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生育专题］
［摘 要］人口是构成劳动力的基础，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水平变动引发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从而对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与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视角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总体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对政策实施后前十五年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十分有限，而从长远来看，对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规模有一定的补充。另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发展背景下我国未来劳动力需求主要是质量和结构而非规模。因此，进一步减弱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果。
［关键词］全面二孩；劳动力供给；生育政策
一、前言
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因此，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市场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计划生育，生育率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明显下降。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中期的6.15下降到80年代初期的2.1，随后继续下降，90年代初期开始降到1.6左右，并持续了长时间的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随着出生率的持续降低和寿命延长，我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之初，我国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无论比重还是规模都进入一个新的节点，也就是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超过10%或者7%。与此对应的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即将开始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逐渐萎缩。2010年之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规模先后进入下降的阶段，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比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6年开始，我国政府在对当前人口形势进行多方综合判断后，开始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相较以往的独生子女或单独二孩政策，呈现生育上的进一步放松，并鼓励人们按照政策生育。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开，可以通过生育率的提升，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减低人口老龄化进展速度，并在未来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该政策已经实行了将近三年，产生了一定效果，然而距离专家预期的效果尚有较大差距。[1]问题是，生育政策适当放开对劳动力供给到底会产生多大作用？生育政策适度放开会不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对比状况？如何看待劳动力市场供给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生育政策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生育孩子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关系，生育率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劳动力人口比重与规模）之间关系，以及生育政策在出生率或生育率变化中的影响等，很少有研究专门针对某一项政策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本文要讨论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我国生育政策的梳理，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来看这种政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主要影响和冲击，并以此判断和思考生育政策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伴随着高层领导人的认识变化，也伴随着相关政策措施的相应变化，可以说，我国生育政策史本身也是中国当代人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至1953年，国家层面实际上是反对节育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持鼓励生育态度的。由于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建设非常需要劳动力，另外国家对当时全国人口数错误估计为4亿，同时在这个阶段学习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因此出台的是一系列反对节育的政策。如1950年国家卫生部发布“禁止非法打胎”的规定，1952年发布“严格限制节育和人工流产”的规定，1953年限制避孕药具进口，其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然而1953年我国举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发现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5.8亿，远超原先对人口总量4个亿的估计。同时，城镇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以及粮食供应、住房等压力。种种状况引起了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忧虑，开始酝酿要进行节制生育，并开始出台一些限制生育提倡节育的政策和措施，如1954年卫生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加以提倡，给予指导”。1955年3月，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开始，中央已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执行宣传推广有计划节育的人口政策，可以看作是最初的节制生育政策的起步。
然而1957年夏开展的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口政策的步伐中止了。同时理论界也开始了对主张节制生育相关学者的批判，先后有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紧接着1958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批判文章，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了批判，将其看作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理论界的倾向与政治运动的压力，使得人口研究成了禁区，也迫使人口政策工作从1959年开始冷落下去,许多地方刚刚兴起的节育活动也停止了。紧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先后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停滞。
2.5.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编号：G-5）10 mg，共6份，分别加入“2.2.1”项下单一对照品贮备液（淫羊藿属苷A、朝藿定A1、朝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宝藿苷Ⅰ对照品贮备液分别加入750µL、1.5 mL、400µL、550µL、950µL、2 mL、330µL、110µL），按“2.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5。
全面二孩放开以后，生育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途径和原理与上述类似，但是作用方向相反，该生育政策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增加生育子女数量，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减缓劳动力人口减少速度，并且减缓劳动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老化。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此吗？还需要进行详细分析。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也先后恢复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且制定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方针。形成了以“晚稀少”后来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至此，我国正式形成了全国明确而具体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和表述。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未经试点与充分全面考虑效果的情况下，贸然出台了“一胎化”的紧缩生育政策，规定生育政策不分城乡，只准生育一个，由于不符合实际和客观规律，结果生育率不降反升，导致1981年和1982年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回升。此后，国家又对生育政策做了微调：即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也即差别化的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21世纪初期。
2000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出现了双独夫妇家庭，虽然总体上依然是执行前面的差别化生育政策，但各省区实际上已经陆续进入双独二孩政策时期，即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山东、四川等27 个省、市、区率先施行，紧接着湖北、甘肃、内蒙古在2002年也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1年，《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标志着“双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展开。
201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形势进一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标志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规模的双下降。而且国家社会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全方位地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育控制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占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启动适当放开生育的政策。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政策）；该政策出台两年后，至2015年10月国家生育政策又进行了调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该项政策开始在全国实施。至此，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
可以说，我国的生育政策总体上走过了一条限制节育——鼓励节育——控制生育——严格控制生育——差别化控制生育——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这样一个路径，政策的方向也几经周折，从鼓励到限制和反对多育，再到适当放开，目前是鼓励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生育。可以看到生育政策经过多次调整，但在此之前调整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紧与松的区别，而进入2010年以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呈现了适当放开生育限制的趋势。
当前正在实施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旨在提倡和鼓励夫妇双方按照政策生育两个孩子，这必然会对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及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与形势
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变化，受到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工资、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主要包括劳动力潜在供给与有效供给两个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其中，劳动力潜在供给在统计上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口径是指16岁及以上全部人口，政府工作部门多采用这种口径。而联合国人口基金则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限界定为15-64岁人口，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采用。为了研究和对比的方便，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只是在理论意义上，或者法定意义上有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口，即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实际上，这些潜在劳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处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例如大学生和研究生，家务劳动者，军人、残疾人甚至无所事事的流浪者。另一部分也就是潜在劳动者的主体部分，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活动人口，这部分人包括正在就业（在业）和正在找工作而尚未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口两类，一般把这两部分经济活动人口，称为有效劳动力供给。如果说潜在劳动力人口主要受到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变动比较缓慢，调节比较困难，则有效劳动力供给在潜在劳动力供给基础上，更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和工资收入等市场因素的调节，调节相对比较快。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估计，本次生育政策调整，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大约只有9000万。①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计委）官网，http://www.nhfpc.gov.cn/xcs/2017hydt/201703/d9a858e29103439 29ab4d96a0942ffc5.shtml。然而，在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中也并非都会加以实施行动。参照有关调查，[4][5]假定9000万目标生育人口中，有30%左右有生育意愿，而实际生育的也占30%，据此进行估算，则实际能够落实生育的人群只有810万人左右，合计不到20世纪90年代一年内新增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这些积累的生育目标人群将会在最初的五年内完成生育释放，其后生育水平将会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趋于稳定，生育率将会按照固有的规律继续发生缓慢下降，或者上升，或者稳定。按照10%、20%、30%、22%和18%比例将上述折算过的人群分解到最初5年，可以得到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最初五年即2016-2020年由于全面放开以后累计释放的额外新增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为：81万、162万、243万、179万和146万人。这些规模相当于当前每年减少的劳动力人口，然而只有五年时间的影响，此后新增人口是在生育高峰稳定后正常的新增人口。另外，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2016年和2017年我国实际新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人，如果考虑二孩政策效应，那么由于全面二孩新增的出生人口规模分别只有105.5037和86.68万人。
此外Inmarsat公司还宣布，将动用12亿美元投资建设Inmarsat第5代星(I-5)。Inmarsat I-5卫星采用波音公司成熟的702HP卫星平台，星上有89个Ka转发器，支持Inmarsat公司即将组建的全球快讯(Global Xpress)移动业务。Global Xpress将是首个完成全球覆盖的Ka频段系统，可提供全球覆盖、无缝的通信服务，最大通信速度可达50 Mbit/s，且用户终端大小仅有24.2 cm×19.0 cm×1.0 cm。[1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潜在劳动力人口规模十分巨大（见表1所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5.848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每年增长始终在800万到1000万左右，2000年达到8.891亿，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9.9938亿。从2013年达到峰值10.058亿人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开始出现逆转，2017年底减少到9.9829亿人，近几年每年平均减少182万劳动力。[2]然而总体来看，我国潜在劳动力规模依然十分庞大。另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由最高峰的74.5%下降到2016的72.51%，平均每年下降约0.33个百分点。根据相关预测，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5）（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5．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5 Revision．Jul．Available: http://esa.un.org/unpd/wpp/.）今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将继续下降，但203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依然保有9.6亿的庞大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30年会达到68%，但依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比重。[3]
表1 2000年以来我国总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化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网-统计数据，www.data.stats.gov.cn。
15-64岁人口2000 126743 88910 2009 133450 97484 2001 127627 89849 2010 134091 99938 2002 128453 90302 2011 134735 100283 2003 129227 90976 2012 135404 100403 2004 129988 92184 2013 136072 100582 2005 130756 94197 2014 136782 100469 2006 131448 95068 2015 137462 100361 2007 132129 95833 2016 138271 100361 2008 132802 97484 2017 139008 99829年份 年末总人口15-64岁人口 年份 年末总人口
2.有效劳动力供给和变动情况
如上所述，有效劳动力供给主要指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也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因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主要是登记失业率，数据相对偏小，失业人口数据不准确，难以直接相加。然而，在学术界人们发现，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即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是有规律，而且是可以计算甚至预测的，这就给研究有效劳动力供给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实际上，很多学者研究有效劳动力供给，主要就是对劳动参与率及其变化的研究。
通过统计年鉴，结合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应的国内抽样调查，可以获知中国近些年劳动参与率的大致变化：2010-2016年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78.47%、78.49%、78.63%、78.86%、79.37%、79.8%和80.48%，近年来劳动参与率之所以有所上升，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母）有所下降所致。根据统计和计算，我国最近几年的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如下(见表2)。
1.潜在劳动力供给和变动情况
表2 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参与率与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劳动参与率 78.4778.4978.6378.8679.3779.8080.48有效劳动力供给78388785797889479300796908009180694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供给影响的思考
1.全面二孩政策是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对于绿色矿山，刘建兴认为绿色矿山是指能满足经济开采活动需要的同时，又保护了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矿山[16]。栗欣指出绿色矿山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矿业开发中的体现，既充分利用资源又有效保护环境[17]。刘建芬认为，绿色矿山是指在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过程中，既要实行严格科学有序的勘查开采，又要对矿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扰动最小，实现资源勘查开发效益的最大化，实现资源的绿色开发、绿色应用、绿色发展[18]。
生育政策调整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生育政策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并通过出生人口规模影响未来十五年后的劳动力供给规模以及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另外，生育政策调整会对当前和今后那些孕育、生育和养育二孩的女性就业者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有效劳动力供给。
从我国生育政策出台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正式开始实施严紧的差异化一胎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政策的确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直接减少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规模，减弱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劳动力规模庞大，人口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减少了至少3-4亿的新增人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这些新增人口在过去若干年内都会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增大我国的就业压力。而计划生育的实施改变了这一切。其次，通过优生优育，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也是其中应有之意。通过多年的优生优育，减少和干预出生缺陷，提高了新增人口的生理素质，并且通过对经济社会间接影响，提高了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这个也是不容否认的。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老化，并减少了当前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因为计划生育的结果就是减少出生人口，因此新生人口减少，必然逐渐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和比重也会下降。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生育和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一度跃上高峰，节制生育再次被提上日程。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倡节育的避孕和晚婚。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政策形式被正式提了出来。1963年卫生部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公费医疗、福利等进行了调整，并对节育费用提出一律免费，给予休假并且工资照发，同时限制早婚。同年国家还制定了1965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目标指标。到1964年1月，中央要求各地方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组织机构建设。然而从1966年开始，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计划生育工作再次陷入停滞状态。
2．3．2 性别因素在年级间的效应 分别对男女生的社会期望值进行两两年级差异的t检验，结果发现男生：二、三年级之间，四、五年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75、2．69，P 值均＜0．01）。一、二年级间，三、四年级间，五、六年级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43、－0．84、－0．50，P 值均＞0．05）。
这个实际上就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由于政策因素造成的新增人口，那么这些新增的人口在最初的15年之内是不会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发生影响的，因为他们还未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但是他们却会对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由于每个新增出生孩子理论上对应一个生育的母亲，借鉴微观调查数据，[6]根据女性每年因怀孕、分娩和育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重进行分年份移算，测算生育政策调整下由于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规模，从而计算出不同方案下育龄妇女因生育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参与率。计算结果发现，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放开的前15年内，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的确会因为一部分女性生育二孩而受到影响，妇女总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很低，而且这种负面影响由于2016-2020年生育势能集中释放也集中在最初的几年内，相对下降比重在2018年达到峰值-14.13%后，会逐年下降并趋于稳定。因为是相对值，因此实际上下降幅度不到1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按照前面估计的全面二孩放开以后新增的出生人口规模进行计算，2016年和2017年生育政策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96%和-10.68%，而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实际新出生人口规模进行测算，可以得到这两年的影响分别为-6.03%和-5.45%，总体来看比预测的影响程度还要小。由于2018年我国新出生人口规模尚未公布，因此无法计算2018年的现实影响，但总体来看，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非常有限。
2.我国未来是否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
再看一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15年之后这些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即便到2030年也基本在9亿以上，至2050年还有7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根据笔者的计算，2030年之后每年劳动力减少的幅度是500万至800万，最高时达到900万人。因此，全面二孩放开以后每年新增的100至200多万劳动者进入劳动年龄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劳动力的减少幅度，但不会扭转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
组织体系不是组织结构，其实是组织能力平台，比如像华为的人力资源体系、IPD、I S体系等。为什么不叫组织结构而叫管理体系平台呢？因为战略运营体系、干部管理体系、审计体系、IPD研发体系、CRM客户关系管理体系、ISC供应链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形成了一个组织的营盘，形成了一个依靠人但是不会过于依赖人的组织营盘。
从上述简单推算可知，我国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实际上对劳动力供给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很大。即便今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估计也很难改变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趋势。一方面，生育目标人群，人们的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经济本身的影响，政策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在人们的生育决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有限，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无论采取哪一种央地财政关系模式，就治理角度看，财政体制的权责内洽机制安排是核心。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实际就是一个权责不断适配的探索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解决短缺经济问题方面非常有效，迅速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优势明显，但是“统收统支”的体制安排，决策责任集中在中央，地方在财政收支方面没有自主权，地方积极性不足，效率就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
目前竞赛教学法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课堂内的应用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是教学比赛和课内联赛。教学比赛要将主题突出，特别应与课堂所学的技术内容相结合，凸显比赛这一课堂场景。在“赛前”教师应讲明比赛的规则要求和注意事项，对学生易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导，贯穿由学生个体到班级整体的思路，最终提高学生对课堂所学内容的掌握
假使生育政策调整真的能够大幅度提高未来劳动力的供给，这样的结果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吗？中国早已经过了那种靠海外大量订单进行加工制造从而需要大量低廉劳动力的时代，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制造业走向高技能化，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地是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大量的劳动者。以劳动生产率来说，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依然很低。2017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27842.039美元/人，只有美国的24.628%，德国的30.973%，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未来对劳动力规模需求将会逐渐减少。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GDP.PCAP.EM.KD?view=chart。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各种行业中的采用，也将会产生对劳动者的替代，这将对未来实现充分就业产生新的压力。
纵观国际上很多国家走过的路，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更新换代，技术对人的替代成为普遍的规律。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飞快发展，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和比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受到经济发展本身波动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比较快速的变化。而且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劳动者获得工作岗位，劳动力供给与岗位匹配，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因此，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政府会帮助就业，企业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创造岗位吸纳劳动力，市场本身也会通过内在机制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当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时，就业压力变小，但劳动者工资会上升，这时候市场力量将起主要作用，将会用技术来替代活劳动，减少工作岗位和需求，以使劳动力供需重新达到均衡。
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禬，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注]本文引用的《左传》为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刊本《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为行文流畅，仅在需要说明处出注。
实际上现在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非常快，2017年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达到7.9%、40.5%和51.6%，比2000年时的三次产业比重14.7%：45.5%：39.8%有了显著提升。从三次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来看，2015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是-0.979，-0.288和0.564，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不仅为正而且比较大。第三产业的产值每增加1个亿，可以带来690余个就业岗位，远高于总的吸纳就业水平。随着今后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第三产业内部也会出现升级，高技能行业和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不断产生和增大，而传统的第三产业需求也会降低。总起来看，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的发展，将对劳动力岗位创造和劳动力需求形成很大挑战。
李建军[1]认为，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大致包括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私人公司和其他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国际化农业中心等，而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农业科研院所为主体，以农业大学为主干的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和独特的农业自助体系，这些体系的职责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农业技术推广在内的多个环节。本研究的农业科研人员指的是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内从事农业技术创新的人员，其工作职责包括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农业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
因此，我国从长远来看未来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绝对规模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大可能出现。但是相对短缺存在而且可能加剧。例如，各处经常出现的招工难、招工荒问题，主要就是结构性短缺问题。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后，企业对于拥有现代技术和操作技能的技术工人以及高技能人才比较缺乏，传统岗位上的工人转岗培训比较困难，时间也比较长，需要国家大力扶持。今后更应该注意的是对所需要岗位上的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普通劳动者的绝对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不能够较大幅度增加未来劳动力规模，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相反，对于未来的劳动力市场而言，生育政策放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小，反而对未来就业压力的冲击也相应较小。
3.如何看待生育政策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生育政策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限制生育或者放松生育限制，其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既有延迟性，同时效果也有限，并不会完全朝着人们期望或预期方向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情，调整与否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应该从生育所蕴含的意义本身出发，从育龄夫妇的福祉出发，而非从未来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需要出发判断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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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nd China's Labor Supply
TONG Yufen, GONG Qiannan
(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
Abstract: Popul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labor force. The adjustmen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triggered changes in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labor market, especially on the labor supply.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just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the labor supply, further explore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nd our country’s labor supply. Overall,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n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However, it will enlarge the size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long run.Moreover,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fu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needs of our country's labor force will be mainly on its quality and structure,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s a result, has weakened its impacts on the labor force market.
Key words: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labor force supply; family planning policy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9）01-0001-07
*［收稿日期］2018-12-18
［作者简介］童玉芬（1961—），女，陕西延川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学、人口与劳动就业等；宫倩楠（1994—），女，安徽阜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人口学。
［责任编辑：西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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