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民族走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使得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中的土家族积淀了多元的族源记忆，这些记忆在湖南古丈县李氏宗族寻祖与修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形成了同时以汉族和土家族为祖先，跨越族群边界的宗族认同。这一认同的形成过程说明，在多民族文化交融地区，宗族作为“同姓共同体”可以超越族群差异，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
关键词：民族走廊；土家族；武陵山区；宗族认同
一、引 言
“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使用的一个民族学概念，他在1978年、1981年和1982年三次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逐步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分布”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基本认识，并指出走廊与板块连接是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动力，“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为北部高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1](91)。
1991年9～10月，费孝通先生考察武陵山区后认为，武陵山区也具有民族走廊的属性，他指出：“这个山区(指武陵山)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2](2)。作为一个不同时期人口流动和融合特点突出的区域，武陵民族走廊内有许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其中受到自元明清以来的统一格局和各民族间深度融合的影响，形成了汉族进入导致族群分界的特点。正是“由于汉人的进入，与相邻苗族的交往，土家与外来汉人——‘客家’、相邻的‘苗家’的族际分界才得以形成”[3](21)。尽管在明清时期土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土家”的自我意识已经非常明显，他们自称“比兹卡”(土家语的汉语音译，“卡”，汉语意为“人”。下同)，称相邻的苗族为“帕卡”，称汉族为“白卡”[3](22)，但他们对于各民族交融过程的历史记忆并不排斥，这些记忆在当今仍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着重大影响。
调研的田野点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断龙山镇溪龙车村的幸福坪自然村(以下简称幸福坪)、红石林镇茄通村。本文以当地一个土家族群体寻根与修谱过程中的宗族认同为个案，讨论土家族对各民族交融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二、李氏宗族的寻根与修谱
冯尔康认为，判定一个宗族是否复兴通常有两个标准：一是修族谱；二是维修或重建祠堂[4](32)。居住在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幸福坪和茄通村一带的李氏宗族，于2000年发起了寻祖修谱的活动，到2018年，修族谱、建祠堂两件大事基本完成。
据老人们回忆，李氏宗族原来是有族谱的，由各支的长房保存，但由于各种原因，族谱要么遗失、要么毁坏，现在李氏各家没能保留一本完整的、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族谱。老人们觉得现在年轻人取名不再依照班辈，大家都在外面打工，辈分都理不清了，需要重新修订族谱，厘清辈分，凝聚人心。2000年，李氏族人发起寻祖活动，热衷于此事的宗族成员赴江西等地寻访，重新修订了班辈字派。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本形式的族谱，仅仅只是重新修订班辈字派，并口传给各个支系，要求后代据此取名。
《网络安全法》第21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3]，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高求高校要落实等级保护制度工作，开展等级保护制度有助于查明单位信息系统与国家的标准是否存在差距，明确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整改之后，提高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降低安全风险，是信息安全工作的头等大事。
为了进一步理清宗族来源，李氏族人于2013年开始重修族谱，修编稿于2018年2月正式完成，印刷成册，发给族人。2017年4月17日，李氏宗祠破土动工，主体工程于2018年3月底落成；同时，经过2017年一年的筹备，2018年1月6日，李氏宗亲会成立；2018年2月20日，在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沅陵镇渔家巷社区岩矶头组(以下简称岩矶头)，李氏宗亲大家庭组织了650年以来的第一次祭祖和团聚；2018年4月2日举行了李氏宗祠开祠大典。古丈县李氏的此次修谱活动由幸福坪一位文化人牵头，相邻的茄通村李氏也有修谱的想法，但由于一直缺少牵头人，没有付诸行动。经幸福坪牵头人联系后，两地李氏的族老于2015年成立了族谱编修委员会。通过访谈修谱的牵头人(1963年生，男，幸福坪人)，笔者了解到修谱寻祖过程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方式。
首先要解决的是茄通村、幸福坪以及贵州松桃这三支人之间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300年前这三支人就分开了，因为当地最早的碑刻是300年前的，比较两地碑文记载，未曾发现共同的祖先。但老人们说，代代相传这三支人就是同一个祖先，班辈也相同，所以这一关系没有问题。
茄通(村)有正规碑文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一点，幸福坪有正规碑文记载的刚好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茄通(村)和幸福坪是一家，无须任何证明，老辈人历代一直都是这样说，双方一直都是认可的，是明摆的事，同时，辈分用字都可以对上。而传说茄通(村)、幸福坪以及去了贵州松桃的三支人以前是三兄弟，虽然无真实依据，但历代都是这样口传下来的，肯定不是编的，具体什么时候分散各地，不清楚。茄通(村)和幸福坪在此次清谱过程中没有找到同一个祖先，说明分开发生在300年之前。
与岩矶头的关系有一个前提：只有我们认可自己和蒿草坪的关系，才有和岩矶头的关系，因为蒿草坪是从岩矶头搬出来的，我们和蒿草坪是一家人，所以才和岩矶头是一家人。
单相思危机。单相思，也叫单恋，它是指男女之间只有单方面的爱恋思慕，一方唱独角戏，以痛苦收场。单相思称不上病，但是过分的单相思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失调，自卑、抑郁等等，最终成为一种心理疾病。
从江西迁移过来肯定有一个过程。茄通(村)负责清谱的负责人说，他以前总是听他的上一辈说茄通(村)这一方是从沅陵蒿草坪迁移而来，于是前往沅陵找寻证据。
在蒿草坪找到了当地掌谱人家里，查看了家谱。蒿草坪一方没有任何传说可以与茄通(村)、幸福坪这边的传说有吻合之处，他们提供了当地其他几个李氏的聚居地，但是考虑到李氏的祠堂就修在蒿草坪，据此判断这里应该就是李氏聚居区的中心，故而没去其他几地。蒿草坪的谱书记载，在明末清初之时，其班辈字派与茄通(村)、幸福坪的高度吻合，只是次序不同。
茄通(村)和幸福坪跟蒿草坪能挂上钩的依据就这两种：第一，传说是从沅陵蒿草坪迁来的；第二，班辈可以吻合。从牢靠角度来看，这两个依据也没有多牢靠。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形下，口传信息是很重要的，根据这两个依据，茄通(村)和幸福坪一方能出面的人都认定自己是从沅陵蒿草坪迁移而来。但是蒿草坪一方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认同，他们那边的经济发展没有我们这边好，而且当时那个季节在家能做主的没几个，对于他们自己的前半段，字辈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只知道自己后半段的字辈，后半段就跟我们的对不上，所以没有我们这种认同也正常，但是首先我们这边得先认同，我们认定说自己是从他们蒿草坪迁移出来的，他们也不可能否认，就是一种不完全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
蒿草坪的人说他们是从岩矶头搬来的，李氏从江西迁移过来最开始登岸的地方就是在岩矶头和筲箕湾。岩矶头因为修五强溪水电站，已经被淹没，他们作为新移民居住在县城。
清谱信息基本上来源于老辈们代代口传，因为以前有文化的人非常少，难以形成文字记录。茄通(村)的都说自己是江西来的，不只是姓李的，姓彭的也是，各大杂姓都这样说，是一个大的概念，以前战争年代人口迁移方向就是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但是具体我们从哪里来的，还是不清楚。
CT扫描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过程中，扫描对象如果发生形状、位置的变化，会降低CT成像质量。运动伪影主要分为刚体运动伪影和非刚体运动伪影。
实际浇筑过程中采用分层浇筑的方式，采用机械震捣手段完成，震捣过程中震捣仪的移动间距要适宜，捣震的过程中不得触碰相关的设备，如预埋件、钢筋等，采用不同的振捣方法，混凝土的浇筑厚度有所不同，具体如下：采用插入式震动，浇筑层厚度为振捣器作用部分长度的1.25倍；如果是表面震动，无筋或配筋稀疏结构的浇筑层厚度为25cm，配筋较密结构的浇筑层厚度为15cm；附着式震动的浇筑层厚度为30cm；入工捣固的浇筑层厚度为20cm
其次要解决的是来源问题。把江西作为李氏最初的来源地，是因为迁入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的人们都有一个江西来源的历史记忆，沿着这一历史记忆，人们开始通过传说的线索去寻祖。
他们岩矶头发达地区的人思想就是要更开放，当时岩矶头想修祠堂，他们巴不得来的人越多越好，香火越旺越好。他们岩矶头自己的宗族关系，他们自己的谱书上都有记载，其他姓李的愿意认可、愿意和他们搭上关系，他们都不拒绝。岩矶头的谱书曾经也烧了，只有后一部分的，所以前一部分的关系他们也不清楚，谱书上前一部分编写的依据又是根据湖南省政协编的一部湘西李氏的传说，而且现在居住在岩矶头的那部分人也不见得是最原始的李氏的后代，这些反正都是说不清的，只要大家公认了就行。而且各个地方清谱最后都清到了他们那里，所以他们认为岩矶头就是李氏的发源地，其他地方的都是他们的分支，只要你们愿意去，他们都认可。
蒿草坪和岩矶头都认为自己是李元一的后代，谱书上有记载，当时是江西的巡抚。岩矶头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碑文是清朝的，补记的元朝时候的事，也就是追溯到距今650年。
第一，针对企业改革，开展形势任务教育。通过各种会议、企业内部网站、橱窗、微信平台、QQ群、座谈交流、单独访谈等方式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努力把企业发展和具体的实施细则给员工讲清讲透，努力让每一名员工都弄清楚弄明白，无一人掉队。引导大家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使广大员工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第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红石林镇茄通村。整个村落现有900余人，除外地嫁入的零星汉族、苗族外，几乎全部为土家族。现分为五个村民小组，分别是铺上、枯列、寨上、湾里和泽龙坪。地名多从土家语音译而来。定居在此的李氏后代现有200余人，全部为土家族。茄通村距离幸福坪8公里。
教材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和载体，课堂教学是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渠道，二者决定了学生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因此，开发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数学教材，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课堂教学现状，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课堂教学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此次新修的李氏族谱将血缘传承关系作为重点，内容包括编修说明、寻祖过程、李姓起源、新编的族规家训、各支的班辈字派、世代传承、根据老辈传说口述的传记、参考的重要史料碑文，以及各支优秀人物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统计表。
通过访谈梳理李氏寻根、修谱、建祠堂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构建。正如麻国庆所指出的那样，“宗族组织的重建和重构，一方面是对固有的宗族传统及其文化仪式在某些方面进行‘复制’，另一方面就是对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和‘生产’”[5]。陈兴贵对重庆罗氏的考察结果也说明，现代复兴起来的罗氏宗族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6]。上述家谱中的祖先，均没有典籍、碑刻等史料能够证明与这一支李氏的关系，但追认祖先的行为表达出这一支李氏后人强烈的宗族认同。这样的历史记忆重构是我国家谱修编中的普遍现象。
从受访者的报道可以看出，由于土家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口头传承的族源信息在寻祖和修谱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蒿草坪的态度，岩矶头对茄通村和幸福坪主动上门寻祖的态度截然不同。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模式总体可以分为工程措施为主植物措施为辅、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和植物措施3种类型，适用于治理不同类型区不同立地条件的侵蚀沟。植物措施对土层深厚且水分状况良好的侵蚀沟有较好的治理效果；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的治理模式对土层和水分条件均有一定要求；工程措施为主、植物措施为辅的治理模式适合来水量较大、沟道比降较大、单靠植物措施达不到治理效果的侵蚀沟。在治理过程中，推荐优先使用以植物措施为主的治理模式，以达到费省效宏、生态良好的效果。
三、跨族群宗族认同的构建
(一)李氏建立的宗族认同范围
根据这次修谱的情况，李氏宗族的谱系中有几个关键地点。
行MRI诊断的研究组，其确诊率明显高于常规组，误诊率明显低于常规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详情见表1。
给予对照干预组常规的视觉训练，主要进行个性化的视觉训练，观察组在配镜基础上每半年验光复测，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断龙山镇溪龙车村幸福坪。根据新修族谱记载：“幸福坪”是当地土家语所称地名之汉语音译，本村及周边人称“集凤坪”或“雄坪”。《古丈厅坪志》称“习风坪”，民国时期的《古丈县志》称“信丰坪”，1950年后称“幸福坪”[7](50)。幸福坪现分五个小寨，分别是那考、同告、铺上、八堤及汤业。定居在此的李氏后代现有500余人，全部为土家族。
修编委员会根据找到的线索，以口头传说为主、文字资料为辅，从古丈县幸福坪到古丈县茄通村，到怀化市沅陵县蒿草坪，再到沅陵县的岩矶头，前后五年多时间，奔赴各地，寻根问祖。最终的族谱修订结果如下。
我族为陇西堂，原籍江西，系黄帝宗脉，唐高祖李渊后裔。先祖元益公，元朝进士作江西巡按，居江右南昌府丰城县拖船埠铁攎巷筷子巷清心泉，明朝永乐二年迁沅陵岩矶头，其后，祖复迁湘潭波渌居印岩，更徙蒿草坪。明末清初，我祖兄弟三人，再从蒿草坪迁出。大哥定居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茄通村，现有200余人；老二定居古丈县断龙山镇溪龙车村幸福坪，现有500余人；老三迁居贵州松桃(失联)。其中幸福坪一支分三房：八堤、汤业同为一房；同告、广潭河同为一房；那考同为一房。
第三，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明溪口镇东水溪村蒿草坪，定居于此的李氏后代现有200余人，以汉族为主，另有少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多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改的民族成分。蒿草坪距茄通村140公里。
第四，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沅陵镇渔家巷社区岩矶头。岩矶头李氏总共60户，以前都是渔民，1996年洪灾过后，全部迁入县城，以汉族为主，另有白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岩矶头距离蒿草坪约40公里，距离茄通村约180公里。
裂缝，本是在混凝土硬化过程中，由于混凝土脱水引起收缩，或者受温度高低的温差影响，引起胀缩不均匀，裂成狭长的缝。坚硬的混凝土受外部因素影响尚能产生裂缝，更何况是整日与柴米油盐为伍的夫妻生活呢？
(二)李氏建立的宗族认同群体
在这个宗族认同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群体：祖源地为江西南昌，民族为汉族；迁到沅陵县岩矶头和蒿草坪时，仍然是汉族；从蒿草坪迁到贵州松桃和古丈县后，成为土家族。这样跨越族群的宗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武陵民族走廊历史上民族迁移和融合的记忆。
武陵民族走廊内的民族迁徙和分布格局十分复杂。先秦时期在此活动的族群主要有三苗、濮人、巴人、楚人、越人。三苗分布在其东部和南部的沅水流域，与今天苗族、瑶族、侗族分布区域重合；巴人和濮人分布在其北边的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其中，濮人居于酉水流域，巴人居于乌江流域，与今天的土家族分布区一致。对于这些古代民族与今天居民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家族以巴人、濮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族群形成；苗族、瑶族是由信仰盘瓠的三苗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侗族则是由越人发展而来的。而今天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是后来逐渐迁移来的。在先秦时期，“武陵民族走廊就出现了多民族交错、混融的状况”。北部的巴人、濮人和越人交错居住，东南部的三苗和濮人交错居住，楚人在整个地区都有分布，后来融合到其他民族中[8]。秦汉至唐宋时期，居住在北部和西部的主体民族是巴人及后来的“土人”，居住在其南部和东部的主体民族是“武陵蛮”及后来的苗、“徭”“峒”“仡伶”等[9]。到元明清时代，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和民族融合，该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稳定下来。
作为宗族认同起点的怀化市，境内古属“五溪蛮”地，西晋“永嘉之乱”后，晋朝廷曾规定：偏远夷地，不输贡赋或徭役全免，故流入者渐多。县内有部分谢、袁、萧及土家族的田、覃、杨诸姓即于西晋时来县定居。隋唐之际，曾于沅陵置辰州都督府，随军游宦者，顶踵相接，苗族、瑶族、土家族等民众，一部分退避山林，一部分与外来汉族杂居。元至正七年(1347)，白族钟氏三兄弟及其子侄(祖籍云南省)自江面避乱徙沅陵定居。明代于县西北棋坪设拱辰营，驻重兵以防苗。清代，县内城区附近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融合，唯县西、西南、西北的深溪、酉溪、舒溪、杨溪、荔溪、丑溪、耍溪、蓝溪流域，仍有大部分人保留与苗族相似的语言、风俗、服饰，自称“果熊”。这些地区，清廷视为苗地，曾划入“乾嘉苗民起义”时的“苗疆御览图”。嘉庆八年(1803)常德回族马新盛、凤凰回族郑大勋先后迁入沅陵定居。由此可见，该区域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聚居地，自晋代移民进入的汉族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在此地繁衍生息[10]。境内居民姓氏随外地人口迁入而增多，其中杨、周、陈、李等34姓来自江西[11](120)。显然，李氏将祖先追溯至江西汉族的做法，是受到沅陵汉族来源的影响。
而进入古丈后，李氏则成为土家族，这与元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相关。古丈所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苗族为主体民族。自秦汉始，境内的汉族因戍边、流放、强行移民或战争等陆续迁入。至明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汉族因经商或维持生计，迁入湘西北境内，使得民族杂居的局面有所扩展。清代的“改土归流”打破了境内土司的割据状态，使得更多的汉族涌入湘西北境内[12](1193)。元明清时期，土家族主要集中分布在土司管辖区内的酉水流域、清江流域和乌江中下游地区，与唐宋时“土人”中的彭、田、向、覃等大姓分布区域重合。元代该地建立土司制度后，虽然有“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禁令，但汉族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土人”居住区域。一是朝廷招募和屯兵。元朝曾一度恢复隘丁弓弩手制度，招募汉族进入；明设立卫所制，在武陵地区建立了10多个卫所，兵员编制为卫5 600人、千户所1 120人、百户112人。这些官兵多为汉族，并与当地人发生各种交往和联系。二是战争导致汉族的进入。三是土司招募汉族开垦土地和传授手工技艺。由于以上诸多因素，进入武陵地区的汉族不断增多[3](23)。
(三)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记忆
在汉族进入土家族地区后，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家族融合，其中，联姻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这在李氏新修的族谱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如茄通村第40代李大治，生于嘉庆辛酉年(1801)十月初二，殁于光绪己丑年(1889)六月初七，妣田氏、向氏；第41代李光富，妣向氏；同告、广潭河第40代李正和，妣田氏；第41代李光炳，妣向氏等[7](20～36)。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认为，在贯穿着巴人与“土家”的各姓中，尤以向、田、覃三姓最大，且这三姓在近代“土家”中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也是尽人皆知[13](171)。可见，与李氏先辈们通婚的向氏、田氏应当是当地的土家族。
有着汉族来源历史记忆的李氏宗族，在频繁而深入的交往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土家族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成分认定，李氏宗族建立了明确的土家族民族认同。土家族的认定是我国民族识别的重要成果之一。土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大约自五代以后，湘鄂西地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14](544)。但是在湘西，土家族因在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其外在的民族特点并不那么鲜明，因而不被大多数人了解。在经过民族识别后，1956年10月，土家族被确定为单一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居住在古丈的李氏非常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保持着自己的宗族认同，按时祭祖，凝聚族人。
四、结论：多层次的历史记忆与互融的认同体系
我国通过族谱和祠堂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众多。以往的研究表明，宗族是一个弹性极强的概念，很多时候，“宗族具有血缘、地缘和利益的功能”[15](113)。这是因为最初严格定义的宗族，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但随着这一集团的利益变化、人口流动，人们会采取“突出共同祖先或把祖先虚拟化”的方式来达到扩大化社会结合的目标[15](113)。这一现象不仅在汉族社会中普遍存在，在土家族中也非常突出。
瞿州莲通过对湘西瞿氏家族的个案调查发现，经过近百年的变迁，湘西土家族的宗族认同不仅未削弱，反而增强了[16]。但是朱炳祥对湘西州龙山县苗市乡捞车村这个土家族村的田野调查却发现，捞车村的民众宗族观念普遍淡漠，村民都不大重视父系血亲关系[17]。其实，这种矛盾现象正好可以说明土家族宗族认同的特点：同时具有血缘、地缘和利益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强调父系血缘群体的重要性。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古丈县李氏宗族为何不满足于在村内构建宗族认同，而是按照对祖源地的历史记忆来建立跨地域、跨民族的宗族认同。
这样建立的宗族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同姓团体”[15](120)，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记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祖先认同是基于血缘关系确定的，民族认同则是超越血缘关系，包含文化、政治因素。在有关两者的关系上，血缘决定民族认同依然占有很大的成分[18]。祖先认同往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手段，如土家族的“巴人祖先”认同就表达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边界意识[19]。但是李氏宗族的认同是复合的民族认同和宗族认同，其间经由多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记忆而连接在一起。
李氏宗族家谱的修订、祠堂的新修说明，该宗族形成了同一祖先的地方认同。但是在该宗族内，寻祖与修谱的发起人是土家族，其所在村落幸福坪及茄通村都是典型的土家族村落，而寻祖到沅陵的蒿草坪与岩矶头又是以汉族为主的村落，其中还杂居着其他少数民族，但他们之间不同的族群认同并没有影响最终形成同一的祖先认同。这说明在该区域内，长期的人口迁移和融合形成的历史记忆，使得祖先认同和民族认同成为不同层次的认同，通过虚拟的共同祖先，人们建立起跨族群的宗族认同，这与该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走廊这一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实体，但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里所有的成员都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20]。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留下的历史记忆，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湘西土家族李氏宗族的认同首先来自于对族源和迁徙历史的个体记忆，这些明确的个体记忆结合在一起成为李氏寻祖的起源；在村落共同的迁徙历史中，“李”姓作为文化符号，成为跨越族群的宗族认同的结合点；而之所以能够形成跨越土家族和汉族的宗族认同，正是因为武陵民族走廊中两个民族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多层性的具体表达，形塑了这一多层次的认同。这与麻国庆对民族走廊中历史记忆多层性的研究一致，“现代中国集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并不断影响境内民族互动和认同”[21][47]。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历史记忆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人们的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根基性知识。“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21][48]从记忆的多层性来理解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在全球化、城镇化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的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A].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2] 费孝通.武陵行(上)[J].瞭望，1992(2).
[3] 黄柏权.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三峡大学学报，2009(1).
[4]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00(6).
[6] 陈兴贵.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J].天府新论,2016(2).
[7] 编修委员会.古丈县茄通、幸福坪李氏家谱[Z].内部资料，2018.
[8] 黄柏权.先秦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思想战线，2008(3).
[9] 黄柏权.秦汉到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
[10] 沅陵县政府网.人口民族[EB/OL].http://www.yuanling.gov.cn/Item/3573.aspx，2015-07-15.访问日期：2018-09-20.
[11] 湖南省怀化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怀化市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12]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湘西州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3]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M].长沙：岳麓书社，2002.
[1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5] 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6] 瞿州莲.当代湘西土家族宗族现状透析——对湘西瞿氏家族的个案调查[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7] 朱炳祥.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J].民族研究，2005(6).
[18] 张龙.祖先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综述[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6).
[19] 雷翔.民族自我意识与“祖先认同”建构——以土家族祖先认同中的“巴人”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2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1]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民族研究，2017(6).
HistoricMemoriesoftheEthnicCorridorandClanIdentitiesCrossingEthnicBoundaries
LI Jin1， LI Qian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ina Tibetan Studies Institut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2.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Frequent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thnic Corridor in history have produced diverse ethnic memories for the Tujia people in Wulin.These memor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eeking for the ancestral origins and amending genealogy for Li’s clan in Guzhang County，which helped to form a cross-ethnic clan identity that is based both on Han ancestors and Tujia ancestors.It shows that clan as a “community with same surname” could transcend ethnic difference in multi-ethnic regions and be an important way of constructing a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Ethnic Corridor；Tujia People；Wulin Region；Clan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9)01-0091-07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17ZDA162)
作者简介：李锦(1965-)，女，四川红原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生态人类学研究；李倩(1993-)，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课题秘书，主要从事民族人口学和土家族研究。
【责任编辑冯雪红】
标签：土家族论文; 宗族论文; 民族论文; 汉族论文; 李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融合论文; 民族同化论文;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17ZDA162)论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藏学研究所论文;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