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1949:解放塘沽新港纪实论文

王剑:1949:解放塘沽新港纪实论文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举国上下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和不懈奋斗,当今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七十载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聚焦那些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重要历史往事,总结70年来党带领人民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民生、军事领域所获取的成就和经验,讲述70年来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人物的精彩故事,重温历史,焕发激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新时代中国人坚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信念,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本刊自本期开始,开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栏目,与读者一同去触摸和分享七十载激情燃烧的岁月,共同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

塘沽烈士陵园纪念碑

今年1月17日是塘沽解放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遭受严重破坏的塘沽新港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又回到人民的手中。

本刊2018年第9期导读分为重磅推荐、作者面对面、读者心得和名师讲题四大板块,试图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建导读的平台,让阅读更深入。

黎明前的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塘沽新港曾一度被美军占为兵站基地,无人管理,一片混乱。1946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塘沽新港工程局,新港工人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进行建设了。时间不长,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弄得国库空虚,塘沽新港建设发生经费危机,加上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人们逐渐就对塘沽新港的建设丧失了信心。

12月中旬,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进驻新港。华北东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逃散官兵与释放的俘虏,亦集中于此,待船南逃。由冀东退到塘沽的国民党军队抓船只,要民工,搞得人心惶惶,居民避走,市面萧条。住在塘沽新港的新港工程局职工各家,也大都由国民党军队挤占。由于周德鸿等人已逃跑,薪金无着,员工们断绝了生活来源。许多人还被国民党军队抓去运材料、修工事、抢伤员、当搬运工。这时各项工作本已停滞的塘沽新港全面瘫痪。

Rhodamine-123经过与细胞共孵育,快速透过细胞膜,使具有正常线粒体膜电势的细胞在共聚焦显微镜激发下呈现红色荧光。光动力处理后的细胞荧光强度减弱,表明线粒体膜电位降低,膜通透性发生改变。图5为rhodamine-123染色标记了光动力处理之后线粒体膜通透性的改变。Rodamine-123的平均荧光强度由55.13降低到22.47,F=4.372,P=0.009。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败,国民党政府在财政经济上也濒临破产,由于大量地发行纸币,造成物价飞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塘沽新港的新港工人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为了争取时间购买口粮,住在塘沽或东西大沽的工人家属,就在新港卡子门从职工手里接钱。因为等到晚上工人下班把工资带到家,第二天再买粮食,就又涨价了。到1948年下半年,工人们领到手里一面袋纸币,跑到塘沽市场,买不来一面袋粮食。

首先展开了扫清塘沽外围敌人据点的战斗。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由44军、45军、46军、47军下属师团攻打塘沽,其中:45、46、47三个军统由44军军长邓华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军,封锁平津的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去路。野战军投入兵力共计9个师。

1948年11月4日,接任新港工程局局长不久的周德鸿主持召开会议,部署更大范围的裁减员工。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崩溃,这次裁减员工的计划没能实现。

国民党统治时期,塘沽新港工程局曾有五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韩嘉是1948年2月由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派到塘沽新港来的,在新港工程局浚填工程队当工人。他曾发动他所联系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积极参加新港工程局工人的罢工斗争。除韩嘉外,还有赵锡顺、田世英、晁善文、郑秉桓等四人。他们有的是低级职员,有的是汽车司机,他们是1945年和1946年分别在宁河县槐树淀被吸收入党的,槐树淀是华北局城工部的一个点。当时,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一是长期隐藏,二是做工人工作,必要时可打入伪工会,其中赵锡顺有一段时间曾打入到工会,后因故又退了出来。另外,工务处的工务员杨学堃,早在194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按照组织上的部署,他在解放前夕,将塘沽新港工程的部分图纸、资料、档案图书及贵重测量仪器等转移并保管起来。解放后,军代表进驻塘沽新港工程局时,他协助了军代表的接管工作。

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群众,除在塘沽新港工程局内成立一个警务组为其正式编制外,还于1946年底建立了“防奸组”。它的任务是“防制奸宄渗入各交通机关充当低级职员及公役”,要求对所属员工“均应随时考核其思想言行、生活状况及社交活动”。1948年初,塘沽新港工程局一些职员,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王悟民、姚贻枚、靳步、李秉实、韩嘉等,在港内机厂街组织了一个识字班,利用晚上时间,帮助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工人识字。这一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于1948年5月以共产党“嫌疑案”被警务组逮捕29人,解往北平炮局集中营“感训”,无端关押数月。终因查无实据,于当年8、9月份陆续释放。

1948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国民政府新港工程局局长周德鸿等人则积极准备南逃,并把当时塘沽新港能够远航的船舶,包括美国制造的一艘破冰船“北极一号”和两艘拖轮“新光号”、“新明号”,日本人留下的两艘自航式500吨泥驳“金星一号”“金星二号”,共计五艘,停泊在新港船闸东口,由警务组派警察把守,他们的眷属及箱笼细软也陆续上船。观望数日后,感到大势已去,于1948年12月15日夜间,五艘船同时启锚,仓皇南逃。周德鸿等人出逃时,蒙骗了100多名船员上船,其中多为浚填工程队原船船员,同时也胁迫了一些其他船的船员。这些船员大都家居津塘,家有妻儿老小,不愿出走。直至南逃船启航,还纷纷要求靠岸下船,周德鸿等人置之不理。南逃船舶大约行至大沽口附近时,愤怒已极的浚填工程队一名管线工人突然手持利器刺向周德鸿,周头部轻微受伤,当即被人救护。在混乱中,这名工人夺路奔向甲板,跃身跳入冰冷的渤海,随即被船上的人枪击身亡。南逃所乘船舶均被周德鸿等劫持到香港或台湾。另有一艘较大型美国制造的耙吸式挖泥船“建港一号”,在1948年秋即驶往青岛进坞修理,1949年2月也流落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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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遗退进驻使塘沽新港再遭破坏

1948年10月13日,塘沽新港发生了警务组警察殴打工程技术人员的严重事件。这天下午,防波堤工区工务员李念尧被挟持到六米码头,遭到数名警察抡枪殴打,随后又被10余名警察持枪追赶至工区办公室继续殴打,李念尧遍体鱗伤晕倒在血泊中。工程师刘德豫、工务员沈国贤因斥责无端打人,被打人凶手同李念尧一起拖到六米警卫队关押,也被殴打。为此,新港工程局工务处职员集会讨论对策,其他单位的职员和工会代表赶来参加,成立后援会,揭露打人暴行,要求局方惩办凶手追究责任,医治受伤人员。谭真总工程师也出面交涉,3人方被放出,住进新港医院。事件发生后,随即通报舆论界,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相继刊登。李念尧因伤重住院治疗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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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进抵塘沽地区,接管包围、监视塘沽守军的任务,而塘沽国民党守军于1948年12月31日乘解放军换防之机又重新占据了新河车站和铁路材料厂两个据点,成为攻打塘沽的障碍。49军接防后,147师41团1营于1月12日再次攻占了新河车站敌军据点。

解放军打响解放塘沽之战

为了防止国民党守军从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攻击的次序第一是塘芦区”的指示,在打下芦台、汉沽一带以后,就开始了解放塘沽的战斗。

由于塘沽新港工程局连续几个月拖欠工人的工资,工人们没办法生活下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10日进行了罢工。经过斗争,当局答应补发拖欠的工资,到13日罢工停止。但是,当局所答复的条件,迟迟不能兑现。于是,工人们于1948年4月2日再次举行全局性罢工。这次罢工,来势猛、范围广、声势大,使整个新港地区陷于全面瘫痪状态,因而当局不得不再次答应罢工提出的条件。两次罢工,使塘沽新港工程局的头面人物狼狈不堪,迫使他们酝酿已久的裁减员工方案未轻易出笼。但统治者们不顾工人死活,最终还是下令裁减员工。1948年6月18日,塘沽新港工程局发出“通令”,决定立即裁减员工25%,共计995名,每人只发给2到3个月工资的资遣费了事。

塘沽之战始于1948年12月14日,结束于1949年1月17日。历时35天。

整个作战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48年12月14日至12月底。东北野战军46军137师各团与47军140师各团分别先后攻占了塘沽北面的青坨子、宁车沽、金钟河大桥,同时并肩攻占了北塘车站、北塘西面的黑猪河、大红房子、四号桥、胡家园、五十间房、中心桥、陈圈村等海河以北的塘沽外围的国民党守军据点。46军136师、137师直插津塘之间,占领军粮城之后,是夜强渡海河,攻克新城、南开村,控制了海河以南地区。至此,44、46、47军共同完成了从陆地的北、西、南3面歼灭塘沽外围国民党守军的任务。此后,中央军委同意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暂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1948年12月31日前,44、47军奉命撤出塘沽,去担任攻打天津的任务。1949年1月3日,49军接防,继续担任包围、监视塘沽国民党军的任务,围而不打,等待天津解放和平津“前总”攻打塘沽命令的下达。第二阶段是1949年1月16、17日。东北野战军49军147师各团在海河以北向塘沽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49军146师及46军159师在海河以南向大沽地区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两军齐头并进全面展开追击战。

国民党军队进驻塘沽新港的是第十七兵团兼津沽防守司令侯镜如所部驻新港办事处,第八十七军军长段瀛兼塘沽防守司令。他们的水面舰艇有主力舰“重庆号”及大小登陆艇、拖船等数十艘。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携带眷属和箱笼等来到新港等船南逃。加上军心涣散,纪律极坏,他们不顾一切地抢劫公私财物,并抢占船舶准备逃命。新港总办公厅和港区所有车间、仓库全部被占用,建港所备材料,如钢材、木材、水泥等都被国民党军队用作修筑防御工事。

1月15日,天津市区解放。当日下午,天津前线总司令部下达了追歼塘沽和大沽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海河以北由49军147师负责,海河以南由49军146师和46军159师负责,为阻止国民党守军逃跑,49军147师441团于16日晨3时首先向盘据在铁路材料厂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塘铁路新河车站南侧,控制着出入塘沽的公路交通要道,驻守该据点的敌军为独立95师195团的1个营。左侧是国民党87军222师664团,津塘公路两侧是其独立95师283团。攻击开始后,解放军441团命令3营在团属八二迫击炮连配合下担任主攻。3营以7连担任主攻,8连助攻,9连为预备队。突击队员冒着密集火力向前猛冲,接连3次爆破,3次突击,均未成功,7连遭到重大伤亡。为转移敌军火力,8连从7连的左翼向敌军进行反复冲击,侦察分队则从7连的右侧展开佯攻,结果也未奏效。拂晓之前,部队暂时撤出战斗。1月16日天亮之前,49军司令员钟伟、147师师长沈启贤和441团团长余致泉来到了3营阵地,亲自听取营长蒋顺学的战斗情况报告,现场观察战场地形,及时总结第一次攻击失利的原因和教训,重新作了战斗部署。决定仍以3营为主,配属九二步兵连、八二迫击炮连、五七战防炮连,团警卫连、2营机炮连再次实施突击,由9连担任主攻,8连助攻,7连为预备队。当天下午5时,第二次突击开始,营长蒋顺学亲自率9连,连长侯秀珍亲自率尖刀排,以炮火首先摧毁了铁路材料厂大碉堡,接着又炸开围墙,尖刀排沿着海河北岸堤下直插守军中心碉堡,歼灭敌守军20余人后,为突击部队打开了突破口。接着9连各排一举突破了敌阵地,8连则沿着铁路线突入敌军阵地,担任二梯队的团警卫连也迅速投入战斗,沿着9连右翼向敌军侧后迂回,协同8、9连包围歼灭守军,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全歼守军300余人,生俘其营长。

在这份报道之前的10天,7月18日,斯沃琪集团公布其2018年上半年业绩,用了“斯沃琪集团历史上的半年报纪录”来描述其取得的好成绩:销售额增长近15%,达到近43亿瑞郎;而税后净利润大涨近67%,接近4.7亿瑞郎。

全力追击逃窜国民党守军一举解放塘沽新港

铁路材料厂敌守军被全歼后,盘踞在塘沽的国民党守军的前沿阵地也被解放军突破,49军147师441团的主力陆续插上,146师436团也很快沿着突破口跟进,共同追歼逃跑守军。与此同时,49军146师437团与46军159师下属部队沿海河南岸直逼大沽。441团1、2营分别在营长孙海泉、苏太武率领下,追击逃往新港的国民党军,9连尖刀班在追击国民党军至于家堡以东狭窄地段时,踏响了守军的地雷群,全班战土壮烈牺牲。教导员赵亚率领4连在新港卡子门外与逃跑的守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打垮其阻击后,首先到达新港,6连继其后,共同俘获未逃掉的国民党军。5连追到一码头,用火力截获未逃远的守军舰艇2艘及船上的全部国民党军。439团1、2营也追到新港的一个码头,俘获正在逃跑的舰艇、拖船各1艘及船上1500余名守军。437团和438团共俘获守军散兵500余名。海河南岸大沽的守军被49军146师和46军159师追击部队全部歼灭。

在解放军强大炮火轰击下,敌军的碉堡很快土崩瓦解

国民党军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所部50000余人提前乘船逃跑,未及撤逃的国民党军保安第5团等则被全部歼灭。1月17日上午5时30分,塘沽宣告解放。搜索残余守军的战斗持续到1月17日下午4时。此次战斗的主力东北野战军49军共歼灭守军3400名,其中毙伤40名,活捉2960名,计国民党独立95师185团1、2营全部,3营和师直各一部,新建318师259团一部;缴获各种火炮44门,重机枪18挺,轻机枪107挺,步、马枪1773支,军马300余匹和大量汽油等军用物资。

塘沽新港解放的当天,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下达命令:“查新港工程局为国家财产应归本会接收管制,兹委任石在为本会接管该局之军事代表,仰该局全体人员听从指挥办理交接为要”。同军事代表石在进驻塘沽新港的还有助理军事代表和负责工运工作的黄英夫、王全江、周石永等人。

军事代表进驻塘沽新港以后,立即分头深入各车间、工房,走访居住在港区内的工人,做广泛的宣传工作,稳定职工情绪,整顿全港秩序。发动职工群众,保护国家财产,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工程技术资料,着手复工的准备工作。新港工程局发电厂、自来水厂等单位的职工在解放新港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岗位,坚持供电、供水。家住塘沽和东西大沽的新港工程局的职工,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奔走相约,纷纷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报到。从此,塘沽新港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红军在进入川西北地区之初,就这样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并使之投身革命斗争,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显示出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意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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