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否属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一般预设只有一种实证主义标准，即数理自然科学范式普遍推广应用的模式，从而导致争论长期陷入盲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存在六种实证主义类型，数理科学范式普遍推广应用只是其中一种，既不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主义是从英法的工业生产、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提炼出“实践”一词，统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和英法新兴的实证精神，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
【关键词】“实证”；实证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到底是一种实证的科学，还是一种和实证科学相对的哲学？对这一学说性质的判断，中外莫衷一是，分歧巨大。国外普列汉诺夫、德拉-沃尔佩以及国内倾向于苏联教科书解读体系的专家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一种实证科学，而柯尔施、马尔库塞以及国内俞吾金、吴晓明等学者则倾向于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成一种实证主义。这一分歧，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作为应对西方哲学第三次危机的一种方案，即把实证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取得革命性的复兴成果受到普遍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统一理论内部存在紧张的关系，这种张力甚至可能导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再次分裂。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不是一种实证主义？如果是，是哪一种，不是哪一种？又和哪一种比较相近？以往对此问题的解决不力，主要原因在于局限在两种实证主义框架里讨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具有哲学意义的“实证主义”实际上共有六种，这一发现有望澄清这一长期的哲学争讼。
一、症结与澄清：只有一种“实证主义”？
在反对把马克思理解为实证主义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或潜在地认为实证主义只有一种，即把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推广到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领域，扼杀人的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和超越性，执行对现状的肯定和维护甚至对某种专制制度的辩护等意识形态功能，没有考虑到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比物理物质领域更复杂的性质，所以这种推广是无效的、有害的。这是柯尔施、马尔库塞等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首先提出来的批判，俞吾金、吴晓明等在反思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浪潮中继其后。这种批判模式起到纠正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广为哲学研究者所认同。问题在于，“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流派，至少有三代流变的历史，在未对实证主义作详尽考察的情况下，就笼统地把“实证主义”界定为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普遍应用，这会带来许多问题。罔论“实证主义”各流派的学说是否得到真正的对待，就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而言，如此笼统地定义“实证主义”会带来一个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性质应如何界定？到底是实证主义还是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自己的理论定性为形而上学，肯定地归结为“实证主义”，但这又明显不是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在预设仅有一种“实证主义”模式中，这就是一个得不到解决的困局。
那么，“实证主义”是否有且只有一种？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孔德、马赫、逻辑实证主义等三代实证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而言，也不仅存在一种实证主义，而存在六种之多：1.以数学-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体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及其抽象原则、研究范式的普遍推广应用；2.孔德的实证主义；3.依赖外在权威、信仰而非人类自身理性的宗教与神学；4.以实存为原则的、与理性辩证法批判相对的历史法学派；5.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6.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的性质的指称。
马克思恩格斯在哪些著作中、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实证”“实证主义”等术语？“实证”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ositivus，法语为、德语、英语均为positive。“实证主义”德语、法语均为positivism，英语为positivism。在本文所涉及的文本中，比如马克思与孔德的文本使用的都是该词及其变格。可以说，在这几国的语境中，此系术语不存在因翻译、近义词等混淆歧义而有使用上的干扰。该词还有“肯定的、积极的、正面的、实际的”等意思，一般与négative(否定的、消极的)相对，有时也引申为与critique(批判的、批评的)相对，不过在哲学中主要取其“实证”一义。作为哲学上的术语和一般含义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望文生义，认为孔德实证主义是完全拒斥否定和批判，并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否定辩证法”相对立，那么这是一种把作为孔德哲学术语的“实证”等同于词典的解释乃至日常用语的简单化臆断。这在下文将展开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既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该词，也在哲学术语意义上使用过该词。在《资本论》中，positive一词总是在和“消极的”相对的意义，作为“积极的”含义而使用，比如“积极的劳动”[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3页。、“贪欲的积极表现”[注]同上，第276页。、“积极行动”[注]同上，第483页。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是在一般“积极的或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如“积极参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页。、“积极意义”[注]同上，第464页。、“肯定地承认”[注]同上，第286页。。这些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用法，无需进一步探讨。
总之，在水权初始分配过程中，政府一方面需要为水权初始分配创设合理分配规则；另一方面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调整合理分配规则。问题是，为什么不让市场作为合理分配规则的发现者呢？譬如，拍卖机制或许是判断何为合理用水的最佳选择，因为价格机制是偏好的最佳反映。但是，很少有国家将拍卖机制作为水权合理分配的机制。这或许源于一方面各国长期通过免费分配而非拍卖等价格机制来分配水资源；另一方面拍卖水资源可能会导致水资源垄断，因为出价较高者可能会垄断水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使用该术语，一共可区分为五种实证主义，加上一种别名称呼的实证主义，一共六种。
第一种，以数学-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体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及其抽象原则、研究范式的普遍应用。人类追求实证知识，自古希腊始，即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哲学。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以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为代表的希腊人的实证哲学；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指出，德谟克利特认为哲学是真实的知识但是缺乏内容，对哲学的知识的不满足使得他要用经验的观察来获得实证知识，于是他游学半个世界，精通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门类。至于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实证”一词几乎成为知识的根本性质。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第3卷，1960年版)的多处用法：1.“实证材料”意为“事实”(第32、471页)；2.“实证知识”指各种经验知识，尤其是经验历史(第190页)；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边沁、穆勒理论中具有实证的经济内容；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法国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缺乏实证内容，理论变成哲学体系；“实证内容”指经济内容，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第482页)；4.“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全集第40卷第207页，1982年版)，指由观察、实验而来的知识，包括物理学、伦理学、数学，百科全书式的各种科目、各种艺术。自然科学作为实证知识无可厚非，但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威力，从而将自然科学的抽象原则和研究范式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道德、精神、心理领域，甚至连神的世界也被解释成一捆数字、一堆原子、一把重力，这恐怕会失准。这种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称之为“实证主义”，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批判性术语“机械唯物主义”，即上文提到的别名称呼的那种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就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批判的，把事物、现实当作客体、直观来理解从而忽视人的能动性、精神性方面的旧唯物主义之一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把人解释成物、解释成机械结构和运动。
既叫观音阁，当然就有观音菩萨的佛堂。佛堂在二楼，朝东一排跑马廊。日出时，第一缕光刚出山，就穿廊而入，如同一只金雀，收拢羽翼，落在佛堂的地面上。
学者李波、王红霞等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述略》《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发展与特点分析》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历程，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作了一定的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教育的继续发展期，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不仅要求加强老区的各种建设工作，而且要求中国共产党能有相当数量及质量的干部调赴新区，能够有秩序地接管新开辟的解放区，以期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政府，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干部教育理论有了新发展，规模逐渐扩大。[4]
对这种实证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神圣家族》。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唯物主义，最早的一种就是被他称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马克思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是基于现实的目的而展开的对政治、宗教、神学、17世纪形而上学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斗争。法国发生在17、18世纪的哲学运动，在19世纪才在德国形成。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击败的17世纪形而上学，在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体系中得到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因此，德国兴起了法国已经结束的哲学运动。法国唯物主义同17世纪形而上学的对立，正是德国人同思辨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哲学立场以及现成的思想资源。可见，理性反对宗教、神学、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深化以及关注尘世的世界，是当时西方哲学运动的主题和时代精神，哲学大趋势是从想象的、思辨的、神秘的精神向实证精神转型(圣西门、孔德语)。马克思称这种精神为唯物主义，并将之分为三种，即“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
首先，所谓机械唯物主义，是指发源于笛卡尔物理学的一种唯物主义。它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机械运动是物质的生命表现，物质是物理学范围的唯一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依据。其代表有医师勒卢阿、医师卡巴尼斯、医师拉美特利、霍布斯，主要观点认为“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把几何学看作是科学的圭臬。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机械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至于对人的认识，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4页。。这是一种片面的唯物主义，对人的把握停留在“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层面。圣西门以牛顿力学解释宇宙万物，也属于此类。但圣西门的助手、学生孔德反而不是，他和马克思一样明确反对把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普遍推广到社会、历史、道德、精神领域，他们都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注]关于孔德和圣西门的实证思想的关系，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其次，“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感性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运动是物质的第一特性；不同之处在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是把机械运动看作是物质运动的标准形式，而是把物质的倾向、生命力、紧张等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看作是首要的运动形式，并因此形成各物质的个性和差异。这种唯物主义带有人道主义的特性，能够恰当地理解人的物质性存在不仅是一种机械运动，更是一种有生命的本质动作。马克思评论说：“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其代表有培根、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尽管他的部分观点亦可归在机械唯物主义类)，主要贡献是论证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则。这个原则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为人重新理解自己和世界提供了依据。根据马克思在文中的判断，费尔巴哈也属于此类。最后，“实践的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因此是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它发源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其理论原则的进一步应用发展。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对其理论的哲学深度和时代发展是批判的，但认同后两种唯物主义，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批判费尔巴哈。
从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角度看，马克思无疑反形而上学，而属于实证主义阵营。他认为17世纪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还包含了数学、物理学等科学与世俗的内容；18世纪初，“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注]同上，第161页。；从此，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越来越在实证科学中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形而上学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诞生于这一哲学斗争的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源头：一是笛卡尔，发展成为机械唯物主义，主要贡献在于促进自然科学这种实证科学的繁荣；一是洛克，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注]同上，第160页。19世纪的德国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以费尔巴哈理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同实证科学潮流，其学说性质和人道唯物主义、英法实践的唯物主义乃是同道。
马克思学说和第一种实证主义，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推广应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可自然科学在其单独领域的独立意义，但对范式推广，一方面认可这一推广的哲学模式的历史功绩和源头意义，另一方面批评该哲学模式机械、敌视人、缺乏高度、落后于时代。马克思的学说具有自然科学的某种唯物精神，但是本质上却不属于这一机械唯物主义流派。如何既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又将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统一于一切领域，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取得革命性意义的关键。如果说“实证主义”就是指机械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当然不是“实证主义”。第二国际、苏联教科书解释模式有明显的倾向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嫌疑，对此进行批判，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要求。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将机械唯物主义充当实证主义的唯一理论、精神，就会造成对各种实证主义的误判，从而难以定位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性质以及其和实证主义的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思想又有所推进，不仅仅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那样，一般地确立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作为现实世界，还对社会历史的实证内容也作出比较系统的探讨。在该文本中，“实证”一词所指有四方面：1.上文提到的第三种，即以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谢林等为代表的实证哲学；2.上文提到的第一种，即以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为代表的希腊人的实证哲学；3.实证一词是对某学说正面的、肯定的阐释，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第三种实证主义中的“实证”作为解释学上的一种规定；4.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实证主义，即对于经济生活的认识、对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的认识、“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实证内容，但不是彻底实证的。由于他思辨的特征，黑格尔把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把历史变成思想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他是“实证唯心主义”。彻底的实证，是实证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在这篇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决定生活”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这个反命题的根据在于，把对“现实”即“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观察”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它的前提是“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这种“对现实的描述”就是“真正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真正的知识将使哲学剩下最后一个功能，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其作用限度是指出历史的连贯性，但“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奠定他们的哲学基础之后，便正面探讨几个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即“历史”“意识的生产”“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交往和生产力”“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概言之，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大体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论述，甚至比前面两种还早。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五论述柏拉图哲学时，认为柏拉图哲学用了神话和寓言的形式来阐述他的哲学认识。柏拉图把从肉体中解放、拯救和分离灵魂作为哲学的任务，因此其哲学具有宗教性质；他又把这种宗教的拯救力量赋予哲学，因此又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对哲学的认识、对绝对的东西的解释，不是从思想的永恒威力来寻找客观的力量，而是寻找神话和寓言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证的”根据、“实证的解释”。绝对的东西本身是超验的，但不能总是远离认识、总是一片漆黑、总是否定，而是必须表现出来，又不能经验地表现出来，所以唯一恰当的形式就是神话和寓言，通过神话和寓言这一介质折射绝对的东西。马克思认为，柏拉图哲学的这种特性和基督教有着血缘关系，基督教是“实证宗教”，是“超验的东西的完美哲学”。马克思分析，对绝对的东西的实证的解释不是一种没有历史意义的做法，而是与希腊哲学的主观性质、与哲人的使命有紧密联系的。通过这种实证的做法，“主观的信心就成为客观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而亚里士多德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是空话。可见，“实证”有两个不同于现代解释的意义，即强调主观的、主体经验情感以及表诠[注]在宗教解释学，否定即所谓遮诠，实证即所谓表诠。从解释学角度看，不管解释是主观经验还是客观经验，凡是对认识的肯定的解释都是实证的，对认识的否定的解释都是非实证的。所谓否定的解释，如我们说神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就是：物质不是神，认识不是神，理性不是神，无论什么都不是神，因为神是绝对的，不在定义中。这就是所谓的绝对的漆黑。因为不能直接用“神是什么”来定义，所以肯定的解释就必须通过神话和寓言的方式来呈现。可见，“实证”一词在方法论上意味着有内容呈现，而不管这种内容是内在经验还是外在经验，而经验内容对于经验者来说即为真实，所谓通过信心而为真。。所以，被现代科学判为非实证的、虚妄的神话、寓言、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在马克思此文中都被看作是实证的。
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对孔德的寥寥数语评论看，他们对孔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并没有给出其论断的支撑材料。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孔德实证主义就像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一样。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论述过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关系，把孔德实证主义简单归结为机械唯物主义来对待，实是一种臆断。以笔者可以把握的研究来看，圣西门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孔德反而因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而超越了圣西门的实证思想。孔德的贡献在于：1.界定实证的一般方法论和实证政治学自身的方法论；2.发展了世俗历史理论和文明概念；3.为政治学(社会学)实证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孔德不但没有比圣西门离马克思恩格斯更远，反而更加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一点不但后来的普列汉诺夫没有发现，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没有觉察到，因而造成迄今盛行的谬论，即把孔德当作比圣西门更低一个层次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注]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至于孔德实证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关系，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学术任务，须另外展开研究。如果说实证主义就是指孔德的学说，那么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性质与孔德有几分相同，其终究不是孔德。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是孔德实证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能是某种实证主义。
二、实证的另一面：宗教、神学、形而上学、法学派及黑格尔辩证法之实证主义
前面两种实证主义是和自然科学、经验原则紧密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实证主义都如此，有一类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经验原则，甚至反对人类整个理性的宗教、神学、形而上学也号称“实证主义”。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实证主义”，即依赖外在权威、信仰而非人类自身理性的宗教与神学构成的“实证主义”。
最初把“实证”和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的是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在其《基督教的实证性》文稿中，把实证性看作是现代性批判的关键词，认为基督教进入现代已经从原始的道德宗教转变为实证宗教。原始基督教中，耶稣只是一位道德教师，强调人的理性、尊严和自由在宗教中不可或缺地位，但后来的奇迹说、十二门徒、教派、国家等因素改变了原始基督教的性质，使其成为实证的宗教。“实证的宗教(A positive religion)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奠基于权威(authority)之上。从道德上看，它完全地或至少是不完全地漠视人的价值。”[注]G. W. F. Hegel, EarlyTheologicalWritings, trans. by T. M. Knox,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71.依靠外在的权威而和人的理性、尊严、自由相对立的性质被定义为实证性。在黑格尔看来，实证性不仅仅限于现代基督教，还适用于整个现代性批判。“由于任何东西都可能由于对自由的压制而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下，因而任何教义、任何原则都可能变成实证的。”[注]Ibid., pp. 171-172.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种“实证主义”的产生及流变是：启蒙运动借助科学造成一个凌驾于个体的强大的社会实体、一种可感事物的世界，人类主体成为精神的主宰，但对个体自我精神是压抑的，导致自我意识的空洞和卑贱，这是现实异化的一个方面；人的精神只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却须在宗教信仰中求得确证，这是现实异化的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知识和信仰的分离是对人的主体性把握不到位所致；启蒙派哲学家如康德、费希特等把知性、反思当作理性，对宗教的理解停留在知性的层面，导致人对宗教绝对主体的生分；相反，雅各比、施莱尔马赫等改革派神学家通过情感和直观的方式来接近上帝，反而使上帝在理性上远离于人。这两派导致人的主体性和上帝的主体性的分离，没有通过理性而统一起来，黑格尔认为二者本质上都是实证宗教，即“凡是仅凭个人的权威和杰出行为而曲线求全的伦理，仅凭权威而没有将人类价值融入道德的宗教，都是实证的”[注]Hegel Werkausgabe，Band 1，Suhrkamp Verlag 1986，S. 10. 。可见，第三种“实证主义”主要是指将人的主体性和上帝的主体性在理性上分离的宗教和神学，以及类似的以外在权威、信仰、或以内在的知性、感性等片面信念为原则的哲学。
第二种实证主义指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孔德去世至今将近十年，实证主义运动正热火朝天，所以他开始研究孔德。研究过程不得而知，给出结论是，实证主义出现于1832年，其影响力建立在其体系的包罗万象的迷惑性上，思想是肤浅的、腐朽的。恩格斯在1895年1月24日致斐迪南·滕尼斯的信中认为，孔德只是把圣西门的思想庸俗体系化。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论证认为，孔德实证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在1822年，他的体系不是抄袭和体系化圣西门的，而是和圣西门共同探讨发展的，在合作期间已经部分地区别于圣西门并最终超越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的论断其实是被圣西门学派蒙蔽的一个误判。真实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圣西门学派而受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注]参见李天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的两个论断》，《广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同一时期的恩格斯对“实证”一词的用法和马克思是一致的。恩格斯早年的文本《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谢林和启示》(1842年)、《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年)谈到当时有所谓的实证哲学。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流派，其代表有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等，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认为理性认识的哲学是否定哲学，神的启示才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提到该种实证哲学。它的“实证”一词指某种在能知之前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先验的经验。恩格斯转述谢林的意思说：“否定哲学把一切引导到仅仅是可知性的阶段，然后把它们转给其他科学，只有‘某种最终的东西’是它无法引导到这个阶段的，然而，这某种东西正是最值得认识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恩格斯认为，谢林的学说是神启哲学，属于实证哲学范畴。这种学说除了最终毫无根据地导致上帝外，表现出来的都是随意的说法，根本达不到和解信仰与知识的目的。荣克也站在谢林的立场，针对大卫·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对神的否定而提出实证的救世主之说。荣克对世界历史无休止的进步表示忧虑，认为不断的否定不是实证的，回归到静止的上帝才是实证的。
恩格斯对这种“实证主义”的回应是，“发展着的思想是惟一永恒的和实证的”，“否定实质上是十足实证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的进步以及对这种进步的把握的理性思想本身就是实证的，而外在变化不止的事实才是否定的和应当受批判的。这里的“实证”和“否定”相对，所谓否定就是不断的进步运动，包括世界历史和思想；实证的，无论在实证哲学家那里还是在恩格斯这里，标榜的都是事实的真实性、肯定的意义。不过，在实证哲学家那里，静止的、神启的才是实证的；在恩格斯这里，运动的、否定的世界历史和理性就是实证的。此中，“实证”一词成了真实性和积极意义的标志，只是对什么是实证的，意见不一。恩格斯把否定的辩证法看作是实证的。这样，恩格斯将“实证”一词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讨论中，并为未来诞生的、结合黑格尔学说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实证性问题埋下伏笔。
德文das Positiverecht除了按学界习惯翻译成“实证法”外，也有人更准确地翻译成“实定法”，也就是强调法的实存、既定的权威性。按照哲学性质来分类，法学可分为实证主义哲学派和自然法学或其他哲理法学派，其中实证主义哲学派包括历史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两大派别的区别在于自然法学或其他哲理法学派认为法律要有道德、理性等形而上学基础支撑，实证主义哲学派则反对这种形而上学建构，认为从社会实存或历史来源方面对法律进行研究才是真实的。自然法学派以道德为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这种观点遭到了以边沁、奥斯丁为代表的实证法学派、以胡果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以及黑格尔法学派的批评。在反对自然法学派方面，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具体理论又有不同，实证法学派认为法形成于强权、执行于命令，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法来源于历史传统，尤其追溯历史源头，也就是人的原始状态。
《神圣家族》批判鲍威尔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那一节，表明马克思对德国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重走了法国哲学批判发展的老路，他的唯物主义倾向既是从法国汲取过来的思想资源，也代表着一种包含德国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而不仅仅是德国哲学问题里的理论创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也是直接从法国学习过来的。他既反对宗教、神学、形而上学，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而倾向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诞生于唯物主义且具有实践性质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形而上学，理性向实证科学深化以及关注尘世的世界，是当时西方哲学运动的主题，是时代精神；哲学的大趋势是从想象的、思辨的、神秘的精神向实证精神转型。马克思称这种精神为唯物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三个方面。关于这三种唯物主义，第一节已展开详细论述，不再赘述。至于其后来发展，马克思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注]同上，第166—167页。傅立叶、巴贝夫主义者、卡贝等直接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出发，欧文、德萨米、盖伊等“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注]同上，第167—168页。
第四种实证主义是以实存为原则的而与理性辩证法批判相对的历史法学派。这种实证主义尽管具有明显的哲学意蕴，但整体上是一种法学派别。马克思所作《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出现的“实证”“实证主义”，是在法学派别意义上使用的。
这种“实证主义”和上面两种实证主义的联系主要在其诞生的现代性结构，是构成现代性实证思想的两极，而黑格尔通过思辨辩证法将两极统一起来，将使实证主义呈现出更繁复的面貌，这条线索的发现将提供澄清各实证主义间联系的关键。
尽管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但他在批判胡果时表现出和黑格尔同样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说，他认为胡果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对历史源头的强调太过，以致否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作为理性的展开，以及理性在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作用，回到了动物性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法律，这是用一种片面的理性来怀疑人类理性的片面做法。把历史的展开看作是合理的过程，把理性看作是现实和未来的主线，这条思路无疑是黑格尔式的，尽管马克思法理学后来的发展和黑格尔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马克思主要用黑格尔理性辩证法这一观点来批判胡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胡果认为“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即实存的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不是基于理性的，因为理性对这些制度最多只能发表空论，并不能起到强制作用，相反，理性屈从于实存的制度。在这种对立中，只存在一种标准。“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9页。胡果把存在的一切事物当作是权威，把理性能动性原则废除了，因此看不到不同实存事物的差别、事物历史发展的差别，对他而言“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他把理性判为假，反之将实存的笼统的现实判为真，这是启蒙运动中庸俗的怀疑论，怀疑一切以致自己不受理性和道德的约束与指引，放浪到走向灭亡，走向完全堕落的、倒退到动物性的片面理性，这不是启蒙运动后继者康德的新理性精神。总之，“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注]同上。。可见，“实证”一词指的是以实存为原则的法学理论，这种理论和批判的理性-历史辩证法是对立的。这种“实证的”理性为专横和暴力的法立言。
概言之，第四种实证主义主要指以实存为原则的历史、法学倾向，和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批判相对。马克思的批判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精神，因为批判的对象是历史法学派，所以出现强调这种精神在社会历史维度的表现的苗头，马克思的这种用法和恩格斯在批判第三种实证主义时所持观点不约而同。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将“实证”一词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讨论，为其学说未来发展所呈现的形而上学与实证精神的复杂关系埋下了伏笔。因此，就有第五种实证主义，即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尽管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示极大的赞赏，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在批判上是不彻底的，是一种“虚假的实证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黑格尔把宗教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异化，同时认为外化的宗教世界是精神世界的确证，必须通过这种异化和在思想上通过认识的扬弃而达到自我的确证。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彻底消除异化，只是硬说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即在自己身边，把现实的分裂对立在思想上看作统一。马克思批评道：“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1—172页。马克思不同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模式，认为它只停留在认识上的批判和肯定，没有真实地改变现实处境。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在宗教上的批判是如此虚假，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生活批判都是如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说法：“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注]同上，第172页。这种不触及现实、仅仅在思想上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被马克思定位为“虚假的实证主义”，其实质是对异化现实的虚假的批判。
由上述论述可见，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实证主义”是一个具有正面含义的术语，是一个高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词，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功能而剔除其唯心主义幻想，将批判彻底应用在现实中的理论路向，这简直可以等于“唯物辩证法”的提法，至少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的判定。其二，“辩证法”“批判”等术语不仅不与“实证主义”术语相对、相斥，相反，马克思将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注]同上，第163页。)的批判性质归结到“实证主义”一词。其三，不仅唯物主义可以是“实证主义”，唯心主义也可以是“实证主义”，尽管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曾说过黑格尔晚期著作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注]同上，第162页。。其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中，马克思把“实证主义”的基本条件和性质定格在现实、实践方面。他在分析英法不同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透彻性时说：“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以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注]同上，第139页。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即透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依赖于实践发展情况，反之，实践的发展必然导向更为现实和实证的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证”一词继续和黑格尔关涉。其一，“实证”意味着历史的、运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页。这里，所谓唯心主义就是“把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并把“历史变成思想的历史”，把观念、想法、概念认为是统治和决定现实世界的原则。所谓实证的唯心主义就是从运动发展的历史角度来描绘世界，当然这里的世界是唯心主义的。其二，历史在材料上是经验事实，而非虚构的，这是黑格尔“实证”一词的另一层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人们想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段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注]同上，第190页。黑格尔不仅从历史运动的思维上去展开理论，而且其历史材料也是经验的。
至此，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实证”“实证主义”诸术语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而又关系紧密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所面对的“实证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范式的普遍应用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且是从自然科学到法学、科学哲学、思辨哲学乃至宗教、神学等诸派别皆各自成立的、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多种学说。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并不是单纯呈现出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立场，而是错综复杂的立场，尤其他们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英法诸实证主义的关系，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苗头。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自然科学范式构成一种“实证主义”，连黑格尔也是一种“实证主义”，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标志为“实证主义”，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性，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解释体系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这本身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兼容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两者统一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他们哲学创新之路。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英法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等具有强大生机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潮及其世俗运动，以及德国哲学家所代表的形而上学古典价值和启蒙运动的理性的思辩成果之间的尚未统一局面，而这是时代精神、哲学革命的根本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理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们通过将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学说，与英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结合，树立了一种新的“实证主义”，来解决这一时代精神的任务。针对黑格尔不彻底的“虚假的实证主义”，针对英法民族重经验、重运动而缺乏理性思辨高度的科学和工业精神，他们追求发展一种更高的、彻底的、真实的“实证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了他从英法那边学到了“实证”“实践”以及“唯物主义”等范畴。马克思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注]同上。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和洛克，由笛卡尔发展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繁荣，洛克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正是18世纪英法的实证科学发展与世俗社会实践冲击了形而上学和神学，形成了新的哲学趋势，即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尘世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新的哲学趋势的发展和实证精神的壮大是相一致的。17世纪见于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的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的混杂体系，自从18世纪初以来，“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注]同上，第160页。。从此，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越来越在实证科学中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形而上学则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压倒性的影响。“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可见，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词“实践”“唯物主义”等术语和“实证”这一术语紧密相关，明显是英法民族自身发展过程的理论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新。他们继承了黑格尔“实证主义”的三个方面：1.“实证”意味着历史的、运动的发展过程；2.历史在材料上是经验事实；3.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功能。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直接从英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学说等引入“实践”概念和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树立了一种英法特质的理论。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批判英法诸学说中，保留了德国人的形而上学问题意识、框架和辩证法，使其理论和英法诸学说有极大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发展出来的新思想模式称为“新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过是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还把黑格尔学说中的世界的运动发展、历史角度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这种思想要素被马克思称为“实证”。“实证”并不一定意味着机械唯物主义的主客对立的感性直观模式，即只是记录思想中的东西或外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体-实体统一运动发展模式就是实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实证唯心主义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实证程度，因为它在观察出发点上犯了错误，把意识和现实颠倒了，被黑格尔误以为是意识的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历史”是假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出发点的差异构成他们的学说和德国哲学的本质差异。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下”，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地上升到天上”，这一转变的结果就是“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由于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历史运动变化的性质，所以单纯的描述具有辩证的性质。这种单纯的描述相对于自称为科学的“实证唯心主义”而言，具有更高的实证性，是“真正实证的科学”的起点。从这一起点出发建立的理论，其内容是对“现实的历史”的最一般的抽象，“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注]同上，第31页。。这种理论性质区别于抽象的经验论者的僵死的事实的收集，呈现出社会历史的内在运动发展特征，但这种特征又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实证的科学”虽然也出自观察，但观察起点既不同于抽象的经验主义者的零碎的外在事实，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脱离外在事实的主体总体，而采用了包含外在事实和主体总体的“现实的人”为经验起点。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理论既具有经验性，也具有主体性，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总体性，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真正实证的科学”。这样看来，这里的“实证科学”即非狭义的物理化学之类，即不是说马克思要采用数理科学的研究模式来统一一切科学从而消灭宗教、神学、形而上学，而是在理解世界、在人类的自我理解上要如此“实证”。这里既没有用人的主体性来否认数理科学，也不涉及用数理科学模式来否定传统哲学的问题。“实证”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给出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包含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实证性，因而更加高级。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这种科学具有无限的意义，他们认为这只是人对现实的历史的一种理解模式，在理论上只是提供整理历史资料的一条线索；但它在实践上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人对自我存在的把握的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为人改变自己的历史实践提供新的着力点，即实践要考虑人的主体性、物质条件、历史状态，概言之即现实性。
具体而言，这一主张明确可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等代表作中，具体梳理如下。
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水利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要大规模推进水利现代化工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建设，必须运用好财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要科学开发利用水利资源，重视水利开发过程中的水利效益、资源环境效益和经济开发效益的多赢；要突出水利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创新，进一步加强水利行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要积极创建城市水利管理体系，为城市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环境安全提供良好保障；要切实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群众自助式水利服务组织，切实提高基层水利建设管理水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在性质上区别于德国意识形态的正是实证性。这种实证性具有自然科学实证精神、唯物主义思想的特质，主要来源是英法学说。
5.猪疫病预防与预报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快速诊断技术、疫病防治技术和根除计划，疫病已经成为影响养猪产业顺利发展的障碍。随着规模养猪的发展和大量的国外引种，国内本身旧病重现，新病未去，我国猪病日益复杂，传统疫病非典型化、新的遗传病、非典型、亚临床病症增多、多病原混合感染及继发感染已成为困扰养猪生产发展、影响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本障碍，严重制约着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明确说自己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相对地，马克思批评布·鲍威尔用纯粹的批判等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注]同上，第46页。。鲍威尔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同样是思辨唯心主义的、神学的。对此，费尔巴哈作出革命式的批判：鲍威尔的哲学前提的本质被揭露之后，还企图搬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诸要素来辩解，“例如，他提出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页。。英法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精神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的文本的实证性和来源。这种实证性首先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上，除了马克思本人直接阅读研究李嘉图、穆勒、贝魁尔、查·劳顿、毕莱、舒耳茨、萨伊、斯密、米歇尔·舍伐利埃等国民经济学著作(通过法文和德文，马克思还不会英文)外，还利用了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德国人即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著作。其次，这种实证性体现在费尔巴哈的发现。在促使马克思转变为实证精神即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因素中，费尔巴哈是一位重要的人物。马克思说：“除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注]同上，第46页。这里，马克思所言的费尔巴哈的发现，指的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轶文集》的《哲学改革纲要》中的作为现实的“感性”概念和基于感性概念的宗教人类学还原。马克思说：“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但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实证思想的影响只是“其次”的，他是和马克思批判德国思辨哲学这一运动具有最直接指向的人，但并非唯一、也不是最基础的人物。马克思主要还是直接从英法的理论和实践那里学习到实证思想。从青年马克思文本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英法实证、实践精神的颂歌。甚至费尔巴哈本人也是从英法那里学习到实证思想的，费尔巴哈新哲学中的“感性”“现实”等术语直接取自英法自然科学以及其哲学思潮。可以说费尔巴哈是不少德国思想家从思辨转变到实证的中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注]同上，第161页。但是，费尔巴哈的不彻底性使受他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大多停留在德国思辨的某种程度，而未能得到英法彻底的实证精神。因而，恩格斯认为自己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观察研究对于德国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般通过费尔巴哈而从理论前提出发，没有从现实生活出发。只有直接从费尔巴哈思想的来源处出发，也就是从英法的实证生活出发，才有可能进一步超越费尔巴哈那带有浓重德国精神印记的半截唯物主义。
黄河就在他们点起的小火堆边奔流，河水苍黄，隐隐升腾出阵阵水腥气。船夫们讲黄河鲤鱼这两年忽然改了脾性，竟吃上了淹死在河里的人的肉。上官星雨皱着眉，梗着嗓子，吃不下，招呼李离也别吃。李离怔了一下却没住手，日后想要在这个长安城以外乱糟糟的江湖中活下来，能够不直接吃人肉，就是撞大运了。
《岗位技能实训》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采用CDIO教育理念，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前期知识掌握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系统应用能力；同时要求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成团队、选择实训课题并协作完成实训任务。
由表1可知，万家店村菌丝满袋后10～15天脱袋转色，其转色情况最好，菌棒转色均匀、完全，形成棕红色、有光泽菌膜，转色完全用时7～10天。纳黑村、王院村采用袋内转色的方式，转色用时10～15天，均存在边转色边出菇，形成的菌膜斑驳不一致，脱袋时仍有转色不完全的现象。
可见，实证、实践精神不是德国本土典型的精神类型，而是英法民族精神，马克思借鉴英法精神来对冲德国精神。英法实证、实践精神和德国思辨精神的结合与统一，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潮流，是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学者的普遍倾向，但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最彻底。
年轻父母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力还受制于他们自身的特点，他们的认知、情绪、个性等方面的特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家庭教育问题觉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深刻性。
1#立喷：1#立喷尺寸比2#立喷大，管板在1#立喷淬火入水较方便，但在1#立喷淬火时只能选择浸水式冷却方式，浸水冷却时管板下部水流动性差，管板下部瞬间集聚大量气泡且气泡破裂时间较长，冷速缓慢不利于管板整体性能，调质后性能容易出现波动；另外，在淬火蒸汽膜阶段，蒸汽膜破裂时会对管板底部产生很大的向上压力，使管板锻件向上跳动，此管板锻件直径大，仅用吊具两点支撑，剧烈跳动易发生脱落，造成生产事故，因此，浸水淬火对管板性能、尺寸和生产安全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提纲挈领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实证性，并非一种无关紧要的提及，而是具有理论标注性的。“实证”一词不仅规定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还立即确定了本体论和价值观。马克思把真理建立在实证上，实证真理是直接从自身开始的。“完全经验的”研究规定自身作为认识真理的方法，同时确定了人和自然界统一体作为经验直接表明的本体，而对人和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就是其价值限度，即所谓世俗的事务。这和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具有根本相反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思辨唯心主义推崇理性超验性；在本体论上，认为有脱离肉体的精神独立存在并作为感性的基础；在价值观上，追求不囿于经验世界的精神存在。马克思的“实证”和德国意识形态“思辨”的上述差异，体现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实践态度上就截然不同了。实证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把人和自然统一体的具体存在当作认识对象和实践内容，而思辨把对社会历史的抽象的意识及意识运动当作认识的对象，并仅仅把对关于社会历史的意识的批判活动看作是实践的任务。
这里，经验确立其自身为真的途径是直接的、自明的。马克思的经验直接把感性的人和自然界、世界历史、实践确认为实证真理，而没有给出一个证明的过程。相反，他把这种证明过程看作是经院哲学的套路。这种实证的批判是与神学相对的“世俗的事务”，体现了世俗的本体论和价值观。
“实证”标注着马克思的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鲍威尔的批判，就是因为鲍威尔的批判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缺乏实证性，从而陷入纯粹思辨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如上文所示，马克思明确定位自己的批判是“实证的批判”，但国内外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以批判精神而区别并超越实证精神，他们以为实证精神必然跟批判精神相对立。这样使用“实证”一词，就不是马克思的“实证”概念，而是自然科学的纯粹客观的实证标准。在马克思这里，“实证”不但不排斥批判，反而为批判定性，也就是说批判可分为“思辨的、纯粹的批判”以及“实证的批判”。可见，和“实证”相对的是“思辨”，而不是“批判”。如果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于实证概念之外，自然不敢断定马克思学说就是实证性质的，因为马克思重视批判、实践这些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如果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实证的，那么除了和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的“纯粹的批判”外，还能有什么可能？马克思不就是用“实证真理这一范畴”来反对他们的“间接证明这一范畴”的么？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上述讲解后，学生就会理解因子分析模型中每个符号都代表实际意义，因子分析的每一步分解也有相对应的价值。故而，在吃透统计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将“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统计方法，转换成我们能理解的表达方式（即去数学化），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哲学革命乃是用观察的现实消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想象的”“设想的”意识的空话，但并不取消抽象的认识作用，而是把抽象限制在对历史观察之内，抽象是历史连贯性最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这种方法上的唯物史观，如其所言，也是实证科学的一种。这种实证科学不是物理化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实证”一词标注他们以现实的观察、社会历史活动为真实性的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理论建构。
蜘蛛精很快来到了巨石前，并不稍停，抬起节足直接踩了上去。那巨石高有两米，它一步而上，轻松如履平地。青辰蜷身在一处凸出石体的下方，但那只能遮住他的半截身子，他的腿脚和头脸都露在外面。他用手臂护着头脸，稍稍露出眼睛朝上望着。蜘蛛精离他很近，他发现，对方的身体，并非是一般蜘蛛那种细腰宽肚，而是一个人形，比成年人小着一些，四肢俱全。它浑身裹在漆黑的硬甲中，位于八只节足的中间，在节足的支撑下悬空斜倾，仿似飘着一般。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方法论并不仅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前的著作，而是贯通于两人一生的著述，如马克思中年以后的代表作《资本论》及恩格斯晚年若干重要著作。
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有明确的表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后，巴黎的实证主义刊物《实证论者评论》在1868年11-12月第三期发表了孔德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对马克思此书的短评。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德罗贝尔蒂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并只限于批判地分析现成的事实。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是演绎的或者分析的，还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认为上述批评都不到位，只有其中有一位先生对其方法的描述相当准确。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1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从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方法首先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看作是真实的存在。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自然世界的现象，研究的任务是把握现象的发展联系，也就是不仅仅某一事物的内部静止的联系，更重视事物本身从一种秩序、一个阶段向另一秩序、阶段发展的联系，即事物的发展规律。这里，马克思明确借鉴了生物学的有机体的理念，用于研究社会。现在看来，颇给人一种自然科学范畴盲目普遍推广应用的错觉，给人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和简单的实证主义的错觉。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所谓的“生物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一切生命乃至人类及其社会组织在内，和今天只研究个体生命的生物学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生物学或者说生理学囊括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与物理学、化学相并列。所以，马克思说经济生活现象跟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本身也属于生物学，与动植物有机体相类。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生物的一种，人类社会也呈现出有机体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阶段性生长变化的特点，即从一个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个联系秩序，每个联系秩序所呈现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按照物理化学的永恒规律来研究社会组织，而应该从对象的结构尤其是运动变化的历史进行对社会有机体的把握。这一方法是孔德最先发明的，是其建立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关键基础和重大贡献[注]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这个小说，讨论经由情感和行动的试炼而得到的关于人与自我、外界关系的见证。这个命题我感兴趣。它其实是关于人的个体存在，关于叛逆心灵置身及对峙工业化社会和堕落时代的代价。最终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是精神的故乡，而非一个俗世的时代之中的位置。
马克思方法论的总特点是，以唯物主义即感性的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为基础，把社会看作有机体的自然发展史过程，从社会运动现象中把握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的联系即规律。尽管马克思把这一实证方法叫做辩证法，但并不认为这种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而认为是科学思维，这主要由于他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从经验出发研究政治经济现象的规律，与马克思辩证法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规律抽象为永恒适用的普遍规律，而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相继的政治经济阶段的运动规律来击破这一形而上学的抽象。可见，唯物辩证法是实证精神的一种形式，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是更加科学、更加实证的类型。马克思的意思是，实证的方法必定走向唯物辩证法，因为实证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从经验观察出发，依照社会历史有机体的运动变化现象而探讨其结构与历史的规律，对象本身的结构和运动性质决定了述说它的理论必须是辩证的，才够得上彻底的真实。尽管马克思称自己的科学方法为唯物辩证法，其内涵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基本一样的。至于说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细节差异以及理论内容的不同，不但无损于它们是同质的实证方法，反而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同样的方法得出差异的理论结果，这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并不多见。
同样，恩格斯在晚年的重要著作中也明确界定自己的方法论是实证的。先看他在《自然辩证法》(1873-1886)、《反杜林论》(1876-1878)、《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等文献中实证一词的用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页。黑格尔体系的矛盾在于历史的思维和绝对的思维的冲突，即运动变化意味着绝对真理的完成(对自然和历史的全部认识)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认为认识的真实性是历史通过代际积累传递而增强的。认识的历史性和据此而来的认识真实性的相对性，和认识的绝对性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明的是一种现代意识，即形而上学、宗教、神学的绝对认知方式被理解为必然通过实证科学的认知方式来完成。恩格斯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同上。《反杜林论·引论》的概论部分，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二部分内容。这里的引文同在两文中出现。
“总联系”的绝对被相对所分解，形而上学、宗教和神学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所取代，最多只剩下“思维及其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科学。在恩格斯这里，认识的对象不再包括绝对(包括神、终极原因、存在等)，只剩下现象及其规律，连思维都是如此。“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注]同上，第39页。唯一的存在就是事物，以及在人脑的呈现；唯一的事情就是认识事情，实证科学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科学；除了实证科学之外，只剩胡说别无真理。“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注]同上，第28页。可见，世界在此被处理成以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的自然与历史，以及和自然的运动对应的思维(辩证法)[注]这个意思也可见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同上，第382页)。。“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当世界观(自然和历史)和方法论(辩证法)同一的时候，就宣告了真实性的代表——“实证科学”的最终完成。如果将恩格斯实证思想和孔德实证主义对照，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反对旧哲学和发展新科学的方法竟如出一辙[注]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理路，是将德国的辩证法与英法唯物主义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以克服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抽象和英法唯物主义缺乏总体性和主体性缺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这一意图。这种新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实证主义。
四、结 论
无疑，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可以归为实证主义，但和其他种类的实证主义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它根植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回应形而上学诸问题，具有明显的德国形而上学精神特质。辩证法、主体、人、自由、精神诸概念是其潜在的本体论台词。其二，它具有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精神，但并不停留在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推广的机械唯物主义阶段，而是发展了新的实证方法。现实、经验、规律、发展运动、社会历史是其科学的基本要素。其三，它从英法的工业生产、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提炼出“实践”一词，统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和新兴的实证精神，形成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实践”一词兼容了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主动性原则、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运动性质，所以通过“实践”重新定义人这一主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确立包含了感性对象性与人的批判性、实践性、过程性辩证法的同一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哲学。他们把自己兼容实证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学说标榜为一种“实证主义”，而非某种形而上学，正如他们把自己的学说标榜为一种“唯物主义”一样，既意味着归属于科学和工业的突飞猛进所开启的时代精神大潮，又不意味着自然科学范式下的自然存在论，同样，其“实证主义”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学说属于自然科学范式的盲目推广模式。正如他们的“唯物主义”具有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观诸思想要素一样，他们的“实证主义”也具有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观诸思想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无疑吸收了思辨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又将之融入时代实证精神中，构成实证主义的一种典型模式。这是他们哲学革命得以开启的关键之举，是应对第三次西方哲学危机的妙棋。至于他们把相对的两端统一起来，统一得怎样，后来阐释者各执一端意味着什么，此类问题应当成为后续研究的主题。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3-0017-16
作者简介：李天保，广东湛江人，哲学博士，(湛江 524048)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才专项“马克思与孔德的实证思想比较研究”(ZW1903)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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