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是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青年团草创时期,他围绕党团关系的调适与规范、青年团组织的发展与革新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与工作实践,特别是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对青年团组织、宣传、训练、教育等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青年团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理论的光芒,其实践对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太雷;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张太雷作为青年团[注]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建,1922年5月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为其代称)。1925年1月,团三大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为其代称)。本文一律简称“团”或“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其对青年团发展的贡献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叶孟魁《青年团最早的国际使者——张太雷》,《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14页;谭献民、文斌《“团一大”前后共产党人对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张太雷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22~26页;江蓥婉《张太雷的青年运动思想及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S1期第90~92页;丁言模、李良明《张太雷研究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丁盘龙《张太雷青年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初探》,《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第5~9页。。《张太雷文集》增订本的出版和新发现的早期党团史料的披露,为进一步深化张太雷青年团工作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此外,以往有关张太雷青年团工作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大多局限于青年团自身体系之内,缺少与早期党组织互动关系的考察。笔者拟将张太雷青年团工作放到早期中共革命史、特别是党团关系史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其青年团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力求有所突破。
一、对早期党团关系的调适与规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各方政治势力动员、吸纳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要组建自己的青年组织。陈独秀等人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1]在张太雷看来,“自然革命的事业,不是单独放在青年人身上的”,但就事实上讲,“革命的重担子,是大部分放在年青的人的身上”[2]421。1921年11月,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张太雷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3]。1922年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纲将组织目标界定为:“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的革命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4]应该说,建团伊始张太雷等人“已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必要性……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5]54。党团之间虽说联系紧密,甚至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团组织就是早期共产党人一手创建的,像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5]42。然而,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更不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彼此呈现相当的独立性、自主性。
核桃是深受市场青睐、人民喜食的优良干果、油料树种;核桃种植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销路好,效益高,易管理等特点,并且具备核桃产业发展的优良条件,发展核桃产业是群众脱贫致富的一条好路子。多年来,大荔县出台了《关于加快核桃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科学划定种植区域,建立目标责任制,从而形成今天的局面。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某种程度上也承认:“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6]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发布的通告明确写道:“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7]由于早期党团组织有着共同的主义信仰,领导人员高度重叠,组织、宣传方式如出一辙,吸纳、动员的对象较为同质,彼此之间难免发生争论与纠葛。张太雷作为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委员有切身体会,在工作中常常发觉党团关系不顺、有矛盾,深感有必要进行调整和规范。1922年10月14日,在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张太雷、俞秀松等团中央领导提出“C.P.[注]C.P.为中国共产党代称。和S.Y.的性质及其关系应明白规定”[8]24。1923年6月,张太雷、刘仁静为中共三大预备会议起草、后来正式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9]尽管张太雷于8月16日离沪赴俄,未能参加8月20—25日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但团二大的重要议题和相关文件,他几乎都参与谋划,可以说凝结了其思想与智慧。团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基本延续了张太雷改进党团关系的思路,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之决议,本团愿努力协同中国共产党诚实执行”,“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之决议,并愿接受中国共产党之组织上及行动上之指导及援助”。[10]
虽然党团关系有了相对明确的表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纠纷依旧不断。如广州地区,“在S.Y.中有一部分C.P.同志很有疑中央歧视他们,并无钱帮助他们”,张太雷从中极力解释,“声明决议每月补助卅元”[8]25。究其原因,青年团“始终没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哪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许多团员是超龄的,而且“所做的工作是与C.P.没有一点分别”;中共也没有懂得青年运动,以致“没有指导和帮助S.Y.工作,而有时且妨害之”;甚至“S.Y.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11]245-246为此,1923年1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致信团中央:“现在构成S.Y.之大部分团员均非真正之青年,殊与S.Y.组织之原理及工作进行不合,故今后对于此点宜特别注意改正,使S.Y.渐次变成纯青年之组织。”[12]1924年5月,中共还特地举行执委扩大会议,重点探讨党团关系,指出青年运动最大的缺点就是未与党的工作分开,并决定从团员年龄、身份交叉等方面着手解决此棘手问题。会议通过的《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规定:青年团应尽量吸收20岁以下的青年,团员至多不能超过25岁;一旦超过25岁,应退出青年团,经审查合格后可成为党员;除非特别需要,一般人员不得在党团组织内交叉任职。而且对党团工作的边界,也初步进行了划分:
表1示,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与FIGO分期、是否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否满意减瘤、有无淋巴结转移、病灶累及单双侧卵巢和化疗周期数有关联。
早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有确定是哪一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16]88。由于成员复杂、意见相左,彼此间经常爆发冲突。到1921年5月,青年团只得暂时宣告解散。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情况,拟整顿、重建青年团,遂“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16]89。实际上,张太雷对青年运动的使命有着自己的认知,“不仅是以谋青年的福利为中心的目的,乃是以谋全国的福利”,简括言之,“他的使命就是革命的事业”[2]421。于是,青年团在张太雷的悉心筹划下,于当年11月正式恢复,且“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6]89。同时,为筹备青年团一大,加快各地团组织的恢复或建立,张太雷还主持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创办《中国青年》,并就青年运动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1922年5月10日,张太雷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留广州指导青年团改组工作。这期间,作为马林的秘书,张太雷在国共两党之间牵线搭桥,协助国民党改组,为国共合作献计献策,并仍积极参与青年团中央的各项工作(见表1),对发现的问题也努力加以推动解决。比如,团一大通过的章程规定:
1924年7月,张太雷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9月4日,他向团中央传达了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团发展的指示。而后,党团关系朝着更加明朗化的方向发展。1925年初,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青年团组织工作是与政治工作常常相关联的,“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11]245。紧接着召开的团三大,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并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张太雷完全秉承了中共四大关于党团关系的指示精神,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决定接受1924年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关于党团关系的决议案和四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及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对于党团关系决议案,并做了补充规定:
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部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同时,党也应帮助团的教育及训练工作。
经有限元分析计算发现,由于浆液荷载的作用,塔体底部有较大的应力强度;由于开孔处应力集中的影响,进口烟道矩形孔与塔壁连接处也有较大的应力强度。各工况下塔体下部及矩形开孔处最大强度应力值如表1所示。
这种小团体,就是本团的基本单位,为便利称呼起见,我们当一律叫这种小团体为“组”。每组人数限定三人以上,五人以下。[18]
团须青年化,但不是将团之政治活动减弱,在政治活动上团应受党的指导,与党相符应而行。[14]
关于第二次通告改组问题,颇有不明白之处。既云“小团体”为组,又指定一组不得过五人。在章程原意每机关内组织一小团体,所以小团体人数决不能有限制。至于小团体组织之外,再有以人数若干为单位之组织,则弟颇为赞成。惟决不能与小团体混合一起而谈。[19]
1923年8月,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次年8月回国后,便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团中央局工作,参与筹备团三大。1924年12月27日,团中央局在张太雷的建议下,决定增加团三大的议程,主要是“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团的组织建设;团的训练、妇女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等五项”[15]31。增加的议程主要是关于青年团自身建设的内容。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张太雷参加中共四大,并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具体负责团中央工作。26日,他随即主持召开青年团三大,总结团二大以来一年多的工作,通过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等决议案,并修改团的章程,降低入团年龄,促使团组织年轻化。大会还特地成立组织问题、教育训练问题、经济斗争、非党青年运动等7个委员会,张太雷参加宣传与出版委员会、非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在第三届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并任团刊编辑。此时青年团的总体状况,任弼时在团三大结束后给旅莫同志报告大会经过情形时,有过如下的描述:
政策导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要从战略的高度平衡城市与“三农”政策,激发农民和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支持农村改革发展活力,真正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机制。
至此,中共通过对青年团在年龄、职权与活动范围上采取限制措施,合理划分党团工作范围,逐步理顺了党团关系。张太雷作为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无疑在早期党团关系的调适、规范、定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二、对青年团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S.Y.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例如在工人中做青年工人教育、宣传、娱乐、体育及其他关于青年工人本身利益之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运动……在农民中做青年农民教育娱乐等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农会及其他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可由S.Y.专任之(至于一时的政治示威宣传,乃属一般的市民运动,各地方S.Y.应在C.P.指导之下参加之)。[13]
5月27日,团中央执委会通告第二号《关于地方团改组问题》指出:
(三)为了让学生在将来能更适应社会对综合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新课程更注重学生在合作与交流上能力的培养。不仅是以后学生作为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能力,也是21世纪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生存能力之一。
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活动之机关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即须组织小团体。各“小团体”满十人以上须组织干事会执行事务,任期三个月;但不能组织干事会时须设书记一人。[17]
团员在二十五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担负重要工作之党员,不必要时,可不加入……应渐次推行以年轻之团员,代替年长者之工作。
张太雷觉得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与混乱,遂写信给团中央直陈:
192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合发出的通告规定:
接到张太雷的信后,团中央经过审慎研究,为免除观念混乱起见,6月24日专门就团的基本单位的组织进行了解释:
特将“小团体”与“组”分开,认“组”为本团的基本单位,仍限定“组”的人数为三人至五人,小团体则只认为一个抽象的名称。各地方青年团,仍应注重于“组”的组织,因为他是本团的基本单位,非先使其巩固不可。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用种种方法,每个团员都加入基本单位的组织。[20]
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该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15]36
表1 张太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委期间活动表
序号时间地点议题11922年5月1日广州参加青年团一大筹备会议21922年5月2日广州参加青年团一大筹备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第一股章程起草员31922年5月3日广州参加青年团一大筹备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起草青年团章程,逐条讨论通过;议定由张太雷起草《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之关系》报告41922年5月5—10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开幕式并主持会议,当选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1922年5月11日广州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议决特派张太雷、高尚德驻广州,并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会议61922年5月12日广州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细则,组织星期宣传方法研究委员会,推举张太雷、冯菊坡、戴麟为委员71922年6月2日广州根据张太雷、戴麟来信提出的“一星期宣传”办法,议决由蔡和森修正后,作为团中央第四号通告发出81922年7月26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议决委派张太雷、罗章龙二人为国际少年共产团第三次会议代表;俞秀松、张太雷驻上海(后张太雷因故未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三大)91922年8月2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01922年9月2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推定张太雷为赴莫斯科代表111922年9月8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派张太雷、尚德赴粤调查该区各地方团情形并监督改组整顿事;议决由张太雷、尚德起草团和各种青年团体联络的方针和办法;议决改派刘仁静同志赴莫斯科;张太雷被推为《先驱》编辑121922年10月14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党团关系,听取张太雷报告广州地方团情形131922年10月30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41922年12月15日北京推选张太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先驱》总编辑151922年12月23日北京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161922年12月28日北京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委员生活费等问题171923年1月6日北京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细则修改等问题181923年1月16日北京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91923年5月14日北京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议决派张太雷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01923年8月3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议决每地方团津贴一名代表旅费,其余由各地方自筹211923年8月12日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议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地点
注:此表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八月)整理,见《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3~35页
本团全部情形根据各地代表报告,尚有进步。普通缺点,即在团员缺少合法的训练。C.P.与C.Y.分化后,各地C.Y.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根本责任,同时各地缺少能做指导工作的人才,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故目前本团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材的培养。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21]
圈员们在圈会上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列出了需要解决的五个备选主题,并确定了“降低临床输血流程缺陷率”为本次品管圈的主题。本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临床输血流程,把输血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为此,张太雷理清头绪,大刀阔斧进行革新。1925年1月30日至5月6日,张太雷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总共下达44份团中央通告。这些通告为我们研究张太雷如何整顿和发展青年团组织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表2的29份通告包括:新版《张太雷文集》中收录了12份;张太雷研究专家丁言模根据一份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对11份通告的内容进行了考证(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22];笔者亦从此期间各地方团组织发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搜集到6份通告的内容(第一、二、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号)。
表2 张太雷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签发的通告统计表
青年团中央通告序号内容 时间第一号关于新一届团中央的组织架构[23]第二号关于“二七”纪念活动[24]192第五号关于订阅团刊1925年2月7日第六号关于东南大学校长风潮1925年2月7日第七号关于发给团证1925年2月7日第十二号关于团员离开当地情况第十三号关于“平民小丛书”、《平民之友》的发售第十四号关于青年工人参加团体活动第十五、十六号关于妇女运动第十八号关于“三八”妇女节活动[25]第十九号关于日本纱厂罢工第二十号关于日本纱厂罢工第二十一号关于开展非基督教运动第二十二号关于成立妇女团体第二十三号关于青年农人运动第二十六号关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1925年3月11日第二十八号关于各地开团组织全体大会[26]第三十一号关于青年团三大报告1925年3月20日第三十二号关于注意保密工作1925年3月20日与中共中央联合通告关于党团工作分工[15]361925年3月21日第三十三号关于团刊改为半月刊1925年3月24日团中央组织部通告团内的教育工作1925年3月 第三十六号转发中央第十九号文件《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1925年4月4日第三十七号关于《向导》《中青》《劳青》等刊物之发售[24]192第三十八号关于地方团组织状况调查[27]第三十九号关于五月纪念节宣传[28]第四十一号关于团证的分发及应用1925年4月14日第四十二号关于团中央文件的执行192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1925年5月5日
考察团中央发布的通告和各地方的报告,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张太雷治理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思路。这期间,团中央一方面结合“二七”纪念、“三八”妇女节、巴黎公社纪念、追悼孙中山、五月纪念节宣传(“五一”“五四”“五五”“五九”)等重要时间节点,要求各地发起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活动;另一方面,对地方团支部之建设、团刊之发售、平民学校之组织、团员训练之开展、团员人数之调查、非基督教运动之深化等都逐一严实推进。为强化对基层团组织的管理,准确掌握团员的基本情况,张太雷首先要求统一制发团员证,通告各地“将最近团员确数,填造下列调查表,寄到中局组织部,以便中局发给团证”[29]。对于团员证如何分发与应用,也做了具体而细密的规定:“以各分校教务处为单位,填具号码,发出时须在名册上登记某号校证是属于某某学生,以便日后之查考”;“须由教务长签字,并填写发给日期”;“每月收学费时,须由庶务在后面表上记明”;“分校每次召集全体大会时,须以校证为入场之凭(每次大会须备名册点名)”“候补学生不发校证。被除名之学生,须将其校证收回,并在登记册上注明”。[30]对于团员的加入、退出、转去、他来,亦要求各地委及支部按照团员调查表各项问题,造团员登记册,一一详载。当发现各地执行团中央文件有疏忽敷衍的情况,即要求“各分校以后注意改正,对于以前的青年团中央通告,应从速执行(如分部报告、填调查表等),不得有违”[31],“每次地方大会,须注意报告并讨论中局通告及地委工作情形”[32]186-187。同时,他对于保密工作也很重视,要求“各分校并通知级班等对于文件刊物住址,务须格外谨慎,如各分校通信地点有尚认为不妥当和秘密时,请从速更换并知照中局,来信所用各种名词,均用译号代替”[33]。此外,对秘书、档案、会议等日常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以后各地应切实分部报告,每次报告并须编订号数,写明日期,每份报告,各地自己须留存根(可用复写纸写)”;“各种会议,须有详细清白的记录”;“在各种会议召集以前,须由召集人议定议事日程,各团员须按时到会”;“每次支部会议,须填具会议报告表,报告于地方”;“每次地方、支部、小组会议,均须备点名册点名”。[32]186-187考虑到青年团的一些同志,对于主义缺少根本认识,对于组织也不甚明了,时常出现不符合于团体的言论和行为,张太雷建议“各地组织训练委员会,由委员会分配演讲员到各支部去巡回讲演”[34],设立团校做团员的普遍训练,从政治及策略研究、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分析、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等三个方面加强团内教育。应该说,张太雷在团中央总书记任上的3个多月,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发展各级团组织,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为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初始化样本库。计算样本库中各变量的平均值,并增加适量过程测量数据,组成新的样本组,以充分反映过程的动态性及变换性[7]。对新的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每次计算校正方差,直到均方差不再改变时,得到每个变量的校正值,并以此构成初始化后的样本库。
三、对做好青年学生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C.Y.在一般被压迫的青年运动中,有四种重要的工作: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妇女等运动。”[35]在青年团动员、争取的四类对象中,张太雷最在意、最看重的是青年学生。在他看来,学生富有革命性,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集团从所有对我们有敌意的社会集团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在学生中建立核心、宣传和介绍我们的思想,努力赢得这个特殊集团对我方的同情”[5]54。但青年学生终归是知识阶级,这个阶级有两面性。一般来说,“他们没有确定的倾向,但有朦胧的革命斗争的观念、方法”[5]54,“如果有机会去依附统治阶级,他们就立刻揭下了他们的革命面具”[36]140。因此,如果要使学生革命化,就必须重做一番新功夫,我们要给“中国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使他们知道世界是整个的是进步的”,须让“青年学生明白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有把青年的一切旧思想和迷信打破了,才能把我们的主义灌注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来”,最终“来唤醒和组织中国的劳动民众以助成世界的革命,和达到中国完全解放的目的”。[36]142对于宣传工作,张太雷总是不遗余力,他曾告诫团刊编辑人员:“我们要不时地检查《向导》发表的文章,收集读者批评意见,注意群众反应和影响,真正起到导航作用,切不可漫不经意。”一方面,张太雷鼓励在团刊上“多登载关于各分校工作经验之文字”[37];另一方面,他强调要利用“学生团体各种出版物来发表我们意见;而且不仅是用文字来宣传,并须利用一切讨论会,演讲会和一切学生的集会来做我们的宣传”[36]142。实际上,当时中共正面临着和国民党、新学生社、基督教学生同盟争取青年学生的局面。
“没有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36]143当然将青年学生吸引过来,主要还是要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希望他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去,唤醒他们、组织他们起来投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具体说来,对于工人,“近工业区域的学生应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帮助失学的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一切游艺会、体育运动会和政治讨论,学生应邀请工人参加以增长他们的政治兴趣和建立学生和工人间的团结”,“工人罢工时学生能代找外面的声援和实际募款帮助罢工者将使相互间的关系亲密”。对于农民,“暑假中学生组织乡间的旅行应到农民中用戏剧演说等做一种唤醒他们的功夫”。“对于农村间的运动,我们尤当注重于初级师范的学生,他们大半是将来的农村小学的教师;所以他们在农民中很有接近的机会,尤其是他们对于青年农民的影响。”[36]143
如何让学生去做国民运动,张太雷结合自己学生时代的实践经验,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即将组织根植于青年学生之中,“首先还是要学生自己有群众的组织”。如何使学生集合于学生会中而参加活动,张太雷认为应让学生群众有兴趣来参加,具体来说,要办好学生会报,“这是领导学生参加学生会活动的最好步骤”,学生会报“除了政治的批评和关于思想理论的文章之外,尤应注重于学生日常的生活,如此才能引起学生对于会报的兴趣”,并“应极力鼓励和引诱学生在会报发表意见”。学生会还要时常举行演讲大会,“演讲会一定要有事前极好预备,讲题应择选能惹起学生兴趣和切实际的并在演讲完后听讲者得自由发问。演讲会完后,并应布置一点游戏”[36]144。此外,体育运动、俱乐部、音乐会、戏剧团等都是吸引学生凝聚到学生会来的妙法。应该说,张太雷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青年学生教育思想,找到了青年学生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为引导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太雷在青年团草创时期,两次对团组织进行整顿、改造,推动其有序健康发展。第一次在建党、建团初期,团组织基础薄弱、团内思想混杂,张太雷主持修订团章、团纲,明确了团组织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第二次在大革命前夕,张太雷对青年团思想、组织、宣传、教育、训练等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与时俱进的再造。在中国青年团史上,张太雷作为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者,发挥了创建、整顿、开拓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青年团工作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青年团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发,是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源和宝贵财富。
伸杆对支撑组件施加的压力如图6所示。当伸杆刚与支撑组件接触时,会对支撑组件瞬间施加一个压力qL/2。当伸杆尚未与下一个支撑组件接触时,其对当前的支撑组件所施加的压力将从qL/2线性上升至qL。当伸杆与下一个支撑组件接触后,其对当前的支撑组件所施加的压力将始终保持为qL不再改变。显然,如果支撑组件对伸杆所施加的支撑力能够与伸杆对支撑组件所施加的压力相同,则支撑组件可由此抵消伸杆的重力影响,实现零重力补偿。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97.
[2]张太雷.青年运动的使命[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G]∥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915—192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118.
[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G]∥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915—192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129.
[5]张太雷,俞秀松.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8.
[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据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决议所发的第十七号通告[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92.
[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J].党的文献,2012(1).
[9]青年运动决议案[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5.
[10]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35-36.
[11]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中共中央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使S. Y.逐渐成为纯青年的组织[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26.
[13]S. Y.工作与C. P.关系议决案[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0.
[14]组织问题决议案[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8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1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G]∥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6.
[18]关于地方团改组问题[G]∥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147.
[19]张太雷.致蔡和森、俞秀松、施存统的信(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0.
[20]解释第二号通告基本单位的组织[G]∥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160.
[21]任弼时.致旅莫诸同志(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
[22]团大连特支第三号报告:目前工作情况[G]∥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8.3).中央档案馆,1988:53-54.
[23]团西安第一支部关于团员人数及寒假工作等给团中央的报告[G]∥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91:71.
[24]团徐州地委的工作报告[G]∥中央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86.
[25]团徐州地委吴肃给太雷同志的信——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情况[G]∥中央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86:189.
[26]团徐州地委给团中央的信:告知开全体大会日期[G]∥中央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86:188.
[27]诸暨团给团中央的报告:有关刊物、宣传工作、非基督教运动、追悼孙中山等情况[G]∥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一九二二——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85:116.
[28]团宁波地委给团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五月第一周活动情况报告[G]∥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一九二二——一九二六年).中央档案馆,1985:118.
[29]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发给团证[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5.
[30]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关于团证的分发及应用[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5.
[31]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关于团中央文件的执行[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6.
[32]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3]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注意保密工作[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9.
[34]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通告:团内的教育工作[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2.
[35]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G]∥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45.
[36]张太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7]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关于团刊改为半月刊[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0.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1-0082-08
收稿日期:2018-09-16
作者简介:李兴勇,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市委党校常州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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