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如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新闻媒介、文艺作品、政治鼓动、政治参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化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效能，它传播了先进的政治文化、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素质、加强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化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途径；作用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首提这一概念。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部分。政治心理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情感、信仰等，它是政治文化的感性部分；政治思想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的观点、主张、理论等，它是政治文化的理性部分。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主动和受动、内化和外化相统一的过程：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培养政治心理、获取政治知识及技能、获得政治人格的过程；从社会政治体系的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系统通过一定手段将代表本阶级的政治文化输送到社会成员当中、以获得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进而维护政治统治的过程。因此，政治社会化具有手段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抗日和民主为核心、以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补充的政治文化，并且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在形式上相互配合，在内容上保持一致，共同作用于陕甘宁边区民众，使先进的政治文化达之于民众。
一、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一）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以其系统性、持续性的特点能够使政治文化稳定地深入到学生心中，因此，历史上任何国家都重视学校教育作为政治社会化途径的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干部学校、专门学校。学校教育主要通过教学课程的设置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1939年，边区教育厅规定了小学课程要以政治和军事为主。1941年，边区教育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小学课程，规定小学课程的内容为政治教育、语文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劳动教育、健康教育。中学课程中也始终有一定比重的政治教育。抗战初期，边区中等学校“除政治教育与一般文化课程之外，并设有统一战线、民众运动、游击战争等战时课程。”[1]109抗战中期，政治教育在中学课程中的比重有所减少。抗战后期，中学政治课程仍占一定的比重，而且更加细化，政治课程分为边区建设和政治常识两部分，边区建设课的内容包括“边区史地，边区党、政、军、民的组织，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1]109政治常识课的内容包括“社会的结构与发展，中国革命问题，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1]109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更为系统，延安大学的政治课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政策。干部学校则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专门学校的专业性较强，但也规定“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2]150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指学校和家庭以外的文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教育，其形式有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民众教育馆等，其内容涵盖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生产生活教育。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社会教育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政治教育始终占一定的比重。以冬学为例，1937年，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中央教育部关于冬学的通令》规定，冬学的课程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类，“每天上午有军事课和国语课，每天下午有政治课和唱歌、珠算、抗战常识等；以政治课和国语课为主要课。”[3]2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冬学的课程更加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一九四二年冬学的指示》总结了以往冬学的经验，规定政治教育占据课程内容的五分之一。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的冬学补充指示信中指出，冬学还应教给群众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卫生常识等等。冬学越来越和群众的实际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治教育的忽视，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政治教育，增强政治教育的实效。
（三）新闻媒介
新闻媒介是指新闻从传播者到达受众所凭借的手段。新闻媒介对社会舆论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在传递社会新闻的同时还会宣传政治观点，表明政治态度。边区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许多报纸。其中，《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先后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机关报报道了大量党的政策，如整风运动时期，《解放日报》开辟专栏、创办专刊刊登相关的文章和文件，机关报还报道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光荣战绩和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在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反击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针对1941年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新中华报》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和谈话，及时报道了事变真相，抗议国民党的分裂政策。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义正辞严地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除了正规的纸质报纸外，黑板报也是一种新闻媒介。黑板报是边区民众根据实际情况创造的一种办报方式。黑板报的内容多是生产、生活常识和时事政策，起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
（四）文艺作品
其次，政治社会化加强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制度认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尝试，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制度的雏形，如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土地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等。政治参与使边区民众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制度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也根据民众的反馈来不断完善制度，使制度更加民主和科学。正是在亲身实践中，边区民众加强了对边区制度的理解和认可，环县民众曾说，“参议会是替老百姓说公道话做事的机关，非常重要。”[13]705
（五）政治鼓动
鼓动是一种宣传活动，指鼓动者用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行为等使他人按照鼓动者的意愿去行动。政治鼓动则是关于政治的鼓动，它往往针对某一具体政策对被鼓动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极富说服力。政治鼓动是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最直接的途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鼓动分为口头鼓动和文字鼓动。口头鼓动一般由宣传员在市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进行鼓动，此外，宣传员还会到田间、到户与民众进行个别谈话。口头鼓动主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说明某一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说明抗日的重要性，激起群众的抗日热情；讲解抗日战场的胜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宣传拥政拥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执行党的政策。文字鼓动的方式有散发传单、刷写墙头标语和张贴告示。比起口头鼓动，文字鼓动的语言更为简明扼要，常常以口号的形式出现，如“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拥护国共合作，拥护统一战线”。可见，文字鼓动是把党的政策概括为凝练的、朗朗上口的语言，便于民众记忆和口口相传。
（六）政治参与
“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他媒介来，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4]286政治参与是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动员民众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首先，政治参与的人数增多。以选举运动为例，由于边区政府从法律上保障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再加上边区政府的宣传动员，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两次选举运动中的参与率都是很高的。在1941年的选举中，“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平均是百分之八十，绥德、清涧、延川则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5]264其次，政治参与的阶层扩大。1941年后，“三三制”原则逐步在边区的各级政权落实，中间派和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也参与到政权中。边区政府还在党外人士不足规定数额的时候延聘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政权。最后，政治参与的方式多样化。边区民众除了参加选举和加入政权外，还可以通过参加党群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边区涌现出来的政治性的群众组织数不胜数。政治运动也是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陕甘宁边区的防奸自卫运动、宪政运动和各种政治集会都是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表现。
二、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一）传播了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存在形式。因此，政治传播是政治社会化首要的功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化传递和延续了先进的政治文化。
首先，政治社会化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利用相对稳定的执政环境，开展了持续的干部教育。党政干部在紧张的形势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策理论，党政干部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此外，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
首先，政治社会化加强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政策认同。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低，要使边区民众快速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并非易事。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化多管齐下，用民众易于理解的形式和话语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在短时间内被民众接受。“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12]427
针对目前层出不穷的钻井液处理剂，需要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这就需要对每类处理剂制订统一的评价方法及主要技术指标。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同类产品标准的重复制订，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财力的浪费并减轻企业负担，而且还可使生产相同处理剂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有利于处理剂标准的规范和质量水平的提高，并可有效防范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入。为处理剂质量检验提供可靠的依据，还可为更多企业进入国际化市场的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接纳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归属感。政治认同有利于加强政治合法性，从而维护政治稳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兼顾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民众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是边区民众对党和政府产生政治认同的根本原因。但这些巨大成就离开政治社会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社会化有效沟通了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边区民众，加强了边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二）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是个人素质的政治方面，包括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知识与技能以及政治经验三个方面。”[8]22尽管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做了政治宣传，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取得合法地位，政治宣传的效果因而是有限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在名义上具有合法性，在行政上具有独立性，并且进行了持久的政治社会化，边区民众的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升。
（1）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前与课后。课前问题及资料预习，中职生容易放弃不做，因此需要教师精心挑选，避免学生在课前自学时无从下手。课前准备工作越精心，学生参与程度越高，课堂学习效率就越高。
其次，政治社会化使边区民众积累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技能。政治知识的积累、政治技能的提高是以对政治的认可和参与为前提的。政治知识是指关于政治体系及其运行的信息，政治技能是指政治实践中可操作的技巧、方法。一方面，政治社会化使边区民众积累了政治知识。通过学校教育，学生习得了系统的政治理论；通过社会教育、新闻媒介、政治鼓动等，民众获取了基本的政治信息。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政治技能。政治技能的成熟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实现的。“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11]128可以看出，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边区民众熟悉了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提高了运用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的技能。
首先，政治社会化逐步改变了边区民众的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态度和价值取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刚成立时，大部分边区民众没有国家、民族、民主等现代政治意识，对政治冷漠是普遍的社会心态。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化的措施使边区民众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边区近百万的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改变了他们以往对政治问题冷淡、对国家政权仇视的态度。在全面抗战的今天，他们用最关心的态度来注意每一政治事件的发展和各级政府对于他们利益的维护。”[9]64此外，边区民众还认识到个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有了理性的参政意识。如在甘泉乡选中，有人指出：“我们光说政府这工作没给人民作好，那工作没给人民作好，可是我们对政府帮助了些什么呢？”[10]2
最后，政治社会化丰富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经验。政治经验是社会个体在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关政治的主观认识。政治经验分为直接的政治经验和间接的政治经验。通过政治参与，边区民众总结了自己的政治经验；通过其他政治社会化途径，边区民众习得了他人的政治经验。以两次选举运动为例，在第一次选举运动中，边区民众对选举的作用认识还不到位，选举中存在民众认为选谁都一样、民众乱写选票导致选票作废等缺陷。在第二次选举运动中，民众总结了第一次选举的经验，对选举的认识更加清晰，他们意识到选票与自身的利益紧密相连，更加谨慎、认真地填写选票。
（三）加强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
最后，政治社会化传播了民主观念。民主观念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先进的民主政治的构建，广泛动员了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边区民众切身体会到了边区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增强了对民主的理性认知，萌发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封建的人身依附观念体系开始解体。在政治方面，民主表现为人民群众能够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在边区，“要是哪个工作人员办事不好，不忠实于群众利益，那么不管他是谁，人民都有权来批评他，甚至加以撤换。”[7]106在人际关系方面，民主表现为平等的人际关系，新型的官民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在边区蔚然成风。
高校对待师生参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师生对待学校公共事务治理的态度和潜在心理取向。高校要对师生参与持欢迎的态度，以积极而开放的心态促进公民参与廉政文化建设，支持师生历练组织生活理性和参与公共生活技能。探索师生理性参与的渠道，寻求有效的公民参与手段，是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所要探索的道路和承担的使命。
其次，政治社会化使抗日成为主流认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战争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几乎都贯穿着抗日这一最大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使得边区的儿童懂得抗日的道理，自觉参加查路条、放哨等抗日工作，边区青年自觉参军、保家卫国，边区妇女自觉拥军优抗。“‘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甚么都没有了，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6]185边区民众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也在抗日的共识中产生。
文艺作品以其极富感染力的特点对培养边区民众的政治心理具有重要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作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更加通俗化，大大增强了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按题材划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反映抗日主题的作品。如歌曲《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谱写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版画《奋勇突击》刻画了八路军战士奋勇杀敌的画面；诗歌《给战斗者》用激昂悲壮的笔调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二是热情讴歌党和边区的作品。如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用明快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表达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赞扬；诗歌《边区是我们的家》对比了国统区和边区的人民生活状况，表达了作者对边区的无限热爱和拥护。三是赞扬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作品。如版画《投豆豆，选好人》描绘了边区民众用投豆法进行选举的场景；版画《马锡五调节婚姻诉讼》描绘了马锡五审判案件的场景；秧歌剧《兄妹开荒》、诗歌《春天，劳动在西北高原上》反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轰轰烈烈的劳动场景；秧歌剧《夫妻识字》用通俗幽默的表现手法勾勒了刘二夫妇识字的情景。四是抨击国统区专制的作品。如秦腔《血泪史》揭露了国统区贪污腐败、对人民剥削无度的事实，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新社会的向往。
三、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化发挥了极大的政治效能，总结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大有裨益。
不断拓宽和创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政治社会化途径的多少以及和社会成员的融洽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因此，我们在拓宽政治社会化途径的同时也要考虑政治社会化途径与社会成员的结合度。陕甘宁边区在扩大政治社会化途径的同时又努力使政治社会化途径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被边区民众接受，如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式灵活、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尽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有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边区政府把政治社会化渠道和社会成员结合的努力仍值得今天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借鉴。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既要坚持拓宽途径，又要坚持创新途径。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也可以不断拓宽；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要与时俱进，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度、接受力相适应。
3.2 实验室指标 营养评价的实验室指标主要有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转铁蛋白、视黄醇蛋白等。实验室指标相对较为客观，能更好地反映患者的营养变化情况。营养评价包含营养筛查和营养评估两个环节，三者之间存在交叉，甚至存在混用评估工具的情况，如SGA、PG-SGA以及NRS2002既用于营养筛查也用于营养评估，这给临床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困扰。营养筛查、评估以及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是否有必要将营养筛查与评估工具严格界定并分开使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傍晚时沿着城墙根散步，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历史的挤压和古老文明所具有的源源活力。而从幽暗高大的城门洞穿过，则是一种更为奇特的体验——仿佛从这里便可径直走进秦时明月汉时关。
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有效的政治参与一方面能够加强政府和社会成员的政治沟通，从而加强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社会成员的参政意识和参政技能，使之成为政治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动员边区民众进行了多种渠道的政治参与，如参加选举、参加政权、参加党群组织、参加政治运动等。通过广泛而真实的政治参与，民主观念广泛传播开来。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尚需健全。我们只有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不断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因此，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社会化的关键途径，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任务。
互动教学的运用首先需要教师改变教学观念，增强互动教学意识。传统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创新发展，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应改变自身课堂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有效引导学生发挥其主动性，分享探讨，交流合作，展现其创新思维，培养其探究精神，提高其学习效率。教师需要增强自身的互动教学意识，积极开展互动教学，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机会和频率，使思维得到碰撞，促进教学的开展。
[参 考 文 献]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6]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7]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汇编：解放（第六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8]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1998（02）.
[9]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10]甘泉乡选中的人民[N].解放日报，1942-12-9.
[11]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2]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1-0072-04
【作者简介】周慧红（1995-），女，山西孝义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编 辑／徐霄天
标签：政治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边区论文; 民众论文; 抗战时期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黑河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