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1年开始，吴其昌在《边政公论》发表关于《历代边政借鉴》的系列文章，其研究内容与学术转向值得深入探讨。吴其昌的边疆民族研究路径，以贯通、整体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特点。贯通在于其对于历史的长时段把握，把历代边政发展脉络进行纵向的梳理，体现了历代边政实践、认识的延续与嬗变。整体在于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研究时所具有的横向的宏大视野，探讨历代边政问题不局限于单一视角，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生活方式、心理等多维因素进行立体式的综合分析。经世致用是其边政研究的重要主旨，表现了民国边政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的交织关系，是当时时代场景下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关心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们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进行了合理的结合，可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思路。
[关键词]吴其昌；边疆民族；民族关系；边政实践
一、研究缘起
民国时期，吴其昌①本文为行文方便，对文中提及的先贤前辈均免称先生而直呼其名，非为不敬，特此说明。曾先后致力于甲骨文、金文、训诂等研究，以甲骨金文学及史学而著名。但在1941年，其在当时边疆研究的重要刊物《边政公论》创刊号上发表《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一文为始，先后在该刊又持续发表了《两汉边政的借鉴》《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隋唐边政之借鉴》诸文。按照《边政公论》社在发表其遗著《隋唐边政之借鉴》时所言：“本刊创始，吴其昌即拟为撰《历代边政借鉴》一书……唯全书未成，惜哉!”[1](P3)上述系列论文是吴其昌《历代边政借鉴》一书的重要内容，唯最后因吴氏逝世而未竟全功。客观上，在1941年发表《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一文以前，吴其昌并没有直接以边政为主题的研究论著，故此次学术转向，不仅对于观察其治学路径、思想、方法等颇具意义，而且对于理解时代环境与学人学术旨趣的互动亦相当有益。
吴其昌关于边疆民族的研究路径，在关注历代边政实践总结时，以贯通、整体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特点。贯通在于其对历史的长时段把握，把历代边政发展脉络进行纵向的梳理，前后结合、纵向比较，体现了历代边政实践、认识的延续与嬗变。整体在于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研究时所具有的横向的宏大视野，探讨历代边政问题不局限于单一视角，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生活方式、心理等多维因素进行立体式的综合分析。经世致用是其边政研究的重要主旨，表现了民国边政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的交织关系，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虽对吴其昌的边政研究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2]关注到其边政研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3]但对其边政研究的路径与思想内涵的探讨，仍有进一步深入的较大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拟围绕上述关于吴其昌边政研究中所表现的贯通、整体与经世致用特点展开阐述，以期对深化民国边政研究有所裨益。不足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二、贯通视野下对历代民族关系认识演变的思考
吴其昌以历代边政作为其学术转向的重要研究内容，那么其“边政”研究的内容及内涵包括什么呢?吴文藻在1941年曾言：“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然而边政学的性质如何?内容如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对于边政将有何种贡献?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尚未加以讨论”。[4](P1)吴文藻所论虽是关于边政学的学科内容，但未尝不是对当时边政之义分歧未定的另一种表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边政”一词在民国学术界逐步兴起，但边政之义的理解却各有认识，难以统一。[5]是故，吴其昌要撰写《历代边政借鉴》，自然要明究其边政所指之义。吴其昌并未在相关论述中直接论及其理解的边政之义，但他在《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一文中开篇即言：“春秋以前，神州古史史料，至今未能充分，甲骨契文，及彝器金文之材料，虽日益滋出，其记载殷及西周二代中枢王朝与四方民族之史实，虽亦日见详备，且为作者正在类集研讨之对象，然其史实，仅为战争而已，欲寻醳其中靖边或治边之政策则固未能也。”[6](P25)从中或可观察出，吴其昌对于边政的理解，是指“靖边或治边之政策”。而综合观察吴其昌所撰上述诸文，其“靖边”或“治边”之策，主要是指中原族群政治力量或王朝对边疆民族的政策，尤其侧重民族关系的观察。
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民族实体、民族关系及民族认识形成的滥觞时期，其民族关系的形态、认知于后世之影响甚深。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把握，吴其昌以贯通的视野，对先秦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秦之后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思考。
吴其昌对春秋之前的民族关系进行了考察。他强调“春秋以前，神州古史史料，至今未能充分”，而“甲骨契文，及彝器金文之材料，虽日益滋出”，但其记载殷及西周“中枢王朝与四方异族之史实”多关于战争，而难以详究其治边之策。不过，吴氏并没有放弃对这一时期边疆政策的梳理，他根据自身对甲骨契文、彝器金文的“类集研究”，总结了殷商时期的民族关系形态及中枢王朝之应对。通过对卜辞等的考察，吴氏分析了“殷民族环邻之幼弟民族”的分布格局，认为殷商对待来自边疆威胁的主要方法是“严密监视”并“日夜守备”，同时“率大军痛击”，将殷商治边政策的主要大义总结为“严密戒备，寇来始击”。[6](P25)关于殷商时的民族政策、民族认识等限于资料的匮乏，吴氏的论述较略，但对西周之后的民族政策、民族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做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
吴其昌认为，“周公之经划封建，其用意之深刻与用心之缜密，至今尤令人惊异不置”。基于这一认识，其对周代的治边政策做了深入分析。“武王灭殷，形势乃大变”，这表现在“周民族以新兴未繁之人口，骤然占领殷代广大中原之一区宇”，故“最感困难者，为控制力量之敷分配”。那么，周朝又如何应对这一形势呢?吴氏认为，周朝的应对策略是“以‘封建’解决之”。所谓“封建”，在周初的意义就是“武装屯戍与殖民地永占”。周朝“克殷以后所新封之国，皆择土地平衍肥沃可耕之区以建国，其邻近之山岳地带，以兵力不够分配故，权采放弃战略”，此举致启“华戎杂居”现象的产生，是“蛮夷猾夏”的张本。“华戎杂居”之后，初期因人口与土地的分配率宽裕，故双方相安无事；但中期以后，因人口不断繁殖等原因，双方虽摩擦渐生，但由于文化力量使双方“同化融结，合为一体，铸为一族，更后遂无可分矣”。吴氏此论，阐述的是春秋前居于不同地域的各族群伴随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日常化、互动密切的历史过程。但他亦观察到，在“华戎杂居”的同时，因“中原腹地”尚能“吸摄人口予以填补”这一“自然力”的影响，发生着周边族群不断“向内地流徙”的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具体形态及过程如下：一是“乃中国人有意命令其迁徙在指定地域，或招诱其居住于某一区域”；二是中原统治者征发边地族群之人民“以补充军队”，遂逐步在内地居住；三是边疆族群政治力量趁中原势衰之时，“恣意侵入，以繁衍其部族”。这一现象发生，尤其是边疆族群政治力量与中原王朝政治力量争端的加剧，引起中原“诸夏”之反感，产生了两个认识上的结果：其一，“对于侵略野蛮行动之愤怒与谴责，因而降低侵略者民族道德之地位”；其二，“华族本身优越感之自觉，愈后而愈强烈焉”。在此认识结果作用之下，又催生了管仲“尊王攘夷”民族政策与思想的形成，“尊王攘夷”政策在逐步发展后而理论化，形成了孔子等人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认识，即“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吴氏梳理了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时的“内”通“纳”，即为采纳之意，表示团结之意；而“外”则表排斥、摈远之意。先秦这一民族政策及民族思想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华族与异族种种之关系，皆得以此中心思想为衡断之准则矣”。[6](P25～29)
上述吴其昌对先秦民族政策及认识的分析，并非单线历史进程的总结，而是多维地呈现了历史发展的复合面相。春秋时期民族政策及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夷夏观念的形成及实践，但夷夏观念如何具体表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日常?又如何影响以后历代的边政实践与认识呢?这也是吴其昌讨论的重点之一。夷夏观念的提出，初始是居于不同地域空间的族群对族群自身及异系族群的称呼，中原地区的族群自称“诸夏”，而其他区域的族群则为“诸夷”。然而，地理空间虽是恒定的，但族群活动的空间却是流动的。“诸夏”与“诸夷”虽有各自活动主要的区域，但彼此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交流却日益频繁，夷夏分野遂逐步由政治、地理等的差异演变为文化、心理等多元关系的交织认识。“内诸夏而外夷狄”中的“接纳”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心理上的团结。吴其昌指出，“中华民族中正和平之天性，得自秉彝”，公羊学派之民族意识虽较为强烈，但亦提倡“宽仁”。是故，“华族之民族主义，既以‘宽仁’为基础，故苟异族之不相侵，甚或异族相侵而已和，则恒与之盟好和协，完全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决不愿以文化或武力之优越，以之自骄而抑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政府或统治者，“乐与文化落伍之戎狄‘平’‘成’‘会’‘盟’”。而在政治上平等视之后，双方之交流融合日益增进。吴氏还从贸易交往、经济结构、婚姻血统、语言及思想等维度，细致分析了周边族群融合于中原华夏族群的过程。认为上述四个维度就是四个发展步骤，最终达到第五步，即“华族与诸异族之关系，从自然性之血统言，从社会性之经济、政治、军事言，从文化性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言，皆已绝对融合为一体而无可分别矣”。[6](P32～39)吴其昌上述对先秦族群关系及认识形成的考察，对理解传统夷夏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历程，对认识先秦族群关系及族群意识的形成及其后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但又有其时代特性或选择性。先秦族群关系、族群认识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影响后世极深，但并非单线演进，而是具有很强的时代复合特征。吴其昌对此也有明确认识。认为虽然“秦以前环邻中华之各种不同之异族，血统，文化，社会，各方面皆已熔铸为一族，出之于同一之定型而不复能强加以分别；是固然矣。”但仍存在一些“不易消灭的隔阂”，即“较远之边裔，与华族接触甚疏”者、“近裔民族”因“游牧时代居处无定”而“兴部远徙”者、“原为同族而反分析形成二族”者。因此，不同时代“融铸化合之一族”与“较远或更远之异族”发生种种交涉及后果的现象不绝于史。[7](P29)这一认识，成为吴其昌考察秦以后历代边政的基本理路，对理解历代边政的延续与嬗变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三、整体视野下对两汉至隋唐时期边政实践的检讨
吴其昌关于历代边政实践的探讨，在考虑纵向的前后延续与嬗变的同时，也重视横向的多维视角的观察，充分将地理、政治、血缘、文化、经济等多因素进行综合思考，进行立体式的整体思考。不仅表现了历史的贯通性，更呈现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维性。其观察视角不局限于中原王朝与某一边疆族群政治力量双方的单向维度，而是从整个“大中华民族”体系乃至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群政治力量关系进行整体的综合思考。
秦汉王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以“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3。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对于秦汉及其后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边政实践，吴其昌在注重历史发展整体脉络的基础上，都提出自身的见解。关于秦汉时期的边政，吴其昌对秦汉王朝与匈奴、羌族、西南夷等边疆不同族群政治力量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作了立体式分析。与秦汉王朝对峙最为强烈的边疆族群政治力量，“首推匈奴”。关于秦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吴其昌将其总结为“一贯以坚强防御为政策，以示威的守势为最高原则”，此即“守势政策”。吴氏强调，这一政策的形成并非始于秦汉，而是早在秦始皇之前“已逐渐为北华诸强国所采用”，以赵国名将李牧最为突出。李牧当时之策略，以“充分准备闪电一击为发挥‘示威战’之最大效用”，但其核心战略则“实为守势”。“守势战略”有两种形态：一是所谓的“威力胁制战术”，即“欲取守势，必先施以雷霆闪击以示威胁”；一是“静型的守势战略”，即战国末年秦、赵、魏、燕诸国修建长城的行为，实为“一贯的坚强防御政策之最佳保证”。由表面观察，秦始皇虽同时“建造无畏的永久工事”并“兼施威力胁制之霆击”，但其核心仍是“守势之政策也”。[7](P26)
在深入分析完隋唐时期亚洲大势后，吴其昌进而细致阐述了隋唐边政的得失。他对传统儒家学者关于隋炀帝的评价提出了不同见解，批评以往儒家学者对于“秦、隋二代，惟知破口谩骂”，而不结合时代情境进行深刻剖析。吴氏认为隋炀帝后期虽有恶政，但不能全然否定隋朝一代之政制，亦不能完全否认其之历史贡献。强调“统论有隋一代对于中华民族整部历史洪流上之贡献”，其主要功绩在于：一是“重行恢复华族复兴的自信力”。隋代结束南北朝动荡政局而统一中原，并实行府兵制，“民族自信力之属于武德方面者，自是亦完全恢复而壮茁”；二是“再度启发华族向外的扩展力”，使“民族生存之空间乃宽，文化之教导乃普”。认为隋朝的这一作为，为之后唐朝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P1)吴其昌总结唐太宗的基本政策是“以其仁爱之本怀，及积极为民父母之责任心”的“感化、保教”政策。[14](P1)对唐朝尤其是唐太宗时期的边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唐太宗当时“预策后世中国之边患，不在蒙古部分，而在西伯利亚部分，亦得事实之完全证明”；强调唐太宗的边政实践，“不但着眼于‘为我主义’，祈求中华后世之安全；而兼谋‘人我之共利’，亦所以保障四裔邻族子孙之安全”。[15](P5)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以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小语种。小语种是指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如法语、德语、越南语等语言，“一带一路”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人员以及当地人才共同努力，因而使我国产生了小语种人才荒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小语种课程，其教学模式也面临转型，企业对小语种人才培养也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与对汉朝治边政策的高度称赞不同，吴其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政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吴氏认为，“曹魏以后之新边政，不以仁爱、真诚为基，而以诈术、手段为高”，其边政之两大政策为“分化离间”与“民族隔绝”。[9](P70)所言“分化离间”政策，主要指曹操分并州南匈奴为五部、西晋咸熙泰始之际再分南匈奴为四部等政策行为；而“民族隔绝”政策，则主要是指“徙戎论”。吴其昌称当时的“分化离间”政策是为所谓“强本弱干之计”，[9](P71)然而事实效果适得其反；而“民族隔离”则“根本错误”，“非吾人所能同情”。[9](P72)对于五胡乱华，吴其昌认为有三大主因：其一，中原王朝统治阶级之失德行为引致周边环邻各族的鄙夷唾弃；其二，三国以来中原内政不能统一，内战无一日之息，使“各种微菌乘虚而侵入”；其三，“民族失德”而“积怨于人”，以招致“报复之种子也”。南北朝时期，北朝本为边疆族群入主政权，其政策表现出两个极端：一是“虐杀华族”及“后化夷”；二是“尽弃故习”而“醉心于华夏”文化。南朝政权对于边疆族群，则仍以“宽仁为政”。[10](P2～3)吴其昌总结认为，“述往史边政之借鉴”，东汉以前“可师者多而可戒者少”，但魏晋以后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可戒者多而可师者少”。称“自魏至隋，乃中华整个民族史程上最黑暗，最危急之时期”。可以观察出，吴氏对魏晋时期边疆民族政策的否定。不过，吴其昌也强调，南北朝政府所实施之治边政策，固有“仁”“酷”之巨大不同，但若以“民族言之”，则“无论南北，皆华族之同胞也”。[10](P6)事实上，强调了华夷一家之传统观念。
一是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互相冲突。在我国，党纪党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虽然二者在反腐败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互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不仅影响了党内法规的执行效果，而且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因此需要努力构建一种双向的沟通协调机制，理顺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关系。
吴其昌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从多层面的立体式的整体视野对先秦至隋唐边政的横、纵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而其研究之思维与视野，不仅及于学术本身，而且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
吴其昌对汉朝与匈奴及其他族群关系进行了综合的立体观察，在突出对匈奴政策这一主要内容的同时，又审视了汉朝与边疆不同族群政治力量互动关系的内在联系。汉武帝开四郡而伐大宛，“张骞之凿空通西域”，最初之目的是为“创惩匈奴之政治方法”。同时，武帝开发西南夷之目的在于凿通西域；开通西域及羌地之目的，又在于制衡匈奴。吴氏评价上述政策客观上的收获远大于主观之目的，认为屯田戍边、开通西南夷各族，扩大了与边境民族之间的交流，推动了周边民族的文化进步，称“汉代之中华民族真可谓尽其灌输文明之责任”。[8](P2)
关于隋唐的边政，吴其昌给予了较多关注。《隋唐边政之借鉴》是吴其昌遗稿，在《边政公论》上分四期刊发，是体现其宏大的整体研究视野的最为突出的一部分内容。吴其昌开篇即言，“欲明了隋唐边政之形质，必先须透彻了解隋唐时代整个亚细亚洲之国际形势”。同时，称“且其深切了然之程度，必须如吾人重生于此时代，或此时代重映于今日者然”；[11](P3)此论与陈寅恪所称对历史予“了解之同情”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12](P247)基于这一认识，吴其昌在讨论隋唐边政时，首先探讨的问题就是“隋唐时代整个亚细亚之国际形势，果何如乎?”以此为引导，先后考察了东亚、东北亚、中亚、南亚等地的社会政治及族群形态诸问题。不仅于此，吴其昌还认为仅叙述当时亚洲地缘政治整体之情况，尚属“静”的研究，更应从“动”的视角来探讨。“静”“动”之论，充分表现了吴氏立体、整体的宏大研究视野。吴其昌强调隋唐王朝的治边政策，影响着当时整个亚洲形势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则皆因‘大中华民族’之活力，而使之百余年之全部亚洲，尽改观也。”其影响亚洲之形势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其一，“民族西移拓地建国之洪流也”。即窦宪击败北匈奴后，“东方民族遂视整个中央亚细亚为无底量之尾闾，无代价之乐土。‘举族西移’，视为求本族生存及发展惟一之良法”，进而引发当地社会政治的巨变。其二，“中华之领导威力在全亚洲之普遍树立也”。唐太宗时期，西突厥分裂、东突厥被灭，周边各族群政治力量或“万里广土，全入于中华”，或“借唐力以勉强控制其国内”。其三，“亚洲大陆之普遍中华内地化也”。“自大唐天可汗灭印度叛国，平东西突厥，降波斯为藩，以后，中华皇威，白日中天，于是将亚洲整个大陆(除阿剌伯，印度半岛以外)，悉以郡县组织之，使渐比于内地”。这三项内容构成了5～7世纪亚洲大陆族群活动的三个主要发展过程，其内在关系为：“民族由中华境内西移之洪流，此可目为‘流动期’”；继则为“中华祖国复兴中心势力之建树，此可目为‘凝固期’”；终则为“整个大陆逐渐融纳于中华型之文化，此可目为‘融合期’”。吴其昌还认为，天宝九年的怛罗斯城之战失败，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势头，是“唐宋以后中亚大陆之文化与历史”发生“全部改观”现象的重要因素。[11](P3～11)
在叠合板内，电气管线一般敷设在叠合板的现浇层，即电气专业沿楼板暗敷设管线可以走的高度大概仅为70～80mm，所以尽量避免管与管重叠否则会减少保护层厚度（见图6）。
吴其昌对汉朝的治边政策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汉初时期，汉朝对匈奴采取“极端忍耐之政策”；但至汉武帝时，朝野展开了对这一政策的讨论，形成了以王恢为代表的主战论及以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论两种观点。吴其昌认为，主和论是武帝执政之前的汉初“忍耐政策之延续”，主战论则代表了武帝执政时期向“针炙外交”转变的结果；两派之终极目标实系一致，其争论在于实现目标之方法、途径。吴氏所称之“针炙外交”，是指汉武帝对匈奴采取的积极“强弩射且溃之痈”而“决痈以护生”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救治医疗匈奴族黩武嗜杀残忍之根性，使之效法汉族之文明，享受和平繁荣之幸福”。其对“针炙外交”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赵充国治理羌族的政策，是吴其昌注意观察的重要内容。汉宣帝时，先零羌叛乱，汉朝令义渠安国全权处理，义渠安国采取“粗卤(鲁)悍犷之行动”招致激烈抵抗。后来赵充国在处理此事时，以下述政策为安边大计并取得成效。赵氏采取的主要政策有六项：“为国家久远百年之计，不快目前一时之小胜，不贪个人一己之私功”；“政治重于军事”，选择清明公正之良吏治边，以此消弭叛乱之根源；主边政者以坦白真诚待人处事，使“蛮夷敌寇亦受感动”；虽应保持军事威慑力，但仍以敷施恩泽为主，不得横逞暴力；“分别是非功罪”，不使心中内向之族群势力“蒙受无诉之冤苦”；“不赦强暴，亦不虐弱小”。[7](P26～29)
每一时代之学术发展，虽有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内涵，但亦必有其时代独特之学术特色，受时代之时势影响甚大。梁启超在1902年言：“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常密切”。[16](P217)王国维在1905年亦称：“外界之势力之影响於学术，岂不大哉!”[17](P1)所论者，即言学术研究虽受研究者个人兴趣、家世、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但难以脱离时代环境之大势，表现了时代大势对学术研究之重要影响。刘师培则在1907年还曾专篇讨论过古代学风变迁与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之关系。[18]而近代以降，世界秩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之学术传统、学术发展路径、学术理路等也渐有变革，传统士人群体的分化，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发展。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吴其昌的治学思想与内容等，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对于汉朝的治边政策，吴其昌给予了很高评价。王莽掌权时，大臣严尤曾论周、秦、汉三代治边政策，认为“皆未得上策；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对此论断，吴其昌并不赞同，称此论为“亡国庸臣无知妄谈耳”，应该是“汉得上策，秦得中策，惟王莽、严尤辈斯乃‘无策’”。汉之上策的主要特征是“薄惩”“严管”“宽治”“厚爱”，即以“推食解衣”之胸怀、“推心置腹”之态度，行“教诲”“扶助”之事业，尽“灌输文明”之责任，“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此“千古治边之上策”。汉代之治边实践，“使夷狄亲之如慈母”，而非“畏之如猛虎”，使各民族之间平等交流、民心所向，边疆各族群“率众内属归化之事，史不绝书”。[9](P64)
四、“经世致用”：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情怀
营销业务应用系统是远程费控系统的核心，其主要功能有抄表管理、电费收缴管理、用户关系管理以及能效管理等多种业务，能够有效改善电力营销服务水平，提升电力营销的业务能力，对供电企业营销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是远程费控系统的终端，主要用于采集安装在用户智能电表提供的电量信息，实现对用户用电数据的实时采集并上传至营销业务应用系统，通过采集的数据分析计量异常状况、电能质量以及预购电等业务，极大地拓展了电力营销的业务，为建设大电力营销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吴其昌在给其师梁启超作传时，开篇即言近代中国之社会大势，“中国这一百年来(1842～1943)的命运，真正是从乐土跌入了地狱”，近代中国“陷入于绝望的深渊”，天灾人祸不断、“思想颠倒”、民智亦“固陋”、朝政及外交腐败，“是最惨痛苦楚的时期”。[19](P1～4)这一概述，是吴其昌对时代环境的认识，也是其深怀经世致用情结的重要表现。民国初年，西藏、外蒙等边疆民族问题不断出现，北京政府及社会舆论都对此表现了相当关注。然而，北京政府时期政局阢陧不安，政府、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外交诸问题，学术界于边疆研究虽有关注，但尚未形成普遍之认识；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后，伴随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边疆研究才逐渐发展。[5]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疆的开发与研究广为各界关注，是时之“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论”。[20](P1)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吴其昌对边政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是其经世致用的爱国情怀与时势交互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对中心像素P，设置以下7个函数值：①A(k)=1,Pk为图像像素,k=0-8;A(k)=0,Pk为背景像素②B(k)=1-|A(k)|③A(k)=1,C(k)=1;若 A(k)≠1,C(k)=0④A(k)=1,D(k)=1;若 A(k)≠1,D(k)=0 且 D(9)=D(1)⑤E(k)=1-|D(k)|,k=0-8⑥F=∑i=N1(E(i)-E(i)*E(i+1)*E(i+2))N1={1,3,5,7}⑦G(k)=F*,k=0-8（F*是 A(k)=0 时的 F）。
大力推广精确施肥技术。科学控制肥料用量，降低氮肥投入，控制施用磷肥，增加钾肥施用，适量补充中微量元素，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上述吴其昌对先秦迄隋唐边政的探讨，论述的时代虽不一致，但其研究边政的路径及其蕴涵的思想等，却强烈体现出其关心国家命运的经世致用情怀。吴其昌在论述先秦族群关系时，对中原族群及周边族群是以“华族”与“幼弟民族”称之，言“华族与其环邻及杂居之‘幼弟民族’，既有政治上平等之联系，于是乎各种幼弟异族同化于华族速率，乃愈益增进”，经济互补，“各民族互能婚姻之事，自更繁密而便易，于是乎血轮亦互相结合矣”；至是后世，“‘大中华民族’而循此轨道而造成者也”。这一趋势“愈并合而愈大，愈融合而愈厚”，自先秦而至民国，“‘大中华民族’之血炉，已融溶各种不同民族之血球……权利、义务，平等分属于各个人，兄弟阋墙，风雨共舟，如手足骨肉之相互助、之相提携，以完成建国御侮之百世大业”。[6](P32～39)专门强调其撰文之主旨是“顾念祖宗两千年泣血之劳绩，并愈益亲爱团结，发扬而光大之”。[9](P39)吴其昌的这一提倡与表述，并非无的放矢，有其明显的现实针对性。1939年1月，顾颉刚就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认为“中国本部”是帝国主义制造而分化中国的名词，“我们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保卫我们的边疆，保卫了我们的边疆始能保卫我们的心脏；我们也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开发我们的边疆，开发了我们的边疆始能达到全国的统一”。[21]2月，顾氏再发《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并引发关注和讨论。[22]顾颉刚发表两文，其重要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纷纷以“民族”为幌子而分裂中国疆土。刘思慕在1937年就言，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存有差异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边疆问题复杂化”，即“在民族潮流澎湃的今日”，各帝国主义列强却利用这种“民族间的不融洽的存在”，假借“援助弱小民族的美名”，借以“煽惑协逼中国边疆独立”，进而把他们化为自己的殖民地。[23](P12～13)傅斯年也观察到此点，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就专门论及日本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在不小”，呼吁“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22]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傅斯年信中之语刺激顾颉刚撰文专题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顾颉刚从历史、文化、血统等方面阐述了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独特性，指出“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明确提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22]顾颉刚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发文支持此文观点，也有对顾氏观点持质疑者。如费孝通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强调“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不必否认这些团体是“民族”，“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24]事实上不止于1939年，早于1937年齐思和就撰文讨论“民族”与“种族”问题。[25]当前学术界多将这一讨论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26]并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27]此处不再赘述。但透视这一学术论辩的前后经纬，可以观察出吴其昌对历代民族关系、民族认识等的梳理及书写，立论基础即是号召“吾‘大中华’各族同胞”更加“亲爱团结”。[6](P39)可以观察出，在国难危重背景下，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是这一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以学术经世的重要内容。
基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脉络及民国历史场景的复杂性，吴其昌在梳理历代边政过程中，对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关注最多，并总结称历代民族关系、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宽容”“仁爱”“真诚”“平等”等。吴氏将“华夏”与周边“幼弟民族”之关系比之为父兄关系：“中华之与边地幼弟民族，自居于父兄之责任，不欲创之而乃欲爱之，不欲使其畏我而欲使其爱我。其含辛茹苦、推食解衣，世固知其仁爱；其小施夏楚，薄示膺惩，不知亦属于仁爱”，只有以宽厚、仁爱、信义对待异族，才能使边疆安定、各族祥和，逐步交流融合而“铸为一族”。[9](P64)在论及两汉时期赵充国对羌族的政策，因赵充国以“宽大、诚信”为策，以“根本消灭汉羌间之敌意”，“其意义之深远，甚至今日犹可来”；故吴氏给予这一政策高度评价，称其为“边政之圭臬也”。[8](P2～4)其时，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巨大，边疆民族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各界广泛关注。在此情境下，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政策及认识上，亦试图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统合全国，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消解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吴其昌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相关主张，正是当时时代情境的重要反映。吴氏的上述研究实践与思想，实与《礼记·儒行》中所言“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意相符。
吴其昌对历代边政梳理与总结的过程中，时时以民国现实为对照，发挥议论，以期挽救国家、民族之深重危机。在论及东汉辽东太守祭彤时，因其“抚夷狄以恩信，其恩信感人之深者，往往远及于身后”，吴其昌遂感慨“国乱则思良将，今日之中华民族果尚有祭彤其人，复我东北祖宗汤沐之地而奠之磐石之固乎?”还疾呼：“国人志之! 安南、朝鲜，本与我浙、闽、两广，同为华族之本体，同为中国之内地，如肢体之必有四……至于今日，我中华民族卖弟弃兄，斩首刖足，实以惨然为一鲜血淋漓之‘人彘’! 酷痛至矣，羞耻极矣，罪孽深矣，生命危矣!”可见其痛心疾首，忧虑万分。这样的疾呼对于唤醒当时国人亦应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8](P8)所论虽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关注国家安危、民族生存的经世致用情怀却跃然纸上。
总之，学术虽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与内涵，但其生命力却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关照。吴其昌的学术转向及其关于历代边政认识、政策的探讨，虽然或许在内容的表象上呈现得并不丰厚，但其研究所蕴藏的历史意涵却较为久远。缘于在甲骨文、训诂及文献等多方面的深厚积累，吴其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深刻、精炼，对历代边政的总结自树一帜，值得深入探讨。吴其昌关于边疆民族研究所体现出的贯通与整体视野，亦是今天边疆民族研究重要的治学路径。而其研究旨趣与学术转身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情怀，是当时时代场景下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关心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们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进行了合理的结合，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参 考 文 献]
[1]编者.隋唐边政之借鉴“编者按”[J].边政公论，1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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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阿娜，王子龙，井影.浅论吴其昌先秦边政管理思想[J].沧桑，2014(6).
[4]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5～6).
[5]段金生.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学科构建与启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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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其昌.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上)[J].边政公论，1942(11～12).
[10]吴其昌.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续完)[J].边政公论，19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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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其昌.隋唐边政之借鉴(三)[J].边政公论，19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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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ce，Integr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Thoughts of Wu Qichang's Frontier Ethnic Studies
DUAN Jin-sheng，ZHANG Hua-m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650050，China；Dong Hua University，Shanghai200000，China)
Abstract：Since 1941，Wu Qichang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Frontier Politics of the Past Dynasties for Reference in Frontier Affairs，whose research content and academic turn deserve further discussion.Wu Qichang's research on frontier ethnic groups is characterized by coherence，integr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Coherence refers to his grasp of the long period of history by combing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which refl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inu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dynasties.Integrity means his broad horizon in the study 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When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dynasties，he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actor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geography，politics，economy，culture，consanguinity，lifestyle and psychology without confining himself to a single angle of perspective.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his study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that links his research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fate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which reflects how the group of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cared about the destiny of their motherlan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t that time.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oncern are reasonably combined together，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Wu Qichang；frontier ethnic groups；ethnic relations；practice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中图分类号]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4-0056-08
*收稿日期2019-04-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CZS055)。
[责任编辑 郭云涛][专业编辑 王柏中][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云南昆明，邮编：650050。张华明(1989～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边疆史、经济史研究。上海，邮编：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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