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谢林的“同一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其蕴含着从存在论向知识论立场的哲学转向。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和费希特的知识学都是基于主观存在论的哲学立场，从而让作为“知识的知识”的哲学失去了客观实在性的基础。谢林开启了哲学由知识论向存在论立场的转换，将哲学的根基建立在主客同一的“绝对”之上，使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走出主、客观互为前提的“存在论循环”，并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以来怀疑论和独立论给形而上学造成的理论成见。同时，谢林的这一“哲学转向”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为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知识论”的理论视域。
[关键词]绝对同一；存在论；知识论；哲学转向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在时间上经历了不过50年，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却形成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思想高峰，这些“高峰”表现为哲学家们建构起的人类最高知识原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性或真理性的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始于康德的先验哲学，经费希特和谢林的知识学的过渡环节，最后发展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的终极建构，在整个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依次递进的继承与超越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以“唯心主义”为主线索来描述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往往将康德和费希特定位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将谢林和黑格尔定位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从而将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整体发展解读为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哲学演进逻辑，显然，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由“主观”到“客观”转向的理论问题。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转向”，却很少有文章进行过正面的理论回应。事实上，实现了这一“转向”的就是谢林，谢林在其早期出版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就明确提出哲学必须要突破以往的存在论立场，才能走出康德和费希特先验哲学的“唯我论”视域，从而建构起真正最高知识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体系。
一、康德先验哲学和费希特知识学中的存在论立场及其理论困境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始于笛卡尔确立起来的以“我思”为根据的内在性原则，从此开启了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建构之路，而首先在主体之中确立起真正意义的形而上学便是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康德建构未来形而上学的目的，一方面要解决休谟怀疑论造成的知识论危机，要为“科学何以可能”找到最终的根据；另一方面需要形而上学为人类提供真、善、美的哲学知识，最终要通过回答“人是什么”来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康德通过“划界”的方法将科学知识严格限制在知性领域之内，而先验形而上学则是对于科学知识的超越、在主体的先验或理性领域中建构最高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如认识领域的先验原理、实践领域中的道德原则，等等。尽管康德最终为“科学何以可能”找到了主体的先验根据，但由于康德仍然坚持着“先验自我”的存在论立场，他是通过人类的经验和科学的“何以可能”演绎出“先验自我”的真实存在。但严格说来，科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虽然是由主体作出的，但我们却不能将它视为完全主观的、与事物本身无关的命题，科学只对现象有效，而对事物本身（物自体）无效，这既与知识的本性不符，也与科学具体应用的实践经验相悖。正如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开篇中指出的那样：“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因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真实的东西；而真理普遍认定是在于表象同其对象一致。”[1]6因此，康德这种离开事物本身来建构先验主体的形而上学的主观存在论立场必然会面临着被突破和超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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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知识学只是将康德确立起来的先验哲学的主体存在论立场推向了极致，在他看来，康德所确立的先验哲学主要基于对于经验表象的知性分析，而真正的理性活动在认识论中只表现为主体进一步把握“绝对”和“无限”的思辨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先验”哲学必须要超越经验的知性反思，而进入到超经验的、纯粹的理性思维活动中。于是，康德的理性思辨不代表理性活动的全部，而仅仅是“起点”，先验哲学应该遵循它进展到“我思”的纯粹先验活动之中。这样，费希特知识学对象虽然也是主体的自我意识，但却将自我意识由康德的“先验自我”推进到了“绝对自我”。同时“绝对自我”也不是“先验自我”对于经验现象的综合和统摄，而是一种具有原始能动性的、创造一切认识要素的先验设定活动，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性活动。因此，费希特认为绝对自我的“活动”才是绝对的，是第一性的存在，只有“活动”才能证明自我意识真实地存在着，这便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原则提升到了知识学的最高理论原则。知识学的真正任务不再是像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样，只是对经验和表象进行先验式的分析了，而是正确表达“绝对自我”先验创造的意识活动，“知识学以有自由的内观能力为前提”[2]3。知识学也不再是经验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成为关于自我意识本身的科学，它是将人的全部意识把握成为一个“自我”，然后推演出其中的全部先验规定。费希特虽然在“绝对自我”的基础之上完成了最高知识学原理的建构，但他建构知识学的主观存在论的哲学立场并没有改变，“绝对自我”只不过是一种具有能动性创造活动的存在，一切“非我”都出自于“自我”的设定，结果必然导致一切原本的客观存在因融入“自我”之中而被主观化了。如此，费希特宣称其知识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包含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的知识都以它为前提。然而科学知识的判断当中必然要包含着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容，这些客观内容怎么会完全是由自我设定而与事物本身无关呢？这便造成了完全主观化的知识学与知识内容必然含有事物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费希特知识学同样会面临着康德先验哲学的存在论立场所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学同样背离了知识必然包含客观内容的本性。
康德和费希特都试图在主体之中建构出一切知识根基的形而上学，但正是由于他们都还固守着主观存在论的哲学立场，无论是“先验自我”，还是“绝对自我”，其实质仍旧是主体之中的主观样态的存在。而只要是固守着“存在论”的立场，就无法逃脱“独断”的哲学宿命，也无法根除怀疑论者的“怀疑”。因为，任何“存在”都要追溯其存在的来源和原因，而这必然陷入永无休止的“无穷追问”链条。康德从经验中分析出先验自我的存在，但先验自我为什么原始地存在于主体之中，康德也只能将其推到本体界的不可知而悬置起来。费希特只是从形式逻辑中的先验内容中找到了绝对自我，但仍旧无法证明它为什么会原本地存在。康德和费希特都在试图用经验的分析和先验的演绎来防止走向“独断”，但“独断”的存在论追溯也并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同样，“先验自我”和“绝对自我”只要是主体之中主观的存在，那么，它怎么会产生将客观事物的客观性融入其中，而已然失去了知识客观性基础的“知识学”如何会成为一切知识的根据，同样逃不出怀疑论的“怀疑”的。因此，可能性的出路只有一条：跳出存在论的哲学立场，从知识本身所应包含的主、客观一致入手，重新建构起超越主、客观存在的先验形而上学。这便是谢林让先验哲学从存在论向知识论转向的根本原因。“这里我们谈的根本不是存在的一个绝对原理，而是知识的一个绝对原理，因为所有那些异议对于存在的这样一个绝对原理倒都是适用的”[1]20。
二、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蕴含的哲学转向：由存在论向知识论
至此，谢林的同一哲学体系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在于其实现了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视域转向，即由存在论立场转向了知识论立场。这一“转向”不仅使得原来被存在论立场困扰的诸多理论问题得到了彻底性的解决，同时也为建构知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即由先验主体之中的思维与现象的统一进展到“绝对”统摄之下的主体自我和客观自然的统一，从而让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由“先验”转向了“绝对”，最终为黑格尔的建构思辨形而上学提供了理论前提。“我们之所以称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为‘绝对唯心主义'而不是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要强调他们并不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单纯的‘对立面'，而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立场，已经完成了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超越”[4]107。
一是知识论立场的转向让德国古典哲学突破了主观唯我论的局限，从而走向了主、客统一的形而上学建构之路。存在论视域中的形而上学建构只能以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中一方作为出发点，由于双方存在是相互隔离与对立的，其中任何一方永远也不能克服自身的先天“弱点”，而将另一方的内容包容在自身之内，其结果只能分别存在着主观的最高原理和客观上的最高原点，而无法找到一个统摄主、客观的最高原理。当然，若找不到一个统一一切的最高原理，不仅无法成功建构一个统摄主观和客观、自然和精神的哲学知识体系，而且连打造真正包含客观内容的“先验”形而上学也成为了一句空话。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和费希特的先验知识论，都试图走上“先验”的道路，但由于它们都是在主体自我之中寻求绝对，无论是康德的“先验自我”，还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都只能是主体之中的绝对，都没有达到完全超越主观上的、真正“绝对”的先验。因此，只有谢林充分意识到了存在论立场的先验困境，将哲学的根基第一次建立在主客同一的“绝对”之上，从而让德国古典哲学走出主、客观互为前提的“存在论循环”。
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导论的开篇，知识的本性、基础和产生的根据中指出，知识的本性在于人们要认识真实的东西，而真实的东西决不是只存在于主观之中，而是以主观和客观二者的一致为基础，“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1]6。具体说来，“客观的东西”就是存在于主体之外的自然界，而“主观的东西”则是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二者原本是对立的存在关系，但知识的产生却源于二者统一的会合活动。这便超出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只将知识限定在主观之中的存在论立场，而将知识内容的“真实”本性确立在超越于主、客观之上的“绝对同一”之中，“绝对”才是一切知识的最高来源，从而为其同一哲学体系开启了知识论建构新视域。
三、谢林“知识论”哲学转向给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康德从“先验自我”出发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之旅，费希特的知识学却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推至主体之中的“绝对”，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主体先验建构走到了尽头，德国古典哲学若继续向前发展，必须要突破主体存在论的理论瓶颈。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开启了知识论立场建构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向，在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唯心论推进到绝对唯心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谢林大体上从三个方面确立起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建构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一是作为最高哲学知识的建构原则。哲学作为最高知识必须有体系，并且这个体系的根据必须在自身之内寻求，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最高的哲学知识。同时，知识体系必须有一个最高的、且唯一的原理，其余所有的人类知识均须从它出发、从它那里获得自身正确性的来源和根据。再有，作为最高的先验原理只有一个，且与自身相等同。“因为一切真理都是自身绝对等同”[1]6。否则就很难保证整个知识体系的统一。这样，作为最高知识学的对象只能是一个超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绝对”了，因为只有“绝对”才是真正的与自身完全等同，而主、客的任何存在都只能视为它的不同程度的“变形”。“他（指谢林）认为，哲学的最高原则既不是自我，也不是非我，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超越于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之上的‘绝对'。他认为，‘绝对'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表象和客观对象而存在，而是超越并决定两者的‘绝对理性'或‘宇宙精神'”[3]368。二是同一哲学体系的知识论建构原则。若从知识产生的基础来看，人类的知识只能产生于主、客观相互会合的两条路径，从而产生两种最为基本的学科。一条路径是从客观的存在出发，从客观中引出主观的东西来，这便是自然科学知识产生的路径，“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应当是把一切自然规律完全精神化，化为直观和思维的规律”[1]7；另一条路径则相反，是从主观的东西出发，从主观的自我意识中引出客观的东西来，这便是先验哲学的任务。这样，自然科学和先验哲学都是以主、客之中的“同一”作为基础，其知识的客观性都源于二者“同一”的绝对。这便决定了谢林同一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一方面是以“绝对同一”为对象的知识学，它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原理，也是一切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是在知识学统摄之下的自然科学和先验哲学，它们既是“绝对同一”在自然界和自我意识之中的演绎，也是“绝对同一”呈现自身的两条路径。三是先验哲学建构的知识论原则。康德和费希特均从主体中建构先验哲学体系，结果导致知识的客观内容的缺失。那么，主体如何从客观中获得真实的内容便成为了先验哲学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确信我们的知识的内容源于主、客同一的“绝对”，在主观理性认识客观自然的会合活动中将“绝对”的内容沉淀在自我意识之中，并随着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入最终达到从自我意识中引出“绝对”的全部客观内容，从而让先验哲学成为真正的以“绝对”为对象的知识论形而上学。正如谢林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先验哲学家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假定这个命题和某种直接确实的东西不是隐蔽地联系着，而是同一的，是同一个东西，虽然迄今人们还没有看清这一点。指明这种同一性，将真正是先验哲学本分之内的事。”[1]10同时，谢林也确立了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自我直观活动。因为先验哲学以自我为对象，要在自我之中发现知识产生的全部过程，这要求先验哲学家持续不断地对于自我意识进行直观活动，并将客观之中的绝对内容保留下来，这是一种有素养和经过训练的哲学特有思维方式。“作哲学思考也是一种行动，但不是单单是一种行动，而同时也是这种行动中的一种持续的自我直观活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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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知识论立场的哲学转向，让作为最高原理的形而上学可以彻底地摆脱近代以来的怀疑论和独断论的理论成见。近代以来，所有哲学都无法摆脱其存在论立场的建构视域，要么是以主观存在为第一性的唯心论，要么则是以客观存在为第一性实在论。无论是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还是费希特的知识学都是基于主观存在论的哲学立场。而当我们去追溯最终的或最高的存在时，无论是主观存在论立场，还是客观存在论立场，其结果都经不起“因果性”追溯的考问。结果是：要么从主观上必然追溯到一个绝对的“先验自我”存在，当一切知识都源发于主观之中，就必然以失去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容作为代价，因此，先验知识无法逃脱怀疑论者的怀疑；要么从客观对象上去追溯最高的实体，这又必然陷入“第一因”的无限追溯之中或独断第一因的逻辑宿命。虽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都呈现为知识性的典型特征，而只能经过谢林的知识论立场对存在论立场的转变与超越，才使得“知识性”的形而上学得以名符其实。
三是谢林实现的知识论哲学转向直接影响到了黑格尔，促进了其思辨哲学体系的建构。黑格尔早期追随谢林哲学，虽然在其早期发表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的差别》一书中，曾提出过“绝对”是“主体和客体有差别的同一”，从而区别于谢林坚持的绝对是“主体和客观无差别的同一”。但对于“绝对”本身仍然承认它是完全与“自身的同一”，这显然是秉承了谢林关于“绝对”的思想。随后黑格尔在耶拿开始思考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更是暗含着谢林在知识论立场上对于“绝对”的理解。在《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首次提出了“绝对精神”的概念，对于“绝对精神”的界定仍然秉承了谢林对于“绝对”的知识论的基本立场，即作为“绝对”意义上的精神，它只能是“与自身的完全同一”。“绝对精神是自己只与自己本身联系的自己本身等同的东西。”[5]297只有达到了“绝对”的“绝对精神”才真正地超越了主体的主观性和精神的所有形式的限制，从而成为了既包含主客观内容、又超越主客形式的最高存在。绝对理念与绝对精神相比，绝对理念是逻辑学的最高概念，它包含逻辑学的全部内容于自身，是最高知识的样态——绝对真理。显然，如此的“绝对理念”只能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而自然和人类精神不过是这种知识的“变形”后主、客观存在样态而已。“黑格尔已经确立起了其绝对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即绝对自身显现的客观性原则。他的这个哲学不再是像康德、费希特那样的探索主体之各种能力的主体哲学，而是变成了绝对自身显现自身的学问。”[6]59“绝对精神”就是“绝对理念”的内容在人类精神中不断地呈现出来，并最终在内容达到了“绝对理念”的程度，这便完成了向其自身的返回。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的表述更清楚：“精神的概念在精神中具有它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作为绝对理念的知识之所以能够是处于与精神概念的完全的同一性之内，其中有一个必然性的方面。”[7]210黑格尔最终的思辨哲学体系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构成，其中逻辑学是理念论内容，是知识论意义上整个宇宙的逻辑规定，它既不是主观的存在，也不是客观的存在；它既不同于客观的自然界，也不同于主观的人类精神，它只与自身等同。“众所周知，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逻辑学扮演着开端的角色，而在逻辑学里面，又是一个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存在'扮演着开端的角色。”[8]123逻辑学是纯粹的知识，是知识内容本身。而自然界和人类精神只能视为“纯粹知识”呈现自身的具体环节，区别在于：自然界以物质性的形态呈现了“纯粹知识”的内容，而人类精神则以理性精神的形态呈现“纯粹知识”的内容，二者均为“纯粹知识”的变形。所以说，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中都体现出谢林知识论而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黑格尔思辨哲学就是谢林这一知识论哲学转向的最终完成。
“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徐艺，听我一句临别赠言，永远不要沾上赌博，否则，你早晚和我一样，从人生的最高处瞬间跌到地上，永远起不来。是的，永远。不过，我要谢谢你，小兄弟，是你让我明白我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刚才……我似乎有些留恋这个世界，但你给了我最后的勇气，你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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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1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4-0079-05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9.04.011
［收稿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演进逻辑研究”（编号：18YJA720010）
［作者简介］叔贵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周帅辰（1989—），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
［责任编辑 张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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