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时隔5年相继问世，二人的思想在人口增长过快超过生活资料的供给、人口控制和调剂之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成为经济学的经典之作，200多年来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许多政府以此为指导制定人口控制的政策，人口学也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文章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两者在人口论方面的思想及理论加以比较阐述，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洪亮吉；马尔萨斯；积极的抑制；人口理论
洪亮吉生于1746年(乾隆十一年)，卒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籍安徽歙县。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1799年(嘉庆四年)因上书直言“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直击时弊，此番言语激怒了嘉庆皇帝，洪亮吉差点因此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于嘉庆十四年卒于家中。
一、洪亮吉人口思想产生的背景
洪亮吉生活在康乾盛世的晚期，时值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据估计，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中国人口不过7 160万人，1651—1661年(清顺治八年至十八年)人口1亿左右，1678年(康熙十七年)中国人口大约1.6亿。从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6.82‰，总人口超过3亿。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四年人口年增长率为4.72‰，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十年为4.19‰，总人口超过4亿后又开始下降，咸丰元年至光绪五年为-6.16‰，光绪六年至宣统元年为6.01‰，宣统二年至1953年为6.98‰，如图1所示。中国人口在经历明末清初的叛乱、灾荒和瘟疫之后增速加快，是为补偿性人口增长[1]。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得益于人口政策，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颁发了一份影响深远的谕旨：念“今海宇承平已久”，“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故令各省官员“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这就是清朝有名的新政：“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该政策实施新添人丁不加征丁银。亦即：从此政府只收地税，以及以1711年的丁数为标准的定额丁银。1724年(雍正二年)政府下令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摊丁入地”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所谓“摊丁入地”，即把丁银核入地亩，一切赋税皆由地出，丁随地起，丁地合一。出发点在于使纳税人的赋税与其财产相匹配。康、雍、乾的“开明专制”，不仅促生了许多人，也挽救了不少人；人又育人，生齿日繁，中国人口实现了50年翻一番(1790年突破3亿)[2]。
图1 明清时期(明洪武二十五年至清宣统二年)中国人口数量变动
数据来源：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第五卷清时期)第832-835页。1391年、1630年、1644年、1679年、1776年、1820年、1851年、1880年、1910年分别为明洪武二十四年、明崇祯三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康熙十八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清咸丰元年、清光绪六年、清宣统二年。
这一时期通过垦荒等耕地虽然有所增加，但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耕地面积从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七亩多降至1812年(嘉庆十七年)的两亩多(如图2所示)，在洪亮吉生活的时代已是“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洪亮吉觉察到了这一变化，意识到当时人口问题的严峻性，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写下了《治平篇》《生计篇》，阐述其人口思想。
图2 1753—1812年全国有册籍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
数据来源：1753、1766年数据来源于乾隆《大清会典》，1812年数据来源于嘉庆《大清会典》。1753年、1766年、1812年分别为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一年、嘉庆十七年。
二、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人口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耕地和基本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3](《卷施阁文》甲集《治平篇》)
洪亮吉还指出每人耕地约四亩才能基本维持生计，“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然而人口增加导致人均土地和生活资料不断下降，“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3](《卷施阁文》甲集《生计篇》)
马尔萨斯全名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丹尼尔·马尔萨斯接受戈德温和唐德桑特的基本观点：个人的特性并不是通过遗传而获得，而是通过其生活的环境而塑造的。马尔萨斯则认为其父亲所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尔萨斯正是在与其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的不断争论中，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1798年，马尔萨斯将其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的主要论点整理形成一本小册子，即《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并未具名进行了发表，这就是著名的《人口原理》。在该著作中，马尔萨斯以人类的两个基本需求即“食欲”和“性欲”作为基础，论述了有关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5]：(1)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2)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并将保持不变。“两个级数”：(1)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2)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个抑制”：(1)现实的抑制；(2)道德抑制。“一条规律”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一个适度”即人口增长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三个命题”[6]：(1)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阻止；(3)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和资料保持一致。“四点结论”：(1)工人贫困、失业是人口法则作用的结果；(2)建立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制度不过是幻想，相反，财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人口的自然法则产生的；(3)工人的工资受人口法则的支配，工人工资水平随人口增减而变化；(4)反对《济贫法》，反对救济穷人，马尔萨斯认为救济穷人就是帮助穷人制造穷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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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一，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社会交通运输日益改善，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社会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一变化可以通过这一时期资本与人口比例的变化来反映(表1)。这种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人口飞速的增长加快了英国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这一时期英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
洪亮吉认为，当人口与土地供给均衡时，农、工、商、士各有生计，除农本计不议外，工、商、士少则日可入百钱，以一人之力可供养十人。他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布五丈，为钱二百。……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3](《卷施阁文》甲集《生计篇》)人口快速增加导致米、布等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50年的时间，米每升从钱六七上涨到钱三四十，布每丈从钱三四十上涨到钱一二百。收入下降，支出却不断增加，原来一人可以养活十人，而今却不可能了。因此，人口快速增加而生活资料增速缓慢，不能与人口增长相适应，最后导致人们生活日趋困难。
第二，人口快速增长影响就业和社会安定。
洪亮吉认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导致通货膨胀，人均耕地下降，就业困难，流民增加，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二：一是“天地调剂之法”，二是“君、相调剂之法”。所谓“天地调剂之法”是指洪水、干旱、疾疫等是调剂人口过剩的方法，同时他指出“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因此水旱疾疫只能作为调剂之法，自古来看，水旱疾疫作为人类不可避免要面对的自然现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一部分过剩人口，但是这一“天地调剂之法”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增速减慢和资本快速积累，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对于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
洪亮吉把人口结构分为四类，即农、工、商、士，人口与生产资料均衡时，“……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佣书授徒以易食者也……”[3](《卷施阁文》甲集《生计篇》)，但是现在人口增长过快，工作岗位出现短缺，导致出现大量闲置人员。“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结果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再加上布帛粟米基本生活资料价格昂贵，因此即使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工作，一生也将惶惶不安，不免有“沟壑之忧”[3](《卷施阁文》甲集《生计篇》)。社会中除了勤力有业有生计者，还有比之前增长数十倍的游手好闲之徒，如果遇到洪旱灾害或者疾疫，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为了生存可能会铤而走险，恐生“攘夺之患”，将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洪亮吉所处的时期为康乾盛世末期，社会正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一方面，人口的快速扩张导致耕地和生活资料减少，另一方面，地主通过兼并等手段占有大量土地，使大批底层社会人员被挤出就业领域，无业游民、饥民增多，社会流民问题日益突出。
所谓“君、相调剂之法”是指“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他主张通过人为的努力来调剂人口，具体做法为：第一，开垦疆土，大力发展生产，使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业生产中来，进而减少流民，使人们安居乐业，以免游手好闲之徒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生“攘夺之患”。第二，减轻税负，限制官吏横征暴敛。洪亮吉将人口过剩问题和老百姓赋税结合起来，他认为繁重的税负是导致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适应，最终使百姓流离失所贫困潦倒的原因之一，因而，他提出减轻税负可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之一。第三，抑制消费，“禁其浮靡”。强调要抑制封建地主阶级浮华奢靡的生活作风，节制消费。第四，抑制土地兼并。他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更何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3](《卷施阁文》甲集《生计篇》)。他认为土地兼并将导致极少数兼并者占据大量耕地，这是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的原因之一。第五，主张政府救济灾民，“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洪亮吉认为水旱疾疫乃自然调剂之法，不能真正解决人口问题，他认为如遇水旱疫情政府应对灾民加以赈济，即使这一举措并无助于人口的减少。
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产生及主要观点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是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1798年发表了《人口学原理》，其以人口理论闻名于世。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性回应，其出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工业革命时期(1760—1841)人口快速增加，对食物的供给造成压力
planning area LIU Ting-ting FEI Shu-min YU Chun-lei(48)
选取的这些试卷为实施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后，至2016年为止最新的几套试题，其综合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改革后试题命制的总体现状.
勤劳吃苦的郭书凤，现在不但成了养兔、种植果树的技术能手，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养兔、种桃树和到公益岗位工作，一年收入差不多2万元。他的丈夫李贵通过周边打零工一年有5000多元的收入，他们的大儿子李强在江苏打工，一年收入达到4万元左右。现在，郭书凤一家脱贫了。
“哦，还非得等我病了以后你才能煎鸡蛋给我吃呀！这么说你是嫌我没有病？”杨力生见不但压制不住老婆，反倒自讨无趣，真的来气了，赌着一口气便来到燃气灶边，自己动手煎起鸡蛋来。
(二)低收入阶层生活愈发艰难
具体来说，与强烈信息性有关的语言特征包括:平均词长、名词化、介词、类形比、修饰性形容词等二十余种特征，而与交互性密切相关的语言特征有个人动词、that省略、一般现在时、动词do、第二人称等。由于该维度中考察的特征众多，篇幅原因，在此只选取了载荷较强的、能较好反映交互性/信息性的部分语言特征计加以展示(见表2)。
1801年以前，英国人口的统计来自教区登记的出生、死亡名册和家庭税收统计表，通过这些数据粗略地估算其人口规模及机构等基本信息。这些资料和数据由于来源不一、资料遗缺导致人口数据出现较大的出入。1801年英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到了较准确的数据，此后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马尔萨斯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一阶段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公元1100年之后的400年间英国人口从约150万～180万增加至250万～300万，增长幅度约2/3。从1750年至1841年英国人口增长了1.55倍[4]。1801年至工业革命结束的40年间，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在工业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人口也呈现了快速的增长。1750年至1801年人口年均增长量为10.8万人，此后的40年里年均增长量增加至27.1万人。从人口增长率来看，1750年至1800年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8.65‰，其中工业革命前30年人口增长率为7.37‰，而工业革命后4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13.85‰。处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英国，这一时期人口增速在整个欧洲是最快的(图3—图5)，工业革命的10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61倍，而此时整个欧洲人口只增加了0.7倍。
图3 1750—1850年英国与欧洲人口总量比较
数据来源：1750—1801年数据详见Peter Mathias：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18；1811—1851年数据详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图4 1838—1875年英国人口出生率
数据来源：David C Douglas：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Eyre & Spottiswoode,1964，P203。
图5 1838—1892年欧洲主要代表国家人口出生率
数据来源：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正中书局，1934年，第233-234页。
表11760—1860年英国资本与人口增长变化
年份全部资本资本总量/102万英磅增长率/%固定资本资本总量/102万英磅增长率/%人口人口总量增长率/%人口与固定资本之比1760670—490—7.87—1∶62.2618009991.07301.010.760.81∶67.84183015101.41 1801.616.341.41∶72.21186027602.02 3102.323.131.21∶99.81
数据来源：Peter Mathias: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83-84。
在工业革命期间，涌入城市的人口大多原来从事农业或者手工业生产，进入城市后，这些人多从事简单的非技术性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工资报酬十分低，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同时，资本家剥削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为了降低成本尽最大可能地榨取剩余价值，他们不仅只支付给这些最下层的劳动者少得可怜的工资，还不断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其劳动强度，运用夜工制等蚕食这些劳动者的用餐休息时间，更有甚者大量童工、妇女被安排从事十分繁重的劳动岗位，这些低收入阶层生活在灾难和无尽的痛苦之中。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转移及人口增长不断加剧，城市中劳动力出现相对过剩，使得下层阶级的处境更加困难，工资进一步下降，失业等问题日益突出。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英国不仅经历了“工业革命”，同时也经历了“人口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大约在1790年以前英国的食物供给可以自给自足，但是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自给自足的局面被打破，为了满足人们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进口食物成为必需，造成国内食物价格明显上升。
(三)罗伯特·马尔萨斯与其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观点争论
由此可见，他认为在当时人口增长已经大大超过耕地和其他生活资料的增长。“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3](《卷施阁文》甲集《治平篇》)“试以一家计之”人口呈指数增长，土地及基本生活资料一人娶一妇很富足，但增长五六十倍之后显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从几十年到百年可增长十倍二十倍，而耕地和基本生活资料增长却不过三倍五倍。因此他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土地和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四、洪亮吉人口思想与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
(一)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不同之处
首先，洪亮吉人口思想的发表比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问世早5年，但并没有受到重视，清朝人口从1亿到2亿、3亿直至突破4亿大关，其思想仍然没有被政府采纳，甚至此后中国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人口思想也是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于1798年发表后，促成了英国人口普查工作于1801年起启动，之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目的是掌握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推动之下，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发展起来，尽管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研究观点不一，但其思想仍影响了不少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8]。由此可见，两人有关人口理论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巨大的差异。
其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由于机器化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的膨胀导致食物短缺，在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容易被关注和解决；而洪亮吉所处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其生产财富必须以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作为前提，在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其思想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自古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多子多福”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战事连绵，受战争影响，人口死亡率很高，而出生率较低，人口增长缓慢。各国统治者为了不断增加兵源、税源和役源，要求人口增殖，增加人口，由此就形成了以“孝”为基础的“人口增殖”思想，在该思想的主导下，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的标准是人口众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实现人口增殖的主要措施是重视男女婚配，女子15岁就应嫁人，以加快人口的繁衍。在古代只有韩非子主张人口适度理论，而主张人口控制理论的只有洪亮吉等少数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加快于食物供给这一观点并不是由他最早提出的，在亚当·斯密、富兰克林等人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这一论题[9]。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也认为人口增长不能超过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收入，也即人口的再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应保持均衡。由此可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继承了前人的人口思想，并对人口问题加以陈述，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畴。
最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建立是基于人口的绝对过剩[10]，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绝对过剩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罪恶之源。因此要解决人口绝对过剩的问题就要通过“积极的抑制”如战争、饥荒、瘟疫等提高人口的死亡率，通过“预防性抑制”如晚婚、节育减少人口出生率。所谓“积极的抑制”并不是马尔萨斯主张通过战争、瘟疫等非人道的手段消灭过剩的人口，而是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在人类的再生产过程中，战争、瘟疫、贫困等原因是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晚婚等“预防性抑制”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比“积极的抑制”更加可取。甚至认为过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有效手段，让人们预见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进而抑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绝对过剩是造成贫困的根源，这掩盖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现实。洪亮吉人口思想诞生于清朝衰落之际，封建社会矛盾正处于激化阶段。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诞生的目的是为了治平，他并没有把封建社会人们贫困交加、流离失所全部归咎于自然原因。他直言上书痛击时弊，并没有为统治阶级辩护。他提出开垦荒地扩大生产、抑制兼并土地、救济灾民、抵制浪费奢靡、减轻税负等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能够体现出他对社会底层广大劳动者的同情。
(二)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相似之处
一是二者均认为人口呈指数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造成人口过剩。洪亮吉指出：“……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马尔萨斯则以美国为例，说明在生活资料供给充足，人口增长不受外界干预的前提下，人口25年将翻一番。又以英国为例，在人口总量为700万时社会物质资料的供给与人口发展正相适应，第1个25年后人口和生活资料同时增长1倍，人口达1 400万人，此时均衡状态仍然能保持；第2个25年后，人口增至2 800万人，而生活资料却只能供给2 100万人；第3个25年后，人口增至5 600万人……。二者均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数量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将会使人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是二者均没有考虑生产技术条件改进会使生活资料的增长同步甚至超越人口的增长。无论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均认为生活资料呈几何级增长，二者所指的生活资料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食物，他们的人口思想是从狭义的生活资料(食物)供给角度来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这与二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关。一方面，他们所处的时期乃至20世纪中期以前，人口压力和食物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另一方面，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缓慢，二者并没有考虑到科技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资料的增长能够实现更高水平更快速度的增长。事实证明，20世纪中期以来，食物实际增长和人类具备的供给能力已经使食物不再是人口增长的首要条件。
三是二者均认为战争、饥荒等能够作为调剂人口增长的手段[11]。洪亮吉认为解决人口之法有二，即“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所谓“天地调剂之法”是指洪水、干旱、疾疫等是调剂人口过剩的方法之一；无独有偶，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提出两个抑制理论，即“强制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指出贫困、饥饿、瘟疫、灾荒、战争等是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
四是二者主张的人口控制手段中包含鼓励人们通过开垦荒地增加耕地供给，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来改善自身生存状况。洪亮吉提出“……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亦即主张通过人为努力来调剂人口，具体做法之一为开垦疆土，大力发展生产，使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业生产中来，进而减少流民，使人们安居乐业，以免游手好闲之徒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生“攘夺之患”。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提出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应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非畜牧。因为只有鼓励农业生产才能给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食物，同时鼓励农业还能够给劳动者以工资报酬，增加其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
五是二者均主张救济贫困人口。虽然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但他主要是针对英国济贫法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他认为济贫法有助于增加人口却未能增加养活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济贫法固然使一些极为贫困的人生活稍有改善，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靠救济为生的贫民却远未摆脱贫困……给那些不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计的人无缘无故地增加了许多烦恼”。由此可见，他并非反对改善穷人的待遇。对救济穷人，他主张“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以救济那些极端贫困的人……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是能够劳动的人，都应强迫他们劳动”，他强调穷人应该努力实现自我救助，通过劳动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五、洪亮吉人口思想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示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产生于其所处的特定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二者的人口思想虽然受到其所处社会阶级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不容置疑。他们所关注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对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口、资源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当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相互协调和谐发展时，才能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二者人口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救助思想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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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C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9)01-0001-08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9.01.001
收稿日期：2018-09-18
作者简介：任慧玲(1981— )，女，讲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49073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8SJA1780)；常州工学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重点项目(20171112)
责任编辑：庄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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