 |
| 4.1.1 国家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
| 4.1.2 经济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
| 4.1.3 阶段分期形成的动力 |
| 4.1.4 区域市场形成的动力 |
|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9）建国初期上海市税务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上海税务机构的演变 |
| 第一节 对上海旧税务机构的接管整顿（1949年5月-1950年6月） |
| 一、对直接税局的接管整顿 |
| 二、对货物税局的接管整顿 |
| 三、对财政局地方税部门的接管整顿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上海税务机构（1950年7月-1952年12月） |
| 一、人民政府税务局成立及组织架构 |
| 二、基层协税组织的建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上海税务机构（1953年1月-1956年12月） |
| 一、人民政府税务局组织架构的改革 |
| 二、基层协税组织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上海税收的征管 |
| 第一节 税收征管的准备工作 |
| 一、税务登记 |
| 二、纳税鉴定 |
| 三、纳税申报 |
| 第二节 税款征收工作 |
| 一、流转税征收工作 |
| 二、所得税征收工作 |
| 三、财产及行为税征收工作 |
| 四、农业税征收工作 |
| 五、其他税捐征收工作 |
| 第三节 税收征管的审核工作 |
| 一、帐务票证管理 |
| 二、税务检查与复议 |
| 三、违章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税收的成果 |
| 第一节 接管时期上海税收的成果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税收的成果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上海税收的成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农民合作的研究进展 |
| (一) 农民合作的形式 |
| (二) 农民合作形成的学理解释 |
| (三) 农民合作的影响因素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个案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工作 |
| 四、核心概念、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核心案例所在区域及相关产业概况 |
| (一) 琼中县及橡胶产业概况 |
| (二) 天然橡胶生产经营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背景及问题 |
|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
| (一) 联产承包制的推广为农民合作创造了条件 |
| (二) 家庭生产经营的不足使农民合作成为迫切需要 |
| 二、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限制取消使农民合作成为可能 |
| (二) 农产品的限制取消使农民合作成为可能 |
| (三) 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需要农民合作 |
| 三、农民分化与资源禀赋差异 |
| (一) 农民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 |
| (二) 农民的资源禀赋差异 |
| 四、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问题 |
| (一) 设立门槛,排斥小农参加合作 |
| (二) 大户控制,排斥小农参与管理 |
| (三) 虚化异化,排斥小农获取公共资源 |
| 第三章 自愿与开放:迈向包容性合作 |
| 一、保持自愿与开放: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一) 国家推动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二) 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三) 农村精英带动是包容性合作形成的关键 |
| 二、扩大开放与规模: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二) 推动包容性合作发展的精英团队 |
| (三) 国家支持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三、分权和分层: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 |
| (一) 小规模的农民合作容易形成和持续 |
| (二) 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 |
| (三) 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与共享: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民主管理是包容性合作的核心运行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民主管理 |
| (二)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包容性合作中的权威与秩序 |
| 二、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生产要素投入分散 |
| (一) 理论分析:生产要素投入分散是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 |
| (二) 案例比较:生产要素投入分散是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 |
| (三) 小结 |
| 三、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有效激励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利益分配和共享 |
| (二) 利益共享的传统思想:平均主义 |
| 四、培训、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制度促进民主与共享 |
| (一) 加强成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民主意识和合作技能 |
| (二) 利用现代化技术,实现民主管理和利益共享 |
| (三) 实施现代管理制度,改善民主管理和利益共享 |
| 第五章 逐利与维权: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 |
| 一、正当逐利: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法则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正当逐利 |
| (二) 正当逐利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 |
| 二、维护成员权益:包容性合作的对外协调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中的成员权益维护 |
| (二) 政府与成员权益维护 |
| (三) 有组织的权变维权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迈向包容性合作 |
| 一、包容性合作的发展与治理机制 |
| (一) 保持自愿与开放是包容性合作形成及发展的基本条件 |
| (二) 民主和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三) 逐利和维权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 |
| 二、包容性合作何以可能 |
| (一) 农村精英的积极带动是关键 |
| (二) 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是重要条件 |
| 三、包容性合作的价值和限度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价值 |
| (二) 包容性合作的限度 |
| 四、可能的理论创新及研究的不足 |
| (一)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福岛橡胶合作社的部分资料 |
| 致谢 |
四、1999年11月全国农机公司商品销售库存统计表（论文参考文献）
- [1]AJ自营超市库存管理优化研究[D]. 温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D]. 吴咏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6]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D]. 谢世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7]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8]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D]. 陈帆. 浙江大学, 2018(12)
- [9]建国初期上海市税务工作研究（1949-1956）[D]. 张子晴.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10]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D]. 杨光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