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性别研究的核心概念“gender”在女性主义思想中被赋予重要的政治意涵，并形成了sex/gender对立的研究模式，这使得早期性别研究在强调gender具有社会性的同时忽视了身体与性的因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通过消除sex的自然性，破解了sex/gender的二元对立，从物质化的角度刻画了二者之间的实际联系，进而描述gender的运作逻辑，以揭示其与sexuality的复杂关系，阐明其维持异性恋霸权基型的社会功能，对此概念进行了有益的改造。
关键词gender 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 朱迪斯·巴特勒
Gender概念是女性主义学术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和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核心概念。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性别研究被引入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性别研究快速发展，对“gender”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缺乏一致。对于此概念的译名，有学者最早发明了“社会性别”这一新词来翻译，认为中文已有的“性别”一词应与英文的sex对译①。李小江主张直接以“性别”作为译名，而用“性”来翻译sex；她认为，在汉语中不需要“社会性别”或“自然性别”这种隐含着对立性质的概念②。台湾学者则译为“性/别”，以区别既有的“性别”；此译法在台湾、香港颇有影响③。尽管“社会性别”的译法已为多数大陆学者接受，但一直有学者撰文讨论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求“辨析”“辩义”“澄清”，如王政最早提出，对当时在国内学界用法混乱的“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表述加以纠正④，之后也总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学科旨趣试图廓清gender概念⑤。但学者大多是在sex/gender的对立关系中理解后者的意涵，而对概念背后的理论诉求及其意义演化的过程等问题不太关注。故此，本文希望重新梳理gender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出现的情况，考察形成sex/gender二元对立模式的过程，着重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此概念的改造。
gender概念能指和所指的诞生
对于gender概念是何时、如何诞生的问题，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创造物，其思想渊源来自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⑥。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哈拉维表示，“尽管有些重大差异，但所有现代女性主义者关于社会性别的意义都来自波伏娃的观点‘女人不是生就的’”⑦。“女人不是生就的”这一女性主义名言，是波伏娃在强调“女性在社会中获得的形象”和“女性气质”与女性身体之间并无必然之联系时表达的，尽管这非常接近gender的所指，但《第二性》通篇并未使用gender一词来指称这层意思，正如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莫娃所言：“尽管没有女性主义者在生理学和社会规范间比波伏娃划定更清晰的界限，但不能把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强加给她”⑧。
事实上，波伏娃也并非最早意识到gender概念所指的学者。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已经有如下表述：“……‘男性’‘女性’概念在科学中也是最易混淆的概念之一。‘男性’和‘女性’的含义至少有三种用法：有时指‘主动’和‘被动’；有时指生物学含义；有时指社会学含义……无论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纯粹的男性或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⑨这说明，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两性气质乃至部分身体特征并不完全依赖两性的生物性因素，他所谓“纯粹的男性或女性根本不存在”以及“男性、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用法的表述，已经接近gender要表达的内容。
甚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们已经能找到类似gender含义的表述。恩格斯在书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母系社会图景：女性享有宽松的性自由、拥有较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扮演重要家庭角色并且以母系血缘确立社会继承方式。之后，恩格斯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主要解释因素，描述了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取代这一“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⑩过程：女性失去经济政治地位、财产继承权力乃至人身自由与性自由，最终受到男性的控制。他试图说明，男女两性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庭角色、社会分工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变化的，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与身体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并无必然联系。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是最早讨论性别分层的学者。
针对进口远程脉冲水表在实际生产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采用国产脉冲水表和电磁流量计替换2种方式均可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具有采购周期短、采购成本低的优势，为行业内进口远程脉冲水表的国产化替代提供了借鉴意义。
然而，gender概念在何时首次被使用？谁才是此概念的发明者？对这一问题，莫娃在《何为女人》一书中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答案：通过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若干精神病学文章，她指出，是“治疗雌雄同体和易性患者的精神科医生……首次提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在英语语言中的差异。易性者感觉他们的身体性别与他们的心理性别并不相符……一旦采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两个术语，医生们就可以宣称易性者是苦于他们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匹配”。
gender并非是凭空创造的一个词，在承载性别的意义之前，它是有本来含义的：英文词Gender是拉丁文genus的变形，根据《牛津英语词典》gender词条的解释，与性别相关的含义最相近的意思是“词性”，也即词的性别，这种语言现象广泛存在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两种词性；而德语名词的词性则有阴性、阳性和中性三种。在语法现象中，实际上名词的gender与sex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有可能反映自然性别，也有可能与后者毫无关系，掺杂了复杂的语言规则和习惯因素。这种相对模糊的关系，使学者可能启用在英语中实际非常冷僻的语法学概念来指称gender在性别研究中的意思“和男女身体的形态、功能与性的方式不尽相同，或者不限于这些差别的，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别”。
gender的政治意涵与sex/gender二元对立的形成
尽管gender概念的所指在西方思想中历经长时间的酝酿，其能指是借自语法学，而其最终用于讨论性别问题的发明权应归属精神病学。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斯科特所言，gender概念的意义在于“对生物决定论者使用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和性(sex)两词的抗议”。“性别差异”是19世纪末一些社会生物学理论中使用的概念，他们试图把女性社会弱势地位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归结为生物原因，以便将其合法化。后世女性主义学者将此类观点称为“生物决定论”。针对“生物决定论”所强调的性别差异概念，劳里提斯指出，“性别差异强调的是性别(sex)，归根结底指的是女人(woman)不同于男人/人(man)或女性(female)不同于男性(male)的地方……”。她认为sex的实际用法是标示女性异于作为普遍性的人/男人所具有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又是来自身体与生物学层面。而女性主义学者所强调的是gender不同于性别差异之处，它不是后者的简单衍生物，更非后者的一部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巨大差别是社会和文化所致。反抗性别的生物决定论是女性主义者赋予此概念最重要的政治意涵，从第二波女性主义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曾从这一角度出发热烈地讨论gender。
然而，女性主义对gender的关注并没有立刻促成性别研究诞生。20世纪70年代，gender还只被当作一个应受到传统学科重视的“分析范畴”或用于解释的工具——正如琼·斯科在《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女性主义学者号召使用gender概念去揭示和分析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事实上，性别研究要到80年代才告诞生。《性别研究中的50个概念》一书大致梳理了其产生的过程：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美国很多大学六七十年代开始设立妇女/女性研究的系科或研究中心，一批早期研究杂志也相继诞生。这些学术事件不仅鼓舞着众多女性学者，也深刻地影响到一部分男性学者。到了80年代初，美国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发起了“男性支持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之后，探讨男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存在特征和性质的“男性研究”范式逐渐出现并在学术圈流行开来。在这种学术生态之下，一方面，一些大学的女性/妇女研究中心改名为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以期涵括男性研究，进而吸引男性学者和学生加入；另一方面，《性别与社会》杂志在1987年创刊，标志着性别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阵地。理查森等指出，最初的性别研究应被理解为女性研究对男性研究表现出的一种开放姿态，而在研究主题、范式、方法、理论视角、政治诉求等方面，与女性研究并无太大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性别研究的学科大厦拔地而起。然而在早期研究中，逐渐显现出的一种“矫枉过正”倾向却在削弱其根基：上文提到，女性主义学术使用gender概念的重要目标是对抗生物决定论，以及sexual difference概念，认为gender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但这种立场越来越发展为sex和gender之间只存在对立甚至互斥关系的认识，“生理性别是身体，社会性别是心灵”成了女性主义者常用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认识的一种后果是性别研究出现了以下的倾向：既然gender不同于sex，那么顺理成章，关于sex的讨论就不是性别研究的题中之义，这几乎成了当时性别研究界默会的原则。于是，社会性别研究就成了关于性别气质、性别关系以及在劳动、教育、家庭等方面女性所受不公正待遇的非具身性(unembodied)研究。笔者对《性别与社会》杂志从1987年到1990年刊登的16期104篇文章做了统计，发现其中只有4篇论文是关于gender概念的理论讨论、美国色情电影产业、儿童文学和对女性主义缺乏将儿童纳入研究的批评等主题，此外100篇基本都是关于上述议题。另外，在《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一文中，周颜玲总结了80年代社会学研究对gender概念的理解，主要涉及三个方向：把gender视作地位与角色、视作社会关系、视作交往过程,这仍然依循了上述gender与sex的二分对立逻辑。结果，学术分工越来越发展为，性的议题留给更具生理学取向的性医学和性心理学，身体的议题则由稍晚出现的身体研究讨论。
据著名学者茅海建保守估计，辛亥革命前，讲武堂47位教官和教职员中，有同盟会会员17人，非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派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朗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
③张小虹编：《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鉴于“gender”概念译名存在争议，且本文中另两个关键概念“sex”和“sexuality”也存在类似问题(如sex有性、性别、生理性别等译法；sexuality有性态、性存在、性欲、性征、性倾向、社会性等译法)，为避免不同译名带来的误解，笔者在行文中直接使用英文，在引用译注时则尊重译本的译名。
朱迪斯·巴特勒对gender概念的改造及其意义
Sex/gender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广泛存在于80年代的性别研究中。然而，随着各种新异的性别实践不断兴起，一批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洗礼的女性主义学者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反思和批判这一研究范式，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和她的成名作《性别麻烦》。莫娃称“巴特勒出版了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方面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在《性别麻烦》之后，巴特勒又陆续出版了《身体之重》和《消解性别》两书，在这些著作中，巴特勒的主要工作就是破除sex/gender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之上改造gender概念。
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首先指明了sex和gender的区分是如何承袭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自然和文化二分的，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别……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断裂”，而这种断裂既不能解释“男人这个建构绝对是男性身体衍生的自然结果，或者‘女人’只能体现女性身体”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接受这种断裂，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只存在两种gender，而不是与身体的形态和功能无关的更多gender。
底物消除法是一种常用的检测药物代谢酶动力学参数的方法[17]。由于本课题组暂未能确证ZG02的代谢产物，故采用底物消除法来评估该化合物的体外代谢情况。为了能够排除系统误差的干扰以准确检测ZG02的代谢情况，本课题组在预试验中对孵育体系中的药物质量浓度（25、100、1 000 μg/L）进行了优化。结果发现，当ZG02的质量浓度为100 μg/L时，孵育后剩余药物质量浓度并不算太高，且至少有20%的药物被清除[15]，故以此作为孵育体系中ZG02的质量浓度。
14时30分，以“传承红色基因、筑梦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阔步新征程”为主题的军民融合论坛，在淮海宾馆二层会议室准时召开。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金盾书画院冯书田院长、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与国防科工局、兵器集团、山西省、长治市及陆海空军代表、老兵工家属及后代等百余人出席。我提前进入会场，找到位子就座。会场不大，但是早已高朋满堂。论坛由淮海集团董事长何清主持，他致辞后，播放了宣传片《铸剑》。该片全面、深刻、生动介绍了工厂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论坛分为3个议题。一、回顾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二、经营政策，深化军民融合；三、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这种断裂在塑造一个文化意义上的gender同时，也构建了一个被“自然化”的sex，这引发了巴特勒对sex概念自然性和二元性的批判，她写道：
到底“生理性别”(sex)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解剖学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生理性别有没有一个历史？……有没有一个历史可以说明生理性别的二元性是如何建立的，也就是可以揭露这个二元选项是一个可变的、建构的一种系谱学？……如果生理性别不可变的特质受到了挑战，那么也许这个被称为“生理性别”的建构跟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的确，也许一直就是社会性别，结果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别。
巴特勒使用医学和历史学的诸多发现作为上述观点的证据：首先，仅从人类的身体形态层面上看，sex并非绝对二分，医学发现了大量介乎两种sex的“中间状况”乃至“外在状况”的案例，这些“出生性别分化异常”的情况并非极端少见，占婴儿的万分之几到千分之几不等。这些介于男女两种sex之间的例子真实存在，但除了少量例外，历史上几乎没有与之对应的某种gender存在。其次，sex在历史上也并非一个不变的范畴，巴特勒援引托马斯·拉克尔的研究，讨论sex在历史上的变化过程。拉克尔通过梳理和分析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哲学、生理学以及近代解剖学著作，发现在众多哲学家和医学家眼中，实际只有一种sex，也就是男性；而女性生殖器的特殊形态，不过是由于干湿冷热等外在因素不同于男性，导致了“女性的男性生殖器向体内生长”。这种“男性一元论”的认识直到近代解剖学的发现之后，才逐渐被修正为“男女二元论”，生物学界才开始接受两种性别的逻辑。
关于sex被自然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巴特勒在1993年出版的《身体之重》中进一步加以阐释，并沿此方向重构了sex和gender的关系。一般认为，身体不可动摇的物质性是sex所指涉的差别最直接的根据，但是巴特勒利用物质(matter)一词的双关意，提出了物质化(materialization)概念，用以解释看似稳固的sex如何与话语的作用紧紧绞缠在一起。她写道：
巴特勒进而指出gender和sex应有的关系：
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只看作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意义，社会性别也必定指向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社会性别也是话语/文化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生理性别化的自然”或“自然的生理性别”得以生产，并且被构建为“前话语的”、先于文化的……生理性别从本质上被构建为非构建的。
Sex这种“被构建为非构建”的本质，类似社会理论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描述，他指出：“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加以否认”。而对本身是建构性的否认，也正是sex被自然化为性别本质的重要方式。
3.2 缺乏系统的、专业的康复指导 加强社区康复护理人才的培养是推动社区康复护理的有力保证。然而我国从事老年人康复护理的专业人士很少，大都是社区护士进行简单的康复指导，我国社区护理从业护士主体年龄偏大，且多由普通护理学专业毕业的医院护士转岗而来，较少受过专业康复知识的训练，存在对康复知识认识不充分的问题［20］，不能将康复对象当作整体来考虑，忽略将社区康复护理作为与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21］。
只有建立了这些“关联”，才能让个体的想法同客体或经验或其他学习者的先有概念进行直接对质，才能炼制出真正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作为物质的身体”/“要紧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这一说法并非一个无意义的双关语，因为，是物质的就意味着物质化，在此，物质化的原则恰恰就是对于身体至关重要的——它的可理解性。在此意义上，理解事物的重要性就是去理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的/要紧的，此处，“有关系/要紧”正意味着“物质化”和“有意义(to mean)”。
物质化理论指出，sex与gender的关系固然不是前者决定后者，也不是二者处于一种既分裂又若即若离的状态，而是gender及其背后的话语决定了sex。sex不是男女在身体形态或功能上的不同而决定的差别，而是在gender要求之下的一个意义容器：它将身体形态、器官功能、sexuality、性快感模式、生育角色等内容都绑定在一起，成为一个“自然的”“有机的”整体：一个物质性的、被性别化的身体存在。
举例来说，不是因为一个人长有乳房、能够生育、对男性有性欲她才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自然”就应该长有乳房、能够生育、对男性有性欲。巴特勒指出，这种看似是必然的身体之物质性，其实就是身体的“文化可理解性(cultural intelligibility)”，也就是在男女二分的gender规范之下，从文化上可以被理解的、应该具有的身体形态——这即是话语将身体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目标。然而这种“自然”的逻辑并不总能实现：一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她首先因为她的外生殖器形态而获得了一个性别身份——女性，但是构成她sex的各种内容：身体形态、生育功能、sexuality、快感模式等等内容并不能由这一个被安排的身份完全保证，从医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的种种发现来看，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情况：外生殖器呈现两性兼具的“女人”、体内存在男性性腺睾丸的“女人”(男性假两性畸形、雄性不敏感综合征、性反转综合征等等都会出现出生时外生殖器类似女性或完全如女性而内生殖器是男性睾丸的情况)、乳房完全不发育的“女人”、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同性恋的“女人”等等。那么她们是否仍是“女人”？或者说她们是否还属于二分的gender之中的女性这一极？于是“男人”“女人”的概念或范畴也被取消了其自然性与稳定性。
一方面，优化直接销售渠道，通过网店的拓展、硬广软广的宣传等，直接跨越中间商，将产品更好地销售给客户，与客户直接形成更为系统的沟通。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流通地域的发展，南通鹏越纺织有限公司应慎重选择中间商，充分考虑信用、经验和综合实力等因素。同时，为了业务的需要，适时地对中间商进行培训，依照绩效进行考核和奖励。
被“打入卑贱(be abjected)”的个体不仅丧失了“正常”者应有的“值得过的生活”(liveable life)，社会中还广泛存在针对这些群体“可理解的”污名指称，甚至各种规范性暴力(normative violence)/“可理解”的暴力。在这种意义上，gender是按照一种社会规范的方式在运行，如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所言，“性别规范制造的现实领域构成了性别概念的表面形式的背景”，它作为某种常态化的机制，既是主体建立的标准和先在条件，还具有各种不曾言明的惩罚与“悔改”机制，比如针对两性兼具者的性别矫治手术：通过对手术接受者进行外生殖器整形，使其至少从外观上似于典型男性或典型女性的身体形态，然而其代价可能是使接受手术者丧失绝大部分的性快感以及生育功能，其目的不外是要努力符合二分的gender范畴对身体的规定——也可将其视为规范性暴力的另一形式。
巴特勒对gender概念更深层的改造，在于揭示gender与sexuality之间的隐含关系，这也是其理论最突出的创建。巴特勒指出，不论是sex的二分还是gender的二分，实际都是异性恋霸权基型(hegemonic heterosexual matrix)的造物。所谓“异性恋霸权基型”，是将异性恋自然化、正当化的话语运作机制：它在历史和逻辑中被建构，为了保证文化中象征性的男权制度与社会中的亲属关系，保证生育和养育文化的社会传承。异性恋被话语制造成唯一正常的、合法的、可理解的性欲模式。sex的二分和gender的二分逻辑都服务于异性霸权恋基型，为这种性欲模式提供解剖的、生育的、欲望方式和快感模式以及社会分工、权力关系等等层面男女二分的合法性。巴特勒还指出了同性恋与异性恋在文化意义上的联系，以及同性恋受压制和贬抑的内在逻辑：在异性恋霸权基型的运作之下，同性恋作为一种可理解的异性恋之外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他者而存在。同性恋在sex和gender的二分隔栅中，无法被纳入生理性别—女/社会性别—女或生理性别—男/社会性别—男二者中任何一个选项之中。同理，同性恋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缺陷”的话语也如是被制造出来。
与其说巴特勒改造了gender概念，不如说她让此概念回归了其本源意义：gender不是sex在文化上的反映，而是sex被自然化的前提，或者说，gender不仅决定了sex，sex所指涉的身体差异本身即是gender要求的一部分。同时，gender也可能超越男性和女性的二分，指涉外在于二元对立的性别存在，正如gender在语法学中可以指涉“中性”一样。然而，在性别实践中，“中性”远远不似其在语法中那样道德无涉，而是被打入“卑贱”境地，是在文化可理解性层面不应存在的“存在”。故此，巴特勒指出，其研究最迫切的政治诉求在于“为性别(gender)开启(更多的)可能性领域”。“为性别开启更多的可能性”意味着通过对人类具身性经验的挖掘，从性、身体、日常经验的角度去揭露被异性恋霸权基型与压迫性社会分工共同形塑的二元对立性别模式。
巴特勒对gender概念的改造对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加在sex之上挥之不去的“自然性”被解构，sex可被视作gender及其背后话语的造物，sex/gender的二元对立则不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而巴特勒揭示出sex、gender、sexuality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性别研究的广度获得跃迁式扩展，分属不同领域的性别研究、性医学、身体研究、性学(sexology)和同性恋研究的疆界即可打破，激发出更多新的研究可能。更重要的是，巴特勒的改造使gender概念从一个女性主义的分析范畴变为一个需要被思考的研究问题，于是对gender的探问可以从反对生物决定论和作为女性不利状况的解释因素，迈向更深层次的问题。
①④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
本文依据课题组已有项目研究数据和合作企业生产实际，并结合查阅文献和产区调研信息，建立了黄芩的无公害栽培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基于GMPGIS系统辅助基地选址，结合土壤复合改良措施整地、良种选择、合理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可指导黄芩的无公害生产。
②李小江：《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于是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状况：gender概念本是用来对抗性别差异的，但由于sex/gender这一对立的形成，gender实际仍被捆绑在sex所代表的“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是截然二分”逻辑之上。尽管性别研究表面上拒绝以性别差异作为解释，但又默许男性的气质、分工与角色都还是与一个男性的身体密不可分，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气质仍然融为一体。尽管Gender主要用于表达社会文化层面的差别，但这些差别似乎也离不开sex，这种逻辑甚至发展为“gender不过是sex在社会文化上的一种体现或表征”的认识——这似乎又让讨论回到了原点：sex依然是男女在gender上划分的“原因”，社会文化因素不过是建基于sex所代表的身体特征和生物差异之上——gender概念似乎只不过是sex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⑤参见吴肃然《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现代性线索》，《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2期；杨凤《社会性别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5期；屈雅君《社会性别辨义》，《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晓宁、孔伟《社会性别概念辨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梁洨洁《西方社会性别研究与进程评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麦克拉肯、艾晓明、柯倩婷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201、168页。
⑦自莫娃：《何为女性》，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第62、63、18、36页。
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572页。
gender发挥作用的关键逻辑是gender划定了“典型男”和“典型女”的范围，将符合此两个范围的身体形态、功能、sexuality、快感模式这些看似是生理性的内容，以及身份、角色、地位、分工等社会性内容纳入其中，装配成“合法的”、可理解的男和女两种性别，而将所有无法被划入这两个范围的生理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打入卑贱(abjection)的境地，以消除“典型男”与“典型女”之外所有存在形式的文化可理解性，让这些情况处于一种“不应存在的存在”状况：比如被话语标定为性取向“不正常”的同性恋者，身体形态“不正常”的两性兼具者、身体功能“不正常”的不能生育者、性能力低下者以及心理“不正常”的跨性别者、易性癖者等等。
对于一些叙事性的电视节目来说，逻辑性相对比较明显，同时情节比较完整，因此，在节目制作时必须要以素材的完整数据为依据，积极地将各种素材的安排与整个事件相联系，通过对整个事件经过和结局的深入分析以及鉴定更好地体现节目的完整性以及合理性。其中完整的素材不仅能够为后期的节目制作提供更多的编辑空间，还能够更好地揭示内部画面的逻辑关系。另外，在对不同的电视节目画面编辑进行后期制作时还需要了解不同素材的完整性要求，尽量避免素材采集的缺失，结合逻辑性以及时间连贯性的具体情况，更好地加强电视节目制作环节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真正实现电视节目制作水平的稳定提升。
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页。
J.Simpson, E.Weiner, 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 2nd Edition. Volume V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27.
台湾性别研究学者何春蕤也持类似的观点，参见何春蕤《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⑥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韩贺南、张健《女性学导论》，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另见注释【5】所列文献。
例如已成为性别研究理论经典的若干文献，包括鲁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琼·凯利-加多的《性别的社会关系》、德·劳里提斯的《社会性别机制》、斯科特的《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等文章。这一批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学界视野，是中国学界较早接触的一批探讨gender概念的论文，影响很大。
例如于1972年创刊的《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于1979年创刊的《女性主义综述(Feminist Review)》。
J.Pilcher, I.Whelehan, 50ConceptsinGender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4, p.xi.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D.Richardson, V.Robinson, “Theorizing Women’s Studies, Gender Studies and Masculinity: The Politics of Naming”, EuropeanJournalofWomen’sStudies, Vol.1(May,1994), p.1.
基质栽培和保护地种植由于空气、灌溉水、前茬种植过程滋生以及本身带有各种来源所带入的病菌会逐渐增多而使后茬作物产生病害，严重时会影响后茬作物的生长，甚至造成大面积的病菌、病毒、线虫以及虫卵传播以至整个种植过程的失败，基质消毒是控制土传病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目前，基质消毒的方法主要是物理消毒法，物理消毒法不需要使用消毒药剂，主要有太阳能消毒、蒸汽消毒和热水消毒等[2]。设施农业发达的国家，如荷兰、日本等国，一般普遍采用蒸汽消毒法进行基质消毒[3]，这种处理办法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化学药剂的使用量，保证产品品质。
West和Zimmerman发表于《性别与社会》杂志1987年第二期的文章“Doing Gender”是罕见的例外，参见C.West, Don H.Zimmerman, “Doing Gender”, Gender&Society, Vol.1, No.2(1987), pp.125-151.
1.3.4 酶切扩增物 取限切酶Rsa I 10 U，20 U Alu I限切酶+10 μl扩增产物一起在37℃温度条件下进行酶切反应3 h。反应后的最终产物在2%琼脂糖电泳凝胶进行电泳，用溴化乙啶进行定时30 min的染色， Marker为DNA分子量的作为参照柱，在紫外灯条件下观察。
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S.Salih,JudithButl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巴特勒：《性别麻烦》，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10、10、序第2页。
崇高，并非英雄、伟人的代名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崇高、拥有崇高的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境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青少年的理想信念、道德意志、文化素质、创业进取精神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不能忽视崇高的教育价值。
拉克尔：《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6、207页。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5页。
1988 年沪嘉高速公路——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30年来，我国高速公路发展从无到有，从疏到密，总里程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道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J.Butler,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of“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32, p.34.
巴特勒：《消解性别》，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机构中性别社会化机制与过程研究”(项目号：15YJC840006)的阶段性成果。佟新、金一虹、马冬玲、杨可、李荣山、杭苏红、杨笛等师友给本文很大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作者简介：范譞，社会学博士，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讲师。北京，100101
〔责任编辑：毕素华〕
标签：性别论文; 概念论文; 社会论文; 身体论文; 女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学海》2019年第5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机构中性别社会化机制与过程研究”(项目号:15YJC840006)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