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 《董必武传》中记载：1975年4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上，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在悼词结束语中深情地赞颂：‘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在“悼词”中所表露出来的对董必武的“深情”，与他同董必武长时期的、不平凡的交往和深厚情谊分不开。董必武在与叶剑英唱和的一首诗中“咬得菜根无别异”之句，就是他们之间深情厚谊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相知相识“老头班”
叶剑英和董必武早年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董必武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便投笔从戎，二次革命后，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叶剑英于1920年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后，回到广东投奔孙中山所组建的粤军，以后又出任大总统随员，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
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他们虽然都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都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汪精卫与张发奎等密谋，企图将叶挺、贺龙诱上庐山，并围歼叶、贺部队，以扑灭我党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火种。当时叶剑英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下属第四军任参谋长。他获知这个阴谋后，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告知叶挺，使我党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使南昌起义能按原定计划举行。之后，他又利用张发奎想南下广东占领地盘的心理，劝张发奎不要追击南昌起义部队，迅速挥师南下广州，从而使南昌起义部队得以顺利地经赣、闽南下。董必武则于8月1日这一天，与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等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共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即孙中山——笔者注）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同时，董必武还与林伯渠等25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
1947年1月，叶剑英（右）与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
叶剑英与董必武真正相识相处，还是他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先后进入苏联共产党（布）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和青年而专建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叶剑英和董必武入学后都被编入特别班。参加特别班的都是中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且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当时叶剑英32岁，在班里算是比较年轻的，董必武则已经43岁了。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年龄偏大，同学们便戏称这个班为“老头班”。
“老头班”的学习方式主要以自学为主。教员先作简要的辅导，然后把学习大纲、提示、必读书和参考书目以及讨论题发给大家。叶剑英和董必武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人谦虚谨慎，好学深思。不同之处是，叶剑英风趣幽默，始终洋溢着火焰般的激情。在学习中，他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热烈地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喜欢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谈学习体会，并且注意做年轻同学的思想工作。他针对有人因革命起义失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开导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败，就怕没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只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爬起来再干，不怕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
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陈满……这些重大冤错案件的被告人或不幸被错杀或身陷囹圄。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用实际行动自我纠错、敢于担当，这些当事人的沉冤昭雪，充分显现出司法体制改革给司法公正带来的正向效应。
董必武则成熟老练，言谈平和。他经常对同学们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只要我们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领导人民艰苦奋斗，革命运动必能再起来。他还说，“我像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只要革命需要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做。”“演戏有主角、配角和‘跑龙套’之分。光有主角，没有配角和龙套，戏就演不成。要演好一场戏，主角要认真演，配角和龙套也须认真演。干革命也是一样，各项工作都需要，各项工作都须认真做好。”
叶剑英多才多艺，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常常拉琴，和同学们一起唱粤剧、京剧和革命歌曲。他还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等赋诗填词，互相唱和，跟大家一起讲笑话、猜谜语。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这个听起来像是少妇怨的谜语，让同学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叶剑英抖出谜底，说是撑船用的“篙”，大家齐声叫绝。
20世纪30年代初，叶剑英、董必武先后从苏联回国，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秋，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董必武来到后，被分配担任第四期高级干部队政委，他和叶剑英相处得十分融洽。此后，在建设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叶剑英与董必武都一直战斗在一起。
1938年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员埃文斯·卡尔逊时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卡尔逊、叶剑英、周立波。后排左起：董必武、何凯丰、李克农。
“三打维支”笑语新
重庆市中山四路曾家岩50号，是一栋三层小楼。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后，为便于工作，遂以个人名义租下了这栋楼房，作为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当时这里被人们称为“周公馆”。周公馆背靠嘉陵江，右侧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大门前的那条狭窄的小街上，熙熙攘攘的茶客酒徒及各色小贩中，相当一部分是盯梢周公馆的国民党特务所扮。
1958年11月9日，董必武重访周公馆，作诗回顾抗日战争时在国统区的复杂斗争和战斗生活：
八年抗战此栖身，
“三打维支”笑语新。
戴笠为邻居左右，
总看南北过门人。
诗后作者注：“‘三打维支’系英语译音，面包夹火腿也。当时我们住在一、三两层，二层除进门右边一部系我们住外，全为国民党员居住。”
抗日战争中，为维护合作，促进抗战，叶剑英、董必武曾与周恩来等一起，在武汉、重庆等地与国民党谈判，作了许多艰苦复杂的斗争。董必武这首诗既说明了重庆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险恶形势，也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斗争的复杂程度。“三打维支”，真是一种形象生动的、绝妙的比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项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随后不久，鉴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几乎重合，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中共中央决定这两个组织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南方局。
在武汉，叶剑英、董必武与周恩来等一起，首先筹办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接着与叶挺商筹建立新四军军部。此后，受中央委托，叶剑英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随后，叶剑英、董必武先后亲赴四支队驻地七里坪，实地检查该部改编工作和挺进敌后的准备情况。当时，高敬亭对党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不太理解；把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手枪团留在身边，不愿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由董必武前往对高敬亭进行教育。董必武对高敬亭及其他主要干部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及其给党和红军带来的严重损失，说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是正确的，教育、说服他们要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
总之，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学教育的诸多方面。为了培养出有竞争力的法律人才，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科学构建课程体系，创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合理建设教材体系，适当配备师资队伍。只有这样，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才能凸显层级差异性，办出特色，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在获悉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后，叶剑英和董必武立即到医院看望慰问。陈离深为感动，诚恳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
1938年10月，武汉即将失守，董必武于10月初率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社先遣人员赴重庆，筹建《新华日报》重庆分馆，保证了报纸的连续发行。叶剑英则先后在长沙、南岳、桂林等地从事统战工作，于1939年6月份来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再度与董必武并肩战斗。
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问题。但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两天后，即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他当即以中共中央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随后还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
“平江惨案”发生后，叶剑英与董必武、何凯丰立即向党中央提出了扩大宣传“平江惨案”所应采取的3条措施：（一）刊登追悼启事；（二）给塔斯社发一公开文稿；（三）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扩大宣传，证明国民党内反革命分子向我党进攻，还建议新四军发动抗议运动。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374名来自4个美国不同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孕妇进行了成长环境的调查，并对其生产后18个月的育儿行为进行观察。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母亲对于婴儿需求和兴趣的反馈不够积极，并且不会花费时间与婴儿互动满足婴儿探索及独立发展的需要。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平江惨案”中被害者的追悼大会。叶剑英主持并作了长篇报告，董必武致词。他们号召要揭露汉奸敌寇破坏团结的阴谋，加强统一战线，挽救团结危机，坚持抗战。
为追悼平江烈士，叶剑英写了挽诗：
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
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挲。
董必武发表了《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五律4首，其中写道：
1938年春，叶剑英（左一）、董必武（中）、吴玉章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议室。
东邻凶狡甚，蓄意灭中华。
黩武知难恃，诱降计不差。
奸人生内哄，烈士付流沙。
英国人洛克曾说过“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就会成为粗暴，学识就会成为迂腐，机制就会成为逗趣，质朴就会成为粗鲁，温厚就会成为谄媚。”若这种现象发生在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希望的大学生身上，恐怕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而事实却是部分大学生责任感与使命感缺乏、浮躁与迷惘俱在、审美价值观扭曲，这是不容否认的现象。因此，面对当前的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现状，作为审美教育的影视艺术教育理应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中坚力量，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与其他的价值观教育途径相比，影视艺术教育会通过左右大学生的审美价值观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整个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
泱泱古大国，众志已成城。
势必驱倭虏，人思返汉京。
鼠狐安敢阻，刀剑各争鸣。
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参照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英灵如不昧，鸭绿奠三觥。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决定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的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参加。可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要准备对付一场恶仗。
果然，会上气氛异常紧张。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事先都做了精心安排，矛头指向八路军，指向八路军代表叶剑英。
“还说什么有两条路，投降、屈服，那根本就是一条路！”壶天晓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喵星飞鼠大使，心里盘算着。他要在丁达、镜心羽衣以及宴西园他们受到攻击前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一条能够拯救大家和自己的路。
现如今，我们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每年都会举行。并且雕塑瓷厂的明清园以及乐天创意集市，每周都会举办。这里展示的陶艺作品都是由陶瓷大学的学术和老师所创作，无论从创意或者实用性都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现在的生活陶艺创作，不仅有老一辈陶瓷工匠的制造，更有新的青少年玩陶，其中不乏专业的陶瓷艺术工作者。
蒋介石在讲话一开始就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造成的。他们游而不击，制造磨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
按照预先安排，各战区参谋长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磨擦 ”“破 坏 政权”“强 征 粮食 ”“滥 发钞票”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
会议前两天，叶剑英面对围攻，不动声色，泰然处之。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完了，随即要求发言。他集中讲了作战和磨擦两大问题，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的谎言。当讲到国民党军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问道：“有这回事吗？”叶剑英说：“有！”马上把缴获的张荫梧等和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叶剑英越讲越有劲，许多人越听越同情第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叶剑英讲演结束，全场起立。这篇演讲，不啻于一发重型炮弹，使蒋介石围攻叶剑英进而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
事后，董必武大发感慨说：“古有孔明先生孤身赴东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有共产党员只身闯了国民党的参谋长会议，出了个叶剑英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啊！”
世界六大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基本都具有40年的历史(东京马拉松11年历史)，其中最悠久的当属波士顿马拉松(简称波马)，创立于1897年，120年的城市文化积淀成就了波马的马拉松文化。波士顿马拉松也是最具仪式感的赛事，赛前晚宴在波马博览会上进行，选手穿着波马纪念服观看波马宣传片、纪录片，浓浓的仪式感让即将参赛的选手热情高涨。仪式、建筑、民俗构成波士顿马拉松独特的文化属性，但最具赛事文化的是波马的极端恶劣天气、最难赛道、勇于挑战自我的波马选手共同构建出的“世界跑者殿堂”——波士顿马拉松，象征着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正是波马logo独角兽的内涵。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为应付险恶的形势，根据党中央关于“减少驻渝干部”的指示，周恩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部署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部分工作人员疏散、撤退和转移。1941年2月2日，叶剑英从重庆被调回延安。董必武则继续在重庆坚持斗争。
诗坛上的知音
叶剑英和董必武都是饮誉当代中国诗坛的斫轮老手，工于律诗，堪称泰斗。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曾特地写道：“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叶剑英、董必武这两位诗坛泰斗，是诗词上的知音。他们互相唱和，留下了许多令人久难忘怀的佳章丽句。几十年来，“慷慨悲歌叶剑侯”这一董必武的名句，始终刻印在人们心头。
1941年9月5日，延安成立了“怀安诗社”，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和延安的一些社会贤达、知名人士踊跃参加。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很差，没有印刷条件，诗社社员们只能各备一册诗本，将自己的诗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个；另一个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此辗转相递，互相唱和，歌颂党和解放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猛烈抨击日本侵略者，鞭挞国民党政府卖国反共。这些手抄本，被称为《怀安诗抄》。后来《解放日报》副刊上创设了《怀安诗选》专栏，诗社更加兴旺起来。
1941年9月，叶剑英作诗寄爱国将领续范亭并呈怀安诸位革命老人，他写道：
笃信力行依真理，
For the saturated regime, putting, the transconductance was:
阿斗昏庸事可哀！
2.1 实施合理轮作倒茬。玉米与大豆、花生、地瓜等作物实现2～3年轮作倒茬。但要特别注意玉米田封闭除草剂用量，必需按说明用药量使用，否则将会对非禾本科作物产生药害。
剩有残躯效李牧，
二
他潇洒地走了，颜晓晨却犹如做梦一般回了宿舍，她不知道他到底哪根神经搭错了，但真的很开心，希望他多神经错乱一段日子。
雁门关外杀敌回。
投身革命将何事，
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
小戎离黍托诙谐。
续范亭是国民党元老派将领，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国民党新编军参谋长，获中将军衔。1935年，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希望以一死唤起国人抗战救国，遂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遇救后，响应中共号召，返回山西，领导新军与八路军共同抗日。1939年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等职，在华北抗日前线英勇杀敌，战功显赫。1940年后，他因身患重病，应党中央和毛泽东邀请来延安治疗休养，1947年病逝于山西。叶剑英为他写的这两首诗，充满了悲壮之情。
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接到延安来信，知道成立“怀安诗社”，并读到了叶剑英的这两首诗后，写了《赋怀安诗社》4首，其中一首为诗社同仁画像：
季子徐君（吴玉章、徐特立）意气投，
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
慷慨悲歌叶剑侯。
1942年春天，在延安窑洞前举目远望的叶剑英，回想一年前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岁月，革命老人董必武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吟出一首七律《怀董老》：
飘然时危不老翁，
卅年坚持旌旗红。
一
我辈宜深省，毋资敌所夸。
不移不屈不苟同。
日常生活称老好，
原则从未许通融。
春风骀荡怀人远，
安得归来共整风。
5.艺术性。高校导视系统的设计还需考虑到艺术性，即符合实用要求的基础上遵循美学原理。艺术性的科学展现不但增添高校导视系统的美观性，更使其具有一种感染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首诗传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山城重庆嘉陵江畔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1944年7月2日晨，董必武口占一首，和叶剑英韵以答：
(9)补充环节碳足迹 记为Fy，为供应链环节中人员活动、生产准备等补充环节直接产生的碳足迹，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列入系统边界或并入何种环节。
失马之忧似塞翁，
在此期间，叶剑英则为中共湖北省委在七里坪主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讲课，讲授持久战理论和游击战术等问题。
孙陵碧血长青苔，
喜见东方日吐红。
咬得菜根无别异，
看将桃叶与君同。
四年生产食先足，
一瞥延安乐已融。
归计不成歪莫整，
披襟权受大王风。
董必武在诗后注道：“君居近桃林，重庆红岩亦有桃林千株也。”同咬菜根，同看桃叶，一起为救国救民而奔走，而斗争。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同志情谊啊！
董必武写了这首后觉得意犹未尽，于当天傍晚又写了《读参座有怀感赋二绝句》：
夕阳景好近黄昏，
若忆江南一叶宽。
敌后几经殊死战，
四年囚系未离樊。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后中）、叶剑英（后左）、董必武（前左）、徐特立 （前中）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党参政员林伯渠（前右）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东江人物够相思，
志在春秋不可移。
希魔将继墨魔仆，
蛟龙岂复困天池。
1944年夏天，叶剑英的母亲病逝，叶剑英以万分悲痛的心情给他的胞弟叶道英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兄弟应该时刻怀念母亲的伟大母爱，将伟大母爱发扬为爱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我为了悼母亲，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使得能摸着胡子就想念着慈祥的母爱。”
董必武获悉叶母病逝，即刻写了一首《挽叶母太夫人》：
阅尽沧桑世味知，
苦中乐趣觅无期。
老来况复逢倭祸，
死去犹能葆粤遗。
不再依闾魂可接，
只增陟屺望馀哀。
生儿已学万人敌，
报国功成献岁时。
这首诗表达了董必武对叶剑英母亲的敬重，也表达了他与叶剑英的深情厚谊。
1947年9月，叶剑英参加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蒋家王朝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命运。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广大翻身农民扬眉吐气，参军参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朱德作了鼓舞人心的形势报告，叶剑英作了军事报告。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纲领。会议期间，叶剑英游览了山西省五台山，写下了著名的《过五台山》：
一
千年古刹千年债，
万个金身万姓粮。
打破禅关惊破梦，
未妨仇恨是清狂。
二
荒凉殿宇有啼鸦，
稀世藏经灰化也。
昔日庄严金佛像，
而今流落万人家。
三
南台山上白云低，
人在云中路径迷。
可有神工能扫雾，
让吾放眼到平西。
叶剑英在这三首诗中，热情地歌颂了土地改革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表达了作者对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尽管白云低，路径迷，但人民的力量势不可挡，解放战争一定能取得胜利。
《过五台山》传到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朱德步韵唱和，董必武也写了《和叶参谋长〈过五台山〉三绝句用原韵》：
一
历万劫魔犹有债，
食千年粟要还粮。
前人造业后人报，
如是我闻佛亦狂。
二
无神无佛好栖鸦，
绀宇琳宫是幻也。
贝叶忽飞金像散，
文殊何处再为家。
三
秋雨秋风一叶飞，
白云深处五台迷。
抚今感昔多豪宕，
好句传来我欲西。
在这首诗中，董必武支持和赞同叶剑英的观点，并称赞叶诗是“好句”。
行军宿营互关心
1947年3月，胡宗南挥军进攻延安，毛泽东决定把党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由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转战陕北；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部分以叶剑英为首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进驻晋西北，统筹中央的后方保障和参谋工作。
3月下旬，叶剑英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从延安出发，向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前进。
一天早饭后，由三交镇附近的胡宫村后沟各村走出来的机关队伍沿公路向北而行。当走到胡宫村口的树下时，叶剑英和身边部分工作人员停住了。队伍里有人议论，为什么不走呢，在等谁呢？不一会儿，董必武来了，他的夫人何莲芝及警卫员带着3个孩子，紧跟其后。董必武看到叶剑英，老远就高高拱手致意，笑着说：“对不住，让剑公久等了！”
叶剑英也拱手还礼，说：“我们也刚到。本应到村里接董老，但乡间小路行军队伍不断，怕影响大队伍的行进，所以就在‘偷懒’了。”
何莲芝说：“参座总是那么客气，只怪我这个‘后勤部长’没当好，没能按参座规定的时间出发，应该批评。”
叶剑英笑着说：“何大姐也不容易啊，带着3个娃娃，又要照顾董老，还要参加行军，太难为您了，够辛苦了，哪个还敢批评您啊！”
说着说着，大家都来到了黄土公路上，随着大队伍向前进。为了便于交谈，叶剑英和董必武都没有骑马。董必武年过六旬，手拄拐杖，健步而行。叶剑英刚到50，仍是矫健的军人步伐，不失当年黄埔军校教官风度。
叶剑英说：“今天阳光明媚，晴朗无风，又是一个好天气，咱们边走边谈，董老意下如何，不会感到累吧？”
董必武表示赞成，笑着说：“机会难得，当年我们在武汉、重庆办事处工作时，虽在同一处生活，都因重任在身，环境复杂，除了开会，难得有空见面说话。今天蒋介石给我们放假了，我们可以轻松、愉快悠闲地漫步在黄土公路上，呼吸着解放区的新鲜空气，感到很快活，多走点路也不会累的。”
叶剑英说：“好，那我们就谈点轻松愉快的话题，好好轻松一下。”
这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几个青年在优美的口琴伴奏中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叶剑英听得出神，还不时轻轻用手打拍子。一曲刚完，中办机要处的几个女同志又唱起了《南泥湾》，并伴有悠扬的小提琴声。
董必武开心地说：“最近国民党的报纸、电台说我们是‘败退延安’‘仓皇逃命’。叫他们来听听我们行军路上的歌声、笑声，非但没有‘仓皇’，却满怀胜利的信心哩！”
叶剑英也说：“胡宗南进入延安，实际上是钻进了我们为他张开的大口袋。国民党却得意得不得了，大吹大擂了几天。彭老总在蟠龙、青化砭教训了敌人一下，吃掉敌两大块。王震对我说，一大批洋面、军用物资和枪炮弹药，是胡宗南给我军的见面礼。现在敌人整天提心吊胆，唯恐被我们消灭掉，一天只前进几公里。”
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在西柏坡
一路上，叶剑英、董必武还就陕北和全国的战局作了精辟的分析。叶剑英说：“陕北的战局很快会好转，待敌人完全进入我们的大口袋后，就得听我们调遣，最多一年延安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
两人边走边谈，兴致很高。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累着，多次请他们上马，他们都说再走走。董必武说：“待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把我党斗争的历史写出来，教育我们的后人，要他们知道我国革命的道路是多么艰苦、复杂、漫长啊！是牺牲了千百万烈士得来的。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历史，当然对个人不能着墨过多，共产党员为党做点工作，吃点苦，是分内的事么。”
叶剑英说：“董老说得是，相信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后辈会做好这个工作的，党的光荣传统会代代相传的。”
董必武回过头对几个跟在后边的警卫人员说：“你们这些小鬼要好好学习文化，将来也可以写么，哪怕是片段也好，你们还有一些亲身经历，写得会更真实、更有感情嘛！”
此时，队伍前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命令。叶剑英、董必武也和大家一样，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董必武的卫士长刘国安就近搬来一块长方石头，然后从热水瓶里倒了两杯开水放在石块上。叶剑英端起杯子环视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平川不宽，两边依山，流着一条小河，还有一条黄土公路，离黄河稍远，交通还不方便，骑马一天可赶到前委。
董必武笑着说：“剑公在筹划后委机关的驻营地了。我看距黄河渡口稍远点也有好处，可避开敌人飞机来干扰。待周副主席来了即可定下来安营扎寨了。”
这天行军路程不远，队伍在临县柏村驻扎下来。打前站的警卫队长李树槐在村口迎接两位首长，并简单地向首长报告情况：当地干部和老乡给我们腾出了不少窑洞，打扫得很干净，有的还生了火，请首长们去休息。叶剑英听了眉头紧锁，他一向考虑问题细致、敏锐。他严肃地问：“老乡们到哪里去了？天还很冷，可不能为照顾我们，让老乡们受冻啊！我们这么多人来到这些村庄，能有地方住就可以了，我们挤一些也没什么关系嘛，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董必武连连点头，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并说：“树槐同志，要多体谅老百姓的困难，他们有老人、娃娃、男男女女困难也不少。”
李队长说：“老乡们听说延安的中央首长来了，都争着让窑洞，拿出新被褥，好让首长们休息，以自家的窑洞能住首长而光荣。经地方干部做工作才留了一部分窑洞，老乡们也都安排好了。”
叶剑英和董必武这才放心，高兴地说：“解放区的老百姓真好！”
说着，大家来到了村中靠山坡的一个农家小院，院里有几孔半砖半土的窑洞。两孔原是主人住的，收拾得很干净，还生着火。另一孔像是主人家的储藏室，炕很大，地上摆着很多装粮食的大缸和一些坛坛罐罐，打扫得很干净。叶剑英让卫士长徐绍兰把东西和被褥放到储藏室的炕上，并和夫人吴博商量说：“董老年岁大了，孩子小，人口多，住那两个大些的暖和些，我们就住这边好了。”吴博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这时，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也来争着要住储藏室。何莲芝说：“参座是后委书记，来谈工作的多，那边宽敞些，便于工作。”
一向沉默少语的吴博，听到何大姐说的理由一套套的，便笑着说：“董老、何大姐，我看不要争了，还是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吧，我们的行李都打开了，董老今天走路多，很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董必武笑着说：“好你个吴博，过去我只知道你字写得漂亮，英文念得好，今天又发现你小嘴蛮会讲话哩！”何莲芝也说：“还加两条，人长得漂亮，又很会按参座的意图办事。”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当时在叶剑英身边当警卫员的成正荣耳闻目睹，十分感动。他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经常行军打仗，条件异常艰苦，但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友谊情深，互让住房，行军时让马，帮助战友背枪，背背包，自己饿着肚子，把干粮省下给战友吃，甚至把生的机会留给同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一切与中央首长们和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的身教是分不开的。首长们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品德，对我们这些初入革命队伍的青年教育之深，真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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