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董学是王道学，大一统说是其核心思想。欲明此论，须明中国远古王政是军事、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体制。远古中国的国家是宗教国家、社会是宗教社会。秦汉适逢中华民族由周代宗法制整合天下转变为郡县制整合天下，堪称历史巨变。经诸子灭裂王教及秦火焚王学经籍，汉代统治七十余年未确定正确思路，武帝刘彻寻求正确思想路线，所册问及董子对策，讨论的即是王道学；其核心思想，即大一统。王道学奉天法古，对上天、天道的理解是理论基础。目前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理解中主要偏差源于，用被西方思想、西方语法误导的当代汉语解说古代概念。西方思想把神与自然界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作两个事物。经多年教学系统性灌输，国人基本上接受这种观念；学者们也日用而不觉。中国古代思想的上天系神与自然未分裂的概念，以分裂的视角去看，当然有误，乃至于讲上天作为信仰对象因其无超越性而比耶教上帝低级之类的错缪说法蔓延。董子以阴阳、五行解说天道；大一统，意在贵元正本。实行之要则君王正心、言不及利、兴学养士。
关键词：王道学；奉天法古；贵元正本
一、董学是王道学
董子之学为春秋学。春秋学，历史哲学也；公羊学，宗教性的历史哲学也；王道学也。王道通于天道。易经称有天道、人道、地道，此分说。总说，可以天道一名合天、地、人三道而概之。王道则为天、地、人三道贯通，如此则天道、王道相当。天道学略相当于基督教的神学。我2018年在衡水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称董子给儒家的定位是神学，这属于俗谛，这是比较意义上的说法，便于人们理解、接受，然而有降低其地位之后果。中华民族的最高概念是天命，或曰天道，有的简化为道。道这个概念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当代学者多半忽视道之宗教意义，所以与其称作道学，不如称作天命学或天道学，凸显其宗教意味。
董子所处的时代无疑汉代盛世。与本文论题相关的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社会适逢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由诸多并立的国家（史称战国）整合为一个国家，或者依大局面说，从西周的宗法制转为郡县制。二是经历思想多元（所谓诸子“百家争鸣”）与秦灭学之后。诸子时代，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古代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先王之道支离悖裂。当时人们有个共识：先王之道由六经体现。各职能部门从各自立场看待王学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4—1746页。按《藝文志》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廟之守；农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議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造成意见分歧，争论不休。这种思想多元状况，肯定地说，称作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否定地说，则为思想混乱。秦始皇干脆采取灭学政策排除异见，造成典籍残缺。第三是汉朝统治者治国思路一直摸索不定：“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汉高悟兴学之要，忙于平叛，无暇顾及）。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孝文稍用文学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路线，初期效果还是好的；天下富庶之后，奸商大贾和高官形成权贵，再自由放任，就等于听任细民自生自灭。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外，刘姓诸侯或不思进取无所事事骄奢淫逸，闲得犯罪取乐；或野心勃勃犯上作乱举兵造反。统治集团面临着体制建设、思想建设重大历史任务。既要端正治国指导思想，又要学规矩、学做人。有识之士盼望重振传统宗教①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4页。武帝“元年版，汉興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搢，当作“扌+晉”，字库中未见此字。大Big码有。〗。由此可见董仲舒面临的使命是重建王道学。也可说成重建王学、王教。王道学不仅是思想理论维度，还有宗教维度。（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政教一体的体制。政权同时是教权。新朝建立时必须举行祭天大典昭告天下天命所归。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天子不仅掌握人间的生死升贬，也掌管神祇们的奖惩任命。）
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换个说法，即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即天命。武帝策问称“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他清楚地了解汉朝面临的是“王道大坏”的时代，求教法先王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以天子身份代表时代提出问题。他的问题“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问天命之符征。天子，国家宗教之教主也。所提是宗教问题。视董子答语“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足见他透彻理解问题的宗教意义，明白时代要求的是重建王道学，即治理宗教国家、宗教社会的指导思想。
二、董子天道观初探
论及天道，今人多感神秘。实际上对古人而言，上天、天命等均属平常日用，无须深思。就像今日话语中的宇宙，人们未必感觉神秘；然而细思其数量（有几个宇宙？我们的宇宙之外是否还有宙？），再加上反物质、暗物质等学说，神秘感会油然而生。古人所言的天，颇似今日话语中的“大自然”。
对天道的认知，见于《周易·系辞》，如：“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天不言，垂象而已。所垂何象？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着明莫在乎日月”[2]340，341——天地、四时、日月也。用现在话语述说，天显现的这些象，全部属于最明显的自然现象。与今人不同的是，古人把这些天象配以国家治理或道德性质。
她每天如常上班、下班，夜里醒来的时候，恍惚会觉得顾青正坐在电脑前工作，会转过身来对她笑或者拍一拍腿让她坐过去。
《文言》释“乾，元、亨、利、贞”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孔颖达疏文引“庄氏云：‘第一节“元者善之长”者’，谓天之体性，生养万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者，嘉，美也。言天地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会聚，故云“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起宜而和同也。“贞者事之干”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干济。”
2018年1月，对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会计（中外合作）专业18名学生发放了同样的调查问卷。此专业的学生对于本研究来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会计（中外合作）专业是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会计学院与美国一所大学合作办学的专业，学生较于其他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对外语的学习要求更高。而且该专业的18名学生在参加问卷调查前，已经学习了一学期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对跨文化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庄氏之意，以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时。元是物始，于时配春；春为发生，故下云“体仁”，仁则春也。亨是通畅万物，于时配夏；故下云“合礼”，礼则夏也。利为和义，于时配秋；秋既物成，各和其宜。贞为事干，于时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干了也。……土则分王四季，四气之行，非土不载，故不言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以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
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2]14，15。
从“自然现象”（这个表述是受西方思想影响后的当代话语，古语则为“天象”）春生、夏长、秋成、冬藏体会出“道德性质”仁礼义信。君子行此四德则足以担任领导工作。王事，国家治理也。仁义礼智信乃是治理天下的核心价值、指导原则，即所谓天道。
随着新课程改革对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这一重要目标的提出，生物学核心素养已成为生物课程标准、学业评价标准、考试标准的重要依据。生物学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等四大组成要素，是学生在接受生物课程教学过程中逐步内化形成的。通过简析2018年中高考个别试题对核心素养的考查情况，对在中学生物课程中如何实现初高中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衔接培养有所启示。
荀子讲“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是透彻语。以今日科学普及技术昌明、唯物主义思想通行的时代，民众中渴求宗教的仍然很多——投向基督教的甚多，甚至有些投向法轮功；何况古代！而古代的“君子”们也很明白。比如为十三经作疏的孔颖达，在疏文中写道：“凡天地运化，自然而尔，因无而生有也，无为而自为。天本无心，岂造‘元亨利贞’之德也？天本无名，岂造‘元亨利贞’之名也？但圣人以人事托之，谓此自然之功，为天之四德，垂教于下，使后代圣人法天之所为，故立天‘四德’以设教也。”②卢光明、李申整理，吕绍纲审定.《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因无无而生有也”句，多一“无”字，当属排印错误。
这些疏文都属董子之后学所撰。董子是怎样说的？他们受到董子怎样的影响？
“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3]天不说话。天象是“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养活人们，由之体会到天有“赡足之意”——此即由“自然现象”看到天之德性。圣人之所以“君天下”“兼利”人民，出于这样领会天意。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4]“天，仁也”把仁爱看作天之本性。这样的规定，依今日科学方法论的叙述方式，称作“设定”，属于公理。此为推论的起点、根据。它无须由其他命题推出或论证。故而称作公理。能否成立，视其推出的命题能否成立。把天之最主要的性质设定为仁，是儒家区别于道家的根本所在。这样确立公理有其经验的依据——“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乃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属于经验事实。由此经判断力得到“天，仁也”命题，确立为公理。
“大一统”出于《春秋公羊传》开篇：
世之治乱亦与岁之美恶同理：“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4]同数，同理也。
治国原理与天道同：“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4]把天的清暖寒暑对应人们情绪的喜怒哀乐，建立四时的情绪特性——喜气—暖—春，怒气—清—秋，乐气—太阳—夏，哀气—太阴—冬。董子特别提示：四气“非人所能蓄也”。怎样处置？原则是“可节而不可止”。警示曰：“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中庸》曰发而中节。看来首先须“发”出来。发出来并使之中节，则中和。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讲的是人主的情绪，还是被统治的民众的情绪？董子讲的是君主。不过，用之于民众似亦可行。二者有关联焉：“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人的存在出于天，因而其教化也源自天道。喜、乐、怒、哀四气，源自春夏秋冬四时。）。
“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喜怒移易其处，谓之乱世。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4]
以五行之“自然特性”春生、夏长、季夏养、秋收、冬藏（其实这是温带气候下的植物生命节律。论者注意到农业特征，却忽略了中华民族生活的温带气候）内涵的原理为天道，而这正是“为人之道”，孝道。
“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
水稻栽培过程中需要经历相对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若管理不当极易出现病害情况，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抗病技术避免病害的传播，在此基础上需要保证水稻在生长过程中有足够的养分，并适当的进行农药喷洒与杂草的处理工作，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预防病害在杂草中繁殖，为水稻的健康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节。
四时运行示范父子之道。苏舆疑此处“文有夺误”。此处当论述寒暑对应阴阳，盖按易理，乾坤阴阳寒暑，与四时，归结为两仪四象之数理。至于设定阴为刑气、阳为德气，依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纯粹数学若干项附加物理意义转化为经验值类似。通俗地说，原先演算的数理符号，阴爻阳爻，先附加气象意义，寒、暑；现又附加了国家行政意义，德、刑。因而有了道德值moral values。
学风检查是贯穿整个学风建设过程的重要环节。当学生按照要求落实学风改进计划时，需要班主任根据方案计划和具体考核标准，对每一位学生的计划执行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考核学生的学习表现是否符合所设定的目标，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检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学习效果和学习成绩、班级学习风气、宿舍学习氛围等方面。通过检查总结学生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明确以往工作的不足及其成因，及时发现新出现的问题，以备下一阶段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上面所述乃董子以阴阳论天道。阴阳化为四时，易理也。四时之“自然性质”，春生、夏养、秋收、冬藏（这些性质全属植物周期，与农业关联密切）；转化为情感体验，春爱、秋严、夏乐、冬哀，看作上天之意向——“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君王之喜怒哀乐与天志对应。要点：天，仁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
另，董子以五行论天道。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5]
五行，气之五种运行方式；取象于木火土金水以状之。比如：有种运行方式是往下走、有润泽感，取象为水。五行之生克，是运行方式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有气之运行动力意义，亦可理解为纯粹的数理——比之于西方数学之微积分。至于木为五行之始、水为五行之终、土为五行之中，并称之为“天次之序”，或先圣感应所得，不过叙述出来作为理论设定，不妨视之为公理。生、克是五行两种关联次序。本是纯数学的，现以“生”字与生育联系，映射为父子关系。天道遂与人道关联。
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5]
五行配方位。左右，东西也；前后，南北也。“父子之序，相受而布”，五行配方位之分布，依父子授受关系。父授、子受。
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5]
点明此乃天道。五行关系透出人伦态度。天之五行显现的是孝子忠臣之行为。感叹天道之五行之所以称作五行，似乎意在表现五种行为。
董子以此解说孝乃天经地义：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木生火，木为父、火为子；木为春，主生；火为夏，主长）；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火生土，土为季夏，主养）；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
由此可以看出，轮流座位的出现主要是呼应“公平正义”的社会需求，是解决排座问题的一种应急策略，对杜绝“关系座、权利座”等教育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反过来看，这也是教师应对家长、应对社会的一种无奈之举。
天之寒暑不当时令，称作败岁。人主之喜怒发作不当，则成乱世。英明的君王恰当地发喜气，对应春季；恰当地发怒气对应秋季；恰当地发乐气对应夏季；恰当地发哀气对应冬季。各级领导效法这个原理，采用天道。
至于“地义”，则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庸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6]。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时。所好之风出，则为暖气而有生于俗；所恶之风出，则为清气而有杀于俗。喜则为暑气，而有养长也；怒则为寒气，而有闭塞也。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4]人主国家治理之道须依天道。人主之喜怒哀乐指导着社会风气演变趋向。喜怒哀乐发之不当则天下乱。
“地不敢有其功名”，虽至勤劳，“名一归于天”。“下事上，如地事天”，大忠、大孝。再论土。五行，土最贵。其对应的五声之宫、五味之甘、五色之黄，皆为最尊贵者，而土默然无名。土为地之象，以此论“地义”，勤劳、尊贵而让名，成就孝道之义。
读者要注意的是，上述所有的“自然现象”，皆有宗教意义。称作“自然现象”，是用今日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汉语叙述之语句。我们的观念和语言已经被西方思想、西化汉语语法“污染”了，看到的已经不是原先的意义。西方思想在亚里士多德手里把形式、质料抽象化，割裂并对立之；而后，形式对应精神、神，质料对应物质、自然界；西方思想中的自然界是脱离了神并与神对立而存在的抽象者。这是西方科学发达之思想前提。（论者常常说，中国思想不重逻辑，因而科学未发展。其实他们还漏了更重要的一点——中国思想未曾割裂并对立自然与神。）论者常谓中国的上天没有“超越性”。上天未分裂为上帝、自然界，何谈从自然界向上帝的超越？不分裂，何以超越？上帝之超越性，前提是：它是抽象思想导致的形式、质料分裂所产。所以，用被西方思想“污染”的当代汉语叙述，讲到“自然现象”时，必须指出，这些现象都带有“神性”。同理，我们今人看古人的“世俗”生活，其实都是宗教生活。董子的上天，至高无上，在地位上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天道可对应的是逻各斯（《约翰福音》开篇即曰：太初有逻各斯；而后曰：逻各斯以肉身出现，即耶稣）。这是论其宗教位置同等为至上。内涵则迥异，未分裂、已分裂耳。故而耶稣、上帝称至上神；上天在中国国家宗教神祇体系中居至上位置，却不可称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7]。上天在耶稣之上，明矣。
三、董子大一统观初探
“唯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4]王字三画而连其中。三画，天地与人；连其中，通其道也。人道参天，参，叁也。国家治理，源于天道。天爱利养长，王者也爱利天下、安乐一世。天以春夏秋冬为用，人主以好恶喜怒备用——“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大之，强调。一统，统之於一。意思是正始。大一统，意思是重视、强调王政之开端。
前人论大一统意义，称贵元正本。有“五始”之说—“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8]《谷梁传》讲得不这样夸张。却也说，“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显斥何休张“五始”说“不通”①浦衛忠等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6页。並引“《春秋緯》云，‘黄帝坐于扈阁，凤皇銜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谓此五事。”五始说起於黄帝也。。窃疑：若王指文王，王正月当指周正。周正建子，时仲冬。“春”字怎样解说？无论此细节，《春秋》为尊王而作，欲以王法正天下，以天道正王道。此其主旨也。
董子论大一统，要在阐明先王之道、敦请回归先王之道。有如下几层意思：
繇道与否，主要体现在义是否为利所败。我从1986年起倡导孟子“义在利先”原则，起始于孤立，当时在我国思想界可称独树一帜。然而义利相对位置于国家治乱之命运（因而是天命）关系如此之大，却从来未曾领会到。何况这是董子大一统理论中的重要环节；又涉及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当与同道者进一步深入探讨之。
（一）贵元正本：《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大一统意思是强调一作为万物起源。为了突出这个“一”，改称为元。这就是所谓“贵元”。不称一而称元，表示重视开端、起始正道。）
（二）依天道之意正王道之端：《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三）王者正心为本：《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四）王道（治国理政）承天意德主刑辅：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五）大一统，先王之道也，求之于六艺孔子：《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9]2501-2523。（大一统之义，无非奉天法古。法古，遵循先王之道。先王贵元本正，其道存乎六艺，孔子阐扬之。王者要走正确道路、避免失政乱政，只有求之于六艺孔子。人们常说董子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不准确。视此对策文，董子大公无私，主张尊六艺；之所以并提孔子，以孔子专注于整理、保存、传授六艺。在此还须正视听：六艺非儒家之典籍，乃先王之典籍。儒家重六艺；只有儒家用力于讲解、传授六艺；六艺得儒家传授而存，遂成儒家典籍矣。儒家亦以传承六艺而兴。呜呼，命耶？）
天气晴朗、水质良好，小龙虾活动吃食旺盛宜多投饵，鲜活饵料的日投饵量按体重的8%，高温、阴雨天气、发病季节、活动不正常少投饵，提高饲料利用率。
对本研究中所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 21.0软件,当P<0.05时,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元还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董子曰，“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12]68-69元，万物之本，甚至在天地之前。注家解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待进一步研讨。苏舆搜罗甚都。或称相当于老子称谓之道；或庄子所谓“气母”；或即元气。苏舆乃至称周子（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亦本于此”，下启宋明理学焉。总之，于王道学宗教意义旁别揭一哲学维度，深远矣。
总之，大一统之义为：恪守先王之道。以今日语句表述，曰：坚守中华文明传统，不忘自己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切勿数典忘祖。
(1)算法针对的是多站多外辐射源场景，对于单站多外辐射源场景和多站单外辐射源场景同样适用，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以DM642为核心，通过摄像头采集电缆在管道中的位置信息，摄像头输出的数据信息经由FIFO数据缓存器缓存后传递给DM642，然后在DM642内完成图像背景差分处理，将电缆在管道内的实时位置信息转换为对应的数字信号，并在LCD上显示，最后通过DA转换模块将该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信号，该模拟电信号用来驱动牵引设备调整电缆位置.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四、大一统正本之要：君王正心、言不及利、兴学养士
大一统学说之实际运用，在提醒统治者正王道之端。贵元正本是其说也。君权是既定事实，无须在论证君权天授上费辞。前已述，贵元正本首要为君王正心、国家正王道之端。简言之，三统五端。董子在对策中写道：
董子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0]14又曰：“改正之义，奉元而起。”所谓奉元，其义为“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11]195天不变道亦不变。换代必改制。新“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10]18改制非变道。虽徙居处，不离中国。（殷周革命，仍居旧国，并存。董子正三统说详述之。）“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11]196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9]就是说，道即路也，遵循了道就能正确地治国理政。用今日话语叙述就是：道，正确的思想路线。仁义礼乐，以今日语句言说，相当于体制机制，贯彻、实现正确思想路线的体制机制。（具，器也。机构、设置、文化等。）指出，教化是宁邦安民的打基础环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董子高赞颂武帝“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口气一转，毫不隐晦地点出其失政，并详尽分析其成因：“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9]2503
教化为治国之基。提出兴学立教是推行教化的最重要举措。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教化主要功能被说成提防民众利欲之心——“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是民众的天性、自然而然的倾向。
作为教化思路，董子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地主张“不言利”，他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12]73人的天性有着要求义的倾向，然而义之要求未必能实现，乃是被利破坏。故而，君子的精神文明建设思路是不谈及利，让人们愧于言利。
董子的思想当源于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13]
《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是个重要论断，可归属为基本原理。这在理论建构中列为基本事实叙述的。意思是：义、利二者都是人的天性中自有的。俗言荀子为“性恶论”鼻祖，然则荀子也主张好义为人之天性，岂不是说，人性之本中也有善项？依照对人之本性的看法，荀子提出两条重要原理：第一，义利相对关系是治世、乱世的根本原因。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第二，义、利哪一个占上风全在君主好恶、态度或思想的引导。从而他主张“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董子的“君子不言利”显然来源于此，而且还进了一步，指出其心理效果“以勿言愧之”。
接收机自主完好性监测(Receiver Autonomous Integrity Monitoring,缩写RAIM)起源于民用航空对于安全性的需求。如在实际应用时发生故障，应让控制端检测到故障并且更新卫星数据。因此，接收机必须进行自检以满足导航需求。鉴于卫星的故障率较低，RAIM就是在不同时发生多个故障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4]。RAIM常用算法有距离比较法，奇偶矢量法，最小二乘残差法这几种等效的数学方法[5]，本文将利用最小二乘残差法去构造RAIM算法。
董子向武帝指出，当时社会风气败坏是教化长期衰毁所遗留：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倈，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9]
引孔子“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曰：“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奸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朽木、粪墙，解读《论语》者一般都说为批评宰我，董子解读为批评时局，公羊家语也①戴望注.《郭晓东校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语见《戴氏注论语小疏》，疏文谓朽 木粪墙“二者以喻世乱不可为治”。“宰我伤道不行，故假书寝以自晦其明。夫子意谓天下虽乱，吾心自治，君子乐天知命，虽毁弃，何伤乎？”吾是之。董子对秦的破坏之后继影响、武帝治国失措，直言不讳，口气严厉。本来天下已是“熟烂”，无从下手。朝廷的举措，“法出奸生、令下诈起”，适得其反。针对这样的状况，董子以琴瑟不调改弦更张为喻，主张彻底重建思想路线：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9]
直截了当地指斥朝廷七十多年所犯路线错误，认定须作根本改变。怎样改变？确立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遵循之，则宗教上“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政治上则“德施于方外”、内“延及群生”；皇位则“受禄于天”，稳固长存。
董子德主刑辅之说，当出于历代圣王的治国经验，而以易理说之（阳，德也；阴，刑也。从而德主阴辅），成为天道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浓重宗教色彩。不过，在对策中的论说实证性颇强：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9]
1.1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7900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美国Agilent公司；Milli-Q超纯水机，美国Millipore公司；微波消解仪(Multiwave 3000型)，Anton Paar公司；电子分析天平(MSA224S-CE型)，德国Sartorius公司。
董子以周、秦治国实践的历史经验作对比诠释孔子提出的理政方针。“少则习之学”切勿理解为今日的知识技能训练，乃古之“礼乐射御书数”。“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切要。对比今日社会犯上成风，即使暴秦时代无此之烈，读史者岂不惊心动魄！“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未废刑罚，仅为辅助手段也。作为强烈对比的秦治，干部队伍状况为“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描绘的图景，惨烈恐怖，如在眼前。民间则“群盗并起”，群体性事件触目皆是。“民免而无耻”现实性尤其明显。董子向武帝展示，孔子、儒家理解先王之道、深刻阐发其内涵的至理。这也是汉朝立国七十余年治国理政路线失误所在。
董子极称武帝，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总汇群臣智慧、内政外交臻于至治，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接着口气一转，开始诛心——“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又肯定武帝励精图治、怀尧舜之用心，曰，“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口气一转，曰：“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遂乘文势提出建议：“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武帝也算心向先王之道，“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然而所得非贤也。原因在于未兴太学。太学，教化之本原。于是提出兴学养士的建议。这是王道不至于断绝的根本措施。
当前使用的干部适足以败坏王事：“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郡守、县令（相当于今日地级市、县级市之书记）之社会功能是“民之师帅”，承流宣化。这一级别的干部选人不当，皇帝的教化不能贯彻，恩惠不能下达民众。而实际情况极其糟糕，概括地说，“阴阳错缪，氛气弃塞”。原因是选拔干部的组织路线有毛病——“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絫久也。故小材虽絫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董子此言区别贤材、小材，极重要。提出的用人原则，“小材虽絫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有重要现实意义。董子毫不客气地抨击当时的干部路线：“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可谓字字痛切，万代之鉴也。
大一统诚然为王道学核心思想，要贯彻到全社会，必须确立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绝口不言利；要有好的干部开展教化。兴太学养贤士，万年不替也。
近年来，辽宁省喀左县日光温室茄子反季节栽培面积逐年扩大。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多年连作，重茬严重，土传病害逐年加重，尤其是疫病、根腐病等，一旦流行，会造成大面积死秧，用药物治疗效果甚微，对茄子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嫁接技术作为克服日光温室茄子连作障碍的一项有效措施，已在喀左县东部乡镇日光温室内进行了试验示范，为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现将茄子嫁接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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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19）05-0029-07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简介：谢遐龄（1945-），男，浙江温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方哲学、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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