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摘 要：对实践本体论的深入阐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集成了《杨耕作品系列》的主题，也铸就了其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地位。杨耕教授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开辟了道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和重新理解，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由此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和哲学反思，深刻地说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哲学论证，赋予了哲学力量。《杨耕作品系列》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高度展示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实践本体论；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杨耕
2018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四卷本《杨耕作品系列》，包括《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堂皇四卷《杨耕作品系列》汇集了杨耕教授40年来的哲学思考，这4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40年，四卷本可谓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实践活动的激发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新的理解、新的阐释，同时，又是对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实践本身的哲学思考，这一思考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又积极地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实践本体论的深入阐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集成了《杨耕作品系列》的主题，也铸就了其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地位。
一、发掘实践的本体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思想要塞。1932、1934年出版、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明确地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依此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建构了一个系统完整、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然观，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观，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斯大林实际上巩固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二分结构”的理论体系。由于斯大林当时在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模式因此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模式、“经典”模式、唯一模式，并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应当承认，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模式的确深化并普及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和根本上说，这一模式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本质特征。具体地说，它以一种脱离了人的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为理论基石和起点范畴，由此进行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正是在这种逻辑推演过程中，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化自然”和“社会的物”不见了，人的主体地位被遮蔽了，实践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意义被否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逻辑，即从社会到自然被颠倒了。在杨耕看来，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向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近代唯物主义的复归。“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悄悄地踏上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唯心主义的方向’”(1)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这一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深刻精当，揭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实质。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并确认历史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确认历史的实践本质和实践的历史本质。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卢卡奇肯定了“历史的自然”，却又忽视了“自然的历史”；肯定了历史与实践的内在关联，并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却又在历史中排除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从而使其本体论笼罩着一层“唯心主义的阴影”。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以“实践”为基础把人与自然、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联系起来，把人的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关系统一起来，力图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写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2)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8页。。通过研读《社会存在本体论》可以看出，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上，卢卡奇是卓有成效的。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处于基础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基本的本体论特征而言，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目的性设定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的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3)Georg Lukcs，OntologyofSocialBeing，Vol, 3，London: Merlin Press，1980，pp.309,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又把社会存在本体论称为实践本体论。
杨耕高度评价了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并认为，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把“实践”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从而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同时，杨耕又敏锐地观察到，“就在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他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回归”到自然本体论(4)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200页。。至于葛兰西此后提出的“实践哲学”，则沿着“实践”的方向一路狂奔，最终摒弃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以至于被批评为实践的唯心主义。
正是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80-90年代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的讨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潮流有力地引领着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杨耕属于这个潮流，并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努力和贡献，他的作为和影响力特别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背景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实践本体论的阐发，并由此出发，揭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病症，重塑了马克思的形象，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这一著作中。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他先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而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历史观，后又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但是，这里有一个不自觉的理论预设，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他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并较全面地阐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他有意回避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开始，他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自足而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观。这标志着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的总体认识。
在杨耕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探讨必然促使马克思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这就必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在实践中维持自己的存在并得到发展的，即使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完成的。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的本体。同时，“人就是人的世界”(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因此，对人类解放的探讨又必然促使马克思去探讨现实世界或现存世界的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历史的自然”，使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现存世界，实践因此又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生成的本体，现存世界由此成为一个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性体系。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3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又使哲学的聚焦点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核的新的阐发，与他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新的阐发是相互贯通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谈论存在问题，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询问并回答存在的问题”；其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肯定了存在物与存在的差异，而且阐明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并认为社会存在的本质不在其“可感觉”的实体性，而在于其“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的内涵，这就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社会性或历史性；其三，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根本上说，这种批判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存在，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19)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第25-27页。。正是由于这三重内核及其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了 “抽象的本体”，发现了现实的人的生存的本体和现实世界的本体，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从而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并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本体论证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根本性的、基础性的证明。
显而易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宇宙本体是一个“不动的原动者”，是一切现实事物背后的所谓的“终极存在”，无论这种“终极存在”是“抽象的精神”，还是“抽象的物质”，都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的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是无法认识现实的。因此，马克思批判并终结传统哲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创立了实践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把人的存在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由此，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一是企业的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规定不明确，各岗位权利与责任界定不清，货币资金相关业务发生时，无章可循，执行起来更加难以控制。二是未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企业人员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缺少风险意识，没有形成共同维护良好内部控制环境的氛围。三是未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缺乏对企业人员的培训，企业人员风险意识薄弱，在处理资金相关业务时，以主观意识为主，忽视风险，忽略控制制度的规定。
基于实践本体论的认识和主张，马克思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乃至现代哲学的开创者的地位脱颖而出。从哲学史上看，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杨耕从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深入研究，走向对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的全面探讨。他的研究表明，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现实事物、现实的人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化的本体。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1、161-162页。，西方哲学掀起了反形而上学的浪潮，孔德和马克思同时举起了拒斥或反对形而上学的大旗。然而，孔德是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则是从人的存在出发批判形而上学的，二者在指向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具体地说，孔德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于“可证实”的知识，马克思则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由此，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9)杨耕：《重读马克思：我的学术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在新媒体时代，记者型主持人更应当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树立担当意识，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纲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要求和选择会越来越多，再加上新兴的公民记者对新闻真实性的挑战，记者型主持人更应当找准自身的定位和责任，在宣传的过程中以正面宣传为主。通过运用新媒体技术以及自身的专业优势，敏锐地观察身边的小事，把对人的关注延伸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人和事身上。
词汇是英文的基本要素。由于受到学习者知识储备的影响，口译中常见的错误之一是措词不当，从而使译文表达得不准确。措词在口译过程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得当的措词会使译者的译文更加准确明了，词汇的选择大大影响了译文的质量。例如：
潘云换了鬼子军服，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日军三十二师团独立警务队二中队一部，正押送四名俘虏回师团审讯。
同时，我注意到，杨耕区别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在国内哲学界，杨耕较早地做出这样的区别，并对区别的意义做了明确阐发。在杨耕看来，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了的哲学思想。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在《卡尔·马克思》中，又提出了“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延续列宁的思想，杨耕提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离开了“马克思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哲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些阐发，初衷不在于固守马克思哲学的所谓本义，更不是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从误解和曲解的沼泽中“解救”出来，使其神采奕奕地矗立在“历史”和“历史性”的地平线上。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10)金民卿：《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
“你们还记得那个杨蓉吗？就是那个白莲花啊。听说她过得可惨了：老公死了，儿子天天在外面惹事，家里的钱都被他败光了，连房子都败没了，他们租房子住呢。”
二、重释历史的唯物主义
在《杨耕作品系列》中，“历史”属于高频率的一个词汇，如“世界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如果说“世界历史”所表明的是一种世界的眼光、现代的视野，“历史哲学”所意味的是一种历史的内涵、哲学的反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代表的，则是杨耕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这一现代阐释和重新理解集中体现在《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和《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著作中。同时，这一现代阐释和重新理解又同《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相互推动、相辅相成。
依据传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单纯从名称来看，无法判断这一观点的真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其他理论家是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杨耕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是用“历史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用“真正实证的科学”“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恩格斯首先提出并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即历史本体论，而且蕴含着历史认识论。唯物史观以确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把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延伸到现实社会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并从现实的实践出发分析现实的社会，从现实的社会“透视”过去的历史，并通过“自我批判”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从而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当然，对历史认识论，马克思只是有所论述，而未充分展开；只是提出原则，而未建构形态。因此，我们应该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充分展开、系统论证蕴含在唯物史观中的历史认识论思想，使其上升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同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本体论高度统一、融为一体，从而使唯物史观内在地具有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双重职能。
在列宁的著作中，除了个别情况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1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在斯大林那里，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一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细致缜密的思想史的考察，杨耕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种“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而是同一个“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不是两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二者表征的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两个研究领域，而是马克思哲学的两个理论特征。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杨耕的这一见解可谓掷地有声甚至无可辩驳，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空间。
在皮肤科的护理当中,护理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一方面,护理人员要树立以优质护理为护理目标的基本理念,提高自身的护理知识和护理操作技能;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在工作态度方面,要增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充分理解和尊重患者,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要态度亲切、耐心解答患者的问题,对于老人和小孩等特殊患者,沟通时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并适当放缓说话的语速;可以通过玩具、动画片等转移患儿的注意力。
依据区域工业数据情况，选取“污水、二氧化硫、烟尘和固体废弃物”数据分析宁德市污染物吸纳地的生态足迹，从数据分析结果（表4）可以看出，污水足迹在逐年攀升，其中最大年份是2012年，当年污水排放量达到历史峰值；二氧化硫生态足迹最高值是2011年，最低值是2013年，整体趋势稳中向下；烟尘生态足迹近几年波动较大，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10.93，2010-2015年处于上升阶段，2016年有所降低；固体废弃物生态足迹相对较小，取值约为0.003左右，历年变化幅度不大。从污染物吸纳地生态足迹来看，宁德地区生态环境稳中向好，这与地方政府严格把控环境监管相关。
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现代历史哲学的开创者。通过对历史哲学的历史考察，通过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内涵的反思，杨耕把唯物史观归入历史哲学范畴，提出历史认识论是唯物史观在现代的理论生长点。在杨耕看来，历史认识论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它使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并对人们认识历史活动的特殊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如果说近代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是历史本身，研究的是历史本身如何运动，那么，现代历史哲学，即批判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则是人们能否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运动，而不再是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这样，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就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历史认识论。
历史哲学理论主题的这一转换，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历史认识论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合乎逻辑地转变为历史认识的自我批判。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考察，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因此，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产生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它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
通过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文本的重新解读，杨耕认为，马克思以巨大的超越性意识到历史认识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历史认识论基本原则：一是历史科学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只有科学抽象法才能深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二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是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具有意识和意志的人，因此，理解对历史科学绝对必要；三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只能从现实社会出发去理解和把握过去历史。“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人体解剖对于猴子解剖是一把钥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具有双重意义。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510页。。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768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整个马克思哲学。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言，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是其一。其二，所有从“物质”出发理解人类历史的学说，包括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1页。。
杨耕的这一见解充分体现出他敏锐的理论观察力，体现出他对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历史哲学的深刻把握。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来说，这一新的见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使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不仅是研究历史本身如何运动的科学，不仅是一种历史本体论，而且是探讨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的学说，内蕴着一种历史认识论。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不是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描述，而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去研究如何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不仅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了“人们如何认识历史”，即“历史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根本旨趣不在于思想史和概念史的探究，而在于应对迫切的时代关怀。历史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处在转折点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受到外部的指责和内部的“修正”，为此，拉布里奥拉写下了著名篇章《关于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历史又处在转折点上，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仍未敲响，苏东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历史终结论”沸沸扬扬，唯物史观似乎再次面临着“危机”。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一书所彰显的，正是他对这一危机的态度和担当。一方面是坦然地直面危机，认为“危机”正是唯物史观面对挑战而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寻求“危机”中的重建之路。既不能以改变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代价去适合新的政治需要，也不能用其他理论体系来“补充”唯物史观，这是杨耕“危机中的重建”的基本原则。在杨耕看来，重建唯物史观，首先应当“回到马克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奉行“原教旨主义”，而是站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寻求唯物史观在现代的“理论生长点”(15)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也就是说，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
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读，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新的阐释。传统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即朴素或自然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杨耕的研究则表明，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来看，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是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哲学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
在杨耕看来，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所蕴含并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哲学空间，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真正得到正视并得以科学解答，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旨和主题真正得以显现。由此，杨耕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即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看，恩格斯已降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可谓连篇累牍，但不曾有谁把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唯物主义的第三种历史形态，界定为一种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论空间因而也就无从真正展现，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切实呈现。杨耕所提出的这一观点犹如石破天惊，促成了对唯物主义形态史的颠覆性认识，继而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革命性理解。
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最终形成了三个重大创见：其一，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的统一；其二，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本体论，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个理论特征；其三，马克思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这三个创见高屋建瓴、贯通融会，充分展现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光辉形象，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开辟了新的道路。
杨耕的论述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卓然挺立。在杨耕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确定为实践的首要形式和根本内容时，他所说的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这就找到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相统一的基础，找到了把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实践内在地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蕴含着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自然物质与社会物质的矛盾关系，蕴含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限定与超越、自由与必然、肯定与否定的矛盾关系。因此，实践本体论和“否定性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本体和现存世界的本体，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理解为人类面临的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时，否定性的辩证法就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基础，成为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7)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169、179、183、181页。。
三、赋义中国式的现代化
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密切相关。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为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这表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必将展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必将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杨耕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把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的震撼力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再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再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性，再现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而再现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世纪复兴和中国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辉煌远景”(20)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杨耕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沉的民族情怀，在《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得到集中展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概括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出人类社会演进的总体进程。与此同时，马克思历来反对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裁剪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批评那种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并探讨了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性，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杨耕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视角论证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征。
在杨耕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却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造成这一历史‘倒转’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21)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第27页。。在同发达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下，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引导下，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能够超越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之所以能够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其根源就在此。无疑，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论观点。这一观点表明，某些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既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仅仅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推广范围和推广力度越来越大，大幅度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机械化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向着科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机械化技术开展农业生产，应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培训工作。只有将农业机械化普及到广大农民群众中，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从而带动农业经济发展[1]。
在深刻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杨耕不仅论证了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走向社会主义，而且阐述了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开放的世界”的背景下走向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通过考察、分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及其文化难题的解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及其成功与失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及其时代特征，杨耕认识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一次根本转变，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一社会实践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实际上重新赋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可谓“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杨耕较早地阐发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根本任务，探究了“第二次革命”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强调“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展现了一个新的地平线”。(22)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第141页。
(3) 地铁车站与城市桥梁合建时，采取“先桥后站”法施工，即车站施工前桥已建成通车，车站采取盖挖顺作法施工，施工过程中将逐步暴露承台及承台下桩基，并利用顶板稳定承台及桩基上部。如成都地铁中医学院站等。
从哲学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超越，而首先引导这一超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通过分析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主观条件，杨耕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认为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成了一个“科学体系”。为此，杨耕提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为体系的标准，这就是，它是否系统地回答或解答了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
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种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精神使邓小平理论具有“哲学性”。在阐发邓小平哲学思想时，杨耕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一种是以各种特定的范畴、规律、规则形式出现的逻辑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知识；另一种则是深悟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之精当地渗透于、贯穿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总体的战略“构想”，这是“活的理论运动”。邓小平理论无疑属于后者，而贯穿其中的方法就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包括两个部分，即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和哲学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主要由五部分构成：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以开放的世界为基石的世界历史观；以主体意识、时机意识和发展意识为内容的当代意识理论。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有四个特征：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性；实践性和调控性；主体性和发展自己。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和哲学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使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成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使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总之，异烟肼血药浓度的水平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与患者体表面积、白蛋白水平有直接相关。本文还有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和因素有待深入研究。
不仅如此，杨耕还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分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般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特殊基础，邓小平本人的经历、能力、品格则构成了个别基础。“由于邓小平深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现代、当代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在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3)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第212页。
四、结 语
“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是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构建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是他追求的理论境界。为此，杨耕把马克思哲学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哲学空间中去研究。在杨耕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的研究，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同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同时，杨耕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在杨耕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资本批判，而资本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的批判，马克思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忽视、放弃资本批判，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本质特征。这一见解新颖而深刻。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传，而哲学思维则可以、也应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在杨耕看来，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必须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时，主要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哲学更多的是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直面民族化的问题。就中国而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用儒家学说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这是语言游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同时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杨耕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而不能立足传统文化。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衰败；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
在杨耕的论著中，自觉的哲学意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高度统一，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意义的前提下，对其学术价值孜孜以求，不断探索。这一求索的过程，既是追寻马克思哲学真义的过程，也是为马克思哲学辩护的过程，更是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论证、赋予哲学力量的过程。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之际，杨耕应邀为《光明日报》撰写纪念文章《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4)杨耕：《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光明日报》2018年5月11日。。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再到“与哲学连为一体”，从“重读马克思”到“重读·重建·重生”，再到“让马克思‘活’在当代”，杨耕的心路历程一览无余：“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25)陈香：《杨耕：与哲学连为一体》，《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中华读书报》2017年发表的张亮教授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杨耕的哲学研究做出高度评价：首先，杨耕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真正专家”；其次，杨耕扎根中国大地，是“时代声音的自觉聆听者”；再次，杨耕身在学院心系大众，是“为人民做学问的哲学工作者”；最后，杨耕是马克思哲学的“成功讲述者”(26)张亮：《杨耕：让马克思哲学“活”在当代》，《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28日。。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
某工程是1座常见的砖烟囱，高45 m。工程位于山西省孝义市，建设单位为西山吕梁德威公司德顺煤矿。工程采用国家标准建筑设计图集《砖烟囱施工标准图集》G611(六)中编号为45/1.4-508-250-15型号的烟囱。基础直径为7 m，筒身入口外径4.41 m，入口内径3.33 m，出口内径1.4 m。烟囱基础为C25混凝土。
讲述的成功固然源于所讲述的内容具有真理性，却也缘于叙述方式具有修辞的正当性。概念的锻造、命题的凝练、构架的整合密切关联于叙述与修辞，一如对世界的新解释足以改变世界的景象，新的叙述方式也完全能够打开新的思想空间。“诗一般的语言，铁一般的逻辑”，是杨耕追求的理论形式。杨耕论著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深度通过简洁、流畅、诗一般的语言风格得以呈现，哲学的力量通过修辞方式得以显现。汹涌澎湃的阵脚，排山倒海的气势，毋庸置疑的论证，步步为营的严密，水到渠成的结论——所有这些，就是杨耕论著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理论之“真”，修辞之“美”，“真”与“美”水乳交融，这是《杨耕作品系列》的鲜明风格。
4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不算漫长，意味却足够隽永。这一进程中积淀了一系列富有冲击力的理论文本，铭刻着诸多思维活跃、产生重大影响并引发进一步思考的作者的名字，杨耕的文本和名字无疑属于这个行列。在这一基本的认识前提下，依然有很多细致的、缜密的议题需要探究，譬如：“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更多的是文本的，还是实践的？文本意义上的实践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进程具有多大的交融乃至重叠？“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促动更多的是建设性的，还是反思性的？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命名、诠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怎样的历史性？“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图景更多的是一种证实，还是新的拓展？它的中国身份、世界元素和马克思主义本质如何融通？等等。这些问题是前行者理论足迹的延展，也是偏转和游移。正是由于后来者源源不断的延展、偏转和游移，前行者的理论足迹愈来愈明晰、深沉、斑驳。
《浮士德》有云：“浮光只图炫耀一时，真品才能传诸后世。”这是杨耕颇为欣赏的两行诗句，而《杨耕作品系列》正是能够“传诸后世”的“真品”。杨耕教授的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仍在途中，定能写出更多“传诸后世”的“真品”。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3)；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责任编辑 王浩斌)
标签：马克思论文; 哲学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本体论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3) 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