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元月30日
毛主席初入延安，并未能夜安枕席画的欢乐
东北军撤走了，地主武装还依然如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保甲叫“铲共义勇队”，仍统治着人民，“剿共”保安队保护着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照常发号施令，作威作福。15元苏票抵1元国民党“法币”，还不能公开合法流行。日用品有点，用什么买呢？小米，2元1斗，白面，15斤1元，但，没有“法币”，又不能征粮，只好先吃进城时背的口粮和分用借到天主堂的杯水车薪似的粮食，不买任何用品，支撑度日。
蒋介石回南京后，捕起张学良，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了，小型的、变型的摩擦、土匪、突袭似未稍已。国内的和平尚未完全实现，民主，更遥遥无期。抗日，又为蒋介石的“准备”所拖延。释放全国政治犯，一方面在部分地实现着，一方面有张学良受审判，杨虎城被调职。
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下问是成圣的前提。孔子本人也是不耻下问、善于学习之人，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所以，子贡赞美孔子“无常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
党中央以毛主席为中心，可以集体办公了，不似乡间那样分散。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特区党委，以林伯渠、张国焘、高自立为主席、副主席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还是原来的装扮，党政人员也以戴个红五角星军帽为荣，为区别于国民党党政保甲保安队人员。
张杨从西安送来了一批大米、洋面，把些人乐的口都合不住了。党中央领导特区党委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坚持抗日，争取国内首先实现和平、民主，以便进行抗日。毛主席做了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这样危险环境中，革命阵营内，居然骄傲、腐化开始。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周昆，中央给3万“法币”要他送给南方新四军，并传达中央抗日政治路线，他却带着3万元，开了小差，投降蒋介石去了。
反动分子，并未规规矩矩，诱骗革命战士、干部开小差。夜晚乘黑夜不防备，绑架革命工作人员。晚间藏在宝塔山宝塔内向城内射击，打冷枪，僻巷拐角潜伏，狙击和暗杀革命人员。散发反动传单，偷写反动标语，更不算什么稀罕。周恩来、董必武在赴西安途中，反革命化装成土匪潜追于茶坊狙击，幸司机和警卫员应战得当，免于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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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虽然在沙漠中和语言不通、生活不一的蒙古同志们日夜奔走，跋涉于沙扒垃，和日寇特务、国民党暗探、革命叛徒作斗争。和蔽天风沙、饮食困难磨日月。听到一家老幼团聚到延安。父亲又搞机关合作社工作，母亲劳动养活一家人，她的病残身体反被革命浪潮激动到兴奋到可以仍操旧业，生豆芽，做豆腐，喂猪，照料孩子们。尤其听到三弟经我1936年初在瓦窑堡陈家洼龙王庙（西北军委和办事处的交际处）请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营救二弟和三弟后，初夏，三弟在张学良将军到绥德活动高桂滋参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为张派栗又文同志带到西安，在张之司令部刘澜波同志领导下在洛川一带散账，于“双一二”事变后，冲过蒋介石宪兵阻止，跑回延安。我的心情，更是乐不可支。二弟牺牲，祖父及侄子饿死，给母亲带来难以喻解的悲痛，给父亲带来无以解劝的悲愤，一家老小，又怕三弟有个惊险长短。悲、愤、忧是这几年内，我一家男女老幼一致难以刻安的心情。父母的头发为这三种交织的心情而白了，二弟妇的明哭暗泣，更增加父母和小侄女的悲伤。二弟妇的哭泣，激动和感动三弟妇的忧惧不安更甚。一家人除我个人在外不顾一切工作外，父亲偶而公余回家，还被家中以泪洗面的悲哀气氛逼得不敢多息一时。三弟归来，使母亲安心了，快乐了，父亲也宽慰了。我得到家中这些消息如释背上万钧重负，也觉得轻快许多。与父母相见，也觉得比二弟牺牲后三弟无音讯时好见面了。过去父亲虽不言语，自己总觉得似有人责问：“你到底干的个啥？一家人把男女老小折磨死多少？还要往死折磨多少才行？”
解放以来，人们并不要求我国的党政人员，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的办公楼内再种西红柿或玉米棉花，但延安的简朴、勤敏、精干、用钱用人少而收效大的优良传统不要忘掉。我国虽已胜利，台湾等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朝鲜、越南沉血初停，埃及炮火虽止，中东紧张又急。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将胜利完成。但，全国人民，才刚免于饥寒，部分还未免于饥寒。建设、教育、海防、海军、空军、工业种种后人，要向苏联那样自卫力量，还差得远。现在是美帝还不能胁裹日本来侵犯，还不是我们可以立即把敌人赶过太平洋。当然，我也不是就因此而说中国毫无力量，在敌人面前只有投降。而是说，我们的胜利与成功，才是草创，根基还不够雄厚与结实。现在还是凭着六亿条人命的力量，还没有把六亿人的智力、劳力和现代科学、机器、钢铁结合和发挥出来。延安时代的歪戴帽、党八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残余，不须要再版或发掘。勤奋简朴，则应大力提倡。延安，围绕着他的30个县，150万人民，用他们的心力、血汗，支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支持蒋介石倾全国反革命的压力，给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干部，起了抗日、民主、示范区域的作用。
毛主席从1937年初进入延安，到1947年春退出延安，生活是极艰难险苦的。每天晚间，他要办公，前线和日本作战的军事战斗电报，根据地周围蒋介石等反共军事摩擦，根据地内部奸细的活动，没有一件不惊扰他。有两年，日本飞机还白天来轰炸，最小的是一千磅炸弹，一弹落地，炸一丈六七尺深坑，坑口有百余步的圆周。六七立方尺块石垒的延安城墙，一弹炸一二丈大的缺口。群弹雨下，山摇地震，二三里长，密如栉篦的延安大街，在敌人一次轰炸之下，皆成瓦砾。死伤学员、工作人员、老百姓百余人。我的父亲右手被炸弹炸伤成残废，我的三弟在炸塌的院墙和炸死的尸首行列中爬起来逃回来。白天毛主席还要忙着给各种会议和走前方的干部讲话。他和大家一样吃小米，穿粗布军衣。一月四元津贴，不够他的烟钱，稿费填补他的吸烟。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和勤务员变工，和大家一样在工余时参加生产。华侨送他一辆小汽车，常没汽油。朱德总司令，一直在前线和部队一起作战，在日寇扫荡战争中，几乎遇险，到1940年才从前线回到延安。在生产运动中，把他的战马拉出来给机关生产，种地种棉花，打柴烧木炭，搞副业。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不论谁出门，只骑一匹马，一个警卫员一匹马。中央一共养不到150匹马，在节约运动中还要减这减那。在1939年，蒋介石停止给五万人的军费后，从上自下，更窘得厉害，还来了个反资本主义。到生产运动起来后，丰衣足食只是战士两套单衣，两套衬衣，一套棉衣，一月每人二斤肉，自己另外生产增加二斤肉，一块肥皂，两张麻纸，一季一块毛巾、一双鞋。干部只有墨笔纸多点，肉由机关生产解决。五十以上老年人，月给四斤或六斤肉钱的津贴，干部月给二斤肉钱的津贴。小孩和妇女，从没待遇改成优待。比土地革命时代，生活优裕的多了。比解放以后，百不及一。解放这几年来，最简朴的会议也比“七大”浪费得多。一次晚会，花不到现在的百八十元。生活虽然简朴，人人精神愉快、焕发。最初因日机炸后，住房困难，向原始人学习，挖极简陋的土窑，大约是我国五六千年前的“穴居”式土窑住，还得自己动手挖。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在露天上课，膝盖是桌子。有一本练习薄、笔记本，一定是外边住学校家境好的学生带来的。一二张有光纸，自己订个笔记本，已是高级干部。几张马兰纸订个笔记本子用，都是久在延安、曾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干部。有些人用成分论作宗派主义的获符。因为有少数混入的特务分子，误认凡是外来的青年，尤其知识分子，必然也都有问题。陈云、李富春、康生同志亲自接见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蕴于心底的爱国热情。很多是个别接见，少数是分批或集体接见，每天他们要和数十百人谈话。成千成万的青年经他们一晤胜十年，英勇地走上抗日前线或工作岗位。后来又有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生活仍是自己动手，生产解决困难。人们提倡读《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什么是人民之友》《斯大林选集》一至五册、《资本论》《联共党史》，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提倡看《史记》《吕氏春秋》《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列国志》等史学及小说，改造人们的文风、思路、作风。同时也进行孙中山的成功与失败之经验研究，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之惨遇。提倡秧歌、京剧、杂技、秦腔。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倡整风，改造了党政军民的主干。
中央和毛主席到了瓦窑堡，才实行每天每人二分菜金，一斤小米，办公用品政府供给，每晚每灯二钱油，一月一人两张纸。这之前，只有伤病员才能给点钱，多少不定，视各人情况及当时打土豪收入而定，可以买点鸡蛋和肉吃。吴家坪战役和打开延长，俘得无线电人员，才对医生技术人员优待。驻永坪、瓦窑堡，因街上有卖小食品，个别人偶尔私自买吃一点，既不合法，又不公开。中央到瓦窑堡，实行了菜金，办起了机关合作社，人们才可能用一二毛钱大吃一顿。由于物价便宜，一个人一毛钱吃得很好。一元钱八个人可以有八个肉、菜、汤、猪、羊、鸡蛋、面、米饭、酒，吃个不亦乐乎，酒醉饭饱，杯盘狼藉。退出瓦窑堡后，这点水平也没有了。初入延安，比在保安好些，但既不打土豪，又不分田地，又不斗争贪官污吏、反动保安队，又不能进行抗日募捐（抗日战争尚未爆发），青黄不接。有人愁苦，有人只能减员，减少开支，消极紧缩方面打主意，不计迎接更大局面开展时缺人问题如何准备。我在定边及蒙地采取自己打柴，扫马粪烧，打盐卖，开支工作经费和办公费及工作人员一切需费，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救。但人们的积习不易改变，都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了，还要自己搞生产？搞生产何苦来革命？
我在瓦窑堡二弟牺牲后，白天办公，黑夜自己磨豆腐，母亲做，供应一家十余口的生活，毫不觉苦，精神方面，非常爽快，觉得这才叫自食其力，纯洁为国为民，爱国爱民，前无古人，问心无愧。而工农出身的警卫团连长侯凤翔，亦不谓然，劝我不要从自苦劳，告以革命的艰难困苦，来日方长，和帝国主义、蒋介石斗，非自力更生不可，他才如有所悟。在部队整编、退出瓦窑堡后，他又潜入延安，利用哥老会关系，进行活动，给我父亲通消息。到延安解放，抗日战争起他才病死。他在延安，一本自力更生之精神，未要公家分文支助。我在蒙汉交界的自力生存、工作、发展，虽然扩大了工作地区和关系，人们都笑，连延安的人听了都笑，笑我以蚊力负出。直到1939年和1940年生产运动展开，才没有人笑我过去的做法是傻痴行为了。进了延安后，并非革命的完全最后胜利。革命还有更艰巨的，争取与团结全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全国社会主义的艰巨历史任务。进了延安比不进延安好的多。退出瓦窑堡后，是否又来个长征？若干万里？何处起止？做了结论。毛主席和党中央，还要在延安抗日。至少蒋介石得给个比延安好点的城市或者日寇打到延安，才退出延安。也有人看到了延安，中国革命将有了光明的前途。自从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后，虽然也有许多不如意事件，但是开始全国范围内释放政治犯。1930年以来，被捕入狱、没有叛变投敌、坚持苦斗的同志们，身心被牢狱折磨，意志还坚强。有多年单独工作，经过右倾，经过盲动、左倾，经过敌人牢狱考验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能一一活回来，到延安，公开研究马列主义，亲聆毛主席的教诲，亲受党中央领导恢复战斗。这，对中国、全人类是莫大的财富。全国零散存在的秘密党支部、党员，能够一一有人到延安，接续关系，得到方针策略、工作方法的指导，秘密党与根据地互相结合，呼应配合，对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团结全国，起着无法核计的标杆作用和革命的轴心作用。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专业课程网络学习平台的建立，调查的已实习的学生全部认为非常需要，而在校生中48%的同学则认为一般需要，42%的同学则认为一般需要，还有10%的同学认为无所谓。可见，已实习走上社会的学生，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更加需要课程建设的应用共享。
叶晓晓还想说点什么，可陈小北打了个呵欠，说：“就这么定了……除了我，不会有人这样帮你的……不早了，早点回家休息吧。我已经很累了。”
全国散存的根据地和抗日、革命武力，东北的抗日联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和党团支部，借着根据地的存在和党中央的公然存在，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接受中央统一领导，对于促成抗日胜利，制止蒋介石倒退逆流，胜过古人的锦囊妙计。中央由延安派人到苏联去，到新疆去，到全国各个省，或公开或秘密，没有打仗胜利那样大，普遍深入地把党的团结全国抗日救国传播到各阶层各角落，也是不可比拟的收益。
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仍然回到各省各地。海外华侨子女和国内学生、工人、男女青年，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人士的往来，国际进步新闻记者、国际友人的来往，都给我国坚持抗日，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中央虽已明定争取和平、民主抗日，仍有人提出抗日，在抗日中实行民主与和平（国共合作），投降动摇不断出现。中央致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保证与要求实行诺言。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日益发展与昂扬起来了。敌人用软化、收买、挑拨、瓦解、绑架、暗杀进行瓦解，用编组保甲、收复失地侵夺苏区，而且自己内部党政军干部不团结。首先爆发的是西北军事干部中的一些人为1935年的错误肃反而算账。在党代表大会内部，各弄一番。接着是张国焘还不悔过。借口困难，把长征到西北的几百名女同志遣散，逼到哭哭啼啼，大街上呼天抢地，骂街、祷告，见者掩面路过，不忍目睹。谁是领袖自有心数。与此同时，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潮水一般，奔向延安，许多是弃富贵如敝屣，丢安乐来吃艰苦，一股朝气、正气，冲淡了一些人的麻痹、享乐、腐化、不求进步、高傲自满。不久，张国焘开了小差，跟特务去拜见蒋介石，认错投降了。右倾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潜滋暗长起来。日寇的横肆无忌，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坚持正确方针，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和毛主席周围的主流在日新月异，在艰苦奋斗，把革命和抗日运动推动得愈益高涨。逆流，邪气，只像小股溪流入海一样，在发源处还有点行踪，到海中，不过点滴，所带泥沙，也被沉淀，惨淡得无影无踪了。
蒋介石到南京，又把当年在上海当流氓的手段使出来，不承认陕甘宁特区，不承认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合法公开存在，不承认红军。把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调遣改编，收买特务，暗杀了东北军王以哲将军和高福源团长，把张学良将军判了十年徒刑，减半押起来了。把蒋鼎文、胡宗南派在陕西，朱绍良派在甘肃，封锁陕甘宁特区，阻止青年到延安。组织土匪、兵变和拉拢、收买，配合瓦解革命部队和党政军民工作人员。开小差、逃亡、投敌、回家、落伍的干部、工作人员、男女皆有。“防共”、“限共”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在实行。不许使用苏票及苏维埃银行存在。天天叫嚣军令、政令统一，取消特区，取消红军，甚至有“根绝赤祸决议案”在推行公布。
“七七”卢沟桥炮响了，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战争开始了。北平、天津、太原很快被日寇攻陷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一败再败，如山倒海倾，一夜之间逃北千里。在敌人压力下，才扭扭捏捏承认陕北30县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月5万人只给50万元的饷费，实行包干制。对南方的红军还不承认。毛主席虽然提出了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建立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日，准备力量，从战略退却到相持阶段，到最后反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
但，却有人想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方针，想尝尝正规阵地战，显显本领，充一充好汉，用自己的血肉和日本的坦克、大炮、飞机拼个死活存亡，看不到蒋介石的“借抗日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诡计，觉不着蒋介石不叫我们扩军，不给增加弹药、武器、军装、饷械是什么居心用意。同时，久经战斗的战士、干部们还浸润在左稚病中，不愿换去红五星帽。到底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大家抗日救国呢？还是自己去领导中央、毛主席跟上自己，由自己任意乱搞呢？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未解决，甚至不明确。干部从一元五到四元的津贴，战士一人一月一元津贴。战士，部队每人每日斤半小米，二分菜金，月以30日计，二月不论平闰皆以28日计。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日一斤小米，一切与部队同。
右倾、享乐、腐化、宗派、教条、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只知自己的不科学、非无产阶级、反马列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前线上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无情，所以，人们只顾战斗，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日寇的弹雨中不大容易横行。后方因为炮火惨景离得远点，一月两月内还可以和平无险。所以，在两种人中，最容易滋长不正确倾向。一种虽经过战斗，艰苦磨练，而是时势造的英雄，虽然身在革命营垒之中，但，许多思想问题，未得明确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他。自参加革命之日，时时的战斗、战争逼得他喘不过气来。虽然许多战争和斗争的经验装满了他的头脑，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科学规律，社会、国家、阶级的发展变化规律，还是茫无所知。蒋介石的追、截、堵、围、剿、炸，弄得他神魂惊骇，连他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弟弟、妹妹姊姊也甚至忘记了。战争把他磨铸成只知有己。所以，这种人的自以为是、经验主义、狭隘宗派、拾人牙慧的一些教条主义、党八股，在一定情况下，无怪其然，还可以原谅和难怪的。另一种少不更事，强不知为知，胸怀叵测，或者是心有大志，来革命或为出于好奇、好玩，或者为了出人头地，或者为了怄气赌气，或者为了从新开辟名利之途，或者也想当个中国列宁。但是，武不能扛枪作战，文不懂世理物情，一切从自己出发，利己则为所欲为，不利己则损人何妨？损公为何不可？欲达此目的，能搬动什么就搬什么，管他什么教条不教条、宗派不宗派、主观不主观？今日之霜，唯我独尊。为何不可祭此法宝呢？万一败露，相机而动，因人而施，择时而处，选地进退，看风色行事，有何不可？对这种人，确是抗日极易，反动不难，降其心中之贼，大费周折。
必要运费率(Required Freight Rate, RFR)是为达到预定的基准收益率，运输单位运量所必要的运费收入。
女同志开始有产假了，奶费、小孩子津贴。医院伤病员可以吃到大米、牛奶。团以上，地委，可以有无线电台。游击习气，开始逐渐被纠正。
延安，成为抗日、团结、救国的神经中枢，是主流。谁是领袖，是有暗潮的。一种暗流说：毛主席被蒋介石从江西赶到陕北，过黄河，到山西，又被蒋介石、阎锡山挡回陕北了。现在，前面有日本，后面有蒋介石。打不了日本，蒋介石从后面追赶，只有跳黄河去。打了日本，日本往回跑，蒋介石又在后面追，夹在中间，只有跳东海去。一种暗流说：江西没占一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陕北不出大米，还不如江西。往东走六千里就要入海，给秦始皇求不死药。往北走，二万里用不了就到北极了，冰天雪地，怎活呢？往西走，戈壁滩怎过呢？到了苏联算哪国呢？能在那里住多少年？往南走，五六千里是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江西还不许住，如何能许在蒋介石的家门口呢？另一种暗流说：江西的大米还不行，陕北的小米怎行？江西有桌子，有椅子，没坐稳。陕北人穷，没有桌椅，只在炕上蹲，怎能蹲住呢？有的说中国人搞些洋圣人，自己愿意，别人怎能愿意呢？有的说，毛主席和中央既不是工人出身，也不是农民出身。有的说孙中山走遍全世界，蒋介石留学日本，毛主席哪一国也没有去。有的说毛主席到过大城市，走过草地，没有过过日子。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马克思，没学过德文，没到过德国。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列宁、斯大林，没学过俄文。有的说毛主席没住过军官学校。有的说毛主席没坐过官，不会坐官。有的说中央不要中国的一切，一切只学苏联……这些暗流，既没报纸，又没学校，也没什么团体名称或组织系统，但却各自在实际上影响着一部分人，而且是很深入人心着。在革命阵营中还有“毛主席怎么老在延安，不上前线去作战呢？”有的甚至说：西安、太原、济南、天津、沈阳……都不得手。到手之后，蒋介石也要，怎弄呢？教条主义者，哪管这些？满足于寻章摘句，满足于几条几项。主观主义者，满足于自以为是，满足于只知有己和陶醉于唯我独尊。右倾高调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左稚病患者是“我在国民党区域横冲直撞，国民党把我抓起来是国共分裂，党中央立即向国民党蒋介石宣战，往回打得夺我！”经验主义者又疑神疑鬼，蹑手蹑足，什么事不敢做，什么人也弄不来。党八股更是从报刊、会议、文件中泛滥盛行。至于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小广播……更不消说。所有一切乱七八糟的邪风怪气、暗流妄论，一直到1943年整风之后和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后才息止了。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各根据地全中国的革命，才没有异议和怪话了。也才真正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团结，一心一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抗日胜利，争取解放全中国。
陕北有党已十余年，经历过大革命及其失败，经历过五六年的艰苦秘密潜伏、斗争、游击才形成新的革命浪潮，土地革命和江西及全国各苏区互相响应配合。党的代表会开过几次，政权在1934年底、1935年年初，才匆匆在敌人大军“围剿”中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切还在草创，还在茫无头绪中，才在模仿、仿照南方的文件动作中。当然，在敌人的逼迫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在吴家坪战斗、玉家湾祝捷大会后，才有了安定、延川、安塞、保安、延长、靖边六县城几乎没白点的整块根据地，和绥德、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米西、横山七县中的部分地区乡村，沿黄河及山僻区乡为革命根据地，互相连贯，形成近百万人口、纵横数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雄厚壮大小国家一样的天地。驻在永坪，1935年6月，端阳节后，才有了初具雏形的办公制度、集体生活，才是三四个部一孔窑，七八个人支一扇门板当桌子，人无两日粮，马无计日料，时时准备搬家，逃避敌人的围剿，跟游击队行动的流动模样。九月七日（农历）搬入瓦窑堡，才一部一孔窑，每日三餐，虽不准时，不丰盛，可以有点菜吃，可以小米、荞面、杂面夹杂着吃，不占民房，不用老百姓锅灶，可以有三五天到十天半月的粮吃，牲口也可以定时定量给草料。党政各级工作人员从玉家湾大会后的高级干部一个二尺布的公文袋（布挂包）外，发展成可以补充成一套或一件单夹棉衣服，从乡贫农会长起，人各一个二三尺、三四层多的布挂包。从永坪有了的红军干校扩大了，从年前有了的苏维埃训练班和党的训练班也扩大了。党委和军委、省政府由原来各无十人，扩大到各近百人，甚至百余人二百人。区干部起，有支铅笔或毛笔、墨盒、砚台，三五张麻纸订一个本子在挂包中。乡苏维埃以上的主要党政干部人各一顶军式红五星帽子，代替了过去头上的羊肚子手巾（毛巾），衣服鞋袜还是五颜二色，各式各样的原来各人当老百姓的衣服，个别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斗争分得一件两件穿着的也有。
党中央在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修订了党纲，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修改了党章，把马列主义具体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实践论》《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等名著。朱总司令发表了《论抗日战争》。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修改党章报告》。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具体实际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名著。实行了三三制的直接民权和工农民主及各爱国阶级的联合民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蒋介石舌剑唇枪，当面锣对面鼓，有时化干戈为玉帛，有时制止蒋介石的对日投降和对内摩擦。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马歇尔折衡樽俎，有团结，有斗争，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配合全党全军各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进行团结全国，支持抗日，保护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今日的十帅，都在火线上和日寇肉搏，林彪、贺龙甚至负伤中毒。虽然延安偏僻，为全国之穷乡僻壤，虽然大家都生活很苦，开一次会得花一天，往返少则跑十余里，多则三四十里，还要跋山涉水。但，连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人员，无不一致承认“兴中国者，延安中国共产党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说：“走到南京、武汉、重庆，一见蒋介石，看到他们的一切，给人的印象是：祖国怎样不争气，还和满清末年的衰颓一样，使人很失望。走到延安，见到毛主席，看到解放区人民和党政军的朝气蓬勃、勤俭苦干，给人的印象是：祖国不会亡，祖国必将复兴、强大、繁荣，有共产党，有劳动人民。”
现假定240 m主跨为等截面梁且两端固结，将240 m梁等分为三等份，通过简单结构受力计算可得，当在主跨跨中1/3部分采用重量约为等效混凝土梁30%的钢箱梁时可减少两固结支点处约1/3的负弯矩，在如此大跨径的连续梁桥上减小端部负弯矩是极其有利的。所以当跨中的钢箱梁段长度越长则支点处产生的负弯矩越小，但钢箱梁的造价远高于混凝土梁，因而在减小主梁关键截面所受弯矩的同时缩短钢箱梁的长度，就能估算出主跨钢箱梁段的最佳长度[7-9]。
（1）伸缩缝问题。有些选用的是砂浆填缝，但砂浆填缝处已开裂，有些选用的是硅胶填缝，未开裂，但时间久会发黄，影响观感。因此，此次异型防浪墙的伸缩缝不采用填缝处理，根据造型直接留出3cm的伸缩缝，弱化其处理方式。
全国解放后，延安又成了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物产稀乏，自然灾害——风灾、雹灾、霜灾、虫灾、旱灾、山洪的频繁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通太原，西通宁夏，南通西安，北达包头的铁路，黄河渡口上的大铁桥，黄河航运的机船，农村、牧业的改良，水土保持，防旱防洪，治河的工程，煤油的开采，煤铁的开采，绥德银矿的开采，小型电厂、小型粮食加工厂的兴建，教育的发展，处处需要全省及全国之补助。当地人民在30年中，人力、物力消耗于战争中最多最惨，物产有限，资源不多，积累很难很少。解放全国，延安30多县，和平快10年了。由于天灾，经济恢复得水平，与全国各地相比，还是最慢最低之区。
初婚由于父母包办，年幼，夫妻关系刚由不好转好，她因病不幸短命死了。我因大革命高潮到来，为国为党顾不来家庭私事，三年夫妻的名义，实际和好了不及两个月（因两年我出门在外）。接着大革命失败，反动军队借端敲诈我二叔父，实际是侦察我与石谦、李象九、谢子长间的关系。由于我未直接出面，授意我父亲化贿赂赎人，敌人未敢对我下手（1927年6月）。到白色恐怖笼罩西北，西安政变，绥德四师与延安四中被封闭，我抱病到绥德，刚把绥德县委成立起来，农历八月上旬，敌军要搜捕我，我父亲得到消息，从瓦窑堡一夜赶到绥德（约200里）给我送信。我开会决定在绥德坚持，当时的同志们劝我到汾阳去避一下，到延安去治病。我父亲给我200个铜板做路费，送到无定河船上，嘱我到汾阳找安定脚户兑钱用。时清涧起义尚未决定，石谦尚未赴榆，在清涧起义前一月多。从此完全做地下秘密工作，和家庭也无往来。家中年年月月媒人接踵上门给我说媒，父母为我无信息，几次急、气、怕、病，好言劝走媒人，我当三年光棍。1929年在枣树坪谢子长家，谢、白明善和我三人会议决定要我到北京去，找北方局，保证不能找成托派，而且一切费用要我通过家庭社会关系去自筹。虽然也曾和两位党员同志通信恋爱，她们又各有通不过之思想及时间差错，致未成婚。家中父母请下许多亲友劝我，只要自己有，可以迎回来，要行婚礼，花钱开口，说日期，家中照办。无法答复父母。母亲又因我的婚事而在生妹妹的产期中受急受气致病，竟成残废。公私煎迫，出于无奈，依允父母之请，只好举行改良婚礼。婚夜打架，几乎遭了人命，误却大计，只好草草结婚，等于给家中老幼留个人质，以得父亲向高利贷者借贷给我路费。因为父母恐我一走再无音信，年年在外，暑假抽空回来，在家难得一月。1935年虽一家老幼男女，极受惊恐与危险，但自瓦窑堡城开以后，家居约五六月，在中央退出瓦窑堡时，幸得有孕，在瓦窑堡的苦难生活中，孩子降生。在安边孩子没有奶，我亲手给调制代乳食品。中央进了延安，有了医药。孩子回延安，不幸因病夭死。父亲因为哭孩子而病，病后不能吃面（由于哭孩子正悲伤时，亲友劝吃面，碍于情面，勉强吃而悲未止，致得此疾）。母亲更因哭孩子残废更甚。聪明伶俐的孩子，我因奔波于沙漠荒草之间，未暇照顾，不幸夭殇。又有人说小产了一个、两个。抗日，我忙个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由包头来的汉奸来刺我，我被炸中。日寇由大同起飞40架飞机去炸兰州，路过把我光顾了一下。蒙古同胞的千余牛羊，替我挨了三个炸弹，死了一百多牛羊。何暇顾私？
延安，由于一家老幼团聚，三弟平安返回，把二弟的牺牲冲淡了一些。孩子的不幸，父亲被日机炸伤，又给一家带来了不愉快。1940年日寇飞机炸延安，回蒙藏同志和我同危险，千磅炸弹，距我们咫尺，幸有山沟阻挡，仍将一些同志震倒打滚瑟缩和面色惨白。好多人向我学习危险之神色自若，使我精神非常兴奋。1941年暴雨洪水中，藏蒙回汉同志们又和我一同在猛涨洪水捞河柴，改善生活，同苦同甘，笑谈：“法国在43日中亡国。我们苦干20余年，正越干越有劲。”有的人在河内夏天清水中洗澡，被水淹死。我们在秋雨中，山洪时刻猛涨中，每人推着数百斤、甚至千余斤的大木柴，互相嬉笑竞赛。
幼儿园阶段，家长对于幼儿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一般没有严格要求。他们更加重视幼儿身心发展是否健全，是否学得开心。一旦上了小学后，很多家长的态度则一下发生了360度的转变，不仅十分重视成绩的高低更是常常报了各种补习班，使得孩子产生厌烦情绪。
1946年秋末，我不幸遇险，又给全家老幼种下了日夜以泪洗脸的悲愤忧惧。
1947年母亲被胡宗南部逼死，父亲在瓦窑堡老家被胡宗南部吊拷一夜。一家老小，东奔西走，三弟和小游击队坚持战争。28个月的囚徒生活，使我身心受损。1948年延安收复，父亲和三弟一家老小，团圆了。1949年初，北京解放，我得生还，在子长县故乡，得与老父亲及侄子团圆欢聚，怀着喜悲交织的心情，到达延安，得与彭贺两帅及西北党政军民隔别三年的同志们会见，得知党中央毛朱周早已进驻北京，定都北京，得见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一年内解放绥远，修改土地法，解放全国的动员令，暂时停止土改，待解放战争结束，再行土改等统一全国各大措施。得与坚持延安市工作十余年之三弟等欢晤，却又遭原来不自由婚姻的别扭。泪伤未止，逼不得已，使又演生离苦剧。自己为私人家庭纠纷苦恼烦痛，别有居心者，又乘此给我种种为难。侄女虹霓奉我之命，夫妇到故乡迁葬她祖母，移葬与合葬她父母（我的二弟仰轨夫妇）。我怀着悲哀母亲的心胸养伤，庆祝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大胜利，刘帅领导的淮海战役，林罗领导的百万雄师过江，南京解放，彭贺主持的西安解放……革命的胜利，冲淡了我哀恸母亲的悲伤。
民间融资监管法律以正当利益为平衡点促进双方行为选择的动机理性。融资权利作为私权利，法律设置主体行为界限是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凡不危及他人利益的行为皆可认为是动机理性。监管者是社会公共利益代表，法律设定其保护融资权利实现的职责以对权力行使进行目的性限制。当融资主体行为不伤害他人正当利益时，监管者不必也不得行动。因为权力行使是防止双方互相侵害而非直接实现，只要融资主体不伤害他人正当利益就必须尊重其行为选择的自由。此时，即使可能更有利于对方利益实现，权力也不可行使。只有当融资主体行为伤害他人利益时，监管者才能对之进行限制和处罚。
延安使我忧，使我哭，使我乐，使我1940年至1945年初，五年精读马列斯重要名著，一一读过，学过，运用过毛刘朱周陈李等党中央的一切决议和指示、著作。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家老幼男女，有的从死中得生，全家从乱散逃亡中得以团圆欢聚。疾病得以治愈，生活得以幸福愉快。
延安，对我有三四代的血肉、性命、忧乐关系，不只我一人活着永远记忆她，延安，今后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成为和平、巩固、安乐、愉快、幸福的山区。一旦右述各项建设一一实现，人们的生活将更幸福，世界各国来我国的贵宾、嘉宾们将不断游览参观，瞻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遗风遗迹。
延安，将永久载入中国人民的史册，永久光荣，永传不朽！
全中国的革命后代将更向延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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