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摘要：在战时环境下，出于服务战时需要、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作为领导者的苏维埃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鼓励—限制”并用的政策，作为追随者的私营商业者做出了“服从—抗拒”的应对方式。双方通过博弈各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目标：苏维埃政府为战争准备了充足资金，促进了中央苏区生产力的发展；私营商业者在既有约束条件下，获得一些经济利益。
关键词：中央苏区；汀州；领导者；追随者；鼓励-限制；服从-抗拒
学术界对中央苏区时期的私营商业的研究并不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分析对象上，将整个中央苏区或闽西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于苏维埃政府发展私营商业的原因、途径及影响[1-3],对中央苏区私营商业的个案研究较少；在分析方法上，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重过程，轻学理。
领导者—追随者理论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运用较广泛，领导者(Leader)的唯一定义是其后面有追随者，他们通过权力实现组织目标。追随者(follower)是指在领导活动中与领导者有相同利益的人员，他们构成社会活动的主体，共同改造社会[4]。成为追随者并不完全都是主观意愿者，也可能是被裹挟者。领导者—追随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构成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运动。闽西苏区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对该地区的统治，领导者毫无疑问是苏维埃政府。本文研究的追随者是汀州私营商业者，在领导者(苏维埃政府)达到服务战时需要等目的的过程中，追随者采用“服从—抗拒”的方式影响领导者。本文以汀州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地处闽西的汀州经济发展在中央苏区县中首屈一指，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研究具有代表性。
一领导者：苏维埃政府“鼓励—限制”私营商业发展
1929年3月红四军打败驻扎在长汀城内的军阀郭凤鸣的部队，之后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时期该地的实际统治者或领导者。该时期领导者(苏维埃政府)采用“鼓励—限制”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以达到服务战时需要、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
(一)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
1.直接途径：发布保护商人、私营商业的政策，推动农村墟场交易
结合实际所需的冷热负荷，控制和调整空调系统的风水系统，设定设备的冷热温度，确保整个系统达到最佳运行目标。
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该测区里，全部的检查点中误差以及基本定向点残差都是合乎要求的，其绝对定向精度已经合乎生产1∶2000 DOM的要求。
(2)恢复和建设农村墟场。在中央苏区时期，农村墟场是私营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汀州城内设有东西红色米市场，主要是进行大米、豆子及其他农副产品的交易。交易量单大米、豆麦，每天就达7万多斤。为了活跃市场，苏维埃政府将原来的10日一墟改为5日一墟。墟场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汀州私营商业的发展。
(1)发布保护商人、商业的政策。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出于增强各阶层政治互信的目的，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商人、促进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第一，保护商人的政策。1930年10月红四军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筹款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5]504。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对各种商人只要他们能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贸易可完全自由， 绝不加以妨碍”[6]13。第二，保护商业经营、贸易自由。 “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予限制其价格。商家往来账目，政府不予取消， 维持商家账簿…… 所有武装团体，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骚扰商店”[7]296。强调“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进出口”[8]520。第三，制定切合实际的劳动法。1933年6、7月间陈云对汀州京果业进行调查，随后制定了有弹性的劳动合同，并在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推动实施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促进劳资两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汀州私营商业的发展。
2.间接途径：产业互动
商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其他产业的发展。第一，农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发展直接地提供了一定的剩余农产品。虽然主观上苏维埃政府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政权、服务战时需要、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但不得不承认农业的发展直接地为墟场交易提供了农产品。长汀“墟场每期(粮食)交易一百五十担，青黄不接时也有七八十担……土地革命初期，汀江流域每日……载运粮食者十多条，每只载重二千至五千斤，一年输出不下数万担”[9]51。第二，工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提供了必要的商品。虽然工业主要是服务军事，但民用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尤其是汀州的传统优势行业——造纸业为私营商业提供了纸制品，使得汀州纸业贸易比重较大。其他如织布、缝纫、木具等行业的发展，也为私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商品。第三，金融支持。苏维埃政府深知私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统一稳定的金融环境。为此，苏维埃政府采用如下措施：首先，统一货币，对于不能短时期退出的旧币，允许折价使用流通。1932年7月7日成立国家银行后统一苏区货币。其次，稳定币值。主要是规定金银货币准备金的比例，如闽西工农银行准备金比例为30%，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准备金比例为59.3%。再次，提高群众对苏币的信心。1932年10月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在汀州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提高了银行的信用[10]100。在战乱时期这些稳定金融的政策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
苏维埃政府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汀州私营商业的发展，到1933年有各种大小私营商店300多间，其中以京果店比重最大，占比达到1/3以上[8]211。商业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8]211
(二)限制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
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对私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持无限制的态度，鼓励的同时也采取了经济限制和政治限制相结合的方式，限制汀州私营商业发展。
1.经济限制
(2)经济上间接限制。第一，限制商人等参加合
到了初中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现了叫做副性征的新的男女差别，这就是进入了青春发育期。由于性腺的不断发育，性激素的分泌增多，性功能开始显现，男女差别越来越明显。生理上的变化引起了心理上的变化。初中学生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会出现吃惊、不安、羞涩、厌恶、自豪等情感上的波动，并会产生“我不是小孩子了”的想法，感到自己长大了。
(1)直接经济限制。第一，让商人负担较高的公债、经济建设债。由于战争资金严重缺乏，苏维埃政府总共发行了2期战争短期公债和1期经济建设债，其中在1932年7月第1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中，分配给商人6万，其中汀州商人就占3万[11]50，占商人比重的50%，占第1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的5%。在1932年11月第2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中，汀州商人7万，占商家(总共15万)比重的46%。1933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要求长汀县推销30万元(占10%)[12]69。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商人要承担比重，但从之前的两期革命公债发行情况可以推测，长汀的经济建设公债商人要承担的部分一定不小。汀州商人承受如此高的公债及经济建设债，必然影响他们的资金周转，进而影响私营商业的发展。第二，征收较高的商业税。闽西执行的商业税率较临时中央政府高，闽西执行的是本土的商业累进税(长汀也执行此税率)，见表1。直到1932年3月才开始执行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税则，这时商人的税负才有所降低。从表1可以看出，闽西的税率在短短的半年左右的时间竟然前后变动2次，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首先，税则的不稳定也影响了商人的积极性。其次，除了1930年4月的税率比较低外，1930年2月和1930年9月的税率都较高，且1930年9月的起征点也在降低，这无形中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再次，小商人利益受损较大。从表1可看到获利较少的低端商人(资本在201—500元)税率增长率上涨幅度最高，达到400%，这不得不说阻碍了小私营商业的发展。第三，“左”倾劳动政策限制了私营商业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工资、工作时间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汀州1933年最高工资至少增长2倍多，而最低工资增长最低3倍，最高达到12倍。机械地规定8小时工作制，且有各种节假日[13]83。有人统计，累计1个工人全年有175天休息日。还有过高的社会福利要求，如提供免费医疗、失业津贴、老弱病残补贴等。这些政策导致企业纷纷关门歇业，私营商业萧条。
利用灰色预测不能把原始观测数据作为一个简简单单的随机过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随时间一起演变的灰色过程。通过对原始观测数据序列的处理加工，利用一次或者多次的累加累减使事物的灰色量达到白化的程度，突显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从而建立相应的变形预测微分方程，预测出事物的发展趋势。对于灰色模型来说，它所采用的数据既可以是线性的数据，也可以是非线性的数据，数据具有灵活性［1］。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应当站在发展阶级斗争的观点之上来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5]611。因此在经济上采取相应措施限制汀州私营商业的发展。
表1营业所得税(商业累进税)
闽西税率[14]141(1930年2月)闽西税率[14]194(1930年4月)闽西税率[15]89(1930年9月)等次所得红利(元)税率(%)所得红利(元)税率(%)所得红利(元)税率(%)不满10001200以下0200以下0101-200102201-5005201-5003201-500153501-100010501-10006501-10002041001-2000151001-2000121001-20003052001-3000202001-3000202001-30004063001-5000253001-5000303001-50005075000-10000305000以上另行规定10001以上35
(2)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滞后，需要私营商业刺激苏区经济增长。“闽西无所谓工业资本，只有商业资本，经营买卖而已”[27]86，因为汀州的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处于起步阶段，商品流通主要依赖私营商业以及农村墟场。因此也就能理解为何采取“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28]50，对“反动商人”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处理相区别的政策了。
此外，在中央苏区后期“左”倾政策更加严重，以致出现逃跑事件，因此苏区采取“加紧赤色戒严”和“防止群众逃跑”的措施，在此影响下整个苏区的进出口受限。吴亮平认为这“不但是荒唐，而且是直接帮助敌人的封锁政策”[19]106。
用利福平抑制细菌内RNA的合成，来分析RNase对AsrC降解的影响.Northern blot实验结果显示，在WT中AsrC的水平逐渐下降，在Δrne菌株中AsrC的水平基本不变(图2A)，qRT-PCR的结果与Northern blot的结果基本一致(图2B).而在Δrnc菌株中，未检测到AsrC条带(结果未显示).以上结果表明，RNase E在细菌AsrC降解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2.限制私营商业发展的原因
（2016绍兴中考卷24题节选）?某兴趣小组进行光合作用实验，选取生长状况相同的同种植物叶，分成4等份，分别在不同温度下暗处理1 h，接着在相同光照下放置1 h，测定每份叶中有机物质量的变化，制成图6，叶在29℃时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量是多少？
二追随者：汀州私营商人“服从—抗拒”
中央苏区时期留在汀州的私营商业者作为一个群体，自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追随者。追随者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服从
1.主动服从。在战时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和私营商人的共同目标是发展经济。对于苏维埃政府保护私营商人的政策，私营商业者是积极响应的，因此商人们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墟场贸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白区发展贸易，以此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2.被动服从。主要是因为汀州私营商业者面对政府的政策或措施，他们不敢异议，只有被动服从。如1929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警卫员经过长汀县水东街发现一位县苏维埃干部带领人要没收丘姓商人不足1 000元的资本，而《告城市商人及知识分子书》规定不没收1 000元以下的资本。若没有毛泽东的发现，这个私营商业者的资本必然是被全部没收的结局。类似的，在查田运动中“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22]。对于缴纳的革命短期公债、经济建设债及不利的商业税规则，汀州商人大多只能被动缴纳。
(二)抗拒
当苏维埃政府“左”倾政策严重影响到私营商人的利益时，商人们用消极怠工或外逃等行为间接对抗领导者(苏维埃政府)。
1.消极怠工。中央苏区时期长汀私营商人的消极怠工并不少见。“汀州市纸行资本家，不缴槽，不发纸，不买纸”；“汀州市资本家老板都一致……向工人经济反攻——怠工企图关门，故意破坏劳动法，破坏工人合同”；“汀州纺织工人第四次反对老板怠工”[23]。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汀州怠工现象的普遍性。
2.外逃。1929年红军攻占汀州后，“纸商避难逃亡……纸商即逃，纸槽资本断绝”[24]。长汀县城革命后留下来继续经营的资本家因为“赚不了钱，就抽款逃跑了”[25]515。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当时长汀外出的纸商和转移的资金，多聚集在潮汕港穗一带，另做经营。长汀余下的一些存纸和缴槽收回的贷款，由纸行管账和工人经营管理，但一年以后资金消耗殆尽，纸业生产只能由苏维埃政府扶持。
2.政治限制：不认可商人等的政治地位
三领导者—追随者矛盾行为原因分析
中央苏区时期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做出“鼓励—限制”矛盾政策表象的背后都是为了服务战时需要、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追随者(私营商业者)“服从—抗拒”是在有限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与保存自身利益。
(一)领导者(苏维埃政府)
1.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原因
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茫然，自己所读的专业能学到哪些本领，毕业后能找哪方面工作，毕业后是否继续读书，一点想法都没有。学业水平测试，不仅关乎学生的毕业，更重要的还是升学。对自己定位不清晰，造成学习动力不足，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用处，考试又有什么用处，能够及格，顺利毕业就足够了。因此，从新生入学开始对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对学生开展学业水平测试的相关文件的学习教育，并将相关的文件印发给家长一起学习，引起学生及其家长的高度重视。只有学生从主观上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这门课程引起了重视，才能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积极性。
(1)在资金充裕情况下，稳定政局。苏维埃政府对商业的保护政策集中在1930年前后。如早期(1929年)红四军刚入闽，对反动豪绅的筹款已经较多，“对汀州筹款工作非常顺利成功，不到10天便没收10余家反动豪绅财产，罚得光洋2万余元”。仅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3万元”[26]132。由于当时军队资金较充裕，并且红四军又刚入闽，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因此对私营商业的发展也较为宽容。
实验所需主要设备有：分析天平，二氧化碳滴定吸收装置，磁力搅拌器，Quantulus 1220液闪谱仪等。
作社。合作社盛行于中央苏区，加入合作社能够带来相关利益。起初“在业商人可以加入，但不能办事”[16]64，但后来“在业商人不准加入合作社”[16]65。“股东资格……商人不准入股，富农可以加入但绝对不得有参加管理权”[17]54；“本社(信用合作社——作者注)社员以工农劳苦群众为限，富农、资本家、商人及其他剥削者不得加入”[7]381； “富农、商人、资本家不能加入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作者注)”[18]606。由此可见在合作社人员安排上，苏维埃政府的阶级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意味着商人们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不利的分田政策。早期土地分配政策规定，乡村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者不分田，但不够生活者可以分田，但之后的土地分配政策规定“商人及在业工人”“老板及商人”均不能分配到土地。同时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法案大部分是“左”倾的，强调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由于长汀与其他中国农村一样，商人大部分是兼业商人，这样的分田政策使得富农、地主不敢做生意了，富裕中农、中农也不敢再做小买卖了。第三，节省和借谷运动。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对军事给养要求更多，中央苏区发起了节省和借谷运动。仅仅1934年春长汀县交10万元(原粮折价)的粮钱，1934年6月的紧急动员粮食命令中，分配长汀的没收征发谷和群众节省谷总共为0.35万担，1934年7月中央决定秋收借谷，长汀实际完成3.095万担[8]517。这些运动直接导致农民购买力下降，间接结果是市场中的粮食匮乏，没有粮食贸易，商业走向萧条。
(3)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迅速上涨，“1930年比1929年……盐价长汀涨20%”[29]208。到了1932年“每石糙米的价格，长汀涨到十八元二角”[30]。同时由于封锁，根据地的土特产(纸、木、烟、茶等)无法运输出去，价格急剧下跌。长汀以造纸闻名，但“纸由1932年每球五元，1933年减到一元五角”[31]116。为了克服以上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必然支持私营商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内和对外(白区)的商贸活动，活跃物资交流。
建立民主选举制度是建设苏维埃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径[20]，但出于争取群众等目的，苏维埃政府也通过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限制商人。《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 新编第二号》都规定：利用资本雇用工人谋利的商人及工厂厂主本人及家属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但努力革命工作经政府许可，及本人在外其家属在家三年之内无反动行为，经政府恢复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不在此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中代表的家庭经济背景统计表显示：长汀总共有代表8人，大部分为中农和贫农，商业者并无代表。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放宽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如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指出“一切剥削人的人……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21]197。由于商人是以雇佣他人劳动谋利者，因此也不在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范围内，从闽西发布的选举条例看，这时已经不考虑努力革命工作的商人和家属的相关权益了。如果私营工商业者基本的政治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那么保护私人工商业只是流于形式。
(1)战争的需要。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军队给养增加，造成资金的极度匮乏，苏维埃政府从土豪劣绅、大商人处的筹款已经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了，因此也需要中小商人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才有两期短期的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债的推行、降低商业税的起征点和提高商业税税率以及一些筹款运动。
(2)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公营和合作社商业，改善普通民众生活。在发展商业上，中国共产党主要目标是“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31]130。早在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规定：“限制私人商店、资本之发展，集中资本，实行有计划的消费上合作的分配。”[17]53在《目前消费合作社的中心任务》中强调要努力扩大进出口物资，消除依赖小商贩和当地商店的现象。之后，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彻底检查……汀市……的所有国家与群众的合作社……来发扬它的成绩，来纠正一般错误和缺点”[6]395。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强调发展合作社必然影响到私营商业发展。
(3)意识形态决定有限发展私营商业的政策思路。中华苏维埃国家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在将来社会主义的阶段更进于无产阶级的独裁”[32]25，因此，战时需要苏维埃要团结更多的农民，或需要农民支持苏维埃政府政权的时候，就会制定不利于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如限制富农、查田运动、制定不切合实际的劳动法、改变税则等。
(4)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彻底丧失革命的可能性，已完全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33]349，“中国革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远比根据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设想的这种过渡快得多”[34]100。这就意味着包括小商人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必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限制。同时共产国际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实行民众政权(乡县市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及小商人学生等穷苦民众代表会议选举之)，认为这是在取消苏维埃政权，是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偏离[35]523。共产国际特别强调“当苏维埃选举的时候……经常雇佣劳工( 雇农工人) 的富农，以及使用一个雇员以上的商人一概剥夺其选举权”[36]616-617。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使得中共的正确探索都被扼杀。
双溪村：土壤中全钾为丰富水平，铜、钙、锰、硒为中等水平，镁、钼、全氮、全磷、硫为缺乏水平，显示了营养元素严重失衡，且养分元素含量均较低。
(二)追随者(私营商人)：获得与保存自身利益
1.服从原因
(1)在有限条件下谋利。在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留在汀州的私营商人必须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谋取利益。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保护商人、鼓励贸易的政策符合私营商人的利益，如出口苏区的土特产的税率较低，一般在3%—5%之间，且从白区进口苏区所需的日常必需品的税率也较低，甚至免税。在宽松政策下私营商业得到发展，甚至白区的商人也冒险运输物资到苏区。
下个星期二的早晨，牛皮糖按秘书交代，准时来到了县委大楼前厅，这回保安没有拦他，他直接上到了秘书那里。秘书看了他一眼，又去整理文件去了。牛皮糖正准备开口，秘书用非常沉痛的语调，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书记停职了。
(2)不敢与政府为敌。长岭寨一仗红军打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并歼敌2 000余人，可见当时红军力量的强大。面对强大的新生政权，商人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敢与政府为敌。
潘阳确实有女人缘，一来他确实长得帅，二来是他没脸没皮。潘阳说自己换女朋友的频率是每半年一个，“半年还整不上床，那就不用再整了”，他说。
2.抗拒原因
(1)无利可图。在战争资金紧张情况下，苏维埃政府需要获得民众支持，必然会牺牲私营商人的利益。如在1931年实施《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后，汀州京果业“51个店员中，工资自25元至32元的占绝大多数，而股东老板和管理人员，最多不得超过十元”[37]。汀州市“昂格斯路恒丰荣烟店共有资本毛洋四千角……其中刨烟工人李振光从十一月八日到四月二十日止，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又年关双薪二十元，年关鞋袜大洋五元，特别要求大洋三元等等，老板共支取大洋一千四百五十八毛，然而这个工人并没有在店内做一天的工”[38]。加上严格的休息和严苛的福利制度，使得商人们无利可图，在受政治压力而又不能关门歇业情况下，只能选择消极怠工的方式。
(2)对战乱的厌恶。革命之初长汀苏区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随着国民党经济封锁不断加强，国共双方战争不断，苏区政府不得不进行扩红、借谷、筹款、发行公债等活动，1933年后苏区民众生活日益困窘。厌战、避难求安的心态使得很多私营商人外逃。
四、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对私营商业的政策是服从于战时需要、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早期打土豪筹款较多，能满足军队物资需求时，苏维埃政府采取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随着战争的推进，对资金和物资需求更高时，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从私营商业中获得战争经费，这些政策阻碍了私营商业的发展。面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私营商人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及人身安全角度，或服从或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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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SovietGovernmentandPrivateBusinessinTingzhouduringtheCentralSovietAreaPeriod——Based on leader-follower structure
LIAO Yazhen,LIN Meizhen，ZHANG Xueying
(Marxism College,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In wartime,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war and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the Soviet area, the Soviet government, as the leader, adopted a policy of "encouraging-restricting" to private commerce. As the followers, the private business adopted a policy of "obedience-resistance". Through these policies, both of them achieved their purposes: the Soviet government prepared sufficient funds for the war, and promoted the productivit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Meanwhile the private businessmen got some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Tingzhou; leader; follower;encouraging-restricting;obedience-resistance
OSID: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1-0128-06
DOI：10.3969/j.issn.1003-0964.2019.01.025
收稿日期：2018-11-15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6TWB004, FJ2017X006)；闽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委托课题；龙岩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作者简介：廖雅珍(1980—)，女，福建永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
林妹珍(1970—)，女，福建连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
张雪英(1962—)，女，福建龙岩人，教授，研究方向为闽西红色文化。
(责任编辑：吉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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