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或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失败，还是新世纪初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矛头都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放任经济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在政治领域，则被视为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鲜亮外衣。针对这一“共识”，本文以美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为对象，旁征博引波兰尼、福柯等人的观点，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刻论述，藉此厘清其中民主的脉络，并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未来实践作出了预判。
关 键 词｜ 新自由主义 民主逻辑 进步主义 民粹主义
进步主义评论家常常对市场领域内新自由主义的推动力量、道德诉求以及大众对于其形象的情感认同避而不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但仍倾向于关注它与新保守主义哲学的关联，并认为这些联系是工具性的和外化的。按照这种叙述，新保守主义者已经通过诉诸保守的宗教价值观，使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观和私人财富扩张合法化，然而奇怪的是大部分美国公众无法看穿这一明显的伪善。大众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精神当作外化的工具性特征，并将民粹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仿效视为一种认知障碍或道德缺陷。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一认知方式更是发展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这一现象也超出了进步主义世界观的认知范围。在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许多人都对特朗普在早期民意调查中的强势表现不屑一顾，并信心十足地断言他将很快在初选中落败。然而，随着选举工作的进行，人们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吸引力高于最初预期，但人们依然坚信他无法获得总统提名。2016 年下半年，人们认为特朗普疏远关键选区的行为使他在理论上无法获得选举成功，然而特朗普最终以大比分赢得了提名。在竞选过程中，《纽约时报》的网页上刊登着一张选举晴雨表，该表显示希拉里赢得选举的可能性非常高。进步主义媒体喜欢运用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并将其视作数字时代的护身符，以此避开即将到来的厄运。选举日当天，当特朗普在几个关键州领先时，选举晴雨表在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了特朗普胜出，这正显示出了隐藏在民意调查下的民众真实的不满。
这一切首先反映出，人们未能正视这一事实，即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当选。进步主义者认为，其对特朗普败选的坚定看法反衬出了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认知局限和道德缺陷。无论是认识到我们已进入一个与传统意识形态有本质区别的后真理时代（post-truth era），还是认识到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存在着某种独特的施虐或惩罚性的内容，这些认识更多的是作为评论家的讨论素材，而无法对政治理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史蒂夫• 班农（Steve Bannon）认为，特朗普是现代版的安德鲁• 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他致力于恢复美国政体的共和主义承诺，并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根除阻碍实现这一承诺的人。进步主义者过度关注特朗普缺乏基本的政策专业知识及不当的个人行为，而这只能使公众更加确信，他可能搭建起一个既保护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又保证了他们重新掌控特殊利益的政治网络。
目前盛行的进步主义观点的局限性尤其明显，布什政府以前被指责有各种专制甚至法西斯倾向，现在却被重新定义为温和的保守主义的代表，因为这一界定是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种族主义与本土主义而言的。当然，用法西斯主义的类比并非不恰当——正是由于这样的解读使情况显得格外特殊，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政策选择被认为是偏离了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不适合解释和干预。一方面，这导致了一种倾向，即夸大危险的直接性，夸大行政权力可以废除民主机构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使人们过度关注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即使其关键机构仍然完整且功能齐全。
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关注维持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因素。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人们普遍认为它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当需要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目前仍然有效时，人们倾向于强调金融精英捕捉公共话语和操控公共机构的能力。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因为这种解释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预判，而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予解释。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机构的不满空前高涨、政治氛围中充斥着对银行家的蔑视和不信任之际，精英们为何还能继续获得如此巨大的物质、制度、象征和其他资源。本文认为，2007—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自相矛盾的政治动态，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核心的一个基本逻辑。当然，不稳定总是会造成频繁的故障，但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危机经常被用来重新激活和强化人们对那些已经失效的规范和惯例的依恋。本文的旨趣绝不是要贬低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各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抵抗运动的意义；相反，本文的目的是将这些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新自由主义独特的合法性来源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反对例外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进步主义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但这些评估一直存在问题，而且具有误导性。危机刚一出现，进步主义的评论就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乐观情绪，认为国家保护与凯恩斯式的干预主义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妥协方案而重新回归。许多人宣称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致力于重新监管金融资本的体制。这场危机也被认为是“双向运动”逻辑的转折点。“双向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动态的一种模式，近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根据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概念图式，周期性的“脱嵌运动”（disembedding movement），即当市场的投机逻辑脱离其社会基础而扩展到其他领域时，接着就会是重新嵌入运动，即社会通过重新施加限制和恢复基础来使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大发展的版图。
基于以上特点，此阶段要考虑的是能力问题。创始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开始退居到董事长的位置，任务是制定决策，并从企业内部或者外部选择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总经理掌管企业经营的各项事务，并对董事会负责。同时在社会上大量吸收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才，组建良好的团队。
预期中的重新嵌入运动显然未能实现。当西方政府有效地将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并宣布广泛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后，回归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共识得到了提振，但不久之后，希望就破灭了。奥巴马政府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多德-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之后，人们普遍担心政府对华尔街的限制力度较小，不足以帮助普通民众，也无助于使当前的行政机制正常运转。民主党在2010 年中期选举失利后，进步立法的希望进一步破灭，这也让共和党人有胆量冲破民主党对金融业的控制。这些事态的发展不仅让波兰尼式的反抗运动希望破灭，而且还使得新自由主义政策积极恢复，这种恢复主要体现在以公共债务为关键问题的紧缩政策迅速崛起。许多人宣称，这将会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结果却非常像新自由主义再次登台。
高中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结合自己课本当中所学到的理财知识以及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将知识应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理解所学到的理财知识。比如计算银行利率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所学到的数学函数知识来进行复利计算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除此之外，我们在理财的过程当中，一旦面临让自己措手不及的意外情况，就要及时的请教父母，因为父母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合理理财、正确消费。
然而，这对于推动进步思想的重大调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进步思想重新回到了谴责市场自身调节失控的领域，并非常自信地断言，下一场危机将迫使上次未能实现的政治变革得以实施。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很好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过分相信市场自律是不合理的，也根本无法作为一项连贯的治理原则发挥作用。这些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无法理解集体协商的作用，也无法产生共识和稳定，因此，新自由主义基本无法提供自己的合法性来源。新自由主义几度沉浮却始终存在，被认为是偶然性事件，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由连贯的规范和实践组成的有机运行的支持系统上，而是依赖于特殊的手段和邪恶的政治阴谋。根据“制度俘获”（institutional capture）的观点，由于金融资本对公共机构和话语的严格控制，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无法推行改革，也无法从危机中吸取教训。
毫无疑问，震惊、敬畏和捕获是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模式。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理解其运作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往往是通过调动大量政治支持而上台的。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观察到了撒切尔主义的普遍吸引力，并提出了“威权民粹主义”的概念，以概括这其中看似自相矛盾却又在实践中得以正常运作的逻辑。但即便如此，这也许还不足以适应新自由主义通过话语捕捉当代公民想象力的能力，不仅仅是精英能够操纵民众的情绪，而且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和形象具有现实的特殊吸引力。新自由主义的情感指控不仅涉及为已经制定的议程取得认同，而且还涉及民主进程本身积极参与新自由主义统治模式的生产方式。
但这种解释并不完整，甚至具有误导性。当然，精英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防止民众的不满对政治及政策产生影响，也可以防止体制政治层面的任何变化转化为持久的政策变化。这种现象在美国非常普遍，就连常识性建议在一开始也会遭到巨大阻力。然而，制度俘获理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得以延续的全部原因，精英阶层的权力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制度和话语持续存在的保障，简单地说，他们的权力阻止了新自由主义的消亡。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规范严谨的，具有随机性，因为它并未抓住新自由主义得以生存的结构性条件。
2006-2016年各国GDP总量见表2。据表2可知，中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农业补贴总额PSE占GDP的比重较低，PSE最高峰在2015年仅仅达到GDP的1.15%，相比于2008年0.33%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农业作为中国的基础性产业，国家对农业补贴投入力度远远不够。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彻底去除了自由主义的想象。它将货币概念化为协调问题的一次性技术解决方案，而这种化解风险的方式需要时间且具有不确定性，从而模糊了嵌入自由市场概念中的矛盾情感结构。哈耶克很清楚，通过这种方式，新古典主义已经放弃了重要的政治立场——这从自由主义的敌人能够轻易地采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计算争论中，哈耶克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关于知识和未来的假设，这些假设使社会主义规划似乎成为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选择。他认为进步主义和社会民主是以一种非常相似且天真的认识论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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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对经济主义的批判
波兰尼的观点通常被概括为对“经济主义谬论”（economistic fallacy）的多元主义批判。经济主义谬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的共同特征，即把经济本质化，认为它是一个自主的、自我复制的系统，不需要外部投入和限制。据此，经济主义方法被市场自我调节的幻想所愚弄，因而未能认识到由无休止的市场脱嵌所释放的不稳定力量，以及脱嵌这一现象最终也将消失的现实。相比之下，波兰尼的观点强调了市场嵌入在人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包括社会联系、政治共同体和道德价值。
近年来，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根源的争论越来越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孤立的“项目”，由特定的精英、利益相关方及思想推动，这些人试图绕过普通的政治决策机制来强行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模式。但是这又重复了上面讨论的一些问题。在菲利普•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的描述中，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例外主义，是一种施密特“项目”，即通过破坏或绕过正常的民主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形式。在纳奥米• 克莱因（Naomi Klein）看来，危机在这里至关重要。危机造成的广泛混乱为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提供了追求改革议程的机会，然而，一旦民众给予充分关注，就会发现对他们而言，这些议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最近，学者们又通过转向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来探索这条道路。
波兰尼模式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对当代进步思想的一些关键假设做出了了具体阐述。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体是由不同但原则上相容的逻辑所支配的，战后初期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结合就是证明。但进步思想同时也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把这种和谐视为理所当然：在一定的周期性规律下，市场的扩张逻辑将会抬头，扰乱经济自由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平衡。此时，经济增长和积累的需求与通过公共和公民机构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权利就会产生冲突。这就是当代进步自由主义不同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提出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早期进步自由主义的地方。后两者倾向于设想一条更线性的世俗发展道路，在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与此同时，资本的扩张趋势和系统性特征完全是以否定的判断来解释的，即经济主体无法认识到资本的基础和局限性，无法将现实归因于虚构。如果脱嵌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现象只有在经济引力（economic gravity）的基本规律被中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功能失调的现象一开始就出现了。因此，波兰尼的思想便无法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行理论化归纳，而是以一种系统的、自我扩张的模式展开。而且，这种唯物论的本质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本质主义是相联系的。资本的脱嵌运动被视为对后新政时期盛行的资本和民主的平衡的破坏。我们发现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允许产生真正经济价值的环境与民主和社会准则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波兰尼模式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非经济学的经济理解，而是试图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想主义对社会和国家的理解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批评观点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特有的、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经济逻辑。而本文的逻辑起点则是，只有在不囿于本质主义术语，而是在对偶然性的必然的直觉认识中加以考察，资本的扩张和自我稳定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资本扩张的驱动因素是，人们认识到长期风险是唯一的选择，并意识到在稳定状态下并没有安全保障。换言之，资本所特有的自我扩张动力是由既存的基本价值缺失所推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特征而言（包括资本逻辑渗透到人类生活其他领域的方式），实质主义（substantivist）的价值观念正是一个障碍。本文认为，投机不是对基本结构的一种功能失调的偏离，而是资本积累逻辑背后的驱动力，它不断渗透到生活的新领域，使它遇到的每件事都服从于这种价值逻辑。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投机是一种潜在的生产性举动，而虚构的预测动态和随后的估值是资本运作的核心。这种双向运动的运作，先于波兰尼经济与政治双向运动的相关性。真正的双向运动不是在经济主义构想的经济和同样本质论的政治领域之间进行的，而是在资本逻辑内部进行的。
(4)工作超时：工作超时会直接导致失眠或影响睡眠质量，包括超量工作(超劳)，超时工作(长期工作)和随时待命。针对超时工作的3种类型，问卷调查其发生的频率、频发时间段及其持续时间，同时也询问了海员自己是否可以决定加班时间以及加班补偿等问题；
本实验明确了竹叶青酒香味的特征主要是烯类化合物为主，酚类和酯类化合物为辅。而且，竹叶青酒中的各种中药材是关键气味成分的主要来源，而基酒对关键气味成分的贡献较小。实验初步阐明了一般情况下饮用竹叶青酒时，其香气成分的构成特征，对竹叶青酒产品生产、品质控制及其消费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竹叶青酒的配方药材种类多，而且各种香气成分的含量、感官阈值以及相互作用决定其最终的香气特征，其香气成分的鉴定还需要人体嗅觉感官数据的进一步完善和分析。
构成连贯社会秩序的渐进式模式很快就产生了例外论的解释模式：发展不是以其本身的权利来解释的，而是通过对规范逻辑的背离来解释的，规范逻辑要求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因此，从进步主义的观点来看，后危机背景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模糊不清的。复兴的民主参与形式为何推动了右派而不是左派，这一点令人费解。例如，茶党（Tea Party）的民粹主义及其对财政紧缩的要求，一直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边缘现象，它与美国民主的真正价值和活力相悖。进步主义的观点也无法解释，威权主义倾向是如何从民众对金融和债务问题的重新参与中得以完善的。进步主义的方法严格定义了这些反对民主治理的冲动，却对它们日益明显的共生关系视而不见。
2.3 不同分期的宫颈癌组织中Ki-67、p16及p53表达情况的比较 16例宫颈癌患者中，Ⅰ期10例，Ⅱ期6例。宫颈癌Ⅰ期与Ⅱ期患者Ki-67、p16及p53表达阳性率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见表3。
当然，波兰尼理论相当重视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但它将这些现象理论化，认为它们是自由民主崩溃或自我瓦解的结果，即波兰尼式双向运动失败的结果。它把威权主义看作是对双向运动失败的反应，而不是双向运动本身的动力，或是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内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解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可信方式，当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化原则，几近崩溃。但这种解释在目前的适用性要有限得多，有关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资本能够通过将其投机逻辑进入人类生活的新领域，从而不断振兴自己。当然，复兴有时具有明显的吸血鬼特征，但我们或许应该对解释资本的矛盾更感兴趣，而不是简单地坚持资本确实已经死亡的事实。
如何超越政治和经济的分歧？二者的分歧正是目前无法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根源所在。这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核心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经济如何在政治中呈现？现有理论倾向于强调通过工具主义模式或结构主义模式（或某种组合）来解决这一问题，工具主义模式强调企业和金融精英能够利用个人影响力来形塑公共政策制定者选择的方式，而结构主义模式则视国家的运作为结构性的。这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也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工具主义模式具有与俘获理论相关的阴谋论色彩；结构主义模式则过于强调上层建筑模式的经济决定论。因此，经济与政治的日益交叠重合是现代政治最显著的趋势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少观点也回避了当代政治的核心是由资本逻辑所塑造的这一观点，而是强调政治制度的自主性。
本文并非试图解释因果决定关系，而是提出一个问题，即政治是如何被注入资本主义风险理性的？这又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如此顽固地影响着围绕扩大资本再生产的民主互动逻辑？这个问题并非一直存在，但它的确困扰着那些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解放力量抱有极大信心的人。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坚持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当然，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有时很难将这一观点具体化，并削弱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模式的联系，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模型，即涉及不同领域的“互动”。这些方法很难解释意识形态如何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类生活的具体方式。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通常不是在认知或话语层面上起作用的，而是以更机械和具体的方式起作用。意识形态并非主要通过表象起作用，而是通过基于情感亲和性、习惯性倾向和情感依恋水平上的调节起作用，这是一种可以通过表象激活的结构。
重新评估新自由主义
反思“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有益的。波兰尼模式依赖于对“新自由主义”中“新”的字面解释，它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经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简单复兴或回归，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共机构服从市场标准。因此，人们往往不清楚自由主义在哪些方面可以被视为“新的”，因为我们似乎只是在应对经典自由主义的重演。因此，新自由主义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对市场自律的天真信念，而无视投机对社会秩序基础的破坏。在新自由主义下，金融扩张必然导致如同20 世纪30 年代一样的经济和政治崩溃。
然而，波兰尼的学说始终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束缚，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的。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对市场脱嵌理论的批判。从长远看，市场扩张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它涉及大量不以经济现实为基础的虚拟货币。投机是市场脱嵌的关键机制，导致了不以实际价值生产为基础的金融主张。人们认为，这将导致不可持续的虚假债权结构的周期性累积——当基础价值重新确立、过度杠杆化的金融结构开始瓦解时，这种动态迟早都会停止。这里的概念逻辑主要是唯物主义的本质主义，唯物主义认为“真正的价值”是与工业生产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而投机活动则是对这种结构界限的无端侵犯。
更严重的是，吉奇这样使用弗雷格逻辑系统中的判断杠，不只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也不只是多此一举的问题，更是对它的误解，违背了弗雷格的原意。
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从来不会像一个亲资本的政权那样自上而下被削弱，它根植于更广泛的信仰、实践和制度领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Birth of Biopolitics）一书中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理性”与“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的轮廓，他提醒我们，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时要避免对精英小圈子行为的过分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它并不是单纯地相信实用主义逻辑，而是一种连贯的治理哲学，其实际运作一直由政府来维持，包括这些政府的主观倾向。
福柯告诫人们不要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尽管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强烈主张市场在管理风险方面的效率与天然合法性，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于，人们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这一解决办法过于简单，资本主义的持续生存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市场自然效率的信心。尽管古典自由主义的目的是消除市场实用主义逻辑的制度性障碍，但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认识到它所设想的秩序需要在体制、话语和政治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碰撞出的火花，因为这些局限性在20世纪初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中已经表现了出来。
新自由主义思想最初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当时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场危机，对于那些处在新自由主义成熟期的人来说，这场危机的强度可能难以想象。然而这场危机是促使国际自由世界秩序崩溃并转向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许多合法性，资本主义精英对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如迪埃特• 普莱维（Dieter Plehwe）所说，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在20 世纪20 年代首先是被那些目睹社会主义力量壮大却依然想拯救自由主义的作者使用。普莱维还注意到，二次大战期间的维也纳是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热土：在那里，路 德 维 希• 冯• 米 塞 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与社会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展开了辩论。双方都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新古典经济学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捍卫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关注市场的理想效率，倒不如说是强调人类对未来认识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破坏了社会主义按照集体主义原则塑造未来的雄心。
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失去了其大部分合法性的背景下，试图重新制定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一种尝试。因此，要承认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认识到振兴资本主义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这样看来，新自由主义一直根植于与自由市场乌托邦相关问题的认识，而波兰尼对自由市场乌托邦持批评态度。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的“脱嵌运动”进行批判时，没有承认新自由主义者已经在处理非常相似的问题，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再次可行的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更像是带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进行反身性参与（reflexive engagement），而不仅仅是试图恢复这种反乌托邦，那么我们需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产生其合法性来源的，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自由主义理性的轮廓
在福柯的描述中，新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与不可避免的风险产生了一种更有目的性和前瞻性的关系。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独特的合理性治理，我们不能将经济与政治，或市场与国家对立起来，并将这两组对立关系本质化，以此理解问题，而是应该通过涉及更广泛的问题来全面理解它，即人类如何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和神学的权威辩护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力量的背景下参与他们自己的世界。
前现代化社会秩序的来源是政治和宗教，即统治者的君权神授以及教会对此给予的合法化支持。这种社会总是对商业关系的扩散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具有腐蚀性和破坏性，因为这种活动企图在属于上帝的时间里进行占有和交易。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背景下，由于越来越难以相信人类历史是由一种外在力量安排的，人们开始相信世俗世界存在着将偶然性转化为秩序的机制。正如亚当• 斯密（Adam Smith）关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所表达的那样，人们开始思考世俗世界中的自由秩序。亚当• 斯密对社会分工和市场作用的研究结论是，在某些条件下，投机行为是合法的。政府的直接控制或干预并不总是必要的，有时实际上是有害的。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商业和金融活动可以促进秩序，从而有利于治理。
如今，货币不再是一种非理性的、腐败的力量，而是一种无害的经济互动推动者——正如大卫• 休谟（David Hume）所说，它是“中性的”，仅仅是一种协调和平衡的手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中立原则具体指分配效率，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它深深根植于共和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 认为市场的自发组织合理性是防止权力非法集中和君主专制的壁垒。与主权干预的随意性相比，货币是一个更为公正的裁决者，而执行市场的逻辑将对后者构成约束。由此可见，中立假设具有明确的政治维度：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言论并非像现在政治理论中那样截然不同，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自由共和主义的市场形象充满了道德和政治意义，而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当然，关于货币的合理使用与不合理使用之间的区别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神学家，都没有说过货币在原则上是中性的。他们认为，理财本身就是非正常的行为，其所带来的危险是永远存在的，这种危险在合理使用货币时已经明显存在。在现代生活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特定的金融形式继续受到非理性的指责，但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却不受这种批评的影响。它不再被视为一种腐败的力量，而是一种本身可能导致腐败但总体上无害的象征。在过去，政治和宗教秩序原则需要避免商业腐败的影响，而在现代观念中，恰恰是市场本身需要保护免受他律的影响。
现代经济以市场中立的观念为支点，是为了强调现代人已经意识到了风险的必然性，这就涉及到对安全问题的考虑。因为意识到未来不是由外部权威决定的，因此人们把目光投向控制未来并使之具有可预测性。福柯很清楚这一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理论是同时出现的，目的是塑造现代生活的体验。他认为现代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安全装置”。因此，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是由一种紧张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对参与风险的需要和避免偶发事件的需要之间。因此，市场中立的概念应被视为一种明显世俗理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即随着世俗时代的合法性逐渐显现，以及人们对自组织机制的认同，未来可以被理性控制的观点应运而生。就其本身而言，这是通过资本调节资本主义政治。
根据“施密特”逻辑，渐进式捕获是当前的趋势之一。卡尔• 施密特（Carl Schmitt）是一位与纳粹政权有关联的德国政治家和法学理论家，他认为，对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权威可能是完全符合民意的或合法的。权威最终总是一种例外，因为它并非源于民主规范，而是根植于纯粹的权力。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著作重新受到了关注，吉奥乔•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关于“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的著作便受到施密特的影响，但现在施密特的理论也对政治经济学学者产生了显著的吸引力。根据这些解读，危机造成了一种异常混乱的状态，使得精英们可以绕过议会民主和公共问责的正常程序，夺取关键机构的控制权。尽管波兰尼认为危机的不确定性是民主力量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但施密特的解释则遵循了相反的逻辑，他把系统不稳定的时刻看作是自由民主的正常规则在精英决策和非合法控制下变得混乱无序的时刻。进步主义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时，以施密特的理论论证了波兰尼理论的失败。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足以解释新自由主义为何能够论证出危机也是一种契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通过回溯新自由主义逻辑运行，来对危机即契机这一论断做出回应。
福柯认为哈耶克的研究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线索，尽管他并没有对这一联系进行详细的探讨。哈耶克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压制了不确定性和投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哈耶克非常推崇亚当• 斯密的研究以及他凭直觉感知自发经济秩序原则的方式，但哈耶克觉得“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仍然带有太多的神学信仰色彩。哈耶克更为彻底的世俗化思想断然否定了外部干预或指导的可能性，他认为经济秩序的出现完全是由尝试、错误、不确定性和发现等因素所驱动的。虽然亚当• 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隐喻，以期解决世俗世界中仍然存在的秩序问题，然而，世俗世界不再认为自己受神性思维支配。哈耶克提出，他对自发自组织的理解并不是为了解决世俗理性的局限性，而是为了回应其“自负”，即对理性建构主义的信仰，他认为这种“自负”是20 世纪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换句话说，他并非认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必须也是别无选择的。投机行为的相互作用是秩序的唯一来源。“偶合秩序”（Catallaxy）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政府尊重的“经济”组织原则，也是唯一的游戏规则。
这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与风险的关系不同。前者主要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则关注可计算性的边缘，即不可计算和不可预测的可能性。在哈耶克的逻辑中，失败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性事件，是产生秩序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理性的特征是对时间和未来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古典自由主义中仍然受到压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则完全缺失。因此，相比于商品化，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化更感兴趣，换言之，它更看重投资的承诺和前景，而不是消费的直接效用，更看重投机的盈利作用，而不是消费带来的均衡的停滞。古典自由主义处于可控和可预测风险的逻辑之中，它将不确定性的投机行为视为一种生产冲动，而新自由主义则直觉地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然而，这些见解只是重新证明了市场中立的原则。尽管哈耶克对自我组织化的理解吸收了20 世纪系统论的观点，但他的作品大多是在区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热点之前完成的，他把市场想象成防止累积不平等或结构性权力差异的保护机制。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市场中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监管视野，要求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强监管。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永远不会导致均衡，这一现实提升了积极参与到不确定中来的重要性，以此奠定秩序的基础。因此，新自由主义理性恢复了自由共和主义对市场中立的想象，点燃了风险—安全这对尖锐矛盾的生产性张力（productive tensions），并将安全机制完全转变为对风险参与的需求。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人们一厢情愿地将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非中立性归因于外部腐败。资本主义生活经常与市场的共和形象相矛盾，这一事实并没有引起对这种形象的修正，反而提高了确保实现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因此，就新自由主义与施密特例外论的联系而言，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进步主义理解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它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理性本身已经包含了对例外论和制度俘获的批评。它将这种批评准确地指向进步政治议程，这一直是其修辞吸引力和政治成功的核心。当我们想到捕获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理论时，问题瞬间就清晰了。捕获理论是由乔治• 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首创的，他是蒙特• 佩勒林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成员之一。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进步精英们自以为是地要求专业知识，以及用这种自负去支持那些寻求救助和救济的人更能破坏资本主义机构的中立运作。
20 世纪70 年代，由于国家偏袒部分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正在受到破坏，实现制度净化的愿景引起了共鸣。新自由主义的主题是复原力（resilence），而不仅仅是追求安全，例如，它寻求安全的方式不是通过规避风险，而是通过拥抱风险。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逻辑，也是一种矛盾的取向，它模糊了预防与激活、防御与进攻、安全与风险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坚持认为，通过偶发事件来维持秩序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其特点是愿意抛弃并不成熟的预防主义，积极参与未来。它凭直觉知道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并赞赏挑衅的力量。先发制人的概念已经被一些重要的安全理论学者所引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为研究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政策往往不是为了防止失败，而是为了先发制人，这样既能使其发挥作用，又能防止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尽管近年来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给予了大量关注，但实际上正是保罗• 沃尔克（Paul Volcker）所倡导的务实的货币政策转变重构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制度景观。沃尔克预见到美国金融体系将走向衰退，他先发制人地采取了行动，通过触发潜在的生产危机来增强这种意识。货币主义的转向意在激发人们的意识，其动机不是对这一举措的结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是对其富有成效、有秩序的潜力产生一种直觉。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逻辑
布什政府曾以安全的名义要求保持警惕并做好准备，同时宣布反恐战争不会结束。新自由主义需要以一种未来安全的名义对风险的投机逻辑作出承诺。通过这种方式，它放大了现代安全配置的悖论：即使新自由主义自称消除了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和障碍，但其运转方式也是通过允许危机和不稳定产生并发挥其作用，然后主动执行调整。新自由主义超越了对未来可预测性的关注，而是转向一种对不稳定和危机的务实应用。
“沃尔克冲击”作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投机行为，为稳定金融体系创造了新的不确定性来源。因此，政策转向之后金融活动的急剧扩张并不令人意外，这正是美联储过去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迅速逆转紧缩政策的原因。沃尔克的投机行为无异于赌博，而美联储坚持执行这些政策所造成的不稳定将启动更广泛的调整过程。沃尔克自己承认，里根政府与工会组织的对抗对遏制通货膨胀至关重要，这说明，货币主义转向能否成功取决于这种更广泛的调整。这只是加速破坏福特主义的一系列广泛政策的因素之一。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为大多数美国人口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并成为资本主义复兴的重要来源。
虽然GM试验是目前检测IPA较为敏感的方法，但其假阳性和假阴性问题仍不可忽略，存在以下情况时应考虑假阳性的存在[16, 18-19, 28-30]：(1)使用半合成青霉素尤其是哌拉西林或他唑巴坦；(2)患者患有多发性骨髓瘤；(3)异体骨髓移植患者、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自身抗体阳性患者、菌血症患者及肠道双歧杆菌定植的婴儿；(4)使用含有GM的血制品；(5)存在青霉属、链格孢霉属、拟青霉菌属、镰刀菌属、组织胞浆菌和隐球菌属等其他真菌感染。假阴性原因[15, 31]：(1)在IPA早期阶段，血管只是轻微受侵犯，释放入血液的真菌数量不足；(2)应用抗真菌药物。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个人和家庭债务急剧增长，产生这些债务的投机方式和目的在前几代人看来是荒谬的。所谓“几乎所有事物的资本化”，在“人力资本”的崛起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认为新自由主义涉及劳动的再商品化（与福特主义时代的去商品化相反）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关键结果之一恰恰是直接用劳动换取工资的机会减少了。新自由主义主体是一个投机行动者，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企业家”，其目的是探索和激活其生产潜力，并以货币的形式实现这一点。福柯认为人力资本的概念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新之一，这一概念包含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劳动力简化为一般技术参数方式的含蓄批评。人力资本的概念衍生出了非物质劳动、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的概念，它将人们对生产的理解带入一种更广泛的、后福特主义的领域，这种理解更符合经济价值的思辨维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客观限制，成功地将资本化的逻辑推进了人类生活的新领域。
郑馨被蒋大伟押着来到一家楼道口。郑馨还想转身，蒋大伟拦住她：别走，难道你想让我绑着你不成？郑馨无奈，悻悻地上了楼，走到一家门前，蒋大伟刚想要敲门，门里突然传来一声猛烈的撞击声！只听房间里一个女人的声音：有本事她永远别回来！接着是一个男人低低的声音：你冷静点！蒋大伟清了清嗓子，开始敲门，门开了，郑母探出头：敲什么敲？家里人还没死光！她看到蒋大伟和郑馨，愣住了！郑父紧随着走到门口：馨馨，你回来了？郑馨胆怯地藏到蒋大伟身后，低声地：爸。郑母发火地：你瞧瞧！你瞧瞧！我到你们郑家八年了，还讨不出她叫一声妈！养条狗还摇摇尾巴呢！没等郑母说完，郑馨突然转身朝楼下跑去。
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降低了通货膨胀，减轻了美元面临的外部压力，但伴随着这些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金融波动，20 世纪80 年代出现了一系列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救助，这造成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将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此类事件的预期。这种新的制度促进了金融治理的重新定位，即认识到危机可能继续周期性地发生，也不排除实施救助的可能，但其目标应该是管理并尽量减少其副作用。李奥• 帕尼奇（Leo Panitch）和山姆• 金丁（Sam Gindin）通过关注从“预防失败”到“遏制失败”的转变，捕捉到了这一发展。在美联储内部，这种策略被称为“事后扫荡”策略。
喂——没到呢，今晚回不来了，车坏在半路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司机去找修理工了，不用等了，就让倩倩睡在我妈家。大家都说车修好就到昌县宵夜呢，谁愿意回来上班？好了，不说了，我们在车上打牌呢。挂了。
正 如 弗 朗 索 瓦• 埃 瓦 尔 德（François Ewald）所强调的，向先发制人的治理模式的转变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原则对另一个原则的彻底替代，因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投机取向总是与保险原则和规范化力量的持续运作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对激发未来的关切，总是伴随着修正行为的补充，当不确定性可能转变为失败时，这个修正行为就会充分显现出来。这个时候，严重的不确定性倾向于产生它自己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准确认知未来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而是在缺乏这种认知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什么行为。此时，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对银行的救助。先发制人逻辑的此时表现为对未来的止赎。在哈耶克的著作中，这一修正行为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哈耶克的著作坚持认为，必须尊重从过去传递下来的准则，即使我们无法理性地证明这种坚持是否合理。
市场是一种扁平、分散的结构，它限制了权力的积累，但是相比于这种规范性形象，市场遭遇失败时更引人注目。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许多危机，民众由此产生的愤怒和不满首先引起了对恢复共和制经济的广泛呼吁。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即模糊政治正当化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界限。新自由主义治理方式不仅提供了事后的合理化，而且还使其积极参与先发制人的逻辑得到了充分的回应。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维度，即从政治角度看，资本的逻辑和形象是自相矛盾的。正是因为这种自相矛盾如此明显，因而人们将其视作一种认知错误，或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民粹主义者非常清楚，他们的理想遭到了背叛。
（137）卷叶光萼苔 Porella revoluta（Lehm.＆Lindenb.）Trevis.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李粉霞等（2011）
紧缩言论处于新自由主义理性产生的紧张关系的核心，它们代表了保守主义和前瞻性情绪的矛盾组合，即要求我们偿还过去遗留下来的债务，以确保未来的安全。财政紧缩政策的转变被广泛解读为金融精英对波兰尼的反击。人们认为，紧缩政策会为“食利者”带来短期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以牺牲实际价值的生产为代价的。同时，追求紧缩政策会加剧衰退，也是破坏经济增长的开始。尽管紧缩政策确实加剧了不稳定性，加速了从就业和薪资向不稳定的转变，但它是否削弱了资本的稳定还并不明确。从本文提到的“双向运动”来看，紧缩政策不应被视为“脱嵌运动”的延续。相反，紧缩运动是资本保护其投机性投资并使其虚构的价值趋于稳定的运动。
紧缩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其目的是恢复共和主义市场。共和主义市场是抵御不劳而获特权和权力集中的壁垒。紧缩政策不仅与极端的必要性以及“别无选择”这一令人沮丧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似乎也是一种消除俘获和驱逐特殊利益的手段。当紧缩言论成为茶党运动的战斗口号时，其广泛的大众吸引力得到了充分展示。该运动的核心目标是重建一个早期的、富有生机的、建立在共和党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在共和主义价值观下，不应该得到救助的人不会得到国家的援助，因为经济安全不是通过福利和施舍实现的，而是通过自力更生和风险参与实现的。
按照以职业素质和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原则，将专业理论的学习和操作技能的训练贯穿整个培养过程，以保证培养目标的有效性；通过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重点专业建设，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构建合理的专业体系，力争办成具有国内同类学校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特色专业。
结 论
必须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是因为它能够将自己的道德承诺与它认为拒绝或威胁共和主义价值观的进步哲学进行对比。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进步人士在公共道德中发挥作用的意愿，他们被道德优越感驱使，并非真正关心公平和正义。这种共和主义假想政治与进步政治之间的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时代的产物。20 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认为自己延续了共和主义的传统政治承诺，即寻求一种权威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不会强加于人，而是会与围绕个人财产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有机地相互作用。这种政治倾向在“新政”的制定过程中仍十分明显，而直到战后，进步精英才完全投入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的承诺中，但仍然在关键问题上与大众思维脱节。
在最近的政治发展中，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活动引人注目，他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差一点击败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桑德斯所代表的政治仍然属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但他承认资本主义压迫的系统根源，同时拒绝煽动或利用下层阶级的分裂。现在看来，桑德斯运动并没有随着他在总统初选中的失利而逐渐衰退，而是继续保持着势头。桑德斯运动已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最有力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引起民主党势力如此一致的强烈抵制。但是，民主党势力并没有竭尽全力与桑德斯作斗争，因为他们认为相比于希拉里的竞选路线，桑德斯的政治观点太过脱离主流，难以令人信服。但是桑德斯的反新自由主义可能比进步的管理主义更有吸引力。
这并不是说希拉里式的新自由主义和特朗普式的新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区别。人们可以发现在很多政策领域，特朗普的主张已带来损害，而这不会在希拉里的治下发生。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之处在于，它相信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动力是可持续的，而且它可以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组提供一种稳定的替代方案。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在20 世纪90 年代实施了一些最重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它最终仍成为保守派所仇恨的目标，而这种仇恨为振兴布什时代的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之所以关注美国，不仅是因为这个案例本身很重要，还因为它清楚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悖论逻辑。在欧洲，情况显然有所不同。紧缩政策在欧洲并没有受到大众运动的支持。近年来，像沃夫冈• 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和维尔纳• 博恩菲尔德（Werber Bonefeld）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欧洲一体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施密特式的计划，旨在将行政权力和经济政策从与民主的压力中隔离开来。但这种看法还是过于片面。若不是紧缩政策的快速性和灵活性，欧洲不可能在欧债危机后如此有效地转向紧缩政策。西欧公众舆论的焦点从金融精英们对紧缩政策本能的厌恶转变为普遍接受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成效十分明显，但同时也给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而民族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拒绝难民。并不是说左翼政治派别没有鼓舞人心的倡议，但至少在西欧，这种民族主义似乎常常能够改变政治格局的制度构成，其结果是促使工党更接近文化民族主义，从而加剧社会中的反恐怖主义话语和伊斯兰恐惧症。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 科尔宾（Jeremy Corbyn）最近在选举中获胜，这似乎表明了打破这种逻辑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科尔宾的立场与桑德斯类似，但前者领导政府的可能性更大。然而，英国劳工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根基如此深厚，科尔宾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步政治的权衡之中。当然，持新自由主义政见的美国总统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美国，民主党通往行政权力的道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长，如果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未来10 年左右得以实现，必然是依靠着一场大众运动的力量，而这场运动能够对民主党和整个美国政治体系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结构进行重大变革。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总统选举就与债务、金融和银行业务的重新政治化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有很多理由认为，抵抗左翼对共和党激进主义的进攻会是重头戏。但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场战斗还会持续下去。即使特朗普抛弃了一些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但这场斗争由于缺乏民主自由而失败的可能性依旧较小，相比之下，未能很好践行民主自由而导致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简介｜ 马丁·科宁斯（Martijn Konings），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译者简介｜ 陈磊（1993—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 原文来自Martijn Konings, From Hayek to Trump: The Logic of Neoliberal Democracy, Socialist Register, vol.54, pp.48-73。
（责编：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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