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当代全球性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涉及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人类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危机的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审思，这在新时代语境下启示中国要坚定“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生态危机 当代启示
工业文明奉行利益最大化的绝对原则，把山川、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生命都变成了自己满足欲望、实现资本增值与增效的财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刻探讨，这对我们矫正人类文明，让人类文明回归本性，构建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文明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危机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使用“生态危机”一词，因为那个时代尽管隐现出生态持续恶化的星星之火，但却未呈现生态危机的燎原之势。马克思恩格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把自然环境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工业污染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工业资本所到之处充满了剥削、掠夺和杀戮，资本主义在创造前所未有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界史无前例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恶化现象的描述、环境破坏根源的分析等方面的理性思考共同构筑了理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之光。
第一，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从这种规定性出发论述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519)。就此来说，人与自然界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不但来源于而且从属于自然界，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并不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静止的；相反，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级生命物种，人类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通过制造工具进行劳动这一关键性要素来认识、影响和改造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本质就是人们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过程”[2](P64)。自然界被人的实践所改造，铭刻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愈发呈现出“人化自然”的基本特征。自然界不断人化的过程，一方面是自然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类在自然界中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人和世界万物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以及认识、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必须必须遵循的黄金法则。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总是与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高度统一的。任何对此的“淡忘”和“僭越”的社会活动都将使人类自食生态危机的恶果，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人类行为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P383)。
生态危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问题，它实质上是人类整体面临的生存条件困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恶化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受时代条件所限，马克思无法准确阐释当代生态危机的基本特征，但是他却无情揭露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机械自然观导致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割裂与失衡。在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内，资本主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奉行利润挂帅的经营管理策略。因此，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抢占、掠夺自然资源，增加工厂投资、提高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逼迫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产出，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但是这势必侵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割裂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内在平衡，导致生态难题进一步凸显。资本主义企业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使用最少量的成本创造出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其“生产逻辑”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视作第一核心要素，因而也就无法从源头上破解生态危机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生产就是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操控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的存在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污染了环境，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扰乱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表现为生态危机在世界各地的蔓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为人处世法则，它不仅蕴含着人与自然是协调共生的统一关系的思想，而且折射出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社会生活状态。“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将人与自然纳入共同体之中，并将自我融入到自然之中，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真正体现了天地人的整体合一。
作为今后三年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明确了各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要巩固脱贫成果，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今天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把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精神“天人合一”与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天人相分”统一起来的新价值理念，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价值关系。如果片面强调“天人相分”即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如果过分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那就无法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所以，要在批判吸收“天人”关系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把“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统一起来，汇通东西方的文明成果，坚定“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彻底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
那时的蓝洁瑛还很灵动。再早些年，1983年，她作为新人采访邓丽君，她们都很年轻，眼睛和唇彩一样闪亮，两人清清淡淡地说着时光逝去不复返。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环境问题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因为劳动过程存在于人类的一切发展阶段中，因而人与自然之间必定存在着物质变换。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会存在自然环境问题。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自然环境问题，改变生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调整和优化社会关系解决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言，通往自然王国的彼岸，真正自由王国的开始，有赖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P928-929)。
人、自然和社会本来是一个拥有正常新陈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但工业文明以“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思维为主导，以“人性恶论”为预设前提，宣扬“丛林法则”，强化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征服与对立，铸造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产生了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生产方式，造成人类社会内部以及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最终产生了异化的世界。在自然观上，工业文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把自然作为征服、改造的客体，通过机械化、设施化、化学化的技术手段从大自然中无限获取物质资料。恩格斯也分析了工业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化过程意味着人们运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行为违背了自然规律，遭到自然的惩罚。实际上，人们受到自然报复的情况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烈。
2、沙地区域种植防风固沙林。由于沙岗地、缓起伏沙地主要由于河道变迁形成，故此类地表多为飞沙土，在大风季节尤其是冬春季受南北滚动季风影响，飞沙土随风移动极易形成风沙流，形成强度流失、极强度流失沙地，对于后续植被栽植形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为保持土壤留存，保证植被生存的基本土壤环境，本类型宜采用栽植乔木封育手段，以林固土，以土养林，形成林土互育的良性循环。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危机进行直接阐述，但其理论体系蕴含了丰富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其考察自然环境问题的方法——如马克思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当代生态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正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不协调，这对解读当代生态危机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自然环境问题还没有真正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危及社会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中。与之不同的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甚至达到了地球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环境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为了阐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还表现在环境方面，正是无产阶级卑贱的经济地位和悲惨的生活环境深化了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更加证明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危机思考的当代启示
（一）坚定“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
工业文明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割裂与失衡人变成自然的“霸主”、世界的主宰，这实质上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确立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西方文化踏着“外王”的音符传遍世界。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之谜”向我们预示着破解自然之谜的人必定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悲剧不是他本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因为他是人类的象征和代表。当人类破解自然之谜，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人类仿佛在自然面前获得了胜利，然而，每一次胜利都是迈向悲剧的一个环节。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是无解的。斯芬克斯之谜也告诫我们：人类一旦破坏自然规律，自然必定报复人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宏观的生态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以及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人、自然与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到了宋代，“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继承了墨家的“兼爱”思想，汲取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吸收了庄子“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平等，主张人们爱护一切自然物和人造物。程颢提出的“天只以生为道”思想诠释了世界万物都处在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中，人是这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中的一员，同时也表明万物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世界才能和谐有序。
第二，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即新陈代谢的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壤肥力下降的生态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新陈代谢循环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都要复归于土壤。而马克思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农业的过程中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P579)。资本主义生产忘记了生产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根本改变了人的本性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本质。这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的生产方式致使生态危机全面爆发，在资本逻辑和经济理性的引诱下，人类文明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困境。
从古希腊理性文明和希伯来信仰文明演化而来的西方文明在“天人相分”价值理念的引领下，以征服、掠夺和称霸自然为目的，在创造辉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形成了以“人性本恶论”为核心内容的工业文明，这完全否定了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爱”等思想为主导、以“人性本善论”为核心内容的华夏文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文明铸造了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方式，所到之处充满了剥削、掠夺甚至杀戮，造成了对自然界史无前例的破坏。因此，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我们必须坚定“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优质的自然环境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的幸福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不仅被逼迫进行最大限度的产出，而且其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4](P490-492)，严重摧残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P22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种人压迫人的方式，也是一种掠夺自资源的方式。在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生产，其生产规模无限扩大，必然严重损害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引发冲突。
（二）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工业资本的扩张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制造了资源枯竭、土地贫瘠、空气污染等“生态灾难”。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演化为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当代全球性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以深邃的历史思维、恢宏的战略思维和系统的辩证思维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P50)，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该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提供方负有提请注意义务和说明义务。具体来讲，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合理提示义务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7](P20)。传统的以对自然资源的绝对开发为前提的发展模式不是人类理想的发展模式，应该努力探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人类只有反思工业中心主义的弊端，破解灵肉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克服人与自然的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难题。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态持续恶化、资源损耗加剧、自然承载力下降等现实难题日益突出，要以“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为灵魂，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为引领，以“知行合一”为抓手，通过思想、制度、情感三维一体的逻辑构思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让人成为人、自然成为自然、文明成为文明，最终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健康与美好。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是在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从人与自然的哲学高度出发，在继承中国传统文明“天人合一”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自然环境的总体现状，重新审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和新矛盾，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绿色发展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是对中国而言，更是对全人类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P58-59)建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范畴，因为生命共同体凝练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深刻表达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生态文明的呼唤，真实折射出当代人们的精神追求。
由于膝关节的构造比较复杂，所以在出现损伤之后膝关节的各个组织都有可能发生撕裂情况，给诊断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随着近些年的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往的骨伤诊断普遍都采用CT检查和X光线这两种方法。就以膝关节损伤为例，采用CT进行诊断可以看到比较全面的骨折状况，如有骨折线、骨折错位和粉损性骨折以及局部软组织损伤都能知晓，但是CT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就是无法获得关节腔的图像，无法知悉里面的具体情况，如果患者的关节腔内残留有骨碎片，比较容易发生漏诊的现象。除此之外，CT对于半月板、肌腱、滑膜和软骨组织等部位的诊断不太准确，不能为临床诊断提供确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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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10-0034-04
* 本文为2019 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教学研究”（19JDSZK100）；山东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微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绿色教育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SDYY17084）；山东农业大学优势研究领域培育项目“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研究”。
* 作者简介：刘歆（1995—），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李娜（1996—），女，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共同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苏百义（1964—），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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