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为建成“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廉政建设理论为指导，适当借鉴中国传统廉政建设思想，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经历了这场廉政建设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以下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廉政建设的核心保障；二是制定完善的廉政建设制度是开展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三是构建健全的廉政建设机构是开展廉政建设的组织保障；四是积极贯彻群众路线是开展廉政建设的力量源泉；五是强化苏区干部的廉政教育是开展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廉政教育；全面博弈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过去近85年了，但综观廉政建设的成效可以清晰地看出，苏区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也得到进一步培育，广大苏区干部群众真心拥护苏维埃政府，参与苏区建设的热情极大提高。并且，这段历史对当时各个苏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廉政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考察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要认真传承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廉政建设的核心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对廉政建设的领导，这也是廉政建设取得成功的核心保障。作为首次局部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确保执政党在廉政建设过程中牢牢掌握主导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共产党员的数量得到极大增加，一批经受住了革命战争考验，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的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有一批入党动机不纯的人员和阶级异己分子乘机混入中国共产党。这种情况导致党内部分干部出现了贪污浪费等腐化现象，苏区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被削弱。为进一步提高党的宗旨意识，改善中央苏区干群关系，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11月召开了赣南会议，并在会议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1日至5日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7页。《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主导权。
第二，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由中国共产党全程统筹推进，使执政党在廉政建设中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从1931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结束，前后历时近三年。在廉政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廉政建设的方向引领者，全过程统筹推进。从建立健全廉政建设机构，制定和完善廉政建设制度，组织实施对贪污浪费干部的抓捕、审理、判决、执行到积极推进廉政教育等方面的统筹推进；从苏维埃中央政府到省苏、县苏、区苏、乡苏到村苏等各层次统筹推进；从党政机关到军队各条块统筹推进；从教育、工业、农业到商业等各个领域统筹推进；从以中央苏区为主到逐步延伸到其它苏区统筹推进。这种全方位的统筹推进切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方向引领和整体布局。
平儿正在王寡妇家，他休息在情妇的心怀中。外面狗叫，听到日本人说话，平儿越墙逃走；他埋进一片蒿草中，蛤蟆在脚间跳。
二是建立健全机构有利于保护苏区群众利益。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的最大利益。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建设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利益。苏维埃政府依据各项制度组建了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使群众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得到了实现。
二、制定完善的廉政建设制度是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
第四，群众路线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监督者。群众路线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监督者。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看，在中央廉政建设中，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是应有之意。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民主选举、组织群众法庭、邀请群众陪审、悬挂控告箱、派出突击队和轻骑队等方式，初步搭建起了群众监督的平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实践中积极贯彻群众路线留下了很好的注脚。
第一，群众路线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指明了出发点。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4)王小元，张璐：《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路线》，《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个出发点从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也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就是为了将广大苏区群众从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自由自在地生活。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起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应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需要。”(5)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从他的话语中看出，中国共产党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时刻想着为群众的福祉而奋斗。
网络课程制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众多专业、各个领域，专业性较强。继续教育学院应安排专人负责，可以通过校内、校外公开招聘的形式，甚至可以直接聘请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专业教师，组建教师队伍，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提供师资保障。并且要加强课程设计与制作人员的学习与培训，为网络教学课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第三，初步建立了“制度反腐”模式。通过完善各种制度，中央苏区制定了专门性法律法规来引导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惩治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如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腐败浪费行为》的训令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法律依据。该训令就反贪污浪费的适用范围、适用标准和惩罚措施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惩治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方面适用范围最广，操作性最强的制度。该训令的签发和适用使中央苏区办理各种贪污腐败案件有法可依。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法律里直接或间接提出了廉政建设的要求，初步探索了“制度反腐”模式，给腐败分子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聪明的人，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思考，慢慢地把失误降到最少 ；而愚笨的人，只要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收获也会越来越多。
三、构建健全的廉政建设机构是廉政建设的组织保障
只有把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才能实现“人民权力为人民”的目标，有效防止腐败分子滥用权力，最终杜绝腐败行为。为提高监督效果，中央苏区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制度紧密结合，逐步形成了覆盖整个中央苏区的各条块各领域的监督机构。
第二，明确了各部门的关系和职责界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部门的隶属关系和各部门的职责界限更加清晰，有效防止了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能够及时为苏区群众解决一些急需困难，维护了苏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1932年12月，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发布《统一会计制度》，将收取经费、保管经费、审批经费和使用经费等环节独立运行，使各级财政部门所有往来账目符合会计要求，并一目了然，便于上级部门进行检查和核算，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各种贪污浪费行为。此外，中央苏区还于1931年5月1日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为进一步完善该条例，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又重新审查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该条例的通过和重新审查通过，进一步明确了巡视员的条件和巡视的任务、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使中央的巡视工作有了行为规范。
一是设置和完善廉政建设机构，使制度真正能够得到执行。苏维埃政府以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作用的预防、监督和执行体系。这种体系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既在地方又在中央，既在明处又在暗处，既在上级又在下级，既在现实又在可能，使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各种腐化行为不敢现身、无处藏身。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始终发挥示范作用，使执政党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宗旨意识较强，能够时常关心苏区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同志带领警卫员挖“红井”，毛泽东和朱德带领干部为群众犁地、收割禾苗，陆定一、邓颖超等同志带头节省，杨殷县苏当选党代表自带干粮去办公，长冈乡的乡苏干部和村苏干部为刘长秀解决实际困难等。中央苏区各层次党员干部的典型示范为其他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树立了榜样，发挥了积极心理暗示作用，也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过程中始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三是建立健全机构使预防和严惩贪污浪费成为可能。中央苏区时期，通过建立健全廉政建设组织机构，使大部分权力的运行更加公开，各种监督机构对权力滥用的约束力不断增强，对贪污浪费的预防力度也不断加强，不能腐的笼子初步扎起来了。当然，依然有不少意志不坚定分子敢于以身试法，侵害苏区群众和苏维埃政府的利益。面对这些不法行为，各种廉政建设机构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贪污浪费局面进一步蔓延。《红色中华》报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经常揭露一些贪污浪费现象，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线索。工农检察部经常派出巡视员检查工作，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机构及时审理、判决案件，相关机构及时执行判决。这些情形的出现都是建立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不断建立健全廉政建设机构，维持廉政建设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四、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廉政建设的力量源泉
苏区时期“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体现在建政的方方面面。新生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不仅明确宣示自己是“工农民主的政权”，而且还主张以改善工农生活为目标。(3)邱小云：《建政精神: 中共革命精神史视域下苏区精神的价值定位》，《红色文化学刊》2018年第2期。为此，面对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苏区群众，一切依靠苏区群众的路线，在中央苏区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只有真正做到一切依靠苏区群众，用干部的实际行动引导广大苏区群众真心实意地投身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才能够找到明确的出发点、稳定的立足点、科学的方法论和无私的监督者，不断增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力量源泉。
第一，明确了每个工作岗位的职责。苏维埃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工作岗位与苏区群众生产和生活的联系，干部的岗位职责意识得到增强，确保苏区干部能够按照岗位职责要求兢兢业业完成自己的工作，解决苏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各种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目前采煤机均采用无链牵引方式，行走齿轮是采煤机行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模数mn可达到40以上。采煤机齿轮热处理的突出特点为大模数轮齿的心部硬度要求达到38HRC以上，以保证足够的弯曲疲劳性能，因此行走齿轮常采用高淬透性的18Cr2Ni4WA、20Cr2Ni4或18CrNiMo7-6材质。目前国内煤机行业常用18Cr2Ni4WA及20Cr2Ni4材质，此两种渗碳钢端淬数值下降平缓。
第二，群众路线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力量之源。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处于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在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治国理政道路进行的探索。在这个重要的时期，只有获得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用实际行动引导广大群众共同革命，共同反对贪污浪费，廉政建设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实践表明，苏区群众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实惠，并认清了中国革命的趋势和进一步获得实惠的希望。因此，苏区群众以无比高涨的热情参与了认购公债、扩红、支前等工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开展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提供了力量之源。
第三，群众路线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从群众路线的内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正确主张都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办法必须要在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困难和需要，并进行分析，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将解决问题的办法返回到解决群众问题的实践中去检验。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6)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只有进行了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只有进行了正确的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入群众，派出调查组、巡视员、突击队和轻骑队深入基层调研，高自立副部长甚至乔装进入瑞金县苏财政部进行秘密调查。这些实地调研，不仅对苏区贪污浪费情形进行了准确把脉，对苏区群众的反腐败诉求也有了全面认识，对如何开展廉政建设也找到了初步的解决方案，探索了有效道路。
中央苏区时期，贪污腐败是苏区政府的天敌，严重威胁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严重威胁着苏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2)钟小明：《中央苏区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的经验与启示》，《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面对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和健全民主选举、财经、审计、法律和党内监督、政府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制度，为中央苏区党员干部提供了日常行为规范。这些制度提升了苏区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增强了苏区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切实维护了苏区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央苏区开展廉政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五、强化干部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
通过蓝墨云班课App推送考核试题等设置课程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任务要求，以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方式有目的开展学习。
第一，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非常重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并希望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帮助苏区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红四军刚在闽西立足不久，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身份在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九大”，史称古田会议，大会提出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等8个决议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并主张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全军。1932年3月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出了《政府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的第6号令，要求广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水平。1933年3月13日，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苏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提供了坚实的阵地。
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苏区实际，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向广大苏区干部积极推进廉政教育。
第二，加强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为帮助苏区干部养成廉洁自律的作风，中央苏区在这些干部中还开展了关于党风党纪的教育，禁止任何党员触犯党纪。中国共产党在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指出：“现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执行纪律。”(8)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1日至5日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7页。苏区廉政建设的实践证明，通过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帮助苏区党员干部确立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效防止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思想的侵蚀，夯实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
第三，加强廉政法制教育。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有效推进廉政建设，制定和颁布了不少廉政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既包括《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直接指向贪污浪费的法律，也包括《中央巡视条例》和《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等一些规范相关部门查处腐败的法律。中国共产党通过报纸、标语、戏剧、歌谣和会议等方式，在学校、党政机关、城市和农村等地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廉政法制教育。
所有研究数据均应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教育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表现。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廉政文化建设为先导，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反腐倡廉运动。(9)王小元，徐志宏：《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效果与当代启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向广大干部植入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成为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重要心理支撑，使广大苏区干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采用与上述相同的步骤可以从图6中得到公式（6）。图中存在两条从SeiSf0到De0Dfi的不相交双向因果路径，因此该模型是可逆的，由此可得：
首先，廉政文化建设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明确了基因的内涵。红色基因的内涵包括信仰、忠诚和忘我三个方面。所谓信仰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有了一往无前的坚定毅力和永不放弃的坚强意志。所谓忠诚就是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的忠诚，无论在革命的道路上遇到任何阻力，都不会忘记对国家的坚定守护和对民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谓忘我就是为了自己坚定的信仰和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的幸福不惜牺牲生命，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为广大干部植入了红色基因，使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够坚持廉洁奉公，节俭生活。
其次，廉政文化建设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明确了基因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孕育的基因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属性。从颜色属性看，这种基因是红色基因，象征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前行的基因。从阶级属性看，这种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是解放全体中国人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因。从民族属性看，这种基因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性，是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自觉自愿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基因。
最后，廉政文化建设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确立了基因的支撑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中，逐步帮助干部和群众找到了基因的支撑点。一是思想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着力点，支撑起中华民族的政治信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二是目标支撑点。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又是廉政建设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以解放全中国，拯救全民族为目标。这个目标坚如磐石，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又一个有力支撑点。总之，通过系统的廉政教育，提高了苏区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了苏区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不想腐的自觉逐步形成。
[基金项目]2017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项目编号：17DJ05)；2019年江西理工大学博士启动项目(项目编号：JXXJBS19003)。
[作者简介]王小元，博士，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聪]
标签：苏区论文; 廉政建设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央论文; 苏维埃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2017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项目编号:17DJ05)2019年江西理工大学博士启动项目(项目编号:JXXJBS19003)论文;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