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的提倡与发展
2012年在方勇提出《“新子学”构想》一文中，他归类子学典籍从第一代的老子、《论语》、墨子，至第二代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到第三代的汉哲如陆贾、刘安、杨雄等人，推广及宋明清的诸子如朱熹、二程、陆象山、王阳明，等等。可见新子学的原典包含诸儒，新子学并非只研究儒学之外的诸子。方勇归纳子学的特色就是“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2013年方勇继续发表两篇讨论新子学的文章：《“新子学”申论》与《再论“新子学”》。2016年又发表《三论“新子学”》一文。《“新子学”申论》一文提出历代子学才是中国学术史的主流，而经学是在子学的滋养下发展的。《三论“新子学”》一文更进一步讨论经学心态的诟病。方勇认为，“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他认为经学时代是“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子学文化则是“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方勇也提倡把孔孟作“离经还子”的处理，明确区分经学化的儒家与子学化的儒家。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反对将儒家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而是反对将儒家视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或者正统”。因为这样的命题遗漏了太多学术发展的内部信息，往往是某种权力制造的幌子，弱化了我们对学术史真相的把握。由此可见，新子学的推广，部分是基于对传统“经学心态”的批判，部分是建立在对中国学术史上“独尊儒家”的反弹。
但是落实下来，对于新子学本身的目标与发展方向，学者们有不同的构想。几年下来，新子学的论坛环绕在对“新子学”这个名称的分析、界定与阐述的讨论，而没有真正发展出所谓的新子学。在《再论“新子学”》一文中，方勇指出新子学的概念有一般意义跟深层意义的两个层面。前者指对诸子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根据现代学术规范对这些文本作“更为深入的辑佚、钩沉、辑评、校勘、整合、注释和研究”，进而“阐发诸子各家的精义，梳理出诸子学的发展脉络”；后者则是指“对子学现象的正视与对子学精神的提炼”。他所谓的子学精神，是一种多元共生、平等对话的学术交流。但是这两种层面的走向完全不同。前者着重典籍整理，与传统经学注释无大异；后者仅仅是一种学术宽容度的培养，内容不详。所以方勇对新子学的提倡其实不够革命化、创新化。正如何浙丹所评论：“方勇先生所提的‘新子学’方法论，主要继承传统‘子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对子学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然后加以校注、研究，最后阐发诸子精义，梳理出子学发展脉络。其基本理念大致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观念上。”方达、王宁宁也提出新子学愿景的两个层面：“其一是纯粹的学术层面，其二是广义的思想层面。在纯粹的学术层面，‘新子学’意图创建一种新的诸子学研究范式。因此，‘新子学’所期望的研究范式旨在最大程度上回归诸子学发生时代的原初意义，且在此基础上呈现诸子所具有的真实内在生命力。所谓广义思想层面的诉求，实际上就是传统思想如何与当代社会真正相融的问题。”他们所谈的学术层面，还是思想史的研究。而他们所说的广义层面，则是如何应用子学思想于当代世界的问题。李小成与韩国学者金白铉都认为子学应该从学院走入民间。李小成要求以新子学解决人们现实的精神危机问题。金白铉则以新道学为例，举出清净生态、健康养生、休闲仙游、玄德寿福等民间生活文化的议题。
对新子学概念之界定百家争鸣，众口纷纭的结果，就是新子学在短短数年内出现了内部理论的危机。孙广与周新指出：“经过三年多的讨论，‘新子学’已经由方勇先生的一家之言，成为了当代学人探讨学术转型和思想建设的学术公器。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新子学’的最大困境，在于其核心理论的缺席。”他们的建议是把“子学”当作一个集合名词，代表整体的“子学”，而不是各家分裂的“诸子”学。而能够综合子学，建立起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是其“共同的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方法论的界定法于事无补， 因为他们并没有鉴定子学的共同的问题意识，而且，当今之世“新”子学发展的重点不在过去诸子各家之间是否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而在于如何从不同子学思想中截取与今日世界共同的问题意识。曾建华在《“新子学”理论建构的现状与反思》一文也提出方勇的新子学构想“始终着重于子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未能深入到子学发生、演化及其文化创生的本质层面”，因而难以真正“从本质上区分新旧子学之渊薮”。陈静也质疑新子学口号多于行动，只有命题假设而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内容。本文以下的提案便是要求从“新子学”转化为“新中国哲学”。这个新方向的重点是不再区分经学、子学；不再强调提倡诸子以对应儒家独尊的过去与现实，而是以所有中国传统思想为今日开创新思想的跳板，寻找思想者自己独创一家之言的可能性。
“从新子学”到“新中国哲学”
新子学的重点是多元化、开放化、现代化。但是许多学者仍然把新子学当作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如新子学运动主导方勇所言：“‘新子学’不同于过去子学的一点，在于其严格的学术意识，希冀在现代学术的标准下来整理学术历史，发掘思想真意。” 他所谓的符合现今时代的要求，是指“要了解时代的发展趋势，要直接切入时代的主题，用适合时代的思考方式和语言方式去思考、去表达”。 他强调“返归自身”，解释“所谓返归自身，就是以温情和敬意面对古人，回到古代复合多元的语境中，把眼睛收回到对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可见他的重点是回归历史典籍，用今日的语言去重新阐释历史诸子的思想精义。他的一个重大工程便是子藏的建立。但是，研究子学，要是仅仅是整理诸子文献，打造子藏的文库工程，那么这还是把子学转化为经学的作法，因为我们只是要发扬诸子的思想重点，研究他们的历史环境，借此提升他们的历史地位，建立他们的不朽名份。方勇指出子学已经成为“国学”的主导，而且倡导我们要使新子学“成为国学的新的中坚力量”。但是我提倡放弃拥护“国学”的心态，而朝发展“新中国哲学”的方向努力。
“国学”与“西学”的分化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上，造成中西学的对比竞争，而且隐含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在这方面，我同意玄华的分析：“在他者被排斥在外之下，所进行的追求完满纯粹的自我反思，必然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是永远飘浮在空中、无落足点的虚幻之羽。”同时，我们不仅不需要划分国学与西学，也不必执着于子学和经学的对立。方勇的新子学运动是基于对经学的反叛，玄华及其他学者也强调新子学的魅力在于它作为经学的“否定者”、“突破者”，新子学的方向是“超越经学”、“走出经学”的。但是这样的区分无异于在当代中国哲学思维中选择性地排斥异己，自限路线。那么新子学只会逐渐取代经学的独霸地位，而成为另一个思想僵化、固地自封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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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学者的共识是新子学必须是传统子学的现代化。新子学的重点应该在子学的现代性，而现代性不仅仅于将古代哲思运用于今日，而在于培养今日的诸子。换言之，真正的新子学应该不再是仅仅发扬旧子学的精义，而是在当代中国学界定位当今的诸子百家。先秦有先秦的诸子百家，我们今日有自己的诸子百家吗？我们如何能在中国传统经学子学的典籍思想上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我们姑且不评估20世纪新儒家的个人思想成就，至少在当代哲学论坛上至今仍有不少探讨牟宗三与唐君毅本人思想的文章。所以，称呼他们为牟子，唐子也不为过。但是要说今日的中国哲学界有着百家争鸣——亦即有“人才之兴盛、思想之活跃”，有“学术批评的自由、学术思想的独立”，那么我们跟先秦还有天壤之别。新子学应该做到的不是把旧子学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而是本着诸子的独立思考方式，自己寻找今日所需要的答案。方达与王宁宁认为先秦诸子的“共同视域”是把“治”看作核心问题，而我们可以论定宋明诸子的共同视域是把“理”作为核心概念。今日的诸子是否有共同视域以及核心问题呢？如果我们执着于从先秦诸子著作中寻找对今日问题的解决方案，照本宣科，无异于以上古之道对今日之事。明儒王夫之的箴言应该给我们很好的点醒：“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如何从诸子的思想中摘取各家精义，灵活运用，进而发展本身的一家之言，才是当务之道。
放眼中外，我们可以检讨有哪些哲学传统是不断成长、持续发展的，而有哪些哲学传统不过是反刍过去，在辉煌的历史传统上无所贡献的。今日谈希腊哲学，基本上都是指涉公元前的古希腊哲学，当代的希腊哲学在外来的新康德哲学、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之上建树不足。相比之下，意大利则除了古罗马哲学之外，在当代也颇有足以供人学习的新的思潮。Roberto Esposito在2012年出版的一书《活生生的哲学：意大利哲学的根源性与现实性》，探讨意大利从16世纪至当代的哲学发展。作者分析意大利哲学从一开始便环绕在生命、历史与政治的中心议题，而对超验的存在以及抽象的范畴关注不多。他本人的哲学号称是回归意大利哲学，重新建立对生命根源性的探讨。因此他的著作可以被视为传统意大利哲学的继续发展。其他西方哲学，如英美法德哲学，更是一波继一波，不断推陈出新，在各个哲学传统的性格上开发新的哲学，阐发新的见解，进行新的辩论。这种追根溯源和保存传统关怀，并且同时拓展新地，建立自成一家之言的活生生的哲学，才是今日我们应该提倡的新子学。方勇说：“方今之时，回顾传统，展望未来，我们不由得不对晚周学术寄以最大的热忱和期待。”但是，就如希腊哲学不应该只肯定古希腊哲学的价值，中国哲学也不可以只停留在先秦百家诸子哲学的桂冠上。而且史实证明，不管是以经学为本还是以子学为主，中国哲学史上有不少学术蓬勃、思想突破的光辉期。现在是我们再度创造中国哲学高潮的时代。新子学必须建立在传统子学的关怀理念的基础上，而面对今日世界的学术挑战、现实问题，提供各家的理论与解决方针。我们需要当代的诸子，当代的以中国思想为启发的哲学家。
在面对今日问题这个前提下，我们不需要再区别新儒学、新经学、新道学、新墨学、新佛学、新名学、新法学。先秦各家思想各有千秋，今日为学者不必拘泥传统学派分类，只为传统子学延续一家传承，而是应该以当代哲学问题为中心，从诸子典籍里寻找解决之道的启发。在这方面，方勇的《三论“新子学”》一文写得比较中肯。他说，诸子学要从哲学史的范式走出来，要建立诸子学研究模式的创新：“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做一种会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观念疏通古今，融入现代生活中加以讨论。”杨少涵也以儒学为例，提出要“去章句化”的做法：“去章句化要去一切章句化、各种程度的章句化，不但要去‘我注六经’，也要去‘六经注我’。去章句化后的儒学研究是一种纯哲学表达，……对现代社会人生中的大问题‘一无依傍地独立进行纯哲学的研究’，而不要总是想着引经据典、于儒家经典中找证据。”本文所强调的也是说今日的诸子不必执着于对着先秦诸子学“照着讲”或是“接着讲”，而是要在浸润于古哲的思想文化中独创新言。今日的思想家应该本身是融汇各家思想，贯通古今中外，而自成一家的“子”。这才应该是新子学的目标。
要能够成就一家之言，当代的诸子必须要有深度的思维，加上广度的诉求魅力，因此能够中西贯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不是说中国哲学必须要加上西学的包装，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对自身学识建树有所要求。身为21世纪的思想家，要是我们只能阅读先秦文献，而对于现今世界的多方位思想文化孤陋寡闻，那么我们只能作为典籍诠释者，而不能自称是思想者，我们的著作也不会有普世的诉求魅力。今日许多中国学者把鉴定“国学”的特性并将国学发扬光大扛在肩上，当作自己的使命，但是这种心态其实是对诸子精神的背叛，是对哲学思维的打压。如果我们认清楚诸子精神就是多元化、歧异化，那么我们应该立马放弃使新的学术走向国学的企图。换言之，当今学者必须能中西并通，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必须以西学为体或是以西学为用，而是因为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知识条件。对西学的无知不能在护卫国学的旗杆下找到借口。同时，只学习西方哲学而对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屑一顾的中国学者，也至多是哲学工作者，而不足以成为一世大哲。能够把中西思想融会贯通是当代诸子的基本要求。只学习西哲的学者讥评中国没有哲学，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特有的现世关怀与其世界观息息相关，而中国的世界观与现代科学主导的物理主义不相契合。因此发展今日的新子学，我们必须先体认各家思想学派的形上学理论基础，从而建构不同的理论体系、应世方针。历代诸子都是对天地之道、人事之用深思熟虑的哲学家。就如李洪卫所指出：“我们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所看到的最具共性的一个词就‘道’，虽然各自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各家各派不离于‘道’的根据言说并致力于对‘道’的追求是完全相似的。对道的追寻其实就是包含着对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的探索。”要发展有中国特性的哲学，就必须把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及世界观讲清楚。以中国丰富的哲思为基础，中国哲学很可以再迎来一个光辉的时代。
在今日的人文学科分门别类下，文史哲成为不同的学科，运用不同的方法学，有不同的评价准则，不同的表达语言。因此“哲学”一词成为学科的代名词，跟西方哲学传统挂钩，而受到许多国学学者的排斥。但是哲学的广义内涵就是有深度、有系统的思考，有问题的意识，有思辨的对话，而且有对普世问题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下，新子学就是新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在21世纪寻找新思潮、建树各家之言、百家争鸣的契机。本人在国内参加中国哲学会议时，经常看到中文系、历史系老师的参与，而且他们的论文跟哲学系老师的论文毫无差异。反过来说，一些只分析字义和追溯传承学脉的论文就应该只在文史学术会议上提交。中国文史哲学科即使不能完全分家，但是不同学术的作学精神、写作方式以及审核标准还是不应该打破栏杆，搅和在一起。
结语
新子学的提倡学者也许想要维护传统经学子学之分，也想藉由新子学运动开发研究中国思想的新局面。但是除了点醒当代学者不能一味提倡儒学和经书，而要肯定中国思想史内其他很重要的哲学家和著作之外，新子学的落实还需要有具有真正的“哲学”内容的新发展，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建树与价值。总结来说，新子学应该朝发展新中国哲学的方向努力。“诸子”的英译应该是Chinese philosophers，而“新子学”的英译就是new Chinese philosophy。
但是，弹一个“极弱音”很容易，困难的是弹一组连续的“极弱音”，因为一连串质地类似的“极弱音”要求我们在弹奏每一个音之前，都预备好相应的“慢动作”。如果在弹奏第一个音时，第二个音所需的手指没有开始“慢动作”，那就无法弹出下一个弱音，或只能以极慢的速度弹奏下一个弱音。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哲学系主任、教授；摘自《管子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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