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类学从1978年开始酝酿重建，经过40年的历程，乘20世纪末期欣欣向荣的东风，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的时期，展现出三幅文化图像，即跨越图像：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接轨图像：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家庭；园地图像：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自然界有云聚云散，学术界也有“云聚云散”。在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必将占有重要地位。当下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把中国人类学做强做大？如何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而发挥作用？如何为促进中国梦的实现而发出光和热？历史赋予中国人类学的使命不会因为你是“二级学科”而免去，反而会在弥漫着惑与不惑的感知交替中，走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40年；跨越图像；接轨图像；园地图像
岁月如梭，弹指之间，中国人类学从1978年开始酝酿重建，至今已40年了。古语云：四十不惑。此时此刻，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类学不惑了吗?这必须回头看一看中国人类学40年来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风云来评估。笔者作为一个亲历者，借第九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暨21世纪人类学讲坛，抛砖引玉，略述衷肠。
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欣欣向荣
中国人类学从1978年提出恢复的建议，到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逐渐从冷寂走向了欣欣向荣。
我因中南民族大学刘孝瑜老师曾积极参与过中国人类学的重建，所以自80年代起我就一直关注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问题。自1985年调入广西民族学院①广西民族学院2006年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同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之后，尤其1986年张有隽教授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瑶族研讨会”，向我传达了国际人类学发展的信息后，更引起了我对中国人类学的关注。经过十余年的参与观察，1997年10月,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一文，列举了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欣欣向荣的表现：
第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人类学翻译的著作和专著出版数量不断增加，使得人类学重新回到了人们视野当中，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大量留学青年归国，投入到人类学研究当中，成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第二，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会和中国都市人类学会，这两个学会的成立有利于推进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部分高校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建立人类学研究院，为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和技术基础；
因为串头太多，葡萄根部的营养输送跟不上，致使果粒散且小；而串头大的，因为舍不得疏剪掉一部分，到成熟的时候，内部有些果粒被挤破，接着霉烂，感染整串。
第四，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发表了论文《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和前景》，该论文一经发表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类学的重视，继而成为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
3.中国主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
第六，开办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突破了人类学传统研究领域，为进一步探究人类学奠定了基础。
乔健发表《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的讲演之后，在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领域对此展开了大范围探讨。1995年3月31日，北京人类学民族学博士、博士候选人与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博士汇聚一起，当时几乎北京所有的人类学青年人才都参与其中，他们针对乔健讲演进行了深入交流沟通……大部分青年人才对乔健先生讲演表达了各自了观点，大部分学者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从中可见大部分学者还没有深刻感受到人类学所处的边缘位置，而包智则认为：明确人类学名称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时更能体现出来，同时也能消除国内认为民族学即为少数民族民族学的错误认识②《面向未来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绍明就提出了“三科并举”的观点③胡鸿保，张晓红：《李绍明先生对重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之后他又指出：人类学和民族学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作为对峙的两个学科。费孝通先生也认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是能够并存且互促互进的。可惜这个观点在当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认识。④李绍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中国民族报》2002-5-26。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将中国人类学的欣欣向荣描述得如一股浩荡东风，正能量满满，从而获得《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全文转载，可见吾说在当时是说到点子上去了，足证当时中国人类学之不惑。
二、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的开拓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陆续发表了50多位人类学者有关事迹成就的访谈文章，其中包括李亦国、乔健、陈志明、王明珂等港台影响力较大的人类学家,以及景军、周大鸣、王建民、张海洋、王铭铭、范可、彭兆荣、徐新建等在大陆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同时还包括新生代青年学者孙九霞、张原等。访谈录中主要描写了中国人类学者的观点和看法，访谈录发表之后在学术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吸引了很多研究生等类型的读者，厦门大学一名研究生更是篇篇必读，将每一篇访谈录收集整理起来。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求学过程中读完访谈录受到启发，从中受益良多，众多人类学专家的事迹心声成为他们学生时代的动力。李亦国先生曾做出评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发表的人类学者访谈录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③徐杰舜：《人类学的世纪坦言·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一）跨越图像：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类学开始得到恢复发展，整体水平较为落后。但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学术领域对人类学的不断探究，尤其是年青一代学者留学归来踊跃参与其中，大量优秀青年学者的参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注入了创新活力，他们肩负起发展中国人类学的重任，刻苦钻研，将中国人类学研究推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发展，“人”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也被运用到社会文化问题的处理实践当中。对此，费孝通教授和袁方教授以人类学发展为主要内容致函北京大学，提出有关建议，北京大学应开设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1995年6月21日，国家教委通过决议，北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以下简称高研班）。
利用超宽带技术得到各个频率散射参数的集合，称为散射参数曲线.由图2可以发现，经预处理后不同曲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我2007年退休。据统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从1995年至2006年，在“人类学研究”专栏发表的关于人类学的论文达609篇，是学报发表论文总数的30%。该学报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人类学论文最多的期刊。现在又过去了11年，人类学论文的发文量起码翻了一番以上。
在此之后，高研班在1997年—2001年期间又连续举办了5届。1997年1月5日至12日，由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本次高研班之后，多位学者联合编撰了《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并于1998年在群言出版社出版。
1998年6月15日至28日，第三届高研班在北京大学举行，高研班举办期间正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总共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参加的学员包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25位学者，同时还有港台地区的学员参与，高研班上总结整理的学术讲演连续两周对外公开；第二阶段参加的人员既包括上述提及的学者，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70多位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中青年学者，研讨上针对“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各路观点交锋相撞，可谓一场华丽的学术盛宴。研讨后结束之后整理编写了论文集《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
第三代路虎发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中型SUV，4.8米的车身长度配合上仅用直线和直角勾勒出的轮廓，它所具备的阳刚气质让SUV概念重新回归到了原点。
第四届高研班于1999年6月23日至7月2日在昆明举行，主办方为北京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上百位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北京、云南、台湾、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等国内外学者参加了此次高研班，讲员是来自国内外28名知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们在高研班举办期间一共进行了14场学术讲演。通过高研班的形式来进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促进开放性、丰富性的人类学界的形成。此次高研班之后，选编发表了论文集《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2000年7月举办了第五届高研班，此次高研班举办地点是在厦门，主办方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此次高研班正逢中国人类学年会，因而研讨会结束之后并没有整理选编相关论文。
2001年7月26日至8月4日，第六届高研班在兰州举行，主办方为北京大学和西北民族学院①2003年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此次高研班召开时期恰逢西北民族学院50周年校庆，因而也使得西北民族学院校庆更具意义。参加此次高研班的学者有北京大学的费孝通、马戎、周星，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乔健、蒋斌，以及香港学者陈志明，韩国学者金光亿等21位讲员，这些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讲演。西北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优秀学者也参加了此次高研班。
第六届是最后一届由费孝通提议召开的高研班，历经7年一共召开了6届高研班，覆盖范围几乎囊括全国，这几届高研班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地区的知名、优秀中青年学者参加，高研班上通过讲演的方式，使参加学员了解到更多有关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很多参加高研班的人都进入了人类学研究领域当中，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可见，由费孝通主导的高研班的举办，不仅能够汇聚人才、培养人才，提高社会各界对中国人类学的重视，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进步和发展，使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进一步。②徐杰舜：《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二）接轨图像：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家庭
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家庭，与国际人类学接轨，是中国人类学几代学者的梦想。创办于1934年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ICAES）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其创办的目的是为了拉近各个国家学者的距离，为各国学者提供探讨学习的平台，从而共同推动人类学的发展，共同为建设自然与文化和谐的社会而努力。但中国学者长期与之隔绝，一直到1992年6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并于年底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成为团体会员，中国人类学才开始与国际人类学有了联系。
1.中国学者参加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
数学学习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我们应发挥其自身的魅力，通过理解算理、探索算法感受数学带来的乐趣，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基于此，我们设计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真正理解算理，由算理向算法过渡。
1993年7月，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在墨西哥召开，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学者共有16人，包括以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会长李德沫在内的10人代表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6位专家和学者。在这次行程中，中国16位专家学者参加“都市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还有联合会的两次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上，在香港代表团的推荐下，费孝通先生成为联合会的终身荣誉会员。此外，在差额选举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阮西湖成为联合会常务理事。费孝通先生和阮西湖先生成为联合会有史以来首次来自中国的荣誉会员和常务理事,标志着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正式接轨。①吴金光：《世界人类学家的盛会——记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中国代表团论文集》1993年。
由表6可以看出，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人口数量和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对被解释变量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解释变量居民教育消费价格指数和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对被解释变量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从回归模型中剔除，得到新的回归模型为
2.中国学者参加第14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
此后，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1998年7月，世纪交替之际，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在美国威廉斯堡玛丽大学召开。这次有包括港、台学者在内的18位中国人类学家出席了会议，主要有图道多吉、周大鸣、乔健、陈志明等。世界大会举行期间，中国学者参加了两次研讨会：其一为“中国文化及其对亚洲的影响”,美国学者顾定国（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汤姆斯H.威尔逊（美国罗根人类学博物馆主任）以及以色列等外国学者到会共同研讨,交流观点；其二是“下世纪初世界民族关系发展趋势”，除中国学者外，还有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和印度学者。
大会期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和荣仕星、徐杰舜联合编写《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一书参加了“人类学书刊展览”，受到了各国人类学家的关注，在阮西湖教授的陪同下，森德兰（英国）参观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展台。
重要的是，由图道多吉任团长,杨侯第任副团长中国代表团的一行6人出席了世界大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阮西湖受邀参加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拟承办“2000年都市民族文化国际研讨会”。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中国申请。②阮西湖，徐杰舜：《面向21世纪的国际人类学——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这次世界大会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进一步接轨开启了中国主场的先例。
1) 慢动杂波往往是无规则运动的，多帧积累后，其回波会呈现无规则的形状，且大多无确定的方向，如图1(a)所示；
第五，北京大学开设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使中国人类学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2000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举行。此次会议成为迄今为止国际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参加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庞大的研讨会，由来自世界各地46个国家，超过3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参加会议的学员编写的学术论文、田野报告、影视作品多达200多篇（部），此次会议影响范围之大，意义极为深远。
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为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新疆师范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中国市长协会同为会议的组委会成员单位。参与学员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和相互影响”为主题展开讨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长桑德兰教授向大会致辞,之后便由中国学者费孝通、美国学者高斯密、英国学者索撒尔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国内外关于退货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而近年来研究方向也逐渐向退货费用等方面转移。Posselt将零售商的退货政策分为顾客所需做出的努力程度、退回商品的具体时限和顾客退回费用的高低三个维度[1]。Bower调研发现如果消费者在得知退回商品仍需自付退货费用时，往往不再愿意购买该电商的产品[2]。国内关于退货费用方面的研究则以运费险为主，单汨源通过构建模型证明消费者的退货率和产品售价均会因商家提供运费险而提升[3]，郑春东利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费险可减少顾客网购担忧并提高购买意愿[4]。
这次中期会议，一方面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学者对21世纪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指出人类学应致力于推动文化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以索撒尔为代表的国际学者传递了国际人类学界对中国人类学界的期望，他指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是艰难的，但取得的总体成效是理想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中国人类学家在促进人类学发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③王庆仁：《共聚一堂畅论协调发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综述》，《世界民族》2000年第3期。
4.中国主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5届世界大会上，中国获得了2008年第16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昆明的举办权，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对世界人类学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这些并非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各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的评价才是认证标准。而中国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获得了申办权，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进步已经令世界瞩目①金锋：《国际认同中国人类学——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申办纪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通过铣削实验，对比模拟值和实验值，见表3，由表3可知，Fx的平均误差为11.96%，y向平均误差为10.72%，z向平均误差为21.36%，合力平均误差为10.18%，除z向外，各向误差值均小于10%，说明预测的值同实验获得的值吻合度高。故此，本文所建立的航空钛合金材料铣削力模型在当前的加工设备下是适用的，尤其所预测的各向铣削力理论值是可靠的。虽然该理论模型是针对具体材料的，但它对其它同类材料而言也是可信的，只需要增加一个修正阐述即可。所以，本研究是具有工程意义的。
在第16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中国作为主办方做出了多方面努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规格高，规模大，内容丰富，会议程序安排如下：主旨发言、专题会议、国际主旨发言、专题会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工作会议、名家讲座、影视展映、学术沙龙、学术考察、专项展览以及文艺活动等。会议内容丰富多彩，同时还增设了100多个学术专题，专题相关内容包括文化、语言、生态、女性、环境等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人类学、民族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直面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大会组委会统计，这次世界大会举行了150多场学术专题会议，影视专题会议就有19场，日均召开的学术交流会议多达40多场。②《云南迎来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学术盛宴”》，新华网，http://news.163.com/09/0726/16/5F5M43C6000120GU.html，2009-7-27。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类学者首次站在主场讲台上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中国人类学学者从国际、环境等角度上对人类学进行了解释，提出了对于人类学发展的看法和观点，中国人类学以昂首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各国学者对中国人类学具有重新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这次世界大会的“学术盛宴”，使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接轨的百年梦想成真。
从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到2008年在中国举办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这个世界人类学的大家庭中，中国学者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文化图像。
（三）园地图像：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术期刊的支撑。但遗憾的是自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以及1978年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份人类学的专业学术期刊，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园地里一直是一块处女地。
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也随之发展，面对新的经济环境下，传统的外贸企业面临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传统外贸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是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外贸企业要认清自己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积极采取改进措施，提升自身国际化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全球效率，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领域踊跃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这些优秀学者希望能够在这片领域展现才华、为促进中国人类学发展做出贡献。1995年1月，时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开设“人类学研究”专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乔健先生写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这篇论文一经发表便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讨论热潮经久不衰，这也是当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
1995年7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负责人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高研班，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为：第一，高研班学员可免费获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三年（实际上负责赠阅至今未中止）；第二，具有人类学论文优先发表权；第三，允许发表人类学田野报告。这三条内容的提出，成为中国人类学学术领域建构完成的标志。
如今，万花筒这一“旧时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孩子们喜爱的玩具。被称作“万花筒第一人”的李鸿宽老先生还曾制作过一个长132厘米、直径25厘米的大型万花筒呢！
高研班第一届学员既有中国人类学优秀人才，也有来自东亚地区的学术精英。担任高研班的讲员也是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出成就贡献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有费孝通、李亦国、乔健,韩国的金光亿,还有时任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日本的中根千支，时任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中国的阮西湖，海外留学生王铭铭、高丙中、周星、黄平、翁乃群、罗红光、庄孔韶、纳日碧力戈等人才，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高研班举行了20多天，期间各位学者从各个层面、角度等对人类学的概念、发展方向、主要内容、核心思想、最新成果等进行研究讨论。此外，还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名校、科研机构的优秀年轻学者，对人类学有兴趣的学员，比如王筑生、刘援朝、于长江、郭于华、王晓丽、胡鸿保、王建民、张海洋、潘蛟、彭兆荣、郭志超、石奕龙、周大鸣、李友梅、张莓、钟年、石开忠、白兰、叶涛、张江华、罗树杰等。高研班汇聚了各个年龄层的学员，上到80多岁的费孝通先生，下至20多岁的年轻学员，几代学员汇聚一堂，对人类学的相关思想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扩大了人类学的影响力，人类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人类学在中国重获新生。
乘20世纪末期欣欣向荣的东风，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的时期，展现出了三幅文化图像。
2003年开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设了“人类学主打栏目”。2003年至2006年期间，该栏目发表了18期，文章多是涉及乡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这几门学科发表的论文共有175篇。不仅如此，在发表主打栏目论文的同时，还会印上主持人封面照片和人生掠影照片，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类学史提供大量可参考的文字资料和照片信息，有利于促进中国人类学的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保障，它坚持贯彻服务人类学的宗旨原则，成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人类学专栏”被选为教育部名栏工程，在2006年还被列入教育部名刊工程行列。2006年更名以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作为“双核”期刊，两次入选中国“百强学报”，两次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20多年来坚持为人类学服务的宗旨，为人类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一片学术园地。2004年9月2日李亦园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名为《来自南疆的人类学呼唤》的文章，其中说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人类学服务的坚持和热忱是十分感人的，该学报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方面，还表现在凝聚国内外学者的向心力上。张泽青在《中国期刊协会通讯》2004年第2期中发表了《2003年中国期刊新现象》,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多年的努力和坚持给予了肯定和评价，他指出中国期刊要注重提升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提高文章质量，以此作为走向国际的资本，其中，高质量的文章是获得各国学者肯定的重中之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发表人类学文章为主，发表的学术论文堪称我国最高水平，因而能获得国内外学者的认可，接收的论文都以作者主动投稿为主，每一期刊登的论文中都会有部分来自国外的文章。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华琛曾经做出评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是中国人类学的权威刊物。
但无须讳言，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的园地还只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一枝独秀。如今，已经是花开满园的文化图像，几乎所有有关民族研究的期刊，早已打破了不发人类学论文的清规，人类学论文似乎成了香饽饽。如《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艺术》《黑龙江民族丛刊》等都成了中国人类学学术园地灿烂的花朵。
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的开拓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跨越、接轨和园地文化图像，其实只是几个突出的侧面，其他还有一些文化图像也无不可圈可点，如论坛图像、跨学科图像、著作图像、田野图像、民族志图像、译著图像、访学图像、讲座图像、海外民族志图像等等，如认真梳理真可以写一本书了。但一滴水可见太阳，上述三幅文化图像犹如一滴水，可以粗粗地窥见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在不惑之中开拓发展的路线图了。
三、中国人类学天空上的一片云
我们大致梳理了中国人类学40年的发展之路，但人们一定会纳闷，与中国社会学几乎同时重建的中国人类学，为什么前者一马当先，40年一路走来，发展成了中国显学!而后者则一直委身于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始终强健不起来，表现出一副羸弱的样子?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2013年，经赵旭东的推荐，《探索与争鸣》杂志约我写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何一波多折》的文章，初次论及了我对中国人类学天空上“一片云”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命运”切入，对1978年中国人类学重建后的命运作了如下概述：
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学发展的转折点，粉碎“四人帮”之后，人类学逐渐得到恢复，但由于文革时期受到极大重创，因而在恢复发展之后又走向下坡，人类学发展面临重重困境。
1978年4月，复旦大学刘咸、王桂伦教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林加煌、陈翁良等研究员提出应重新将人类学纳入研究领域，建议恢复建立人类学会和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在上海燃起了希望之火。之后，刘咸、王桂伦教授，林加煌、陈翁良研究员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等人，提出重新成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同时他们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座谈会上提出要重新开展人类学研究，得到会议上其他参员的支持，这也成为文革之后，中国人类学恢复发展的起点。
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道路已经铺平，好戏终于于2008年7月在昆明拉开。
可大概对中国人类学会成立的历史进行总结描述：1979年4月，全国民族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代表在会议上发起“倡议书”，提出要恢复人类学研究，继续开展人类学教育。1980年8月，在各界人士的响应支持下，中国人类学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次年5月，在长达9个月准备工作之后，第一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举行，得到了全国各地学者的响应，学术界相关人士积极参与其中。
令人疑惑的是，中国人类学会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理应在获得大量资源之下会得到快速发展，此外，成立大会的承办方为大学，为何不是拥有资源的厦门？会议围绕“人类学的地位与作用”为主题开展，91名人类学者参加了该次会议，会议汇编了100篇论文。会议上通过了成立“中国人类学会”的决议，成立了理事会和主席团，分别有52名理事和12名主席团成员。更令人反思的是，中国人类学会上没有选出会长，而是选出了一个主席团。
中国社会学会不同于中国人类学会。1979年3月15至18日期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导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学者，还有教育、民政、公安、共青团中央等研究工作人员，到场人员共有60多人。该次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决议，公布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会议上选举了50名理事组成理事会，费孝通担任会长。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此次会议通过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的提议，并增加了新的理事，费孝通担任会长。
在实施规模经营以后，合作社按照对每个地块竹林按照社员入社登记的采伐做工，测算出每50 kg平均采伐做工成本，再将竹林采伐作业承包给安徽采伐队，每50 kg竹材采伐成本低于测算平均采伐成本2元左右，集约经营降低了成本。合作社与孝丰拉丝厂签订长期竹材供应协议，平均每50 kg大毛竹高于市场价格1.5元左右，小毛竹销售价格高于当地收购价5元/50 kg，正6寸、正7寸毛竹高于市场价格16元/50 kg销售到德清县三脚河市场，规模销售增加了收益。
两者相比较，中国社会学会成立的较为规范、有一定规格，且组成体系也较为科学合理，因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都相对要高。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缺乏规范性，设置不合理，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是很难得到快速发展的。1987年底，中国人类学仅通过笔谈形式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之后6年都没有召开任何活动。到1993年3月，此次会议也是通过笔谈的形式开展，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类学会学术讨论会”，会议举行目的是为了在7月底墨西哥举办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而进行讨论。从中可见，人类学会在得到恢复发展之后变成了“二等公民”，人类学地位逐渐边缘化，缺乏科学领导和资金支持，加之受到学术行政体制的约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道路将会更坎坷。
人类学发展经过缓慢发展时期进入新的十年。1990年之后，西方国家发表了大量有关人类学著作的译介，以及大量海外青年留学生归国，199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乔健先生发表《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的讲演，尤其是在1995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的发表，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类学领域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谈论。乔健先生认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界定，从中也可以体现出当前大陆学术领域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概念和涵盖范围尚未达成共识，这种现象对于个别学者而言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反应到整个学术领域就会阻碍人类学的发展。比如，中国人类学会和中国民族学会一直存在这样的分歧：哪一方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人类与民族科学联合会大会更具代表性；实际上，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国家教委核定专业名单上的地位尚未明确，由于这一点，因而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存在些许问题，这也成为该学科很难发展成学科体系的主要原因。但是要在联合会大会上拥有明确地位，关键是学术领域对学科名称和涵盖范围具有一致的认识，在这方面缺乏共识也正是当前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①乔健：《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同时也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人类学学科地位不确定，在未来，关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将会放在人类学中国话或本土化等方面。进入新世纪，中国人类学者将联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应用人类学也将成为研究的热点，社会各界对人类学知识的认识也会进一步加深，关于人类学的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会得到推进。
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指出，在1979年，费孝通提出了支持恢复人类学的建议，到1980年，费孝通又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之后，费孝通先生一直反对恢复发展人类学，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必定会受到殖民地影响⑤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页。。到1990年，胡鸿保认为，费孝通已不具备影响学术领域的能力，其他学者也指出不应该把人类学排斥在中国之外。民族学家秋浦和中山大学梁钊韬也认为，将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可行的，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学术领域发展①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实际上，这个时候费孝通对于人类学发展也持有自己的观点。1980年开始，费孝通担负起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在十几年期间，费孝通认为人是处理社会问题的核心。因而费孝通就将更多重心放在发展人类学上面。1992年，费孝通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易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95年召开社会学十周年纪念会，费孝通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道：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借此机会对吴文藻老师表示了悼念之情，这两件事情相当于一条江河的汇合点，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则是这个汇合点。在1995年，费孝通先生联合其他教授向国家教委提议，他们提出了加快发展人类学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要开展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国家教委通过了费孝通先生等人的提议，同年6月，以费孝通先生作为代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同港台地区、韩国、美国等学者召开了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此次研讨会上，费孝通指出，要创建良好学风，各门学科之间就不应该搞对立，应团结起来共同促进。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向都集中在人文世界和人类社会行为的方面上，这三门学科是一个整体，各个学科都各自的重点，三者可相互融合。1995年8月30日，费孝通先生邀请北京学者到家中进行学术探讨，并提出三科并立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学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发展。这样就为人类学发展提供更多空间和资源②杨圣敏：《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先见者的智慧》，《中国民族报》2006-7-8.。在乔健的建言下，加上费孝通先生的各方面努力，中国人类学发展逐渐走上正轨，但因为当时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因而各项发展建议也被迫搁置③杨圣敏：《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先见者的智慧》，《中国民族报》2006-7-8.。中国人类学发展再次得到缓慢发展。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类学地位次居社会学，成为二级学科。中国人类学由于在资源、人才、资金、平台等资源上的匮乏，在国际学术探讨中的地位也十分窘迫。但就在这一刻，中国人类学迎来了新生。2010年，教育部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修订工作。为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带来了契机，以中山大学周大鸣为代表的学者编写了《“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④在建议书的形成过程中，周大鸣获得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各位同事的各种支持；初稿完成后又广泛征求国内一些相关机构人类学者的意见，这些人来自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等机构。。周大鸣在其中指出，在很多发达国家中，人类学都是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来发展的。中国人类学历经上百年时间，时间虽然久远，但发展道路异常坎坷，当前人类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明确，成为阻碍人类学发展的主要难题。此外，还针对国际人类学学科特征与发展历程、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现状与困境，以及人类学一级学科定位与发展前景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重点阐述了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指出这些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基础；人类学涵盖范围包括人类生物性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研究、人类历史研究这三大内容；指出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这三门学科区分的关键，指出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经相当完善，具备成为一级学科的要素⑤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 1期全文发表了这份建议，《新华文摘》2012年第10期及时转载，在学术领域引起巨大影响，很多学者都对此发表了文章……
学科调整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将人类学作为民族学第二学科来发展的建议⑥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社会学则反对将人类学独立发展的观点，面对各种不同意见，教育部在2012年10月12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通过行政方式将人类学纳入社会学二级学科内容，在此阻碍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石奕龙认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分类不合理，分类标准不科学，呈现一派怪象。国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参加中国相关学术会议过程中，也会出现交流困难、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实际上，运用民族学或社会学来定义人类学本身就是不合理①石奕龙：《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应为一级学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中国人类学迎来春天。党的十八大为中国人类学迎来了发展契机，带来了新希望；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人类学，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都需要人类学，人类学在促进中国和平发展、实现人口转型、凝聚各民族向心力、重建社会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加大反腐力度等方面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总而言之，当其他学科在为专业服务的时候，只有人类学面向的对象是人类，“人”是人类学的核心，人类学服务的内容是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是中国梦核心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类学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类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地位都会得到提高！②徐杰舜：《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何一波多折》，《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请原谅我引述了这么长一段概述，因为这是我所亲历、所思考、所无奈的学科关怀。
但中国人类学者是有担当，有情怀的。为了驱散中国人类学天空上的这片“乌云”，2016年3月26日，“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在贺州学院召开，此次座谈会是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人类学高级论坛和广西贺州学院南岭走廊族群文化研究基地联合发起，在此，请允许我将出席会议的学者名单列举如下：
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周大鸣教授、徐杰舜教授，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巫达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教授，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刘志扬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张先清教授，南京大学范可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山东大学陶冶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教授，浙江大学刘朝晖副教授，西南大学田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陶庆教授，贵州大学杨志强教授，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贺州学院李晓明教授共26人。希望中国人类学学术史记住他们。
我也想过，假如我办企业，有上千名职工，或许能让它发挥作用。壶大，一天泡一壶就足够大家喝了。壶是上乘的紫砂土制成的，用这壶泡的茶味道必然更为醇厚。但想想也不行。且不说怎样倒茶依然是个问题，还有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有人爱吃红茶，有人爱吃绿茶，你是泡红茶还是泡绿茶？有人希望茶浓一点，有人希望茶淡一点，那到底是浓一点还是淡一点？还是让各人依据自己的口味泡茶为好。
与会者就建设人类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展开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20世纪初，人类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人类学在中国形成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类学系，且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为世界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人类学学科得到重新发展，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逐渐形成学术体系，大量优秀人才投身到人类学研究当中，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大量科研成果面世。可见中国人类学发展已趋于成熟，且已经拥有建立世界一流人类学学科的水平。③徐杰舜，李晓明，韦小鹏：《人类学之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6页。
由表4可知：8个样品中镉、铅、铬和锑元素均有检出，镉、铅、铬和锑元素最大检出量分别为578.5、4.549、31.69和60.93 mg/kg。其中2个批次PVC包装制品中镉、铅、铬和汞总含量超过GB/T 16716.1—2008 4.1.3的限量要求(100 mg/kg)。
在此认识基础上,与会者达成二点共识：一、人类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二、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个共识,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和实际情况得出的，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标准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可以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并列起来，融合发展，相互促进。费孝通先生的建议符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特点，同时也符合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的惯例。鉴于此，与会者提出，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发展，重新对人类学学科进行规划，参考社会学发展的特点，可先在满足条件的大学试行开设人类学科，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建立起人类学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为培养顶尖的人类学人才提供平台，也为打造高水平的人类学专业提供参考经验。④徐杰舜，李晓明，韦小鹏：《人类学之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6页。这应该是中国人类学者们的心声和决心。
自然界有云聚云散，学术界也有“云聚云散”。在中国人类学的天空笼罩着“二级”这片“乌云”，在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片“乌云”也将烟消云散。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下问题在于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把中国人类学做强做大？如何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而发挥作用？如何为促进中国梦的实现而发出光和热？历史赋予中国人类学的使命不会因为你是“二级学科”而免去，反而会在弥漫着惑与不惑的感知交替中，走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
Forty-Yea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XU Jieshu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 530006,China)
Abstract:Chinese anthropology began to be rebuilt in 1978.After 40 years of history,it was flourishing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it entered a period of expanding development,showing three cultural images:crossing images,the holding of the advanced seminar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joining image: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gardening image:changing from a single flower to a flower garden.In the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anthropology will certainl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The question now is how do we make China's anthropology stronger and bigger under the existing conditions?How can it play a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How can it make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The mission of giving history to Chinese anthropology will not be avoided because it is a“secondary discipline”.Instead,it will go to the frontier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perceptual alternation of confusion and disambiguation.
Key words:Chinese anthropology;40 years;crossing images;joining images;gardening images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2-0033-010
收稿日期：2019-1-10
作者简介：徐杰舜，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承蒙南宁师范大学杨军先生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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