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遽转型与变迁，对社会现象、问题与结构阐释已成为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作为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存在弱化、解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求理论回应现实需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阶级分析；评析
人们对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认识与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研究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前者是作为后者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而出现的，而后者则成为前者的实际运用和重要“试验场”。研究者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态度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研究上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范式又折射出人们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态度和学术倾向。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现状，通过准确把握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在当代所面临的“诘难”与诉求，正本清源，廓清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重返理论中心和核心议题的进路，即坚持和科学把握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回应与关照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实，才能真正地完成“重返”，并由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本身。
1 国外研究现状——阶级理论边缘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借助于新科技革命使社会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特点：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和积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社会阶级结构的内部分化。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把工人阶级的内心向度引向消费领域，致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被异化的生存状态所控制和支配，进而强化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日益弱化和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进取心。一些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当代社会分层问题研究形成以下学术观点：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到“农村金融体制组织应当得到必要的发展和探索”。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是解决资金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主要由乡、镇、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等业务，是缓解社员资金困难情况的一种组织［1］。发展过程中，资金互助社能够有效解决农村资金供给不足问题，完善农村金融体制，但在组织形式、监管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否定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自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诞生以来，其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技术革命的风起云涌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现象和新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西方学者否认阶级存在，主张“阶级死亡论”，声称“社会阶级的衰落”“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倡导“无阶级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特点，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解构和阶层理论替代阶级理论这一逻辑主线展开与蔓延。他们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变化，所有权的扩散、工作技能的提高、职业的专门化以及国家调控减弱等因素，致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代替集体行动，广泛而集中的阶级意识已经消失，阶级已经从政治话语体系向社会话语体系演变。“新的社会分层正逐渐形成……这些变化的累积影响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层的性质——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理论加以切实的修正。”[1]52总之，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已经结束，作为理论客体已被解构，阶级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划分阶级的界限已经模糊，致使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面临解构的危机。
重新建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伴随着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社会的衰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较为沉寂，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从政治经济领域向哲学文化领域退却和转向。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突显，各种民主运动激荡，伴随着这股运动浪潮，阶级分析理论又重新返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批判的阵地，并结合分析和回应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要求，对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进行重构，产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罗默和赖特等。罗默认识到了剥削与阶级密切相关，他通过对剥削概念的重新定义，重构了剥削与阶级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生产中花费的劳动大于他以来自生产的投入所能购买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他就受到了剥削”。[2]3他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同时又将剥削的场域从生产领域延伸到市场交换领域，并且提出人的主观偏好、选择（而非所有制结构）和由于财富初始分配不均基础上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都会造成阶级差别，进而构建了他的阶级——财富和阶级——剥削分析框架。埃里克·欧林·赖特借鉴和吸收了包括罗默在内的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结合实证研究方法，重新阐释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借此试图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特征做出合理解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趋势做出新判断。他认为，尽管“阶级概念事实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所有重大问题”，但是阶级的抽象结构概念和特定历史环境中阶级角色的具体结构之间产生了断裂。[3]13他接受了罗默的剥削概念，认为社会财产分配的初始不平等导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他提出了“矛盾的阶级地位”概念，以此解释白领工人这一新中间阶层既受资本家剥削、同时又剥削一般蓝领工人的矛盾地位；他从个人维度（而非社会维度）将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与生产资料资产和劳动力并列，划分出12种阶级分类；他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路径发展为“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和“交换关系中的市场能力”两种分析路径，综合了“生产冲突”与“分配冲突”两种冲突形式。[4]23尽管这种分析意识到了阶级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产生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诉求。然而，从市场、财富和收入等分配和交换领域出发研究阶级问题，弱化和忽视了生产资料占有等结构性因素对于阶级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西方社会，也有个别“左翼”学者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从本体论看，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变迁，社会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特征。[5]12从方法论看，阶层分析的是结果，阶级分析的是原因，嵌于控制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决定了职业内容和职业顺序。[5]29但是，他们主张从多维度标准和价值取向分析社会结构，从而间接否定或淡化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因此，西方“左翼”学者所“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有所偏差。
解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以克拉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彻底摒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去阶级化”路途。他们认为，阶级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出现了相背离的状况，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虽然存在，但是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却没有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工人阶级日益分化且没有出现贫困化的趋势，并且新的政治主体日益多元化，新的社会模式已经形成。托塞尔试图通过构建“生产/行动理论”替代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将其重心从生产行动转向非生产行动”，进而阻断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源起点。[8]136“否定与弱化阶级理论”“阶层理论替代阶级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解构。而“重新建构”虽然反映出要求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但是，不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的“重新建构”对于解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些理论观点，应该借鉴其科学合理的成分，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养分，坚持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
好多孩子会在周一生病，就是因为周末两天的生活规律和幼儿园不一致，上午睡懒觉没有吃早饭，其他几餐跟着大人吃。另外，吃的口味也和幼儿园不一致，要么家长忙，工作日天天凑合，周末接着凑合，吃得单调；要么出去赴宴或者到餐厅改善伙食，暴饮暴食吃得口味重还不好消化。加上周末很难保证午睡，就进一步打破了孩子的生活常规。所以，即使是周末也要和幼儿园的规律一致，孩子的身体才会好。
阶层研究替代阶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导致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解构分化，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被边缘化，进而阶层论替代阶级论成为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方法以职业分工、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例如，有的学者将我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农民、管理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其中，以陆学艺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2002年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显著变化，演变为现在的十个社会阶层，按其社会地位的高低等级排序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9]10-23郑杭生将我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区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其他。[10]301997年至1998年，李强在北京地区进行职业声望调查，将各种职业进行了100位的顺序排位。用阶层研究替代阶级研究，以至于阶层分析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占据话语主导权。
如果说仅仅是商界唯利是图，似乎还天经地义的话，那么，最可悲的那些从事文艺事业的也纷纷在经济大潮中奋不顾身地坠入洪流—不择手段、变本加厉地大肆攫取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其所作所为，不仅仅让自己斯文扫地、丑态百出，还把本该是“青山绿水、白云蓝天”的净境，折腾得乌烟瘴气、污浊不堪……
弱化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他们承认阶级存在，但是不仅仅从经济根源，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和知识等多维度进行阶级划分，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提出质疑。卢卡奇、葛兰西强调阶级意识对于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提出“文化霸权”的战略；普兰查斯也认同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对于阶级的决定性作用；汤普森则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6]1并提出人们的思想、习惯、价值标准和组织形式等文化因素都可以成为影响阶级形成的因素。多维度进行阶级划分从根本上反对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
阶级阶层关系问题研究。既然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上存在着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工具和研究范式，那么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即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孰优孰劣？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内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属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都试图揭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不同等级、层次等。具体来看，国内学术界有四种观点：“（1）阶级与阶层被当作同义语不加区别地使用……（2）在一般社会分层研究中，阶层的含义较之阶级更为广泛，人们把阶级看成是阶层里的一种，而把阶级划分看成是社会基本阶层划分的一种特例。（3）把阶级当作大于的‘基本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把阶层当作小于并‘附属于’阶级的社会亚群体……（4）阶级理论或阶级分析方法特指马克思的社会分层传统；阶层理论或阶层分析法，用来特指韦伯主义社会分层传统。”[13]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关系认识和把握上还不是很到位。因为无论对于这两种理论范式加以区别或者融合，都应该以较为充分的理论阐释作为前提和基础。
2 国内研究——阶级理论发展与重返诉求
主张“重返阶级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经过20多年的砥砺，在消化和吸收当代西方社会阶层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进入21世纪以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私有制和资本力量重新开辟道路，社会内部分化与紧张关系愈加显著，一些学者开始对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进行总结与反思。“回到马克思”“重返阶级分析”成为一批学者的共同认识。他们通过重新认识与定位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从实体论研究转向关系论研究，探寻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钥匙。沈原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历史交汇点上的工人阶级经验研究方面。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工人阶级分化与阶级意识淡漠，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中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因此，对于社会转型中的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历史使命的关注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11]仇立平在分析和梳理我国20多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认为，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社会改革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其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资本力量的再次出现，致使劳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些使得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成为可能。他主张通过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探寻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层关系和内在本质。并且，他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划分标准按照时代要求转换成按照“稀缺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进行阶级划分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阶级和劳动阶级等四大阶级。他认为，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重演。[12]
本文以山东某尾矿坝选址勘查为例，采用以高密度电阻率法为主，自然电场法为辅，结合综合测井及井下电视方法，准确判断了地下岩溶及裂隙发育情况，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综合物探方法在本次尾矿坝选址勘查中达到良好的地质效果，对类似工程勘查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受西方学术观点的影响，以及囿于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被边缘化。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在当代社会之所以遭受挑战，既受当代社会分层的新变化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的因素影响，也与人们在理解和坚持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一些教条主义因素有关。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求理论回归——中国化、本土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国内学术界尝试重新梳理和解读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研究有所突破，形成以下学术观点。
用阶层分析理论替代阶级分析理论。此理论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新韦伯主义基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发展出多元分层理论。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认为将阶级分类与身份分类交叉时，阶级才得以结构化；帕金将阶级、所有权与社会封闭概念联结，认为结构性的资源垄断、身份特征和特权等排斥性机制的存在是造成阶级差别的主因；戴维斯和莫尔则从社会不平等带有“普遍必要性”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分层，从而主张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具有合理性：“任何社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把个体摆置到社会结构中去，并把他们激发起来。”“因此，不可避免地，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提供某种报酬作为诱因，其次必须提供某种途径把这些报酬有差别地分配给不同的位置。”“社会不平等就是社会为了保证最重要的位置符合良心地被那些最胜任的人填充，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设置。”[7]
小胶质细胞一般处于静息状态，但可以被各种刺激激活，如：凝血酶、LPS、Aβ以及促炎因子，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感染和神经退行性变有关。[7]损伤发生后，小胶质细胞被激活成为有活性的免疫细胞，增加了吞噬作用、迁移性和增生的能力，产生大量神经营养因子、生长因子以及活性氮和氧，[8]介导免疫反应。同时还会释放NO、花生四烯酸衍生物、自由基粒子和毒性分子。
社会分工决定社会分层说。国内有学者认为，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取向研究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一方面受传统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要求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研究转换视角，提出从分工角度研究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学术主张。吴英在《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中认为，“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分析模式具有缺陷，该理论模式“排斥或至少淡化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所有制变迁和整个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终极原因的原理”。[14]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决定阶级划分的首要因素不是所有制，而是分工；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进而决定着阶级和阶级关系”。[14]在此基础上，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所谓阶级，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拥有不同的占有或支配权利，并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的社会集团”。[14]从而形成了从“生产力→社会分工→所有制→分配→阶级”的逻辑序列研究阶级的方法，将生产力和分工融入到传统的阶级定义中，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内涵，对分析社会分层具有重要价值。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分层论。国内有些学者尝试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层，并将其视为创新、发展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以及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鲁品越教授主张从生产力结构与所有制结构、资本逻辑与社会结构的逻辑关系线索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是由各个部门与行业组成的不断运行与发展的有机整体。在当代中国，外国资本、非国有资本、公有资本一起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了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并塑造着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15]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当代中国的生产力结构、资本结构、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分析，实际上是试图将社会分层研究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其中，蒋海益先生在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中研究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认为生产方式在社会分层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生产要素的职能与社会阶级结构密不可分，生产要素职能的人格化就构成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结构是由社会分配关系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由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职能决定的，因为决定社会阶级结构的各种生产当事人群体都是生产要素职能的人格化群体。”[16]259将生产方式置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重要位置，这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因为从社会生产方式研究社会分层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方法，而且也只有坚持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入手，才能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分析。所以，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思路，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问题在于当前学术界还很少见从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系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3 国内外研究总体评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在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研究上存在着四个环环相扣的学术倾向和学术观点，即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的“过时”、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代替阶级分析理论及其方法、重新建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重返阶级分析”、从社会分工或生产方式角度创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前两种学术观点基本上要求放弃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试图用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代替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后两种学术观点则认为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但是要创新发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这几种学术观点实际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即长期以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导致其理论解释力下降，进而导致阶层分析理论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挤压，但由于阶层分析方法固有的局限（阶层分析范式是社会表层结构分析而非本质分析，是社会结构结果分析而非深层原因分析，是社会结构静态分析而非动态演变过程分析），使得人们不断“召唤”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回归。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重返阶级分析”？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这是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问题，但首要的问题是需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哪些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哪些属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个别结论、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只有科学地解读与阐释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准确理解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所坚持的基本思想方法，才能做到真正地坚持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这也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在当代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基础。其次，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给出有理论说服力的解释。“如果不与相应的微观层次上的概念连接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宏观层次上的阶级概念的解释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微观层次上的概念同个人生活和条件紧密联系……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要保持理论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有效，那么它看来有必要继续努力在具体微观层次上铸造概念。”[17]314当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应用。
因此，要彻底扭转目前关于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研究上的这种局面，必须把握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理，并对当代社会的社会分层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能真正完成“重返阶级分析”，这样也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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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Marxist ClassAnalysis Theory at Home andAbroad in Recent Years
QU Min1,LIU Xianjin2
（1.College of Marxism,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048,Shaanxi,China;2.College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problems and structures has become the central topic of social theory research.As a scientif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Marx’s ClassAnalysis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theory and an“anatomical knife”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However,some western scholars regard the chang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as“excuse and evidence”of negating,reconstructing,weakening,substituting and deconstructing Marx’s Class Analysis Theory.On the contrary,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theory to China and localization.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Marxism,we should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Marx’s ClassAnalysisTheory and respond to realistic needs.
Key words:Marx；class analysis;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9）03-0091-06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KS001）；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S1343）。
作者简介：屈 旻（1971—），男，湖南长沙人，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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