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污染难免”到“环境保护”的话语出场阶段；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环境建设”的话语转型阶段；从“生态文明”到“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的话语创新阶段。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领袖诠释、政策设计、大众普及以及吸收借鉴国外生态话语的方式，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打造核心话语主体，发挥习近平话语领袖作用；创新传播方式，增强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参与国际生态治理，发挥中国全球气候治理引领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基本历程；经验启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失语”现象，即“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这对于新时代快速崛起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是不可回避的挑战。当前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就存在这样的挑战，如何打破西方生态话语垄断，赢得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实际贡献相适应的国际生态话语权，为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造良好的国际话语环境，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一系列 “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体系，这为回应上述挑战提供了宝贵的话语资源。本文运用概念史研究法，研究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核心概念与其周边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探寻沉淀于概念之中的社会历史变迁的意义烙印，进而总结历史经验，为打破西方生态话语垄断，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提供启示。
对于同种集料而言，改性沥青的黏附性等级与普通基质沥青相近，由此说明，掺入MY沥青砂添加剂对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没有直接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生态诉求，新诉求推动新实践，新实践积累新经验，新经验上升为新思想，新思想以新的话语形式表述，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演进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内化与升华了的生态实践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内容的历史，同时又是一个以“历史”为内容展开的“逻辑”过程，即用严整的“话语”逻辑表征复杂历史的过程。
(一)从“污染难免”到“环境保护”的话语出场
新中国初期至6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以“革命”话语为主的政治话语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发展受到一定的束缚，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同志提出过诸如“绿化祖国”“美化环境”等带有生态浪漫主义色彩的话语表述，这些话语表述以其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环保意识启蒙的作用。但总体上看，与这一期时期的政治话语相比，这些话语表述还只能算作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雏形，党的生态话语还处于空场状态。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极为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潜在威胁没有充分认识，感觉“环境污染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存在”，且存在着一种“污染难免”的论调，即工业“‘污染难免’……‘哪个烟囱不冒烟，哪个工厂不排水，不排渣’”[2]265-266。直到70年代初，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加剧，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形势，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对党内各种错误论调的批判，明确指出“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3]588。这使得党内在环境污染问题上统一了思想，环境污染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之一。由此，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出场条件初步具备，环境治理作为一个“话题”被正式提出。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篇讲话中提及“环境保护”，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并特别指示相关部门整理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对建国以来资源环境方面的得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依照当时的政治话语形式把环境问题表述为“路线问题”，把环境污染提到“上纲上线”的程度，进而正式地提出了“环境保护”概念，即“搞好环境保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从路线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2]265-266，这是党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环保意识的自我启蒙。“环境保护”概念一经提出就以其表达意义的准确性和表达方式的简洁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核心生态话语符号。首先，“环境保护”完整准确地概括了“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绿化祖国”“美化环境”等党的早期生态思想，是当时党的生态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凝练表达。其次，作为话语符号的“环境保护”在形式上异常简练，便于使用，易于传播，其一经提出便成为了党的文献中的高频词汇，中国第一个环境治理的国家机构——“环境保护部”，第一个国家级环境治理工作会议——“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均以其命名。“环境保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生态话语的正式出场。
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出台的第一个明确提及“环境保护”概念的文件，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环境保护”的三重内涵。第一是保护资源，例如“保护水源，特别是地下水源”“加强对土壤和植物的保护”等；第二是消除污染，改善环境，例如“消除烟尘和有害气体”“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等；第三是“依靠群众，大家动手，造福人民”[2]265-266，即“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是人民，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的福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中国共产党进行环保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人民，这是“环境保护”总的价值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实践的本质特征。其次，中国共产党为“环境保护”确立了两大任务：一个是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另一个是节约资源，保护资源。从“环境保护”作为党的生态话语符号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基本任务就被牢固地确立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保护”在其行动策略、技术手段上不断更新完善，但其上述的基本任务始终没有本质变化。
比如说，在教学“以此函数的图像和性质”时，教师要做好启发的准备，要让学生去走进实际知识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准备这样的一个题目，x=（n-1）y-2n是x关于y的一次函数，你可以添加一个适当的条件求出它的解析式吗？在提问后，教师可以先告诉学生，这个答案是不限制一个的，你们可以尝试多求出几个答案。学生在分析这道题中，其思维可以得到有效的释放，由于答案不限制一项，就算是某些学生算的比较快，其他学生也都能投入到计算中。同时随着学生们纷纷说出自己的答案，课堂的导向也从教师转变为学生，学生主体性得到有效的展现，不仅活跃了课堂的氛围，学生的思维也得到了有效的发散。
总的来看，“环境保护”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生态实践的历史记忆、理论的“活化石”储存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出场时的重要历史信息，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正式出场。
(二)从“可持续发展”到 “生态环境建设”的话语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话语视域下实现了由“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向，这为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创造了有利的话语环境。同时，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迎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拉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给中国资源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90年代中后期我国资源环境恶化程度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中国真切地感受到全面生态危机的威胁。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逐步认识到中国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的无序性与资源环境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激化，如何用新的话语形式阐述中国环境治理的新变化及中国生态问题的实质，是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前面也讲述了《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多，难度大，专业性和实操性强等特点，而且现在社会信息化普及的情况下，对实验室的要求就更多了，所以为了提高学生积极性和课程内容理解性，真正做到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就要多增加实验室，比如“财务商圈”这种实验室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会计角色转换做账，学完财务会计后可以让学生在模拟企业的实务和情景去操作，增加动画的趣味性也能学到做会计。
1995年，受同时期国外“可持续发展”话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在于“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4]694，“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483。在中国共产党的语境中，“可持续发展”概念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方面表征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通过政策设计、技术革新、转变消费方式等方法实现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与生存质量的双重提高；另一方面表征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社会、环境的连续而持久的进步，要求在代内、代际两个时间跨度上以及国内、国际两个区域范围内同时实现一种永续性的发展。
从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基本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同时也是话语主体、体制机制、思想意识、发展理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多领域的构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话语构建日益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客观上推动了制度构建、大众传媒、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发展，为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继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98年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生态环境建设”这一核心概念。此概念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延伸思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整体视角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新变化，由此加快了由单一领域的环境治理向全方位的生态治理转变的步伐。
利用Solidworks 2012软件建立挖沟机的三维仿真分析模型,其基本参数:挖沟机原理样机质量为2 000 kg，长度Lmax=4 532 mm,宽度Wmax=1 485 mm,高度Hmax=1 540 mm,车轮直径为R=304.8 mm.根据上述参数建立仿真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该三维模型的外形尺寸、质量分布等均按原理样机实际参数设定,同时,考虑到车轮与接触地面情况比较复杂,选择沙石简易铺装路面为模拟地面,即挖沟机在仿真运行过程中为刚性地面相互作用,在高低不平的地面行走时车轮与地面具有一定的冲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话语语境中，“生态环境建设”就是对生态系统失衡的遏制与恢复，从而降低爆发全面生态危机的风险。其中“生态环境”一词意在突出此时的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发展成为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失衡问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设想；“建设”一词则意在强调对“生态环境”恶化的遏制、减轻、补救，进而求得生态安全。
“绿色发展”[8]是为中国实现社会整体转型而提出的系列政策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9]，从而为“生态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找到了有别于以往文明形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物质消费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相统一提供了有效路径。正如习近平所说，“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10]12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生态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利用大众普及的方式推进生态话语构建。例如，由中共中央倡议，于1982年正式开展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就使得“植树造林”等党的生态话语得到了广泛传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与中国人民的生态实践活动形成了互动，从而进一步地推进了党的生态话语构建。
(三)从“生态文明”到“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的话语创新
进入新世纪，随着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社会整体转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主题。由此，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被看成是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之一，生态治理也被理解为中国顺利实现社会整体转型的必要手段。与此相适应，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实现了生态话语的又一次飞跃。
在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语境中，“生态文明”在内涵上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建设”有重叠之处，即都包括“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生态治理内容。但是，“生态文明”的内涵又远大于上述概念。概括地说，“生态文明”作为党的生态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意识、制度构想与发展模式。从社会意识方面说，“生态文明”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即“生态文明”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6]39。其中“尊重自然”是核心，它表达了人对自然的道德情感，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为什么要善待自然的生态伦理基本问题，帮助人们建立起了对大自然的道德信仰。从制度构想方面说，“生态文明”是为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7]的一种制度设计。十八大以来，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着力最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主要靠“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7]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放在了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上。从发展模式方面说，“生态文明”尝试在生态环境退化与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实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进而将生态治理融入经济发展结构、政治参与结构、科技创新结构、文化繁荣结构、民生建设结构之中，即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6]39。质言之，“生态文明”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对一种新型的人类生存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创造性设想与实践，也就是一种新文明的创建。
继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2010年“十二五规划”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先后正式提出了“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两个核心概念，对“生态文明”进行了补充说明。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形势持续向好，早已不是9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窘迫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过往五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创新的实现不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恶化倒逼的结果，而是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推动了党的生态话语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生态治理全球化推动了党的生态话语创新。
春秋战国，周文疲弊，王纲解纽，诸侯争霸，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原本周代思想观念中“天经地义”的内容受到质疑与审视。这一点在武德观念上表现尤为明显而且无法回避：用武的正义性的标准何在？使用武力的程度如何把握？凡此种种，在乱世中都重新成为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环境建设”概念的提出释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对“生态环境”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区分。“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生态环境”被理解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4]532”，即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全体或自然生态系统。而“环境保护”中的“环境”更多的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即诸如“城市”“农村”等人类生产生活集中开展的地方。由此看出，“生态环境”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有机的自然环境全体，也就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这种“生态整体论”思维的确立可视作中国共产党由“环境”治理话语向“生态”治理话语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从话语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表征“环境友好”的“绿色”和新“发展”理念的结合，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7]，是一种适应于“生态文明”新要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有两层重要意涵：一方面，“绿色发展”主张发展以绿色技术为引擎的新型产业模式，提出了一种变革中国不合理产业结构，重塑生产方式的解决方案，即“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7]；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提供了一种以“简约适度”为标准的新型生活方式，提出了一种变革我国当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重塑生活消费方式的解决方案，即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倡导“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7]。
“美丽中国”是基于提升中国人民生存质量这一更高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要求之一。“美丽中国”既是建成“生态文明”的基本目标，又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语境中，“美丽中国”中的“美”是求“真”与求“善”的必然结果，是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一方面“美丽”表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性指标，即人类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内在规律认知基础上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美丽中国”也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目标，即基于“人民立场”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一项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供给中国人民，实现人民的“生态幸福”。
从话语内涵上看，“美丽中国”有两层重要意涵。一方面，“美丽中国”要求把握改善环境的客观规律，实现自然美、城市美和乡村美，全面改善人居环境。习近平指出，“美丽中国”的基本体现就是自然环境美，必须“加快建设美丽中国，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同时关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动向，警惕城市、乡村出现的环境退化现象，“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11]67，打造“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另一方面，“美丽中国”蕴含了实现人民“生态幸福”的价值理念，美丽的环境是政府向人民提供的一项福利。“美丽中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使人民群众能够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享受生态幸福是“美丽中国”的本质内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美丽中国”从人的生存这一更高的层次上关照了人的幸福问题，因而必须“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7]。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进行了深入阐释，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逐渐形成，进一步扩展了“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话语内涵，如今习近平以“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又意蕴深刻的重要生态话语，逐步构建起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演进迈入了“习声习语”的新时代。
只有构建大众化、普及化的生态话语，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由“政党行为”向“国家行为”，进而向“全民行为”的转化。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大众普及的话语构建模式使得党的生态话语总是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话语构建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历史经验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仅从资源环境单向度思考生态问题的局限，超越了那种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环保模式，转而开始触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这一更为本质的问题。
(一)通过领袖诠释构建生态话语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袖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核心主体，其既富有将生态话语付诸于实践的能力与热情，更肩负通过生态文明实践诠释生态话语的责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每一届领袖群体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和阐释了党的生态话语，这为党的生态话语构建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是突出“主题”。唯有明确主题、突出重点，广大党员的学习和行动才有方向感和着力点，主题党日活动也才能收到实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要突出主题，紧扣“两学一做”内容，结合支部和党员实际，把思想和工作摆进去，让党员每次都有收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从而赢得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实际贡献相适应的话语权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历史经验则为回应上述新时代新要求提供了重要启示。
活动当天，赖艺还和现场领导嘉宾一起为蚌埠百大名品中心九周年店庆进行了庆生，送上生日祝福。最后，赖艺不忘来到天王表专柜前签名留影，对天王表品牌专柜进行现场体验和品鉴。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话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参加各类植树活动，与少先队员一起种下绿色希望之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的话语理念，以领袖垂范的方式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话语。
(二)利用政策设计构建生态话语
政策设计是生态话语构建的实践性和经验性阶段，既为借助生态话语实施生态实践，更为上升实践经验构建生态话语。从历史上看，“生态”始终以政策“符号”的形式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及政策法规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话语构建模式，实现了生态话语构建。
例如，在学习传染病及与免疫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动画的方式为学生展示传染病。比如，流行性感冒是如何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进行传播的，同时向学生讲解讲卫生与否对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而且向学生讲解个人身体素质对于疾病防范的重要性。这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学生针对传染病的防范意识以及卫生状况的改善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从197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简报》到2019年1月由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40多年间，政策设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党的重要文件、国家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等话语载体的历史变迁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基于政策设计的生态话语构建轨迹。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开始，此后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都包含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设计内容。从“六五计划”开始，此后每次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五年规划”都会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内容列为独立篇章。尤其是十八以来，中共中央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上述这些规划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核心生态话语符号高频次地显现其中，政策设计强化了话语符号的意义内涵，而话语符号则诠释了政策设计的思想理念。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地成立、改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推进生态文明政策设计的落实，助推生态话语构建与传播。例如，2018年环境保护部经国务院改组，正式命名为生态环境部，此举进一步优化了机构职能，有利于生态环境政策设计的落实，为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提供了重要推力。
(三)通过大众普及构建生态话语
总的来看，“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美丽中国”作为党的生态话语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70年来生态实践经验总结凝练的结果，是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精华的经典表述。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并被国际社会逐渐认可的生态话语，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生态话语建设乃至世界生态话语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从历史上看，党在多年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锻炼了极强的发动群众能力。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同样十分重视动员群众的力量，用极具感召力、号召力的表述方式表达党的生态文明建设主张，号召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例如，毛泽东向全国发出的“绿化祖国”号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生态话语凝神聚力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向来重视话语表述形式的生动化、大众化，用生动的比喻表述复杂的逻辑。例如，毛泽东在表述我国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时，把缺少植被养护的光山比喻为和尚的光头。习近平在表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时，形象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1]8。
总的来看，从“可持续发展”到 “生态环境建设”的生态话语构建深刻地反映了此阶段党的生态话语由单一领域的环境治理话语向全方位的生态治理话语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话语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中国环境治理的新变化进行了话语回应，并创造性地用新的话语形式阐述了中国生态问题的实质，为进一步推进党的生态话语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北油田塔里木地区水基钻井液体系环保控制指标研究…………………………………………………………(4):107
(四)利用国外话语资源构建生态话语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吸收借鉴国外生态话语，努力实现本国生态话语与世界生态话语的对话，积极参与国际生态话语竞争，移植、运用、创新国外生态话语始终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史上，有两例利用国外话语资源构建中国生态话语的经典范例。一个是对国外“环境保护”话语的吸收与超越。“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概念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环保运动”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环境保护”的话语形式，并结合自身生态实践经验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对“环境保护”进行了一番语义再造。中国化了的“环境保护”概念在价值立场上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环境保护”的第一目的不是保护“抽象的自然”，而是人的现实幸福。如今，“环境保护”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与国际生态治理相对接的重要范畴，带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另一个是对国外“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话语的吸收与超越。上世纪80年代，国外“可持续发展”话语开始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引入了这一概念，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特殊性，使这一概念成为诠释中国生态问题实质的核心话语符号。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代际公平”的生态伦理视角进一步地丰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指出“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1]143-144，使“可持续发展”成为表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时刻关注国外生态话语发展的最新动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话语，“生命共同体”(life community)话语都进行了形式借鉴与语义超越，引介、转译国外生态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是顺应国际生态话语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生态话语方面的世界眼光。
三、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新时代启示
毛泽东是党内较早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领袖之一，并最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的雏形——“绿化祖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第一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都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核心生态话语符号进行过深入的阐释。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5]850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全党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阐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等核心生态话语符号进行阐释，给出了关于党的生态话语的权威解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生态话语。
(一)打造核心话语主体，发挥习近平话语领袖作用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坚持党的领袖作为党的生态话语构建的核心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不断创新的关键因素。因而，打造以党的领袖为核心的生态话语构建主体，对于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该系统采用SQL Server 2012数据库作为后台数据库。根据前期做的数据调查，设计相应的字段，数据库包括以下主要表：Student、Dormitory、Worker、HeadMaster和其他附表，部分表结构设计如表1、2。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爱戴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指导、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核心主体，因而进一步发挥习近平的话语领袖作用是当前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江苏虽然有120多所高校，43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但学科多从科学研究角度设置，40%左右与省内产业发展没有直接技术关联，特别是新兴产业需求的科技成果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导致现有的学科设置满足不了产业创新发展新需求。2017年江苏高校各类基础研究成果达4.81万项，但实现技术转让的应用科研成果仅678项。全省高校院所每年只有5%左右的原创成果可应用转化，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又只占转化成果的30%左右。
首先，要优化话语叙述，进一步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优势及其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阐述的核心内容，必须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的阐释，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并积极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向海外推送传播，充分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外阐释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方面的主导作用。
(1)坝面坡度局部调整段坡度调整范围应在坝体原设计内外坡坡度范围以内，这样可以确保坡面坡度有前期稳定计算实验、研究支持[4]。
其次，要进一步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阐释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角色作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代表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频繁发声。例如，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全世界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以其特有的领袖风范，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赞誉，为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创新传播方式，增强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不断创新生态话语的传播方式，利用大众普及、政策设计等方法优化生态话语表述方式。因为，话语问题不仅要解决“说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即必须同时解决 “有理说不出”与“说了传不开”的双重困境。因此，创新传播方式、增强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对于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从当前中国赢得国际生态话语权的目标出发，中国应创新话语传播方式，进一步增强中国生态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中国争取国际生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数字测绘档案工作的数据安全风险大，归档时很多数据没有背景信息，信息不完整，而且归档数据组织混乱、归档内容不完整等情况普遍，使得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安全性都不高。虽然保管部门已经进行了一定改革，但是每年读取电子文件和处理设备登记更新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载体和新设备的兼容性。在数字测绘档案的管理工作很少会检查数据软盘，也没有加大人力和财力支持进行有效的数据抽查。
首先，应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结合起来传播，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的民族吸引力，也就是用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话语形式言说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重视利用中国传统生态话语形式阐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经验，在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融合中构建了中国的大国语态。例如，用“天人合一”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用“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来表达“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文明理念。由此中国的生态话语更具民族魅力，产生了很强的对外吸引力。
其次，应与中国对外开展的合作项目结合起来传播，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的国际吸引力，也就是用中国的发展逻辑表述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利用中国对外开展的投资合作项目推广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式，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用“一带一路”经济倡议，大力宣传中国的“绿色发展”话语，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由此，中国的生态话语正在逐渐成为“说了传得开”的、被世界所广泛接纳的优势话语。
(三)参与国际生态治理，发挥中国全球气候治理引领作用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构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努力借鉴国际生态话语资源，实现中国生态话语与国外生态话语的对话，并积极参与话语竞争，而话语竞争的实质是生态话语权的争夺，生态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则是国际生态治理管理权、领导权的争夺。因而，参与国际生态治理，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的引领作用对于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话语，赢得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国际生态治理领域，中国应抓住机遇，继续积极主动地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生态治理行动，并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中国争取国际生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首先，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积极承担治理义务。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告》显示， 2017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了46%，已经超过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上限目标，这充分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巴黎协定》能够得到落实做出了艰苦努力，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从《巴黎协定》形成的谈判过程和生效以来的实施状况来看，中国已经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科学性话语权和道义性话语权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在2017年美国不负责任地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秉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深度开展“南南合作”，坚持履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义务。由此，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从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2] 曲格平，彭近新.环境觉醒[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265-266.
[3] 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C].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588.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19(02) .
[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新华每日电讯，2010 -10 -28 (02).
[9] 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N]．人民日报，2017-05-28(01).
[10]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9-0004-08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项目“习近平生态民生建设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L17CKS005);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WQN2017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宽(1987-)，男，辽宁鞍山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
标签：生态论文; 话语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国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理论导刊》2019年第9期论文; 辽宁省社科项目"; 习近平生态民生建设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 (L17CKS005)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 (WQN201710)论文;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