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工人阶级及城市民众，创办了各种类型的职工学校，以有效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认识及参与工人运动的主动性。课程设置以社会科学为主，密切联系城市群众的实际生活，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大多成为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们参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职工学校的社会动员研究对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增强群众组织力、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上海职工学校；工人运动；大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从未放弃对城市工人及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它作为对城市工人及民众进行政治启蒙和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也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些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较开明的企业主，也先后开办了职工夜校、补习学校、厂校。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人夜校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各类职工学校又蓬勃兴起，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以此为掩护隐蔽作战，职工学校成为中共地下组织和工会开展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共产党创办的上海职工学校：“一个工厂办一所学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1]
回顾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城市职工的教育、动员、组织，推动上海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对于继承和发扬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 FPD检测器检测，发现样品图谱中分别含有出峰时间相互对应的 3个峰，通过与有机磷类农药标样检测图谱的出峰时间进行比对，确定检出的农药组分分别为敌敌畏、氧化乐果、甲基对硫磷。经ECD检测器检测，发现样品图谱中含有出峰时间相对应的 4个峰，通过与有机氯类农药标样检测图谱的出峰时间进行比对，确定检出的农药组分分别是乙烯菌核利、联苯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
（4）加热温度：可以根据材质确定，根据材料不同，可以选择材料的焊后热处理温度或略低于热处理温度。加热时间可不需要太长，一般控制在将加热区域温度均匀，且能够将整个壁厚加热到同一温度为准。
一、20年代上海职工学校的类型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到民间去”的热潮，他们兴办义务学校，开展平民教育，由此职工学校在上海工人运动的舞台上悄然拉开帷幕。上海的职工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职工集体办学；二是以市立实验民校为中心的民众学校；三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女工夜校。本文研究重点是第一类型的工人学校。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明确，要壮大党的力量必须想方设法接近工人，在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动员、组织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兴办职工学校（夜校）就是一条有效途径。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三、五（分东西二厂）、七、八、九、十、十二、十五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集中区主要是沪西区，创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这所工人学校虽然其前后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因目标明确，在工人队伍中扩大了影响，培养了不少工人骨干，为沪西纺织工会和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工人学校的蓬勃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工厂中开办了众多平民学校，党的组织得到了极大发展，许多工厂成立了党支部；开办工人夜校成为支部工作的重点，通过职工学校团结、教育更多的工人群众，启发阶级觉悟，形成良性互动。因而这类厂办学校不仅是传播文化的基地，还成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
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使革命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二月罢工的胜利使工人阶级受到极大鼓舞。工人夜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工厂区成立，工人纷纷加入工会，会员猛增到6000多人，顾正红等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15日，当顾正红带领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关厂压迫工人时，遭到敌人枪击继而牺牲。顾正红的牺牲，激起了工人和广大民众的反帝怒潮，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点燃了遍及全国的民族革命烽火。
二、职工学校的招生、学习时间安排及教学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职工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优先考虑最广泛地吸引工人群众、普及文化知识，但具体内容根据受众的文化层次及思想觉悟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在课堂教学的同时，配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充实教学实践；在校内启蒙的同时，鼓励工人学生积极参与争取权益的社会活动；在通过公开组织发展积极分子的同时，与秘密结社的骨干结成统一战线壮大组织。
授课教师还解答工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有的工人没有文化，封建意识浓厚，认为工人受苦是天生的。教师就向他们解释说，“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这就是工人的伟大形象；农民觉醒了，那时的天下就是工农大众的了。听课工人听后个个精神振奋，浑身是劲。[3]
招生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学生中的骨干和老学员回厂进行动员。如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初办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中共党员李启汉播放留声机吸引工人，通过与工人踢足球、聊天等拉近彼此距离。二是得到资本家的允许，先进分子深入车间进行宣传。职工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往往根据工人群众不同的文化层次和思想觉悟，分设初、高级或初、中、高级班；教学时间较为灵活机动，通常按照工人作息时间及实际需求予以安排。
泥鳅起捕后，在运输或食用前都必须清水暂养几天，以排除泥鳅体内污物，去掉泥腥味，提高运输成活率，并改善食用口味。可采用8m×4m×0.8 m的水泥池，每立方米暂养6～9kg，若增氧条件好，每立方米暂养约50kg。
（二）教学方法深入浅出，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工人学校充分考虑工人中文盲占多数的实际情况，从授课内容到授课方式，都做到通俗易懂，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授课教材有的是经官方许可的《贫民识字课本》《算术》与地理历史常识，也有《劳工运动》《社会发展史》等初级社会科学。授课方式，如党的领导人邓中夏讲“剥削”一课时，教了大家念两遍，并不急于解释，而是问工人：“你们做一天工，老板给你们多少工钱？”工人们有的说一角多，有的说二三角，都不懂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邓中夏替工人算起账来，“你们做一天工，老板只给一二角，但实际上你们创造的财富绝不止这一点，不然老板就没有钱赚啦。你们想一想，老板一天到晚不做工，就从你们每个人身上拿去很多钱，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剥削。所以工人兄弟们尽管整天拼死拼活地干，还是不得温饱。”[2]工人们恍然大悟，懂得“剥削”是工人穷苦根源的道理。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已经七十五岁且已还俗成家再次改变身份的明代末朝三太子——永王朱慈炯在山东被捕，全家处斩。
（一）招生方式平易近人，学习时间灵活机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创办的职工学校（工人夜校）完全免费，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就读。各校招生之前，党组织调查了解哪些工厂党团组织和工会仍是空白待开辟；已经设立党团和工会组织的工厂，进步力量是否较弱需要加强。
课堂还增加学生演讲的内容。在教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工人把所学知识与自身工作、生活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在课堂上作即席演讲。这种学习方式既加深了工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也活跃了课堂氛围。每个职工学校都设有文娱室，课外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踢球、练武外，还教工人唱革命歌曲。
五卅运动后，上海总工会与平民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全市各工人区先后开设了12所平民学校。1925年9月，上海总工会会址被军阀封闭后，平民学校大半成为上海总工会各区的公开接洽处，为此，多次遭到军警查封和破坏，学校多次自行启封开学，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被迫停办。
（三）多种动员方式齐头并进。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以职工学校为依托，培养了工人骨干分子；学校教师通过工人骨干的介绍，广泛深入工厂，结识和影响更多的工人群众；工人骨干也被安排在不同形式的团体与组织中，对工人进行更经常性的启发教育，学校和教师则提供各种方便。
为了使学生骨干能迅速地在工人学生中建立威信，各工人夜校一般都把学生骨干部署到自治会、级联会或级会组织中去，使他们有机会通过自治会和级会的各种活动锻炼自己，并为同学服务以取得信任。许多积极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作锻炼，极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动员宣传能力，由于他们主动为其他工人服务，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第二，职工学校及其培养的工人骨干和积极分子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主力军。
三、职工学校学员成为上海革命运动中的骨干
1985《教学大纲》指出“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教学必须把重点放在语言基础上”。1999年《修订大纲》再次提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2004年《课程要求》规定“既要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又能培养他们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这种一成不变的基础英语定位使其教学偏重词汇、句型、段落及语法等英语基础知识的讲授，导致教学上普遍懈怠和费时低效。
工人骨干根据当时工厂就业的实际状况，还采用秘密结社的办法进一步组织群众，更有效团结工人群众。这种传统的情感联络方式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使夜校队伍和影响迅速扩大。
1925年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工人学校培养的骨干成为中坚力量。1925年2月内外棉八厂罢工运动时，沪西工友俱乐部（后迁至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挥枢纽。与此同时，工人学校培养的工人骨干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戴器吉、顾正红等把传单带到厂里，他们所在的内外棉五厂、七厂率先罢工，八厂和十二厂也跟着罢工，并成立工人纠察队；在积极分子鼓动和领导下，罢工工人冲向十三、十四厂，沪西内外棉11个厂共15000工人全部加入罢工。接着，罢工潮推向日华、同兴、丰田等厂，又从沪西扩大到沪东杨树浦的大康、裕丰等日本纱厂，总计参加罢工的有22个厂，共35000余人。在总商会的调停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妥协，部分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二月罢工取得胜利。
第一，职工学校培养的工人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20年代职工学校的发展如同滚雪球，学校及入学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学校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很多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更多的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加强了党的力量。李启汉1920年在小沙渡创办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虽然仅存在一年多即被租界当局关闭，但培养了包括日本同兴纱厂工人孙良惠等十几个工人。1922年秋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嵇直到小沙渡创办小型工人补习班，孙良惠闻讯加入，于是被吸收入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他是沪西区第一个工人党员。1924年春，工人补习班扩大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孙良惠担任辅导工作，入校学生增加至几十人，包括内外棉五厂盐城阜宁籍工人戴器吉（起甲）。1924年夏，沪西区委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在戴器吉等骨干工人的大力宣传下，更多工人加入俱乐部并成为积极分子，包括戴的工友兼同乡顾正红、季小四子等。俱乐部成立数月，就从最初二三十个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个，并在这些会员中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先进工人又以结拜兄弟等形式团结了更多的工人群众，他们在沪西各厂组织了许多秘密的工厂小组，总人数将近1000人[4]， 成为日后革命的火种。
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建立在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的古“平字水则”基础上。据史书记载，在温州谯楼前五福桥上的“永嘉水则”为宋元祐三年（1088年）所立，比宁波“平字水则”早170年，并具有管理运用功能，是至今为止发现最早的 “平字水则”。出土于温州的“开平闸”石刻，显然与“平字水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平字水则”的“平”字极有可能取自“开平闸”的简化运用。因此，“开平闸”石刻很可能是“平字水则”的前身，“平字水则”是其演化的结果。它既是石刻记录，又具运用调度功能，是“水则”发展史中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
第三，职工学校培养训练的工人，在五卅运动和1926—1927年工人武装起义等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电工人学校曾在1926年底组织工人接受军事课和枪支使用的训练，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作用。[5]
中国共产党在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加强动员，培养积极分子，把他们介绍到职工学校培训。早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就选派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以码头工人和码头职员的身份，深入黄浦、华顺、汇山、外滩、其昌栈、华通和太古等码头，了解工人疾苦，培养积极分子；1924年7月—8月间，挑选部分积极分子到小沙渡和杨树浦工人夜校学习，同时还选择群众基础好、骨干力量较强、码头工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其昌栈、虹镇、烂泥渡，开办码头工人夜校，采取上文化课、讲故事等形式，对码头工人进行革命启蒙。[6]当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消息传来，码头工人在党的组织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声援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5月30日那天，许多码头工人加入了示威游行队伍。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全市反帝同盟大罢工，黄浦江两岸三万多码头工人立即响应，码头罢工斗争迅速开展起来。6月3日开始，从提篮桥的黄浦码头起到外白渡桥码头止，全部中外码头一致罢工，4日，全港码头实现全面罢工，并迅速成立了码头总工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前两次起义失败。第三次武装起义，码头工人纠察队连续攻下浦东、虹镇、香烟桥等警察署，并挺进到天通庵车站，袭击吴淞开来的直鲁军兵车，助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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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职工学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点点星火照亮了城市革命道路。纵观上海职工学校的发展，有三点启示：
第一，职工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并影响工人阶级和城市民众的窗口。政治启蒙，没有教育普及的铺垫就像空中楼阁。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以办学兴教的形式建立厂办工人补习学校，这成为联系并影响城市劳动者和工人群体最直接且有效的形式。通过职工学校的办学，或是对具有良好掩护的政府学校的渗透，共产党人最广泛地接触工人群众、更深入地了解工人群众、最有力地教育工人群众、最直接地领导工人群众，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由下及上的民主革命斗争。在这之中，职工学校所扮演的纽带角色极为关键。
第二，职工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吸纳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党员队伍，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的有效途径。职工学校从教育入手，到工人群众中普及知识、启蒙政治，联系和团结广大民众，扩大影响。通过办学，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深入车间工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革命诉求，把理想追求付诸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部分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步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进而具有了阶级意识。这样，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有了实践基础，为领导局部的多样革命实践积累了经验。而在这些工人群众中，思想进步较快、觉悟较高的逐步成长为骨干和积极分子，党组织再对他们重点培养，鼓励他们回到原单位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开展工人运动。职工学校成为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三，“职工学校”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发动民众投入革命的有效经验。所谓“职工学校”模式，即通过到工人群体中兴学办教，广泛地、紧密地联系和团结工人阶级和城市民众，施加影响、施以教育，并通过他们将党的宣传教育推向更多的工厂、学校等基层社会。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兴学办教的过程中，同时重点考察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党员队伍，建立支部，发动更多的工人和民众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一批批普通的工人群众通过职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奉献了力量。因而，职工学校形式的社会动员模式是我党组织、动员、教育工人阶级及城市民众的有效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知津等.巾帼摇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回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
[2][3]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9-10.6-7.
[5]上海工运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309.
[6][7]上海港史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04-305.310-31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2-0012-04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课题“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调查与研究”（课题号2018BDS006）和2018年度“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新时代增强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赵莹莹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玲系该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赵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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