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军初期，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人民军队的影响中，在认识和分析游民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危害深入剖析，进而提出并采取多种举措改造流寇思想，从而将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正建设成了“铁一样的巩固”的军队。
关键词：毛泽东；游民；流寇思想；改造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1927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支革命队伍后来成为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滥觞之一。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军初期，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人民军队的影响中，毛泽东紧紧抓住流寇思想这个突出表现，不断深化认识，积极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 流寇思想产生的根源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更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著名论断。但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军队伍并不容易。秋收起义的队伍是以湘南农军为主，夹杂各种力量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个团的兵力，其来源就包括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军、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浏阳工农义勇队，以及崇阳、通城、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的队伍来源更加多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这其中，又以俘虏兵和边界各县的农民居多。士兵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十分艰辛曲折的。杂乱的革命队伍现状，再加上处于创建初期，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也在探索之中，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官兵政治动摇，不受约束，自由行动，冒险行事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流寇思想严重。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其后，他又多次谈到红军中存在的流寇思想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讲到红军创建初期存在的“不良倾向”时，还特别强调这种“‘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8页。。
流寇思想是怎么来的？对此，毛泽东的答案很明确，就是因为军队中的游民成分过多。他多次指出：“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流寇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游民与流寇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大量游民的存在造成了红军中的流寇思想。
本研究显示患者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及切缘性质是局部切除术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高龄患者基础疾病较多，机体免疫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13-14]，更易发生肿瘤侵袭和增殖，影响预后。肿瘤分化直接影响肿瘤生物学行为[15]，分化程度越差，侵袭能力越强，而切缘阳性患者术后有潜在的肿瘤微转移风险，有学者还认为切缘性质是仅次于TNM分期的对直肠癌预后有显著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16-18]。因而对于高龄、分化程度差的患者应慎重考虑局部切除术，同时注意保证手术切缘性质。
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游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瞿秋白要他去上海中央工作的提议，毛泽东非常干脆地回答：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在此之前的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明确地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要搞土地革命，就要设法领导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兄。搞湖南暴动，如果失败了，也不要去广东，而应该上山。”[注]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游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的记载，表明这类人是失去了土地、工作，没有固定住所，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员。如何对待游民，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注]对游民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对游民文化的产生、表现、历史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对待游民的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以至有人说，“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注]黄远生：《游民政治》，《少年中国周刊》1911年12月26日。。尤其是革命动荡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赢得了游民阶层，谁就赢得了主动权。如随着游民结社的发展，到清末汇集成了诸如天地会、哥老会、青帮、洪门等为数众多的秘密会党组织，冲击着清政府的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会党更有着复杂纠结的关系。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会党的力量推动革命开展，会党组织在发动暴动、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功不可没[注]赵志：《帮会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18页。。但以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组织，难以克服其自身存在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特别是目无法治的局限，最终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分道扬镳，并成为致使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中会党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对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激励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职管理类专业开设沙盘实训课程越来越普及。沙盘实训课程是基于仿真环境，将学生分成若干个经营团队，每个团队经营一家初始状态相同的模拟企业，在一定的经营规则下，开展竞争性经营活动的经营体验课程。
毛泽东对游民有着深刻认识。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在分析了游民产生的社会根源、人员来源、主要表现形态后，对游民阶层的性质作出了明确判断，即“最不安定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并指明了对待游民的态度，“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除此之外，汇率预期与实际汇率往往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使得前者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程度更大。实体经济中的交易主体会因实际汇率升贬值形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从而通过资金配置进一步改变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均衡关系，又通过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影响传导至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波动则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的汇率预期，形成“汇率升贬值——预期升贬值——加剧汇率升贬值——强化预期升贬值”的循环，实际汇率与汇率预期的自我强化也加大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冲击。
第五，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生法律纠纷。伴随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的不断变化，国际贸易融资方式越来越朝向规范性、实用性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趋势也是与当前世界整体格局相符合的。我国经常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生国际贸易融资方面的冲突，以至于法律纷争持续不断。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真的带着队伍上山了，并由此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毛泽东是一位唯物辩证论者，在引导游民转变为革命力量的同时，他对游民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对革命队伍的危害也有着清醒认识。
在语义学层面，“融合”比“一体化”（或“整合”） 更显操作上的柔性，比“交流”和“合作”则显成效上的深刻性［5］。在价值取向上，融合承认双方的共同之处及差异，对于需要包容的差异予以合理的道德承认甚至制度安排，最终在此基础上建构共有认同。同时，融合发展与利益输送有明显的差别，它既意味着共创利益、共享利益，也寻求培育共同的价值体系。所以，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求同化异的包容理解、磨合融会的过程［6］。
正是深刻把握住了游民意识与流寇思想在精神内核上的一致性，毛泽东准确地抓住了红军中流寇思想产生的根源。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指出：“他们(指游民——笔者注)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二 流寇思想的危害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更是将“关于流寇思想”这个问题单列出来论述，集中进行批判。他在指出流寇思想的各种表现之后，强调：“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他还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流寇思想的危害，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不接受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一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正是毛泽东深刻洞察了流寇思想的严重危害，并采取了诸多措施加以改造，才纯洁了红军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红军的正确发展道路。
对基于游民大量存在而产生的流寇思想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毛泽东早有认识。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批评单纯军事观点，反复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1928年3月20日，在湖南酃县中村，毛泽东给工农革命军上政治课，讲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时,就指出,无产阶级不是无产游民。在革命队伍因为不服从管理、自由散漫、无根据地意识等流寇思想严重并造成1928年“八月失败”之后，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给予了更为深入的揭露和严厉批判。这集中体现在他1929年所写的《给林彪的信》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两篇文章中。
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通过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即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红色割据政权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彬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走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4页。。但当时一些人对此认识不清，对毛泽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的做法进行批评，主张流动作战。这些错误认识，带有明显的流寇思想。对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专门讲了“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问题，对流寇思想给予了明确批判。他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它“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也就是放弃根据地建设而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闹革命。这种流寇思想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比如：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涣散，个人英雄主义和单纯军事思想盛行；因为这种思想影响，军纪遭到破坏，不注重军事技术训练，等等。毛泽东最后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2012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水务、环保行业投资力度加大，各路资本开始扎堆涌入该领域，拥有技术和资本实力的龙头企业开始加速市场扩张，通过并购来提高市场占有率。面对水务并购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水务公司在继续加大公司本部市场开拓力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区域平台公司和专业平台公司的投资功能，在完善重点市场战略布局的同时，继续扩大水务环保项目的投资并购规模。2013年，公司签约了北京丰台河西区青龙湖再生水厂等多个项目。
从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到1929年12月，“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注]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错误思想之一就是流寇思想，而流寇思想的产生与军队中的游民成分密不可分。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决议中列举了流寇思想的种种表现，诸如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和工农兵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等[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这种种表现，与游民身上展现的“最不安定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的特征有深厚渊源；更与游民成分复杂，缺乏真正的政治觉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的自身缺陷密不可分[注]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流寇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性质是不相容的。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期，迫于国民党和敌对势力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偏远山区。但我们的武装斗争，毕竟不同于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也不同于历史上揭竿而起的起义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因此，对于包括流寇思想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给予坚决斗争和清理，才能确保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坚定性，也才能保证革命的正确方向。
三 改造流寇思想的措施
预防性系统维护是个耗时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目前大多数企业这个过程仍主要用纸笔来完成记录。Festo 2108 IPC另一大亮点便是Smartenance的推出，Smartenance的出现终结了纸笔：Festo的该软件是数字化维护管理程序，用于生产经理和系统操作员，可作为App下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优势和传统。对于毛泽东来说，宣传教育也是他常用的工作方法之一。大革命时期，他曾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在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任上，“宣传理论政策，进行思想教育”，是毛泽东“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注]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5页。。这些经历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对于流寇思想的改造，毛泽东也强调要积极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加强教育，通过政治训练、思想批评等工作，改造其消极因素和破坏性。
正是看到了旧式军队的弊端，特别是忧虑于流寇思想的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经过一系列坚强有力的工作，1928年底部队状况有了明显改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后来，经过古田会议，更进一步纠正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措施。自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也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第二，加强宣传教育，注重思想改造。
革命队伍中流寇思想的根源在于游民成分太多，因此克服这一思想最为简单、彻底的办法就是清除游民成分。毛泽东也曾指出，要“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但当时的客观事实是，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士兵来源本就不足，再加上敌人的不断“围剿”，兵源补充实在困难。“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由此，毛泽东指出：“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所谓政治训练，就是通过党的组织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对游民思想加以改造，借以克服流寇思想。当然，政治训练的方法有多种形式，比如加紧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组织建设等。另外，在实践中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改造，也并不局限于政治训练之一法，还有不少其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或者说“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他任何军队的根本区别。但这种原则的确立并非人民军队生而有之，而是在和流寇思想等一系列非无产阶级建军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流寇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盛行、流动性强，而组织纪律意识淡薄。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队伍转往井冈山，当时队伍内部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当转移到永新县三湾村时，5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因为脱逃、溃散等原因，只剩下1000多人。为将这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革命火种传承下去，将起义军打造成钢铁队伍，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班有党小组；营、团以上设党委。通过严密的组织建设，党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的重要作用，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注]《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面对的困难异常艰巨。当时，既要摆脱国民党的追兵围攻，又要消除革命队伍中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坚定革命将士们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心，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旧式农民起义，不是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而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通过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的回答，从理论上为革命队伍点燃了一盏明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信心。这对于破除那种不安心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广大红军将士要有根据地意识。朱毛会师后，1928年6月26日，红四军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召开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事宜。会后，毛泽东集中一些干部在永新开展工作，他提出要“用大力经营永新”。“经营”一词，集中概括了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思想。建设根据地，就要反对流寇思想。1928年10月中下旬，在整顿湘赣边界党组织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通过教育消除流寇主义等思想影响。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红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方式，集中整训，加强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是明显的。
此外，将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的界定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来诠释，亦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体系和内容的安排甚相契合。作为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所确立的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乃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和根本。为实现土地用途管制的目标，在《土地管理法》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展开，从这些条文的设计内容来看，其实质都是围绕着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的基本内容而展开的。
(1)微斜长石伟晶岩(图3)：灰白色，伟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成分为微斜长石、石英及少量钠长石。其中微斜长石含量60%～70%，石英含量23%～26%，钠长石含量10%以下。微斜长石呈半自形-自形板柱状，玻璃光泽，粒度10～30mm，石英呈他形粒状，粒度小于10mm。
第三，加强纪律建设，密切融洽军民关系。
铁的纪律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种铁的纪律不仅表现在战斗中对军事纪律的服从，作为人民军队，还特别体现在群众纪律方面。革命时期，一部分游民加入了革命队伍，在增强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脱离社会主流秩序是游民的典型特征，他们对抗于统治阶级，同时也不容于普通群众之中。基于这种性格特征之上的流寇思想，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不相符的。对此，毛泽东强调要加强纪律约束，“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因此要严肃军纪。
转移到井冈山之后，鉴于客观形势，毛泽东积极争取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当地绿林武装合作。这一绿林武装的成员大部分是游民，因此游民意识、流寇思想等问题突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一种自发、朴素的‘劫富济贫’的利益驱动下，过着散漫的‘绿林生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油子习气很重”[注]梅黎明主编：《浴血罗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在争取这一绿林武装之后，毛泽东对这支队伍进行积极改造。据何长工回忆，在1927年10召开的古城会议上，谈到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时，毛泽东说道：“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改造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强化组织纪律建设。通过改造，这支游民习气很重的绿林队伍转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部队。
谈到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和完善，更是毛泽东以加强纪律建设消除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包括流寇思想在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典型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的革命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但因为时间紧迫，在纪律建设方面没能提出具体要求。三湾改编后，为防止军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纪律”。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人民军队也不断扩大，在群众纪律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确保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更好争取群众，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 ；不打人骂人[注]梅黎明主编：《浴血罗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具体内容和表述有所不同，但体现出来的严明群众纪律是一致的，其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47年，毛泽东起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最终完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表述，成为人民军队的行动准则。严明的纪律，也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国民党军等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第四，分配给士兵以土地，消除流寇思想产生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军队中的流寇思想来源于游民成分；而游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土地和工作。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流寇思想，就要给士兵分配土地。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1929年制定的兴国《土地法》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1930年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第三条规定：“现役红军官兵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更是指出：“红军是拥护苏维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政府的先进战士，无论他的家庭现在苏维埃区域或在尚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应分得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替他耕种。”[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总的来看，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种土地法，基本上都对红军士兵分配土地作了规定。物质生活是其他一切生活的基础，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建军初期，革命军队的主体成分是农民和旧军人，要将他们改造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政治训练固然重要，物质经济上的改善也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士兵分得了土地，其根据地建设意识和政权建设意识才更为坚定，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流寇思想。
通过上述各种措施的实施，毛泽东对包括流寇思想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成效是显著的。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这表现为红军队伍中的士兵成分提高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军事技术提高了；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毛泽东说：“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可以看出，这时的红军与建军初期的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流寇思想的各种表现，已基本消除，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正建设成了“铁一样的巩固”的军队。
作者简介：樊宪雷，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责任编辑：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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