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本义》是朱熹解《易》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核心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彰显《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性质，扭转当时重义理而轻卜筮的易学风气。基于此，《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表现为：经传相分，明确《周易》本为卜筮而作；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为读者留下思考空间；从各个角度申说《易》要活解，充分体现《易》因卜筮而示教戒之意。该书充分彰显了朱熹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重视文本本义、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思想特色；卜筮
《周易本义》是朱熹给《易》作的注解。此书篇幅不长，文字力求简易。据白寿彝先生考证，朱熹大概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时年46岁时开始起草《周易本义》的初稿①。这时吕祖谦的《古周易》本尚未问世，朱熹所据的本子是经郑玄、王弼等变改后的通行本。这时朱熹尚未将书稿定名为《周易本义》，而称作《易传》。《直斋书录解题》说：“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周易》为《本义》，其大旨略同，而加详焉。”②按此说法，朱熹注《易》的解本有两种，先是《易传》，后是《本义》，二者内容大体是相同的。然而在朱熹，是不承认有所谓《易传》成书的。绍熙二年（1191年） 朱熹答孙季和书：“但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而为人传出摹印。近虽收毁，而传布已多。不知曾见之否？其说虽未定，然大概可见。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也。”③此处“未定而为人传出摹印。近虽收毁，而传布已多”，指的就是《本义》的初稿，名为《易传》。这个被人传出模印的本子，虽大多销毁，但因流布甚广，未能罄尽。对于《易传》，朱熹虽然有所不满，但只是枝节细微处，大体是可以的。淳熙十五年（1181年），朱熹答蔡元定的书信云“《本义》已略具备”④，这是首次用《本义》之名，此时朱熹基本完成了对《本义》内容的修正。庆元年间（1195—1200年），朱熹《答孙敬甫》说：“《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⑤所谓“《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也是不承认有《易传》成书的。这里“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的，就是朱熹经过反复修订称为《本义》的最后定稿。从淳熙二年属稿到庆元年间定稿，此书前后共历20余年。
从最初称“易传”到后来定稿时改称“本义”，这充分体现了朱熹探求《周易》的原初意义、力图恢复《周易》本来面貌的志愿。朱熹撰写《周易本义》，针对的是当时一些读书人专以义理解《易》，鄙视卜筮，认为其“不足言”的弊端。所以《本义》核心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彰显《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性质，扭转当时重义理而轻卜筮的易学风气。本文尝试以此论点为中心，从文本出发，具体分析《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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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传相分，彰显《周易》本为卜筮而作
朱熹所主张的经传相分，不仅是形式上要将《周易》的经文和传文分开，恢复到经是经、传是传的原初面貌，而且内容上也要将经、传的不同之处解释清楚。这两者都做到了，才算是真正地将经传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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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本义》在版本的选择上，采用的是吕祖谦《古周易》本。之所以采用吕氏《古周易》本，是为了恢复古《周易》经传分开的原貌，彰显《周易》本为卜筮而作。
其后，文王之《易》则于每卦之下添入卦辞，用来断一卦之吉凶。如《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本义》释云：“‘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⑬提示读者卦辞乃是文王所系，本是占筮之辞。“元亨”，即大通也，“利贞”，宜正而固也，表明所占之事非常通顺，然必利于正事。文末又加上“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放此。”⑭这是从卜筮的角度总结文王所系的卦辞，以彰显《易》因卜筮而作。
③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6），见《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5、4690页。
为了区别经传，还原《周易》的原初面貌，《本义》采用的是吕祖谦《古周易》的本子，以上、下经为两卷，《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为一卷，共十二卷。这个本子形式上不同于经郑玄、王弼等变改的通行本，后者以《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文言》五篇分别附于经文各卦之间，而《本义》则依据考证原来形式的结果，使《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文言》五篇各自独为一篇。朱熹在《本义》开篇指明：“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⑪
在朱熹看来，通行的王弼本《周易》妨碍了读者对于《易》书性质的认识。因为自经传附属以来，学者们望文生义，执传文以为定说，误认为《周易》就是一部讨论具体的人事和讲道理的书籍。《易》为卜筮而作的本来面貌被人们遗忘。而《本义》所采用的吕祖谦《古周易》本，把孔子的“十翼”和伏羲、文王、周公的经分开，是可以使人知其分别，而易于明白《易》的卜筮性质的。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仍汇合于一处为上下经，是因为这种汇合和“十翼”附经的情形不同。伏羲画卦象、文王作卦辞和周公作爻辞，皆以卜筮设教；“十翼”附经，文义上则发生了大的变化，重点放在了阐发义理而不是表现卜筮的意思。
其二，《本义》在注释《周易》时，对于卦、卦爻辞和“十翼”间的差异，郑重地加以保持，时时提示读者注意三圣之《易》内容不同，当分别对待。
最初，上古伏羲画八卦，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如乾卦六画皆阳，《本义》释云：“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⑫指明卦象乃伏羲所画。接着解释伏羲画卦的根据和经过，并解说乾卦卦名的由来以及比类的自然现象。
《周易》文本的原貌，据《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⑥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⑦可见，那时经分为上下两篇，传为十篇，经传分开，不相附属。后东莱人费直，“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⑧，由《汉书》的记载可知，费直以《彖传》、《象传》、《系辞》等十篇解说上下经，但并未将《彖传》、《象传》分附经文之后，这是第一步；至东汉，郑玄为《易》作注，“欲便学者寻省易了”⑨，将《彖传》和《象传》与经文合在了一起，这是第二步；到了王弼注《易》，又在郑玄《易》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彖传》 《象传》按六十四卦拆开，分别配于每卦的卦辞和爻辞后面，《文言》也分散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这是第三步。王弼本正是朱熹当时广为流传的经本。故朱熹云：“盖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处，至王弼始合为一，后世诸儒遂不敢与移动。”⑩
第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开展工匠精神的培育。“尽管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主要工业门类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还普遍比国际落后5至10年，有的甚至落后20至30年”。当一个区域本身的产业发展相对较弱时，能够提供给高职院校学生的指导和实践平台就会比较弱，从而影响到工匠精神的培育。反观德国，其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元制，学生接受培训的过程是在工厂企业和职业学校进行的，并且这种教育模式又是以企业培训为主。所以，德国一流的制造业和双元制职教模式的结合，塑造了德国高水平的职业教育。
到了周公时，则在每爻之下添入爻辞。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本义》释云：“‘潜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所谓爻辞者也。”⑮指明爻辞乃是周公所系，用来断一爻之吉凶。
这样象辞、占辞清楚分明的例子，在《本义》中俯拾皆是。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朱熹释之曰：“初阳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朱熹释之曰：“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朱熹释之曰：“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故其占如此。”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朱熹释之曰：“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朱熹释之曰：“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与九二同。”上九爻辞“亢龙有悔”，朱熹释之曰：“阳极于上，动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朱熹释之曰：“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㉒可以发现，在朱熹的解释中，“故其象为”、“故其占为”、“故其象占如此”云云使用频率很高，由此，象辞、占辞清楚分明，时时提醒读者注意《周易》一书以象占为基础，本是用于卜筮。
到近古孔子时，因为担心义理浸没于占筮之中，故孔子作“十翼”来阐明道理。《本义》解释孔子所系《彖传·乾》云：“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者放此。此专以天道明乾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⑯指明《彖传》是孔子为申发经文义理而作。且就孔子的意思解释，以“元亨利贞”为天德，圣人之德可配天地，所以“元亨利贞”又引申为圣人的德行。《本义》接着特意指出，“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⑰指明“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提示孔子之《易》已不同于文王之《易》，当分别对待。
综上，《本义》对乾卦卦象的注解，着重于阐发伏羲画卦之由；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注解，着重指出这是文王所系卦辞；对《乾》初九爻辞“潜龙勿用”的注解，则指明是周公所系的爻辞。朱熹皆明其作者，以示区别，并指出这三条都是着眼于卜筮的角度。至于孔子之《易》，则提示读者，其文义非文王之旧者，当分别对待，这是保持了文王《易》和孔子《易》的差异。这样足以提示读者知其分别，明白《易》的卜筮性质。这是用历史的眼光，把这部非一人一时所作的书拆开来看，不再混同地一律对待。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看到含有汉文化因素的碑，如老子雕像，汉人形象的老人雕像，在市中心广场还建有明显包含汉文化因素的长廊、牌楼，……
袁安并不相信母亲的话，但还是背着行李卷，被母亲推出了家门。门窗在他的背后关上，她一定是吹灭了灯，坐在黎明前暗黑的房间里一边画妆，一边流泪，像一只赶走狼仔，在石洞里自己舔着伤口的母狼。
式中：Kave、Kg、Kc分别为煤储层平均体积模量、吸附气体体积模量、煤岩体积模量；fg为煤岩吸附气体百分比，常温常压下CH4密度为0.72 kg/m3，假设煤层中气体含量为x，则有fg=0.72x；ρave、ρc分别为煤储层平均密度和煤岩密度；D为煤层埋藏深度；vp、vs分别为煤岩干燥态纵、横波速度。
二、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
《本义》对于《周易》经传的训释，着眼于卜筮角度。其一，从注文的轻重比例看，《周易本义》训释经文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多于“十翼”。因为从卜筮的观念上看，卦和卦爻辞在《易》中最重要，所以《本义》解释卦和卦爻辞也就比较详尽。“十翼”是孔子“就卜筮上所发的道理”，从纯粹卜筮的观念上看，已不如卦爻辞重要，所以《本义》的解释也就简略得多。仅就“十翼”看，其中朱熹重点阐述的部分，常常是与筮占有关联的内容，如对“大衍之数五十”章，朱熹就颇费了些笔墨，因为这章讲的是揲蓍求卦的方法。这些取舍显然是为了突出《周易》卜筮性质的需要。
在朱熹看来，“十翼”虽然不专于卜筮，但其中许多文句也与卜筮有关。如《系辞》“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朱熹解释说：“此尚辞、尚占之事，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响之应声，以决其未来之吉凶也。”⑲如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曰“吉凶者，《易》中卦爻占决之辞也”；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曰“变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化为阴者也。”⑳时人看卜筮为不雅，总是尽力回避，朱熹则毫不避讳，以合于《易》之本义。
其二，从卜辞所对应的卜问者的德行上看，也要活解。朱熹说：“《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说。”㉞意思是若卜者的德行和卜得的辞相合，则卜辞所表示的意思，可以直接从相合的一面解释；不合，则要从卜辞文字的反面加以解释。朱熹认为，自己的这个理解，由《左传》所载古代筮法为证。《周易本义》解《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时说：“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彼此相从，其通易矣，故其占为元亨。然必利于正乃得无咎，若所随不正，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传》穆姜曰：‘有是四德，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今按，四德虽非本义，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㉟朱熹指出，《随》卦“元亨”这句断语，适用于卜问者具备“所随为正”的德行，假若卜问者“所随不正”，则不免有过咎。《左传·襄公九年》所载穆姜之占，在朱熹看来，穆姜以四德解释“元亨，利贞”，虽然不合《易》之本义，但穆姜认为自己无德，虽卜得此吉辞，也不得善终。这一理解，朱熹深以为然，这便是以占者是否有德作为解占的根据。
《周易》的卦爻辞，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取象，另一部分是下断语。所谓断语，就是下结论，又称占辞，多出现吉、凶、悔、吝、咎、无咎、利、不利等辞。《周易》卦爻辞之所以要由两部分组成，原因就是为了占问。在占问时，遇到某一卦或某一卦中的某一爻，先看卦爻辞取象部分，表示占问者处境，然后看判断结果。自古以来，易学家在注解《周易》时，并不明确指示何为象辞，何为占辞。而《本义》在注释卦爻辞时，总是结合一定的体例，先分析《易》辞中象辞所取之象的由来，接着引出占辞，时时指示读者《易》辞包含着象辞和占辞两个部分。如《坤》卦六五爻“黄裳，元吉”，《本义》释之曰：“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善之吉也。”㉑此是认为爻辞中“黄裳”是象辞，“元吉”是占辞。坤六五爻“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所以爻辞称六五有“黄裳”之象。正因为爻有此象，所以其占为“大善之吉也”。
通过《本义》的解释可以看出，尽管伏羲、文王、周公之《易》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把《易》看成是一本卜筮之书。
《周易》的卦爻辞多半既有象辞，又有占辞，但有时会遇到没有占辞的情况。这时候只要思考象辞的含义，吉凶的结果自然也会清楚明白，朱熹称之为“占具象中”。如《豫》卦六五爻“贞疾，恒不死。”《本义》注云：“当豫之时，以柔居尊，沉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刚，众不附而处势危，故为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观，占在其中矣。”㉓豫卦六五爻虽然没有占辞，但从象辞“贞疾”“常不死”中可以推测出占断的结果：处势危却无性命之虞。这就是“即象而观，占在其中矣”。再如《困》卦九五爻“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本义》说：“劓刖者，伤于上下。……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故有此象。然刚中而说体，故能迟久而有说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当获福。”㉔从困卦九五爻辞看，此爻虽有“劓刖”“困于朱绂”等处困之象，然九五阳刚处于外卦兑之中位，且兑卦卦德为悦，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穷困之后，必然会苦尽甘来，出现“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之象。此爻虽然也没有占辞，但朱熹认为，占具象中，观其象则知其最终结果必然吉。再如《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至。”《本义》认为，此爻也没有占辞，然占意可见于象中，当是戒占者谨慎小心，防微杜渐。如此之类，以证《周易》之本义。
试验对聚苯乙烯泡沫板和真空玻璃各做5次重复性试验，并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试件的保温性能以传热系数K值衡量，按照《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2008)，将门窗的保温性能分为10级[3-4].由试验数据可知，聚苯乙烯泡沫板的传热系数K<1.1 W/(m2·K)，属于10级保温性能；真空玻璃的传热系数3.5 W/(m2·K)>K≥2.5 W/(m2·K)，属于5级保温性能.
三、文字简易浅近，为读者留下思索空间
《本义》注解的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以合于《周易》的易简之理。朱熹说：“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搭记，兼文义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㉕这是认为先儒解《易》，在文义上已经讲得太多，所以不必过分解说。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㉖这里朱熹谈到了注疏的重要原则：尽可能贴近经文的本义。这就要求注者：一要不离经意，只随经句分说；二是不作文，不随意发挥。他评价程颐的《伊川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他人著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㉗又“《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㉗。从推求《周易》本义上说，程颐的《易传》没有讲出卜筮的本义，而且程颐着重申发的义理，也不是《易》中本有的道理，只是程颐借《易》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不看《周易》，程颐的《伊川易传》亦自成一书。对于为《易》作注，朱熹曾以扎灯笼为喻，认为多用一根竹片，灯笼的光亮就会被多遮掩一分，所以注文越是简约，《易》的思想光辉就越能得到体现，给人留下的思索空间就越大。朱熹的这种看法，把《易》看得很平易浅近，解释得又透彻圆熟，这是以前的说《易》者所没有谈到的。
这样，对于经文的解释，朱熹主张要就浅处说去，如此事事上都有用。例如对于《蒙》卦六五爻“童蒙吉”的解释，朱熹和程颐就很不一样。朱熹解此爻说：“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㉙程颐解释说：“五以柔顺居君位，下应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刚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发而资于人也。为人君者，苟能至诚任贤以成其功，何异乎出于己也？”㉚相较而言，朱熹的解释从分析象、占入手，着眼于卜筮的本义，文字也更加简易。朱熹先从六五爻所处的爻位上解释何以取“童蒙”之象，接着指出“吉”为断语。而按照程颐的解释，就只能用于人君任贤以治理天下事。在朱熹看来，伊川之病在于解得过深了，把卦爻辞所说的内容只当一件事去理解，若是换一种情形，便用不得了。又如《蒙》卦上九爻“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照程颐的解释，就只能作用兵这一件事解，朱熹则认为，作用兵说是可以，但只能做这一件事，若换作旁的事，遇此爻是否可用，程颐就没有讲出来。这说明程颐解得拘泥了。
朱熹的“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㉛一句，也是立于这一理解而提出。理者，卦爻辞所蕴含的事物之理；事者，指未来所要占问之事，虚而待问。理为体，事为用；理已定，事未定。其意即为，天下之理，若正面直言，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则用于卜筮之时，什么事都能应得。稽实待虚讨论的即是“《易》之用所以不穷”的问题。朱熹尝举例说：“《易》最难看，须要识圣人当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谓其引贤类进也，却不正说引贤类进，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类，要须思看。”㉜在朱熹看来，“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这就是假借虚设之辞。借拔茅连茹之象，表示占者阳刚，则其征吉矣。若直接说出“引贤类进”，虽也合于“拔茅连茹”之象，但所运用者就仅仅限于这一种事情。所以圣人不说“引贤类进”，而是借虚设的“拔茅连茹”之象，这样《易》之用才能不穷。
四、从各个角度申说《易》要活解，体现《易》因卜筮而示教戒之意
与上述观点相应，从易学诠释的角度，朱熹提出了“假托说”。他认为，对于文王、周公所系的卦爻辞，读者千万不能把它理解“死”了。这些象、辞只是虚设，并不沾惹具体的人和事。如此读《易》，《易》中的一卦一爻，才可以容纳无穷事、无穷人。如果以为卦爻辞是指定一事一人，《易》之用反为所局。所以对于读者而言，解《易》的关键是“活”。朱熹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这是《本义》的另一个特色。
其一，从卜辞适用的对象看，要活解。朱熹认为，《易》辞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㉝读《易》譬如人去照镜，上自天子，下至于士庶人，皆有用处，关键是读者要能解得“活”。朱熹再一次谈到了他与程颐的不同之处。程颐解卦必结合真人真事，如乾卦处处引舜的事迹，以乾之初九为舜侧微时，九二为舜佃渔时，九三为玄徳升闻时，九四为历试时等，朱熹认为，如此解《易》，三百八十四爻只能当三百八十四件事，这就是将《易》读“死”了。
其二，《本义》在注释经文时，象、占分明，以彰显《周易》卜筮之书的本义。
另外，《周易本义》的卷首列有九种易图，这九种图式按次序排列，分别是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次序、伏羲先天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图和卦变图。对这九图，朱熹注云：“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⑱九图中河图、洛书乃天地自然之易；先天图是伏羲所创，体现由画前易到卦画形成的自然流程；后天图是文王在卦画既成之后切近人用的创造；卦变图则是孔子就卦象已成之后推变阴阳的产物。所以这些图式时间上有先后之别、意蕴上有精粗之分，不可将伏羲以上先天易图与文王、孔子后天易图等同而论。图式的排列次序与《本义》区别三圣之《易》的思想相契合，特别在文末指出“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提醒读者注意区分文王之《易》和孔子之《易》。这些说法，与《本义》开篇对乾卦的解释一致，由此可见，《本义》卷首九图乃是朱熹亲自整理刊在卷首，目的是为了说明圣人之《易》内容各不相同。
又如《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朱熹认为，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则不习而无不利；若占者无此德，即便虽习也不利。《坤》卦六三爻：“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朱熹认为，这是指六三爻以阴居阳位，内含章美，可贞以守，因其居内卦之上，不终含藏，始虽无成，后必有终，朱熹由此而推出“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则如此占也。”㊱此是说占者若有“含章可贞”之德，卜得的结果便如爻辞所言，始虽无成，后必有终；潜在的另一层理解是，占者若无此德，则须反说，始虽有成，终必无果。
又朱熹于《周易本义》解释《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时指出，南蒯得“黄裳元吉”，以为大吉，结果却如子服惠伯所料，南蒯战败。这是因为卦辞明言“黄裳”则“元吉”，南蒯无“黄裳”之德故结局必不吉。朱熹认为，《左传》所记载的这则筮例，可以说明古人的占法是，占者必德如是，则其占亦如是；若占者德行有缺，筮虽当，其结果必不如是。这样，《易》之一书便可以针对不同情形下不同德行的卜者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就实现了《易》因卜筮以示教戒的目的。
其三，对于卜辞所言占断结果的理解，也要活解。《易》中有一种情况，就是卜辞显示的结果不好，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改变呢？朱熹认为，《易》中所言凶咎悔吝等断语，是指遇此情势下，会有此结果发生，假如卜问者能临遇险境而自求避险之道，则会免于灾咎。如《蒙》卦六四爻“困蒙，吝”，朱熹解释说：“既远于阳，又无正应，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则可免矣。”㊲蒙卦坎下艮上，惟九二、上九为阳爻，其余皆为阴爻，六四爻远离阳爻，与初六爻又不相应，所以此爻有“困于蒙之象”，占者遇此爻，则得困蒙之象，其结果为羞吝，但若当事人“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就可以免于羞吝。如此吉则去做，凶则避之，同样也起到了《易》因卜筮而示教戒的目的。
又如《小过》卦九三爻“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朱熹解释说：“小过之时，事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过防之，则可以免矣。”㊳遇此爻，说明当事人自恃其刚，不肯小心戒备，所以被小人所害，爻辞所言本到此为止，然朱熹却又加“按语”，劝诫当事人“过防之”，则可以幸免于难。可见，朱熹主张《易》要看得活，正反两个方面都理解到，《易》中所含的圣人之意，即因卜筮而断吉凶、以示训诫的作《易》本意，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结语
自朱熹提出《易》为卜筮之书以后，易学史上与朱熹持不同意见者也代不乏人，如明代蔡清、崔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清初胡煦等。在这些学者们看来：承认《易》为卜筮之书与倡扬《易》作为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这二者不能两立。然而，朱熹区别三圣《易》，以《易》为卜筮之书，并非要否定《周易》的经典地位，而是看到了《易》与其它儒家经典的不同之处。洁净精微，《易》教也。《易》中所蕴含的圣人的教化，有其自身特点，不同于《诗》、《书》、《礼》、 《乐》、《春秋》 等经书。《易》是圣人因卜筮而设教，既有宗教的色彩，又有哲理的含义。《易》中有教人从善的道理，只不过这个道理是依傍卜筮而说。学《易》须先了解了象占这一层，再去推说其中的道理，否则便流于空论。所以朱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把《易》为卜筮之书这个事实讲清楚。朱熹认为，读《易》，当首先理会卦爻本义，明其象占。有此象则有此占，这就是卦爻本义。看透这个，是第一节事；其次才是结合具体的人、事、时、位，讨论处时应事之法。所以读书人应看透《易》的本来模样，其与《灵棋客》相似，都只是用于卜筮。
总而言之，《周易本义》这部历经20余年才完稿的著作，并不以畅谈精微的哲学义理为主旨，而是以揭示《周易》一书的性质、启发读者如何读《易》为出发点。书中对《周易》经传文本的分疏、对《周易》性质的认定、对《周易》注疏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体会等，均体现了朱熹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重视文本本义、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所以至今仍能启迪慧思、开阔眼界，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注释：
①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见《白寿彝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谭传华“阴谋”第四计：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次他出差在外，到寺庙游览时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堆僧袍、佛经带回家。这下终于把范成琴唬住了：丈夫莫非要出家当和尚？看妻子被吓傻的表情，谭传华暗自在心底得意，正准备摆出“快用保证书来劝阻我”的姿态，范成琴却红着眼圈挨个给亲友打电话：你们快来劝劝传华，他想不通，要出家了！
⑤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4），见《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6页。
⑥⑦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3、1704页。
⑧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2页。
⑨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撬出来的榕树震了一下，纷黄的泥土喷了满街，那些人却没有动，我眯着眼吐着泥尘，仰起头，却发现我妈的眼里飞过一道水光，她很快抬起手擦了擦。
《鲁迅小说》频率最高的前10字：“的、了、一、是、不、他、我、有、在、来”占《鲁迅小说》全部语料的18.68%；前100字占53.4045%。《北语字表》频率最高的前10字“的、一、他、我、是、了、不、在、这、人”占全部语料的17.46%；前100字占48.92%。
⑩㉕㉗㉗㉛㉜㉝㉞ 朱熹： 《朱子语类》 （3），见 《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1—2222、2222、2217、2218、2223、2223、2213、2192 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㉙㉟㊱㊲㊳朱熹：《周易本义》，见《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30、30、30—31、31、90、90—91、28、132、123、33、31—32、46、73、35、46、33、35、85 页。
㉖ 朱熹：《朱子语类》 （1），见《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综上所述，延长重合闸的整定时限，对农电用户而言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相反，如果重合时限取得过短，导致短路点绝缘来不及恢复，反而会引起重合闸重合失败，增加停电时间，对用户将造成更多不便。因此，适当地延长重合闸的重合时限，对于提高重合闸的重合成功率以及提高供电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完善林地管护养护机制。一是严格林地保护利用，确保生态绿线，对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范围控制线内的土地只准用于绿化建设，除国家重点建设等特殊用地外，不得改为他用。二是探索将国有林场、公园等经验丰富的绿化、养护管理单位融入到集体林地的养护管理当中，使林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管理权有机分离。引进市场管理方法，专业队伍造林、专业队伍养护、专业队伍管理的方式，有效化解现阶段林业发展中集体土地绿化管护跟不上，保存率低，林地质量差的突出矛盾，以提高林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综合效益，逐步实现林业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㉚ 程颐：《周易程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朱熹易学思想研究”（15YJA720005）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2－0053－05
作者简介：唐琳，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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