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发生与媒介行为的助推密不可分。合理嵌入媒介逻辑成为筑牢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媒介化理论为视角，认为国家认同经由媒介逻辑中的拟态造境、议程设置、仪式营造、话语叙事、内置记忆的方式而得以生成和抵达。因此，把握不同的媒介逻辑，成为促进国家认同建构的新要求和新举措。
关键词：国家认同 媒介逻辑 认同消解
媒介逻辑是媒介化力量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大卫·阿什德和罗伯特·斯诺1979年最先提出媒介逻辑的概念，“它是社会生活的扩展序列特别是某些社会制度逻辑受到媒介形式的影响”，媒介按照自身逻辑和标准来参与社会事务。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基于这种媒介化趋势，不同社会领域的参与者开始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媒介的评估、形式以及惯例，并与媒介展开互动。施蒂格·夏瓦则认为，媒介逻辑是“一个概念短语，用于描述特定制度的、美学的和科技的独特方式，包括媒介分配物质与符号资源，以及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下运作的方式”。这里，媒介作为独立性的因素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媒介及媒介逻辑也被视为是一种可以重塑或改变社会结构的自发性力量，而不单单是社会结构中产生效果或影响的“中介”或“工具”。社会结构中的各类活动都愈发依赖于媒介作用，并主动适应和遵循按照媒介逻辑。
在国家认同视域中，国家认同如何在媒介中得以开展和建构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提出政治媒介化，互联网时代媒介显著影响着政治活动的运行，政治需要主动适应媒介的力量并及时做出调整。媒介作为半独立的机构，具有一定的自决权，拥有重要的政治资源即社会的共同关注，因此，媒介承担着多种政治功能，尤其是政治议程的设置及为政治决策和行动缔造公众认同。这就意味着在建构国家认同时，要充分理解媒介逻辑所牵引的认同型塑机制，顺应不同媒介逻辑的表达、选择、互动和融合。
一、媒介逻辑与认同建构
1．造境：媒介现实建构国家认同。媒介现实往往是一种拟态环境，其观点可释义作：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构筑的信息环境，可视为幻化后的客观现实，即媒介现实并非客观存在的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经过信息把关，重新筛选和结构化后所建构的虚拟环境，此类拟态通常被媒介受众误读为真实存在。据此，李普曼将人类对现实的判断与接受分为三个层次，即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经过媒介加工后的象征性现实和认识外部世界的主观现实。三种现实之间呈现出递进式相关关系，决定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判断的主观现实是发生于媒介所塑造的象征性现实基础之上，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描述的一样，即使是世界上再小的民族，也难以实现全部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意味着，媒介承担着社会黏合剂的角色，生态化的媒介圈层已在民众的认知建构中占据主位，与此同时凝心聚力式的国家认同也不得不嵌入媒介逻辑，转向对共同体生活场景的搭建。简而言之，大众媒介不仅以建构共同体方式呼唤国家认同。更多的，则是借对国家认同的描摹聚合民意。
润物于无声，是媒介现实在构建国家认同过程中所惯用的手法。在大众媒介建构的幻境里，其依附的民族国家想象贯穿于媒介信息选择、更迭、再造、互动、输出过程的始末。而在媒介全方位的传播行为下，国家认同不再为“脑海图景”所囿，血肉丰满的“身外世界”得以落地生根，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也在媒介无处不在、高度拟真的呈现中被构建。媒介发展态势的如火如荼，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交织叠见，在国家认同日益媒介化的当下，媒介现实将与国家图腾的绘制并行，且持续作用于对国家认同感的建构。
2．具现：媒介议程设置国家认同。如果说拟态环境只是对媒介圜局创设认同的一种泛论，那么议程设置则是媒介聚合认同的具体作用机制。媒介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和重点报道什么方面拥有一定自决权，可以通过新闻价值判断来对信息进行取舍。更重要的是，媒介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重要性排序，麦库姆斯和肖（1972）的实验也证明媒体对新闻议题的排序和公众议题排序往往成正比，公众会根据媒介的事实排序而采取社会行动，媒介接触频次越频繁，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吻合度就越高。对于国家认同这类宏大叙事，媒介在议题的排兵布阵上更需持重。消极、负面、分化类信息在层层清洗中被过滤，置于台前的，则是显效于国家认同这一主题的主要议题，在外显与内隐议题的层层设置下，有关国家认同的议题才能从媒介议题走向公众关注，进而内化为公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媒介高密度的议程设置与框图导向行为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全面呈现与获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它涉及到基础设施、能源、金融等许多重要方面。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该战略，中国需要宣传其目的、潜力和意义。然而，美国试图否定“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在愿意加入该战略的国家和中国之间制造一道鸿沟。因此，两国之间背后的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等)是造成两个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主要原因。
比如，作为中国最为持久的电视综艺节目，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具备媒介事件重要性、轰动性等特点，还兼备媒介仪式的仪式感、叙事性、周期性等媒介基因。在二者的合力之下，春晚即由一次偶发性的“电视观众大联欢”转为一场勾连民族情感、织就国家认同的盛典。较之于新闻联播等板书类的媒介仪式，春晚对“国家符号”的植入并不生硬教条，而是将其内化于节目策划、设置、编排及审查等多个层级之中，引导认同的手段虽如春风化雨般不动声色，却依旧紧扣政局，时时勿忘对主旋律的讴歌颂扬。媒介仪式不仅是一种“文化表演”，更是一种催生认同、增强合意的文化中介。春晚对民意及家国感的强效聚拢，则正是媒介通过事件传播以达成仪式表征的主要例证。在加速国家认同积聚的过程中，媒介仪式的触发效应功不可没，所以媒介仪式也往往同民众心理、集体记忆等概念相关联。
LiFi通信能够有效地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和电磁的抗干扰力、传输过程中安全性高,同时,其硬件设备体积较小且成本较低。本文通过研究水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通信过程,将LiFi通信技术应用在水下机器人协同作业中,使得基于LiFi通信技术的水下机器人协同作业灵活性、协调性和精确性更高,使得水下机器人的协同作业适应更多的场合。
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媒介造境能力的不断提升，议程设置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将更倾向于全息与隐性，国家认同的呈现形式也将更为多元，图文、视频、AR、VR等形式共舞，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也将改变信息传播格局，万物皆媒。因而，在当下媒介议题的取舍过程中，伴随着沉浸式议题的获宠，锋芒毕露的论理型题材、说教类语汇或将因话风生冷、不易讨喜于受众而渐趋边缘化。
4．叙事：媒介话语引导国家认同。媒介逻辑暗示着一个用来决定时间如何分配、内容如何选择、语言与非语言如何决策的“媒介语法”的存在。也有学者将媒介语法与媒介话语相等同，以此来解释媒介对社会事务的叙事方式。媒介语法或媒介话语兼由一系列复杂的媒介实践活动来构成，如新闻报道、广播电视节目等。美国传播学者赫宁曾对媒介话语的结构做出划分，包括话语形式、话语风格和叙事框架，正是这三种话语结构成为型塑国家认同的匡定力量，国家认同在特定的媒介话语中进行和发展，国家认同的话语建构也如福柯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判断一样，通过把控、组织、限定和再支配达成权力的合理表达。所以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哪些可以言说、采取什么方式、如何表达成为一种叙事艺术。
第一，物流动态信息的采集是提升物流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趋势日渐明显，企业对于实时掌握货物动态信息的需求逐步增强，但是受到天气、技术、自然、法规等多方面的影响，动态信息的收集仍然有所限制，不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必须借助新的高科技技术，进一步完善信息采集技术，推动物流业的高质发展。
可见，在国家认同的涵化过程中，媒介拟像造势、启动仪式等行为的本意在于，借“镜像”中的历史事件、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以及纪念性事件触发民众记忆，在媒介对事实的凸显与复现过程中，聚沙成塔、实现对散点意志的累积、串联，继而进阶为集体记忆，并反作用于媒介生产的再作业环节。
5．内置：媒介记忆生成国家认同。经由媒介疏导的认同话语如何转化？媒介记忆的勃兴，则适时对媒介凝聚认同的内驱与动因进行了明确解释。媒介是一个不断言说和记录的巨量系统，媒介对各类文本的采集、编辑、报道和存储逐步演化为社会的信息记忆，成为社会记忆存续的载体，媒介记忆使社会事件得以不断重现和还原，并逐步内化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尤其是在“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媒介记忆突破时间和空间叙事局限，持续性呈现国家符号、影像和景观，连接当下与过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媒介化勾连，在信息不断重复中加固、生成公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记忆。
3．触发：媒介仪式营造国家认同。媒介除常规性议程设置外，打造媒介仪式、塑造媒介景观，进而完成媒介事件的策划，也是媒介为推进国家认同增速而频频使用的传播手段。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指出，媒介事件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媒介事件强调的是某一历史性社会事件经由媒介传导而引发社公众普遍关注的过程，媒介在其中扮演主导性因素。而媒介仪式则被定义为“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从两者的定义可知，媒介事件和媒介仪式的共同点在于媒介所引发的大量公众参与。在塑造媒介景观中，两者联结共生，相辅相成，媒介事件成为媒介仪式的发生主体，而媒介仪式则可被看作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达。二者互为表里，且一致作用于认同营造的各个关键节点。
纵观近年来媒介对诸多仪式的触发，如奥运会、春晚、汶川地震、南京大屠杀等时间符码对公众爱国热情的助燃，无不体现着媒介在记忆唤醒与生成环节所发挥的巨大效用。即使是一档小众化的电视节目也能成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国家宝藏》以“小剧场”表现方式演绎历史文物的“前世今生”，节目一经播出引发大量网络热议和公众“博物馆参观热”。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能够准确把握媒介叙事逻辑，能够创新表达方式。节目通过电视荧屏拉近公众与历史文物、历史文化的情感距离，以文物为媒介符号唤醒公众的集体记忆，培养文化自信，以凝聚公众的爱国情感，进而达成对国家认同的深化和建构。
民以食为天，蔬菜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绿色食品的推广对蔬菜种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绿色、无公害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而病虫害对蔬菜种植产生了不利影响，为妥善进行防治，需要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技术手段，将病虫害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确保人们能够安全食用蔬菜。
从媒介话语的角度，国家认同习惯性的“硬传播”逐渐向“软传播”让渡，后者日趋成为媒体的主要传播范式。“软传播”引导舆论的方式和风格与以往大有不同，其传播观念更倾向于共享和互动，强调公众的媒介参与，注重培养公众的媒介喜好、习惯和信仰以达成共识，其叙事风格意图创造多方参与、共同智慧、倡导开放的间接性传播语境，因此，媒体在建构国家认同时，应该充分发挥软传播的优势，以更加轻柔平和的方式、有趣新颖的内容与受众形成平等对话、分享互动的传播形态，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国家认同在社会个体中的理解和接纳。
二、媒介逻辑与认同消解
在完成本课的summer holiday plans写作后，可以结合五年级下册Unit 7 Chinese festivals让学生写写其他节假日的计划，这样就使书本知识成为学生能力运用的基础，并让书本知识真正得到延伸和发展。
无疑，媒介技术的进化和以此产生的媒介逻辑对认同合意的增量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助推作用。但在媒介分发利好的同时，媒介化的反向也为国家认同的深化增添了几分风险。新媒体具有匿名性、即时性、互动性、自发性等特点，在传播有价值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出现大量网络谣言、过度娱乐化、群体极化、信息爆炸等负面信息，加之我国网民的媒介素养还不高，使新媒体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双刃剑，公众很容易被网络舆论所绑架，对主流社会文化形成解构，也使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机制产生消解。这里有三个现象值得观照。
1．信息碎片化导致的认知偏差。互联网时代的首要特点是信息的几何级增长，远远超过人们的接收能力，大量碎片化信息的出现导致国家主流话语很容易被信息汪洋所淹没，国家话语难以突显也难以被公众所捕获，且信息鱼龙混杂导致信息失真，错误的传导在所难免，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认同偏差。
2．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算法新闻的初衷是为了帮助用户摆脱信息冗余，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地理位置、浏览记录等自动匹配与用户相关的内容信息，并实时推荐给网络用户，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腾讯新闻等都属于该类产品。但精准推荐却忽视了信息的同质化问题，与用户喜好的或点击过的类似选题会被重复推荐，网络中充斥着同质化的信息，导致“信息茧房”的出现。该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他在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个人日报”的概念，认为在互联网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定制个人日报，但久而久之就会使个人迷失于自我满足中，而失去对不同事物或差异化观点的接触机会，陷入自己的茧房中不可自拔。算法的新闻推荐机制刚开始就把国家话语排除在外，用户沉沦于娱乐狂欢中而忽视国家话语的触达，成为以算法为主导的新闻客户端饱受诟病的主要问题。虽然算法推荐如今有所改善，国家话语成为新闻推荐的头条，但是信息茧房导致的合意区隔仍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3．信息区隔产生的群体极化。桑斯坦在信息茧房的基础上继续推导出群体极化的概念，茧房会导致某种观点偏向，在交流中偏向逐步放大，最终形成极端观点。现实语境中，群体极化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例如，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伦理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极易转化为网络事件或网络舆论，受制于现实困惑，网民在信息茧房中不断重复强化原有观点，情绪极易被触动和激化，群体情绪遂变得极端化。群体极化一旦产生就很难沟通和调和，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对某种观点的价值判断，如果这种判断涉及国家认同，去协调共识的可能性就很难达成。
诚然，媒介对国家认同的构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应正视媒介的“非既定走向”，即其对国家所做造成的、无意识的离间与分化。
三、结语
媒介化时代，媒介力量使国家认同依附于媒介而存在，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国家认同成为媒介与国家话语间互动和互构的产物。从触发到内置，国家认同需要遵循拟态现实、议程设置、媒介仪式、叙事方式等媒介逻辑所呈现的媒介规律，从而加强国家认同的记忆与转化。施蒂格·夏瓦指出，媒介化并不意味着媒介对其他领域的侵占，而是关于媒介、文化和社会三者的互动及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国家认同嵌入媒介逻辑，并不意味着对媒介的妥协，而恰恰是体现了媒介与国家话语间的相互衬托，是国家认同适应政治媒介化、社会媒介化做出的主动调整。因此，合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效把握不同的媒介逻辑，不仅有助于创新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也有助于丰富国家认同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内涵和外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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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家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JDXCA003）的研究成果。
标签：媒介论文; 国家论文; 逻辑论文; 信息论文; 话语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传媒》2019年第20期论文;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家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JDXCA003)的研究成果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