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处理者”，但知识分子掌握的精英知识在数量上和重要程度上都小于蚩蚩群氓具备的普通知识；知识分子运用的理性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鼠目寸光的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相信自己能够研究出针对现有社会机制制造出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知识分子虚构的社会构想，更是其肯定自身角色的“圣化构想”。确信不完善的精英知识、迷恋短浅眼光的理性主义、虚构总体性的社会构想、圣化自身角色的光芒，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常怀家国天下的使命感。因此，知识分子会不自觉地迈出专业书斋对公共事件和政府政策发表看法、做出评论和预言。同样，也是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公共事务时会犯各种错误，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严重危害，这表现在他们介入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问题上无视普遍财富增长一味批评分配不公；在传播问题上过滤部分信息扭曲具体事实；在法律问题上支持“司法能动主义”贴靠其圣化构想；在安全问题上无固定立场；在历史问题上不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教训；在社会问题上以外行知识和天真理想促进形成社会氛围。因此，索维尔否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然而，本文认为不应该取消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行为，应该在确认知识分子也会出现失误的前提下，鼓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同时其自身要具备为自己言论负责的态度，以全面观察、周密思考、严格论证、审慎发言、补救后果来尽善言责。
[关键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使命；言论问责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撰写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总共分为九章，以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知识分子在论及经济问题、媒体问题、法律问题、安全问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六个方面时存在的诸多不足甚至错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危害。作者认为，作为理念的处理者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了特殊知识(精英知识)便以“圣化者”自居，因而会不自觉地迈出专业的书斋尝试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发表并不专业的言论，以此来影响大众舆论，引导社会思潮，最终影响到了政府公共方针政策的制定。但其结果却是，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做出的预言几乎总是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实完全相反，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但知识分子却从未对自己的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承担过任何责任。
一、知识与知识分子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看，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必然是受过正规院校高等教育的。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知识分子天然是公共的，因为知识分子都是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演讲，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沟通的[1]26-27，他们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2]4-17，“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2]7，因此，知识分子必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也不例外，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处理者”，“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构成的”[3]5，而这就将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较高级别知识工作的工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等职业人士排除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外了。
超出激光测径仪的规格测试使用比较测量法来获取待测件在各个截面处的直径。以初次测量大直径塞规为例，测量流程如下：
呼和浩特市位于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的土默川平原，北依阴山山脉。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部，试验田位于农牧业科学院南部。研究区地处中温内陆地带，平均海拔1 050 m，属西北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全年平均气温在8℃左右，试验田种植作物有春小麦、大麦、莜麦。
索维尔把人类文明的总体性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精英掌握的特殊知识(special knowledge)，即专业知识；另一类是普通大众掌握的寻常知识(common knowledge)，两类知识相加之和才是整体性的全部知识。然而，在数量上，普罗大众掌握的寻常知识要远远大于知识分子掌握的精英知识或专业知识；在所能引起的后果即影响力上，寻常知识也远远大于特殊知识。因此，作者认为我们把知识分子掌握的专业知识看得太重了，它们的重要性要远远小于如我们平时认为的那样。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类知识却不是必然对现实世界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专家的知识也并非绝对重要”[3]20。索维尔的意思即是，在对事件发生的重要性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力上，普通人所掌握的常识或者一般知识要重于、高于专家学者即所谓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却与作者完全相反，知识分子深信自己所拥有的特殊知识相对于蚩蚩群氓所拥有的寻常知识而言不仅更重要，而且在影响大众舆论、引导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都是寻常知识所不能企及万一的。
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是具有相当强烈使命感的。中国的“士”作为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出将入相忧国忧民，西方中世纪的教士注经礼拜布道传教，无论是为了家国天下、黎民苍生，还是上帝天堂宗教，古代知识分子们都不会永远只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都具有一种天下兴亡正在吾辈的强烈使命感。现代世界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强烈的使命感促使知识分子并不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而是走出书斋，开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行事，提出某些超出其专业共同体范围之外的理念和政策。
二、使命感和圣化构想
但是，在知识不充分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完善的知识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做相当外行的论述，得出相当外行的结论，就意味着其所做的结论必然包含犯错的风险和代价。而且，作者强调，实际上知识分子在其不擅长的领域中掌握的知识往往并不如一个普通人多，甚至“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3]23。因此，由于知识分子太过确信自身拥有的知识和道德，而由其对公共生活强加的知识分子所偏爱的观点和理论就会极易导致社会危害甚至灾难。即是说，因为知识分子认为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更具有概括性、深刻性、长远性，即真理性，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凭借对自身专业知识的深信不疑而做出有关社会的声明、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评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结果却常常是对社会产生灾难式的消极影响。而这只是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危害的原因之一。
在索维尔的分析中，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表现在他们试图介入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问题上，相当多并不具备专业经济知识和理论的知识分子们看不到经济繁荣、财富增长的普遍现实，一味地批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相比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企业家收入过高且没有社会责任感——强烈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甚至消灭“穷人”和“富人”这样的对立阶层；在传播媒体问题上，出于对圣化构想的维护，媒体知识分子们不顾整体的客观现实，传达给公众的是非常个人化的、经过过滤的、他们自己偏好的信息，使公众看到的是媒体知识分子们想要他们看到的那一部分的片面事实，而这可能完全扭曲了具体事实，由此媒体知识分子们虚构出了诸多他们想要公众看到的人物形象、国家形象，以满足自己的圣化构想；在法律问题上，知识分子支持法官角色和功能的扩张，使法官不仅遵循法律而且能够根据“司法能动主义”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去诠释法律、甚至重新创制法律以适应时代，而这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们想要法律去贴靠、符合他们自身的圣化构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知识分子并无固定的立场，他们的立场与“其所处是长期和平时代，还是刚刚经历过恐怖的战争，并对之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3]241密切相关，即如果知识分子们长期处于和平年代，他们往往会倡导绥靖主义和反对国家防御，如果知识分子们刚刚经历过战争，他们则会要求国家保持可靠的军事储备以威慑潜在的敌人；在历史问题上，知识分子们并没有通过历史事件增长经验和汲取教训，他们在一战结束短短几年之后就为和平主义摇旗呐喊，引起了政府几乎无还手之力的大众舆论，结果却是英法政府由于在战前准备不足导致在二战前期迅速败退，而这种和平主义在二战结束十年之后又迅速甚嚣尘上；在社会问题上，知识分子的话语促使普遍社会氛围的形成，由此，对全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得以制定，而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建构的一整套预设、信念、命令都是基于其不充分不专业的外行知识和天真理想，其后果是违反知识规范、搅乱社会和谐，破坏社会团结。
既然知识分子在没有坚守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情况下犯了诸多严重的错误，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知识分子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文责”或“言责”？答案是否定的。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一向的不负责任是他们惯常的行事原则。他列举出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于1939年自德国回法国，告知世界法国与德国区别不大；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预言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会有上亿人死于饥饿；美国的公共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尔描述美国汽车中的科威尔车型存在安全隐患。三位知识分子所描述或者预言的事情或情况均与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不符合，甚至完全错误。鉴于他们产生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到了政府方方面面的决策，所以作者对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为自己的言论产生的危害承担过任何责任的事实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旅游管理中政府要发挥相应的作用，当前的情况是政府没有对旅游管理采取统一管理，致使旅游市场的乱象比较多，不良竞争泛滥，旅游市场长期处于不规范的状态，会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的发展，旅游管理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除此之外，旅游企业过于追求眼前的利益，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不良的旅游风气，旅游企业的人员以抓业务为主，很少去关注服务质量的提升，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没有良好的体验，会降低他们旅游的意愿，从长期来看十分不利于旅游行业的发展。
与知识分子的“圣化构想”完全相反的一种构想，索维尔称之为“悲观构想”，它认为应“将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主要归因于体系性的演进，而不是精英所给出的方案”[3]115。从绝大多数人的知识和经验中汲取形成的体系性的演进，在作者看来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它经常包含着在众多知识和经验中进化生成的传统。索维尔认为在体系性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经受过实践检验的确定知识和实际经验比知识分子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令人兴奋的新理论更加靠近真理，因此也更加值得信赖。
正如索维尔所言，其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知识阶层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3]6。索维尔通过大量的不厌其烦的叙述，证明知识分子总体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甚至对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有严重的危害。
三、影响与责任
确信精英知识、迷恋理性主义、怀有神圣使命、圣化社会构想，使得知识分子们毫不犹豫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自己的书斋，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热情真诚地介入公共生活，关注时事民生，对公共事件和社会政策发言。但是，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是一种自负且危险的冒进举动，其结果常常与其预想背道而驰。
在索维尔看来，这种使命感的由来除了上述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掌握的特殊知识的强烈自信以外，还因为知识分子对于理性有疯狂地迷恋。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法庭”在知识分子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未动摇过。而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实际经验和具体后果为代价，因为理性狂热常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具有较少知识和经验的领域中具有不审慎的鲁莽的自信。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行动、政策或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3]35。但是结果却常常与知识分子的预想南辕北辙。作者认为，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理性以“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为典型代表。在这里，作者列举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德国已经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面，以法国政治科学家约瑟夫·巴泰勒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要求政府不管不顾德国进行的疯狂侵略和扩张，步步退让实行绥靖姑息以求保全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至于放任希特勒向全欧洲开火最终酿制二战爆发，借此说明知识分子们“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是缺乏长远思考和智慧的鼠目寸光。
总而言之，幼儿园的管理在整个的幼儿教学当中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的。在实施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中，如果我们抓不到管理的重点所在，那么“精细化”将对幼儿园管理毫无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结合幼儿园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而才能使精细化管理模式发挥出它应有的管理效果，为幼儿的教育做出有益的贡献。
作者列举出了不少著名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时犯下的错误和导致的消极影响。例如：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不顾德国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而要求英国为了寻求持久和平而首先进行单方面裁军；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给予德国、俄国独裁统治以肯定和赞扬[3]19。所有这些都在批评甚至指责过于自负的专家学者们坚定不移地信任自己的理性，但其一旦迈出自己擅长的专业门槛后，即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做出有关社会的声明或者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言论时，其具有的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的普通知识或者一般常识都少得可怜到会犯普通民众都不会犯的错误，甚至知识分子犯的错误的负面影响或者危害性更大。
除了对知识的自信、理性的迷恋，使知识分子不自觉地迈出专业的书斋尝试解答社会问题之外，索维尔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anointed)。圣化构想的核心理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3]94。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构想，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圣化的构想，即是说，知识分子将自身视为圣人般的精英，即负有神圣的使命去领导社会上的其他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实现理想生活。在这里，作者用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法国教育家、哲学家、著名的人文学者让-雅克·卢梭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断来讽刺知识分子身上的不自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3]94。穆勒认为知识阶层是引领社会的向导，承担着思想领先于社会的使命。而卢梭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著名论断即是认为社会机制是导致人类不幸的根源，而要解决社会机制导致的问题就要发挥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洞察力。因此，作者这是在批评知识分子身上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使命感，认为这是知识分子骄傲到致命的自负。而“圣化构想”这样一种关于世界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观念在索维尔看来是非常抽象不切实际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对抽象“权利”的断言、对抽象“平等”的积极肯定都无不表现出一种空虚的、与实际现实不符的道德倾向。作者认为诸多权利的确定，如“最低生活工资”“体面的住房”“可负担的医疗保险”，是没有经过雇主、房地产商、医保机构同意的，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经常提及、争取的权利都是知识分子仅凭想象臆造出来的、与实际现实完全不符的。知识分子把人想象成抽象的人，即没有明确的、具体特征的人，于是对于抽象的人来说，每一个人在结果上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出身如何、资质如何、身体状况如何、身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又如何。因此，在作者看来，“抽象平等是知识分子的假设中的默认配置”[3]133。不论是抽象的“权利”还是抽象的人，知识分子将这些抽象概念的虚构想象完全凌驾于其他人在真实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直接经验之上。与索维尔不同，诸多其他的学者则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一种反对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例如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状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2]7，雅各比则认为消逝了的知识分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4]95。
四、问责与反思
然而，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并没有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更没有提出他认为的基本原则和有效的机制使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危害的知识分子们承担起自己的“文责”或“言责”。那么，既然知识分子的理论或言行在事实上直接导致了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或间接做了危害历史进步行径的帮凶，知识分子是否应该退回书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只耕耘自己的学术田地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三缄其口避而不答，只是因为害怕犯错呢？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只做一名严格恪守知识原则的专家学者，而不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优秀能力普遍化为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推进历史进步的理论呢？索维尔的答案是默认的，他推崇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体系性演进”，因为“体系性演进”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更多人的更多知识和经验。而索维尔推崇的“体系性演进”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放任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罢了。
事实上，索维尔的写作手法也犯了他常批评的“辞令技巧”，他只是列举出了知识分子的理念和言论产生的社会危害，而没有说明在涉及公共问题时知识分子也是有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的。作者片面地列举出了很多蜚声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干预公共事务却适得其反的例子，例如让-保罗·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天真的左派知识分子欣喜地为萌芽中的德国法西斯背书，但是作者却没有提及萨特在70年代作为一名老练的保守主义者谴责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和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伯兰特·罗素在二战阴云密布之前还大力倡导为实现持久和平英国应该主动削减军备，然而作者却没有向读者说明在50年代罗素费尽心力地召集了一次讨论如何应对核武器危机出现的世界性会议，签名的与会者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由此推动形成了以保障各国人民人权和核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维也纳宣言》。索维尔难道不是犯了他在书中批评多次的知识分子们的“过滤信息”和“辞令技巧”吗？索维尔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想要呈现出来的不也是自己的主观真理或者片面之词吗？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的索维尔言之凿凿地论述知识分子问题不也是像他自己所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以非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堂而皇之地论述公共问题那样鲁莽轻率吗？
因此，应该肯定的是，在充满学院化专家学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这一行为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甚至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发表经过全面观察、审慎思考和严格论证的观念和理论，以此来提供较为专业化的意见，引导社会舆论，支持和引导社会正能量。例如最近频繁出现的高铁霸座事件，我们只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事件的曝光、网民的愤怒、涉事者被口诛笔伐以及相关部门的处理结果，却没有看到比较权威的法律专家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法律角度对此事件做出相应的评论和提供一定的解决办法，同样也没有看到比较知名的道德哲学家站出来从道德角度来批判涉事者、引导网民的反应以及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不是应该批评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而是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积极地对社会热点发表看法，做出评论，提供建议，以此来引导社会舆论向清醒、理智、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不仅应该肯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而且应该鼓励知识分子以自身具备的专业知识来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尤其是在一个网络自媒体化如此繁盛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发声，而听不到知识分子们的声音是不合理的。并且，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有持续半个世纪的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1948—2010)，邀请全世界最知名学者前往就各种各样的论题发表演讲；近些年美国的TED大会也邀请在科学、人文、社会、健康等方面的杰出人物来分享其思考和观点。不论是瑞思演讲还是TED大会都对公众生活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所以，更应该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提出建议。普通群众、知识分子、政府部门在公共空间应该形成面对公共问题进行讨论、分析、解决、提出对策的充满生机的氛围和局面。
诚如索维尔所言，知识分子们“以不完善的知识进行决策必然会带来风险”[3]27，但实际上，没有哪个人或哪个阶层拥有绝大多数的总体性知识(更不用说全部的知识了)。因此，如果按作者所言，以少量的不完善的知识进行有关社会事务的决策必定会带来风险，这是人类处境的悲剧，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在所难免的了。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如果因害怕犯错而噤若寒蝉，这就是置自己的最高使命(或者说存在本质)于不顾而因噎废食了。无论索维尔怎样指责知识分子只批判现实社会中不完善的一面，而看不到经济繁荣、人的权利与义务一致等社会“体系性演进”的自然而然的表现，知识分子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主义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看不到社会发展中好的一面，而是因为他们的使命不是敲锣打鼓欢庆经济胜利或为政府唱颂歌，而是以批判的方式期冀这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向着更好的阶段迈进。长着一双挑剔眼睛的知识分子们就是要看到“美中不足”就是要发现“瑜中之瑕”，努力让“美”成为“完美”，让“瑜”成为“瑾瑜”。没有任何社会体制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经济体制是无可挑剔的，因此，批判而非赞美才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3）必须相信用户之间不会共谋。如果一个群体或个人控制了PoW系统中51%的算力，或者PoS系统中51%的投票权，整个区块链的防篡改根本就不成立了。
当然，如若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知识分子通过发表言论或理念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直接危害，他们必然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但是，知识分子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发起者或导火索，他们也不是造成经济停滞或者贫富分化的原因，他们只是生产自己的理念，并不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他们发布声明、作出判断和预言只可能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或多或少的策略引导性的影响。至于这些观点和理念是否导致了危害，危害的程度又如何，其结果是知识分子们不可控制的。但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依然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除了尽可能全面观察、周密思考、严格论证、审慎地发表言论之外，知识分子更应该去追踪自己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的言论产生的结果，一旦产生了负面的结果，知识分子不仅要总结经验教训，更应该真诚谦逊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补救，而不是通过索维尔所厌恶的“辞令技巧”来过滤信息，掩盖事实，扭曲真理。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巴勒斯坦]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 [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M].张亚月，梁兴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 [美]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著作评介曹红.知识分子的使命及言论问责——评托马斯·索尔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J].知与行,2019,(1):156-160.
[收稿日期]2018-09-21
[作者简介]曹红(1991-)，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6;B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1-0156-05
〔责任编辑：徐雪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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