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氏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历史上文化名人辈出。王阳明承继家族文脉，在明代中叶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建立了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带有平民化倾向的圣人观，为儒家关于圣人观学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对近世东亚文明及至当代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平民哲学
明代中后叶，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活跃的思想，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并引领世俗社会在商品大潮和思想解放中重建价值信仰与定位人生角色。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两晋南迁王氏家族后代，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阳明心学的提出，与王氏家族深厚的文化积存有关，更离不开明代中后浙东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平民哲学特点的心学，作为江南士民精神生活的时代总结，有力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与变革。
一、王阳明与王氏家族
王氏是中国最为悠久的姓氏之一，源出于姬姓，可以上溯到黄帝，相传周灵王之子太子晋被废为平民，因为王族后代，而以“王”为氏。而王氏还有一个始祖群，有大禹、子契、后稷、虞舜等人文初祖，也有比干、田安、毕公高等名臣大将，得姓过程从商朝末年一直持续到西汉初年，将近千年。在南北朝到唐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又成为四夷民族改姓的重要姓氏，这样的聚合力和感召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姓氏所无法比拟的。王氏家族由此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融合的一个典型缩影。
王姓家族最为优秀的地方，是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以经邦济世、艺术成就等获得至尊的荣耀，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的贵族。如：助秦统一六国的王翦，东晋“书圣”王羲之，北宋变法家王安石，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王姓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鱼”的主人公西晋王祥，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为，以清淡著称的王衍。两晋之间，雄才大略的王导缔造了琅琊王氏的巅峰时代。他是东晋江左王朝的主创者，一时王氏族人及与王氏相关人氏在朝中占据四分之三以上官位。两晋文化又集中于这些世家大家，王氏涌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等在文化上万世垂范的人物。也正因为王氏在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家族没有随门阀制度的衰落而衰落。在科举兴起的时代，宗族子弟以文化相激励，门风蔚然，勇于求进，文脉相续。
王阳明出生于余姚城区龙泉山下。龙泉山之东，有秘图山，相传藏有大禹治水之图，而得名。此脉王氏由此也称为“秘图山王氏”，其世祖便是东晋丞相王导。据1934年版《余姚上塘王氏宗谱》，家族始叙于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导为三十三世，为江左一世祖；至五十三世王言，迁居河北大名，为三槐王氏一世祖；相传王言之孙王祜“植三槐于庭，自知后世必有三公”，这便是“三槐王氏”的出典。至第五十六世，有北宋丞相王旦。据谱中《三槐世系表》记载：王旦七世孙为王补之，南宋时人，官知绍兴府、宝谟阁待制，迁居绍兴上虞县达溪虹桥，称“虹桥派”。南宋淳佑三年(1243)，王补之曾孙王季从上虞达溪迁居余姚秘图山，成为“秘图派”始祖。一脉相承的家族风范潜移默化、氤氲衍发，无疑是一个家族成为精神贵族、产生伟大人物的重要基础。秘图山王氏从王季、王子俊、王士元、王纲、王彦达、王与准、王世杰至王天叙，历经八代。从王纲起，主要活动就在明朝。史载王纲善于相人，因刘基举荐，洪武年间拜兵部郎中，任广东参议，死于潮州变乱，儿子王彦达用羊皮包裹父亲遗体而回。王与准精研《礼》《易》，著有《易微》。王世杰通晓经学，入选太学，著有《易说》《春秋说》《周礼考正》等。王天叙以教育闻名，著有《江湖杂稿》《竹轩稿》若干卷，他培养出了状元儿子王华，是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的状元，他的孙子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使其家族从平民阶层跃向一地望族。
受家族文化、家庭教育影响，王阳明从小立志成为圣贤，做“天下第一等事”。虽然历经艰险，官场起伏，初心不改，每至一地，广泛求学于儒、佛、道名家之间。在谪居贵州龙场为驿臣的人生最困苦之时，在龙岗山山洞之中，悟出“知行合一”。从此，王阳明以弘扬心学为己任，心学清明刚健的价值取向一时改变明代中叶噪杂阴沉的社会风气。所到之处，书院纷纷复兴，学生云集，并形成了诸多王学流派。黄宗羲这样描写阳明先生：最初泛滥词章，而后遍读考亭，继而出入佛老。经过“三变”，学问“益熟”“益化”，达到“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的境界。
二、阳明心学及平民化倾向
2）设备经常处于闲置状态。看似设备就在身边，教师和学生可以随时认知和操作，其实所谓的随时应该是有教学计划的，不是即兴发挥。对于一个模块或者一项工作任务，对照设备需要操作技能训练之前，教师要讲解工作原理、常见故障、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安全条例等内容，需要有计划地安排一定的时间讲授。此时，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宁波古称“东南佛国”，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区域之一，也是东亚诸国的佛教交流中心之一。三国时，印度僧人那罗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宁波，在慈溪建立五磊禅寺。两晋时，宁波兴盛起无数寺院，著名的如鄞县天童寺、育王寺，育王寺所存的佛骨，相传是周敬王时通过海道而来，建舍利塔于鄮山；还有奉化雪窦寺、岳林寺，慈溪金仙寺等，这些寺庙大多跨越一千六七百年，至今尚存。尤其是中唐会昌五年(845)的“武宗灭佛”后，佛教中心南移，南方三派天台、华严和禅宗繁荣。南宋时，日本高僧求学宁波天童寺，将临济宗、曹洞宗传入日本。明代，有“画圣”之称的日僧雪舟入宁波参禅，为天童寺首座。而中唐以后，海洋信仰兴起，观音信仰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为普通渔民、平民海商提供了慈悲、宽容、隐忍、和乐、平等价值信仰。王阳明心学中大量融入了佛教思想内容，如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体”与佛教所说“心生则万物生”，以及禅宗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阳明心学主张“人人皆可尧舜”与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有成佛机会”，有着相通之处。王阳明也借鉴禅宗注重自性、自我提升的理论，主张人生境界的提升。
王阳明通过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的阐释，建立起心学的大厦。“心”本指心脏，为人体最重要的内脏器官，维持着血液的循环；也有中心、枢纽之义。但在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作为融情理于一体的思想器官出现。战国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心”是道德主体的根本所在，给予“心”以“本心”“良心”“良知”“良能”“四端”等形而上的意义。“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王阳明承传孟子对“心”的理解，王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2]202在王阳明阐述中，心是有“知觉”的器官，能够知“视听”“痛痒”，与耳目口鼻、手足四肢贯通一体。王阳明通过辨析“心”与“性”“理”的关系，深化“心”的内涵。王阳明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3]110，心“便是性，便是天理”，“便谓之仁”，“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3]113。“心”是道德的根源，是“性”“天理”“仁”，是身体的主宰，道德机能之所在，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即建立于这一哲学理解基础之上。
对于“心”“物”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命题，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79“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5]“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2]187，“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2]205天地万物因人的存在而产生意义。“心”的意识即“灵明”所至，便产生“物”；“物”是人主体活动的产物。王阳明与友人游南镇会稽山的关于“岩中花树”的问答，成为一段理解“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公案。“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187王阳明并未否定“花”的客观存在，但当未被人所识时，便处于“寂”的状态，失去其作为“存在”的意义，“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而当人的“灵明”所至，“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花”的意义是因为“明白”，而成为“花”。即意义的显在状态，价值评价是依据“心”而获得。故而“心外无物”。离开心的描述或评价，“物”虽存在，但只是混沌一片，漆黑一团，无价值可言，有“物”也就是“无物”。外在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实体世界，而是因“心”获得“生成”。生命本体就是天地万物作为意义存在的源泉。
在明代，阳明心学屡屡受禁。王阳明去世后，明世宗(嘉靖)听信于桂萼诽谤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诏禁“伪学”，并诏停王阳明恤典、世袭。隆庆元年(1567)五月，明穆宗登基，才诏赠王阳明新建侯，谥文成。尽管阳明心学并非明朝中晚期官方主流思想，但一时影响重大，如顾宪成所谓“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王阳明《传习录》《大学问》等，为新儒学的经典名著，为王门学派所追崇，著名的有浙中王学，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明末一变而为顾宪成、高攀龙等的东林党人；江右王学，以邹守益、罗洪先为代表，后一变而为刘宗周的蕺山学派，以救阳明学末流狂放自恣之弊端；泰州王学，以王艮、何心隐为代表，进一步鼓倡平民儒学，否定士庶差异，提出许多具有启蒙色彩的主张，被称为“王阳明左派”；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还列有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闽粤王门等学派，凡七大系统。
王学崛起，促进了思想解放。在嘉靖、隆庆之后，形成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在戏曲界，有绍兴人徐渭、孟称舜，余姚人吕天成，鄞县人屠隆，湖州人凌濛初，临川人汤显祖等。士大夫摆脱“尊崇儒术”“耻留心词曲”的历史传统，仔细思考戏曲作为独特艺术样式的诸多理论问题，留意于雅与俗之相济、文辞与表演之兼胜、文士与艺人之合作等问题。徐渭《四声猿》、吕天成《齐东绝倒》等剧情奇特、体制活泼、形象独特，都是在阳明心学尚心思潮带来的张扬自我的时代情感的感应召唤下，以心为本，遵从人天性的发展，极度扩张个体喷薄的激情：他们蔑视权威、否定教条、宣扬平等的意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说，将人的灵明与天地鬼神万物的贯通，人心与天地为一体，是屠隆等人仙佛剧、写心剧的创作理论基础。而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则主张以情作剧，以“任情”对抗儒家的“节情”。心学术语“良知”向诗学的转化，哲学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化。被视为小道的戏曲地位急剧上升，纳入了诗教传统。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肯定了戏曲的教化价值，后来大儒刘宗周、黄宗羲等心学学者都继承了阳明的戏曲观。
鲁迅在弘文学院结束学业后，选择医学作为他从事革命、拯救祖国的实践方向。鲁迅说他学医的动机，是因从译出的历史书上知道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因此他很想通过医学来推动祖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父亲的病也使他对那些骗人的庸医失去信任，同时对被骗病人和家属起了很大的同情。鲁迅选择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正是其科技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受洋务运动影响之后的一次真正实践。
三、阳明心学平民取向的文化背景
在明代，尤其是中叶以后，宦官当政、吏治腐败，朱熹理学经过政府整编，成为获取名利的职业化话语，所谓“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失去了对人的价值引领作用，儒学必然产生新的价值思考。同时，江南市镇发展迅速，工业化、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然而，“以农为本”的明政府实施收缩性政策，开始了严酷的海禁，对区域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阳明心学兴起，既是力图端正人心，促使士习民风归于圣学正途，也是面临现实悖谬，基于时代发展，为民族与国家的发展，从哲学上探索出路。
借助地域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众多出身寒微的读书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科举成功。而王氏家族本身即为文化家族，王谢等家族在五胡乱华时南迁，为保存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文化中为余姚句余山，因王羲之、谢安等亦儒亦道的东晋玄学名士发现山中“中通日月星辰之光”的四窗岩，而命名为“四明山”。四明山，包括南面的天台山，天台宗阐扬，道教兴盛，在两晋至唐，成为众多名士追慕的名山。尤其是尊崇道教的唐代，李白、杜甫等三百多位诗人为寻访王谢遗迹而来，留下了众多绚丽诗篇，被称为“唐诗之路”。这些诗歌张扬着风雅洒脱、豪放自信气度，与追求自由、解放个性的东晋名士思想相呼应，构成了“隋唐精神，魏晋风骨”。王阳明的人格理想中，深受玄学及佛道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的阐释中，“良知”在“心”，“良知者，心之本体”[4]140，人的“本然良知”即是“心之虚灵明觉”[4]125，“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良知人人皆有。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4]146王阳明认为，“良知”即“道”在于人心，人人皆有。而“良知”最为重要的是“是非之心”，即良知的理性认知能力，“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4]161“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2]205
宋明心学以南宋陆九渊为开山之祖。淳熙九年(1182)，陆九渊担任国子正，将心学思想引入太学。其中，以宁波的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著名，被称为“甬上淳熙四君子”。陆九渊的影响主要在江西和浙江两地。江西陆门弟子，史称“槐堂诸儒”，其贡献在确定陆派门庭、传播陆学；“甬上四君子”的贡献在阐发与扩充陆学。朱熹之学与陆九渊之学为南宋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两者都力图由内圣开出外王，整顿人心、重建道德，“与天子共治天下”，主要分歧在于格物致知与自省其身的矛盾。这两个学派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的奇特现象。四明即宁波旧称，南宋“中兴宰相”、推崇心学的宁波人史浩，邀请四位学者到月湖讲学，促成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而更重要的是与唐宋以来形成的文化价值取向有关。从中唐到两宋，区域运河、海洋贸易进一步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形成，促成了以自由冒险、平等交易的工商文明为基础的海洋文化的成熟，海洋文化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讲求实事事功，倾向务实创新，肯定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欲”，这与心学主张有着一致性。宁波在这一时代接受了大量北方移民，移民在新的环境谋求家族发展，更强调个人的本事、奋斗精神、怀疑精神，激励自作主宰、勇于担当的主体性精神，这为心学传播提供了现实的价值需求。而这一时代也是中华文化转型的时代，走向海洋、走向平民的趋向已经明显，主张人人皆能成为圣贤、人人都是尧舜的心学精神，显然更为贴近平民价值观。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产生与地域心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必定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产生思想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大语境密切相关。阳明心学的提出，首先与地域经济文化背景有关。明代江南，经济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为区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余姚是浙江著名的棉产地，以质量极佳的“浙花”著名，余姚“小江布”在元代已风行全国。余姚也是浙江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区。明代余姚腔成为四大腔之一，与长江诸省盐商往来频繁，本地盐商带戏班行走各地有关，余姚腔盛行江淮南北。地域发展也表现在市镇数量猛增，是绍兴府各县中市镇数量最多，达15个。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余姚为文献名邦，汉唐以后，贤士代出，官宦达1 500余人，列入《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137人，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誉。有明一代，浙江教育发达，大众教化与精英教育共同发展，工农工商普遍读书，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状态。江南各地出现了平民学者阶层，为平民哲学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余姚、慈溪、鄞县三县为浙东进士金三县，共有921人考中进士，余姚尤为突出，童生多达万人，进士387人，状元3人，三甲总数占绍兴府1/2，浙江省1/6。
（4）500克/升甲基硫菌灵悬浮剂每公顷1.5升或40%多菌灵悬浮剂每公顷1.5升或80%多菌灵每公顷0.75千克对水喷雾。一般于发病初期喷一次，7－10天后再喷一次。
四、阳明心学人文精神的区域影响
“心外无物”是一个价值命题，在王阳明阐释中，“心外无物”最终是自觉觉人，成己成物，由此在实践与行动上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对“理”的自觉，必须落实到“行”的“功夫”，“知”与“行”合一，才能上升为生命的本体。而“致良知”不只是良知的自明，通过正心意诚，建立自我主体；同时需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者。”[4]123良知，无不行。致良知，最终是融合“心”与“物”，融合人与世界，达到儒家所追崇的圣人境界，即天地境界。王阳明说“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3]101，仁人爱物，一切事物，整个世界，都在圣人心里。外在的生活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良知的自我表达的方式而被建立起来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让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价值世界得以不断扩展。
二是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和协议管理。利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专利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人才的非正常流动和恶性竞争依法严格管理，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一般性人才可签订劳动合同和任职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企业秘密的有关事项；对关键性技术骨干和重要岗位人员，可签订服务期限的最低要求和工作任务，同时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中关于竞业禁止方面的规定，设定积极有效的保护性条款，通过法律手段对随意辞职的毕业生起到约束作用。
由此，相对于朱熹强调“天理”，提升了中国文化理性的传统，影响民间“有理走遍天下”价值信念的建立；而王阳明更强调“天理良心”的重要性，即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即民间所说的“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王阳明把人们对外部世界“格物穷理”的探索，引向实践行动，引向人的生命体的丰满与完善。王阳明批判没有行动的假道学，激励人们走出书斋，在实际生活中去改良世界，创造世界，激励人人学做圣人，成为尧舜，具有解放思想、解放人性的意义。而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对“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突破性领悟。正德三年(1508)，在谪居贵阳西北龙场孤寂的夜晚，突然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即圣人之道并非超越个体之上，而在每个人心中。“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6]“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4]127，人人都能成为圣人，圣人并非有全知全能的禀赋，圣凡之间的区别在于圣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良知，并努力践行，使其心纯乎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3]102王阳明把对圣人的评价集中到“良知”之上，并将“致良知”的主动权赋予每一个人，只有体认良知明白，圣人气象则不在圣人而在我。这样的圣人观使传统儒家高高在上的圣人走下神坛，赋予日常生活以价值神性，成为“成圣”的土壤。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从经院之学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平民百姓、普罗大众由此获得充分的底气尊严、价值自信，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体感和平等感。
明清易代，社会动荡，汉族知识分子面临“天崩地解”的局面，从反思社会出发，重新审视阳明心学。王学走向衰微，王门学派与明王朝一起消失。余姚人黄宗羲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心学传人刘宗周即为黄宗羲的老师。抗清结束后，黄宗羲归隐余姚化安山，潜心著述，从哲学到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广泛涉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阳明心学产生、发展及至后学分化，详细深入剖析论述。对王门后学，黄宗羲有褒有贬，有吸收也有扬弃，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见解。黄宗羲抨击心学末流空谈之风，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倡导史学经世应务。但黄宗羲始终为王学传人，他的心学工夫论等，引回“知行合一”的正源。作为市民阶层和平民文化的代言人，他将心学的个体自我解放要求，上升为具体的政治权利层面。主张个性发展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功用方面，以有益于家国天下。并由此激烈批判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提出“天下民本”思想，“工商皆本”论等。黄宗羲的学说代表着最早的民主思想萌芽，被称为近代启蒙思想之父。
明代中叶开始，宁波饱受抗倭、海禁的创伤，对外贸易受到钳制。再是因两宋以后人口大量增加，地少人多，向外拓展成为必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绍地区人民竞相外出从事商贩、手工业和体力劳动，十分之七在外谋生。宁波商帮兴起于明末清初，因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商人经商秉持内圣外王的圣学之道。商帮早期代表性人物如慈溪鸣鹤游方郎中乐良才的后代乐显扬，其创办的北京同仁堂药铺，走出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药铺”。与同仁堂齐名的还有“江南第一药铺”南同仁堂，又称叶同仁堂，是东南最大的国药老字号，为鸣鹤人叶心培于清康熙九年在温州创建。相传当年叶心培在杭州遇到同乡乐显扬，言谈中商量共开药店，起名“同仁堂”，堂名两家共用，同行仁义。因为这种文化自觉，使商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视野，它以悬壶济世弘扬原初儒道深切的人本关怀，所以如同仁堂中药制作，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样的人文精神。宁波商帮为草根商帮，与垄断盐业的徽商、承办官银汇兑的晋商等不同，主要从事药业、南北货、钱庄业等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因为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使商帮在近代中西交汇的过程中，融合创新，勇于开拓，成为唯一转型成功的传统商帮，宁波商帮所创造的一百多个第一，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二战以后，商帮向海外发展，涌现了包玉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为当代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团队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产品上市前后的资源拼凑模式有所不同。通常，在产品上市前，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只能拼凑现有的手头资源，利用自身优势研发产品，开辟市场。在产品上市之后，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难以满足市场拓展的需要，急需外部资源的支持，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积累的良好信用记录也为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按照产品上市前和上市后两个阶段，进一步将涉及到资源拼凑模式的资料进行编码，如表6所示。
阳明心学还跨越东海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影响到东亚诸国的历史发展，成为近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之一。日本学者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前后相继，传扬阳明学说。江户时代后期，著名阳明学学者有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并深刻影响到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都深受阳明学说的影响。他们赞同王阳明的以心为本，提倡思想自由，立志发奋，成其大业，从哲学思辨与自我道德修养走向社会效用的发挥。梁启超认为：“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近代日本阳明学，以梁启超、章太炎等留学或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为媒介人物，对近代中国阳明学复兴运动产生了影响。战后，日本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富。在韩国，阳明心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所以其影响主要在民间。阳明学者对韩国社会变革基本上是旁观者和辅助力量。
阳明心学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从心灵上重视个人的社会生存关系是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特点。阳明心学承继传统儒学入世之精神，是有为之学。心学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作为为公的哲学，而且要不避世事，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地统一。心学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心学认为世界不仅因人而有了精神和生气，而且因人而获得了价值和意义，构成为一个属于人的意义世界。“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人是在参赞宇宙化育的过程中，开展和完成成己成物的事业。心学重新解释了人内心的成长过程：成为圣贤，是中国人的终极追求。要时时记住“为善去恶”，使心灵干净清明，逐渐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大学问》)将道德修养与实践事功统一起来，通过立“明明德”之本体，达到“亲民”之用，从而实现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浙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2018年，民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占比高达65%，成为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比近1/4，长期居全国第一，诞生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世界知名的独角兽龙头企业。阳明心学激励浙商放眼世界，挺身而立，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同时驱策浙商从追求财富转向追求人文、成就自我的同时，回报社会，成就他人，不断越越自己，实现更高的人生境界。阳明心学作为平民哲学，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221.
[2] 王阳明.传习录：下[M]//王阳明全集.北京：线装书局，2015.
[3] 王阳明.传习录：上[M]//王阳明全集.北京：线装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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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阳明．书魏师孟卷[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80.
Wang Yangming and the Rising of the Civilian Philosophy
HUANG Wenjie , XU Xiaoying
(NingboMunicipalCulture&ArtInstitute,Ningbo,Zhejiang, 315010, China)
Abstract： The Wang family is one of the oldest families in China,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have come out on behalf of them in history. Wang Yangming inherited the family context and 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mi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mind being reason”,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conscience”, Wang Yangming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saints with the tendency of popular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eory of saints.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nd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 words：Wang Yangming; Philosophy of the Mind; Civilian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5-23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课题“江南戏曲文化史研究”(17BH162)；2017年度浙江社科院立项课题“浙江戏曲文化史研究”(17NDJC327YBM)。
作者简介：
黄文杰，男，浙江余姚人，硕士，一级文学编辑，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曲艺术、中国文化史。
徐晓莹，女，浙江鄞县人，硕士，三级文学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媒、地域文化。
听了几位同学的发言，全班一片静默，看得出很多孩子在消化B组几位同学的发言，在思考他们话中的观点，我的心中也颇有触动，从教这些年来，面对这样的文章，一般是一片叫好声，这样的质疑之声还是第一次听到，但细思量感觉还真是挺有道理呢。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4-0048-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4.008
(责任编辑：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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