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燕（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18）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人们中国佛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诗歌的内容、创作的群体以及诗歌的形式、题材、创作境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古代诗歌影响
中图分类号：G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1004-1621（2013）10-080-01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成中国化佛教，即形成人们称之为的中国佛教。从南北朝后，佛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汉文化主要思想支柱之一，并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反之，佛教也对中国传统诗歌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佛教中的时空观对诗歌的影响
在我们所运用的语言中，其实有许多是来自佛教用语，比如"大千世界"、"劫难"、"地狱"、"刹那"等等，这些都是佛教在时空概念上用的。在空间观上，佛教从佛法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的理念出发，把人间的佛教竭力推向了辽远的宇宙之中，架构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宇宙立体空间论。把空间无限度地放大，让有情众生看到了摆脱生死轮回的美好希望。在时间观念里，佛教认为宇宙中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世俗经验世界的时间概念。随着佛典的翻译，佛教拥有的这些高维时空观念也进入了中国，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儒家文化长期压抑文学创作中自由表现的局面，激发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佛教的微观时间概念如刹那、须臾、一瞬、瞬息等也被中古文人吸收到文学创作之中，如"生住无停相，刹那即徂迁"（萧衍《游钟山大爱敬寺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阮籍《咏怀诗》，;"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三里生云雾，瞬息起冰雷"（萧纲《十空诗》第一首《如幻》。这些时间观的引进，在思维领域直接架通了古今时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上的桥梁，为文学的想象和创新开辟了新的坦途。比起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来说，佛教的时空观更多地是对社会历史时间的冷漠淡忘，对现实经验空间的不屑一顾，它对宏观空间宇宙的奇思妙想，是中国文化不曾拥有的。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佛教对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使创作群体发生了变化，文人和僧人交往密切，出现了诗僧和禅诗。魏晋时期，许多文人都与僧人关系密切，相传曹志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支遁今存诗18首，与许洵、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笃信佛教，张野也是"学兼华梵"。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对佛教采取扶持态度，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几百年，中国佛教达到了高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皇帝重视佛教，大量佛经传入中国，译成汉文，广为流传，开始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禅宗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这时的佛教，已经渗透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中，作为中国主要文学形式的受其影响是自然的。唐至五代，有据可查的僧人诗集就达40余部，出现了以王梵志、皎然、齐己、贯休、寒山、拾得为代表的一批诗僧，诗作丰富，成就斐然。例如皎然曾作"真我性无主，谁为尘识昏"(《禅思》)，"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迥"(《答俞校书冬夜》)，说理深刻，对仗精当。齐己曾写"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早梅》)，"月华澄有像，诗思在无形"(《夜坐》)，细腻生动，寓意深刻。贯休书"闲担茶器缘青障，静衲禅袍坐绿崖"(《山居涛》)，动静相应，情理交融。这一时期，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也不断加深。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一代诗圣大家，也都佛缘甚深。李白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之句；杜甫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中年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在唐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优受教"于道光法师，王维尤其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自取号"摩诘"。唐代另一位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也崇信佛教，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曾长期寄居佛寺，与许多僧人有交往，且常以诗文与僧人酬唱应对，并为许多僧人撰写墓碑铭文。《全唐诗》所收唐代士大夫游览佛寺、研读佛典、交接僧人的诗，约二千七百首，唐代僧人的诗约二千五百首，共五千二百多首。《全唐诗》共收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反映着广泛的社会生活，而仅此一宗，就占了一成以上，再加上五代时期和系年无从稽考的有关佛教的诗歌，比重就更大了。即此一项，就可显示佛教对社会生活和诗歌创作，影响多么深广。
到了宋代，诗僧承前启后，成就卓著。智圆作《赠林逋处士》诗"风摇野水青蒲短，雨过闲园紫蕨肥"；契嵩作《寄月禅师》诗"闻道安禅处，深萝任隔溪。清猿定中发，幽鸟座边栖"；摹写自如，清丽真切，以动喻静，动静相应，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是写不出来的。此后，元明清三代的诗僧也有不少佛理诗、禅趣诗、山水诗以及抒怀、酬唱之作，其中有不少诗作，诗思高妙，诗境幽远，诗调清新，颇为可诵。
三、佛教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诗歌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诗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外来文化影响中国诗歌是十分困难的。但佛教文化具有很深的生命力，中国佛教凭着融摄性、创造性、协调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在许多方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随着印度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发现了汉字的四声。四声的发现，标志着声律理论的产生，汉字四声的发现和声律理论的诞生，直接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一些诗人开始追求诗歌的声律，讲究诗歌的格律美，追求诗歌形式的创新。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中，中国的古体诗慢慢被淘汰，出现新的格律诗。格律诗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在创作手法上都比古体诗灵活得多、方便得多，更容易传播和认识。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时为便于诵读和理解，将它们按照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主要形式是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翻译出来。但作为传道布教的工具，语言必然要求通俗易懂，受佛典内容与形式的限制，在翻译时做到字数整齐一致，就不能讲求严格的节奏、韵律，类似于接近口语的通俗诗，这种通俗诗体影响了唐代通俗诗风的流行。
（二）扩大了诗歌题材
文人学士在与僧人频繁的交往中，佛教进入了知识上层，深入到了文人的思想深处，佛教义理及佛教学说的推广与传播，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审美观，产生了许多唱和之作，扩大了诗歌题材。佛理常借用山水作为起传达的载体，使人总是通过对佛山净水的吟唱来表达悟道的机趣，以景透理。晋宋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的产生就是这一影响的直接成果，佛教与诗歌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气象。唐朝在宗教哲学观念的选择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由，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激活了文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引发了他们丰富生存状态的渴望。文人的情感、体验不仅具有了往昔不可比拟的充沛活力，而且在更高精神理想的投射下发生了质的转化与提升，从而更富有人性的光辉，也更具有文化的色彩。心灵世界的更新，为艺术在初唐获得全面发展奠定了健康的精神内蕴，说到底，"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诗歌不仅一改往常的柔糜气息，变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而且还走出宫廷台阁，表现出广阔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
（三）佛理思想也纳入诗歌的思想内容。
佛教对中国文人影响逐步加深，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自己的创作，如晋宋时期的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就是景与理的统一。唐代名儒世家出身的诗人王勃，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家学的馈赠即儒家思想，而且从自身的兴趣、爱好、气质出发又把道教和佛教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佛教，王勃则表现的更为执着，以至于有归一佛教的愿望："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又如具有深厚佛学素养的"诗佛"王维深受禅宗的思想影响，所以创作的诗歌作品是直达佛教禅理。如《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声何谓客，阴界复谁守?徒言莲花目，岂恶杨枝肘。既饱香积饭。不醉声闻酒。有无断常见，生灭幻梦受。既病即实相，趋空定狂走。"此诗充斥着佛学概念、词语，表现了他对佛学的浓厚兴趣。王维的另一首《送别》诗中"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除了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不满，从中我们还不难看出他向往隐逸佛家的生活，似有看空一切和超然出世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宽以待人、容于世俗的超凡境界。《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句颇有禅意，他并不因至"水穷处"就兴阑而返，而是"坐看云起"。体现出其任缘随意、平静安闲的心态，以及自然恬淡、闲适悠然，如闲云野鹤般随缘适意的行程。"诗仙"李白、柳宗元多是尊儒崇道的典范，他们的诗词中也常充有佛教理念。如李白的《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些诗或大量引入禅语，或以境说佛理，在格律声韵、遣词造句上，用比单纯的描述更胜一筹的方式来阐发其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空寂寥廓、寒江凝雪，惟有孤舟独钓，这在一片静谧中体现出了孤舟渔翁的孤独、寒寂。
苏东坡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苏东坡所结交的僧人当中，以禅师、师僧为多，交谊很深，特别是到了晚年，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即谓"久参白足知禅味"说明他即好参禅且"知禅味"，并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洁净身"，"回头自关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等等。苏东坡之后，诗人文士中与僧交往并崇信佛教者代有其人，如元朝的宋濂、明朝的李贽、清朝的龚自珍等等，都是一些在诗文上有相当造诣、而思想上因与僧交往深受佛教特别是深受禅学影响的著名诗人。
（四）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
禅宗的兴盛与发展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禅宗不仅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哲学观念和人生态度，而且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禅与诗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唐代同流并趋。诗赋予禅以更为理想的思辨形式，禅则强化了诗人重形象的思维特点。诗与禅成功地实现有机结合。标志着中国诗学审美情趣的划时代的变革，使传统的重修饰、雕琢与铺陈的审美风尚，向着重自然天真、富于情趣的方向发展。在佛家看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不可割裂，宇宙自然本是浑然融合的一个整体，万物万象都是多样而统一的诸相，"诸根会合"，才有可能形成境界。"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旨在言志言情的诗词其魅力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妙境中。这种若有若无、言浅意浓的韵味，关键在于体味和悟，它与禅宗直指内心、不可言传的"悟"相通。因此，诗禅相通，诗为禅添文采，而禅为诗增境界，即"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唐代山水诗画注重追求浑融一体、圆通谐美的意境，使佛学的空灵神韵更为显明，如王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句，诗意与佛理互渗，意境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