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唐代，经海路到印度求法的著名高僧当属义净，而其西行求法的初心则是“追览未闻，冀有弘益”，并最终得以实现。不过，在西行求法之前，义净对于他想“追览”的“未闻”、要有所“弘益”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而是在西行求法中，了解了南海和天竺诸国的佛教状况，并与中土进行比较后，他才发现中土佛教发展中的问题，才决心专攻律部，并立志回国弘律，用印度的纯正戒律来纠正、统一中土的戒律规范以促进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义净；西行求法；初心；戒律；海上丝路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沙门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260）从陆路出发，开西行赴印之先河。其后，中土佛门僧俗前赴后继，或渡流沙、越葱岭，经西域诸国从陆路赴印度；或历风波、渡重溟，经南海诸国由海路抵天竺，使这一西行赴印活动持续了几百年。此便是梁启超先生所赞称的中国的“留学运动”[1]。而在这诸多的不畏险阻艰难而赴印的中土“留学生”中，最著名、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三位则是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然而，与法显、玄奘相比较，学界对义净的关注仍然较少，研究仍显不足，这与义净在中国佛教史、中外交流史中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本文试对义净“西行求法”一事再作一番粗浅论述，就正于方家，并以为引玉之砖。
一、高僧义净西行之初心
在佛教史上，义净是著名的西行求法僧、佛教翻译家，也是“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2]的佛教大律师。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代齐州山庄(今山东济南长青)人①义净的籍贯向来说法不一，有范阳说，有齐州说。今依王邦维教授的考证而采取齐州一说。参见王邦维《义净籍贯考辨及其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7-99页。，生于唐贞观九年（635），7岁时在齐州土窟寺出家，师从善遇法师和慧习禅师；21岁时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位僧人，随后5年学律，并出外游学；37岁时从广州泛海南行，开始了20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义净在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瞻礼圣迹，各地参学，并详考各地僧团的戒律与制度，最终于65岁时，携带梵本三藏近400部、合50余万颂归抵洛阳，并受到了女皇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的礼遇。回国后的义净专心于译经事业，并成为了继玄奘之后的又一位被赐封为“三藏”的中土译主。义净先后跟随武则天、唐中宗在洛阳、长安两地翻译，主持了多个国家译场，翻译了大量佛典，直到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去世。
义净很早便有西行求法的念头，其曾云“十四得沾缁侣，十八拟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愿”[3]和“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4]，而智升则说他“年十有五，志游西域”[5]。但不管是18岁、17岁还是15岁，都表明很年轻时义净就有了入竺求法的想法。其后，义净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愿望，并积极寻找机缘以促成之，最终在其37岁时得以实现。之所以如此，一是义净深沉的佛教信仰热忱所致，二是深受前辈求法僧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事迹的影响。《宋高僧传》便称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6]，而他自己也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7]，对法显和玄奘充满了无限仰慕之情，并始终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尤其是玄奘，尽管他比义净年长30多岁，但二人却同属一个时代，其西行求法的成功及回国后的声名显赫对义净的鼓舞更大、更直接，也促使义净更加坚定西行求法的决心。
义净所处的唐代正是中土僧人西行求法运动的一大高潮，而求法僧西行入竺或是朝拜圣地，或是学问求经。至于义净，在到达印度之后，他也对佛教的诸多圣地和圣像进行了朝拜和礼敬，并对此在书中做了记载：
从此行数日，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阇崛，见 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山东道俗所赠紽绢，持作如来等量袈裟，亲奉披服。濮州玄律师附罗盖数万，为持奉上。曹州安道禅师寄拜礼菩提像，亦为礼讫。于时五体布地，一想虔诚。先为东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识。愿龙华初会，遇慈氏尊，并契真宗，获无生智。次乃遍礼圣迹，过方丈而届拘尸；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8]
从文中可见，义净对佛教的诸多圣地和圣像进行了朝拜和礼敬，同时也帮助中土的一些僧人完成了朝拜圣地、礼敬圣像的心愿。然而，朝拜圣地虽然是义净西行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其西行的初心。义净西行的初心，可从其自述中得知，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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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从京重归故里，亲请大师曰，尊既年老，情希远游，追览未闻，冀有弘益，未敢自决。[9]
这段文字讲的是在长安求学的义净在决心去印度求法之后，从长安返回齐州，向其师慧习禅师请命西行的事情。从中可知，义净去印度求法就是“追览未闻，冀有弘益”，这便是义净西行的初心。
推荐理由:作者傅莹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宝贵的外交经验，她曾任我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本书集结傅莹大使数年文章和演讲精华，内容涉及世界秩序、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东亚问题、南海局势等，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态势和趋势。
其所译涵括经律论，“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30]。依义净同时代的卢璨所撰的《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记载，义净翻译佛典共有107部，428卷[31]，可见其所译佛典甚多。
首先，在义净的自述中，提到了在西行出发前曾向其师请示西行求法之事，但其中并未明确提及入竺学何、求何，其文如下：
来日从京重归故里，亲请大师曰，尊既年老，情希远游，追览未闻，冀有弘益，未敢自决。师乃流诲曰，尔为大缘，时不可再。激于义理，岂怀私恋。吾脱存也，见尔传灯。宜即可行，勿事留顾。观礼圣踪，我实随喜。绍隆事重，尔无间然。既奉慈听，难违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广州，举帆南海，缘历诸国，振锡西天。[14]
在文中，义净师徒二人都没有明确提到戒律，义净仅是说他远游是为了“追览未闻，冀有弘益”，而其师慧习在教诲时也仅是提到“观礼圣踪”和“绍隆”佛事，没有说明是要“绍隆”经论还是戒律。文中的“未闻”、“弘益”、“绍隆”的内容具体指何，较为模糊。
其次，从义净的自述看，西行之前他的学修遵循的是先戒律后经论的传统学修路径，当时义净并没有立志专攻律部、敷扬律教。义净关于其在西行之前的国内学修的自述，其文如下：
及至年满进具，还以禅师为和尚。既受戒已，忽于清夜行道之际，烧香垂涕而申诲曰：‘大圣久已涅槃，法教讹替，人多乐受，少有持者。汝但坚心重禁，莫犯初篇。余有罪愆，设令犯者，吾当代汝入地狱受之。烧指烧身，不应为也。进奉旨日，幸蒙慈悲，赐以圣戒，随力竭志，敢有亏违，虽于小罪，有怀大惧。于是五稔之间，精求律典。砺律师之文疏，颇议幽深；宣律师之钞述，窃谈中旨。既识持犯，师乃令讲一遍，方听大经。[15]
那么，义净西行初心中提到的要“追览”的“未闻”具体是什么？要“弘益”的内容又具体是什么？对此问题，汤用彤先生曾指出，“迹其所得所求，亦可觇当时佛徒之注意所在。求得律藏，义净、道琳是矣”[10]，即从西行事后观之，义净的注意力集中于佛教戒律与制度，并求取了律藏。而其他学者则认为，义净是不满于当时中土佛教僧团的学律持戒状况而西行，其意在求取戒律以匡正中土佛教的时弊，即义净所“追览”的“未闻”、所希望“弘益”的是戒律，如吕澂先生就依据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中土律学、律制的种种批判而指出：“义净慨然残缺，西行二十余载，备考印土当时僧伽制度一一寄归。而又重翻律藏，累二百卷，是诚有心人也。”[11]另外，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台湾曹仕邦①曹氏指出：“义净三藏本人也是主要为了戒律知识而西行的人，而且态度最为积极”，参见曹氏《从历史与文化背景看佛教戒律在华消沉的原因》，《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1993年，第55-68页。及大陆王邦维②王氏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第34-35页）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代校注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第2-3页）中皆提到义净西行是为了戒律。、王亚荣③王氏认为“义净远赴西方求法的初衷仍在律部”，参见王氏《隋唐时代的长安律师与律学、律宗》，《少林寺与中国律宗论文集》，少林书局，2003年，第87页。、温金玉④温氏指出“义净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参见温氏《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第35页。、王建光⑤王氏指出义净赴天竺是为了解决东土僧众持律不严的问题，参见王氏《中国律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等等诸位当代学者。对此，笔者认为，学界的这种“义净西行志在求律”的观点值得商榷。
在此可看到，在义净受具足戒不久，其师慧习便向义净悲叹了当时僧人守戒持律状况、教导义净要保护戒体、严格持守戒律，并为义净制定了先学戒律后学经论的学修之路。这是一条传统的僧人学修之路，因为戒律是销业之本，为定慧之基，是三学之首，而且这也是佛教律文所明确规定的僧人受具后要“五夏学律”，如“十诵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专精律部。若达持犯，辨比丘事，然后乃可学习经论”[16]，《僧祗律》亦云：“若满五岁，善知法，善知毘尼，得离依止，是名舍依止。若比丘不善知法，不善知毘尼，不能自立，不能立他，如是比丘尽寿应依止住。”[17]义净时代的印度僧人也在遵循这一传统的学修道路，即“若其解律，五夏得离本师，人间游行，进求余业”[18]。而义净谨遵师命与传统，在受具后的5年间专心学律，并在明白了僧尼行为准则，能讲解戒律、具有了在僧团中独立生活的能力之后，才学习经论；也是在这5年学律之后，义净开始外出游学，广学经论，“杖锡东魏，颇沉心于《对法》、《摄论》；负笈西京，方阅想于《俱舍》、《唯识》”[19]。不过，若从其受戒5年之后算起，直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结束游学，义净在外游学近11年，同时，鉴于他游学的地点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皆是名僧云集之地，因此，可以推测义净应该也学习了其他经论，也应听过一些律师对戒律的讲解，并非仅有此处提到的四部论书。
最近几年来，离开家乡外出觅食中，目前暂居于浙江温州。我觉得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莫过于本人的签名：劈柴喂马，撩拨山水。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梦想，我将为此而努力。
从图2可以看出：第1个点到第3个点是属于人体坐起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坐起过程的准备阶段；第三个点到第六个点是坐起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液压助力系统帮助老年人起身的主要运动阶段；第六个点到第十一个点属于坐起阶段的第三个阶段，人体在此阶段已经直立，属于稳定阶段.
最后，除了义净的自述之外，在后世关于义净的相关文献中也没有关于义净西行志在求律的说法，这都表明在西行之前，“追览未闻，冀有弘益”的义净对要“追览”的“未闻”、要有所“弘益”的具体内容并不十分清楚。
当然，义净通过其师的教诲以及自己的学律和外出游学时的见闻，应该对当时中土的佛教戒律问题有所了解。而且，这一时期的义净的确是学习戒律，严格持戒，勤护戒体，无有“亏违”，“乞食一飡长坐不卧，虽山寺村遥，亦未曾有废”[20]。这也可从他西行求法之时在南下广州的途中坚持“坐夏扬府”[21]中看出。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断定，西行之前的义净已经立志专攻律部、弘扬戒律了。因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义净遵循的只不过是先戒律后经论的传统的僧人学修之路罢了，并未专于戒律、立志敷扬律教，相反，很可能对经论更感兴趣；至于其重视戒律，自觉地依律奉行，只是由于他意识到了戒律对其自身的重要性而已。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义净尚处于求学阶段，思想并不成熟，尚未从戒律问题出发来考虑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大局，尚未树立专攻律部、弘扬戒律的志向。
二、高僧义净西行中的“追览”
西行之前，义净对到印度后的所学、所求以及回国后的人生目标都不清楚，然而，回国后的义净专攻律部、弘扬戒律则是事实。那么，义净是在何时将注意力放在戒律上并决心弘律的呢？笔者认为西行求法是义净人生和思想的转折点，在20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中，义净思想日益成熟，并找到了其人生目标，即弘律。
从唐咸亨二年（671）出发到武周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义净经历了20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活。其实在西行求法的最初几年里，义净也多处访师求学，学习了瑜伽学、因明学、中观学等等，他说到：
所列四十条，论要略事。凡此所录，并是西方师资现行，著在圣言，非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谋夕，恐难面叙，致此先陈。有暇时寻，幸昭远意。斯依萨婆多，非余部矣。重曰：敬陈令则，恢乎大猷。咸依圣教，岂曰情求。恐难面谒，寄此先酬。幸愿击辕不弃，刍荛见收。追踪百代，播美千秋。实望齐鹫峰于少室，并王舍于神州。[28]
西方现在，则羝罗荼寺有智月法师，那烂陀中则宝师子大德。东方即有地婆羯罗蜜呾啰，南裔有呾他揭多揭娑，南海佛逝国则有释迦鸡栗底（今现在佛誓国，历五天而广学矣）。斯并比秀前贤，追踪往哲。晓因明论，则思拟陈那；味瑜伽宗，实罄怀无著。谈空则巧符龙猛，论有则妙体僧贤。此诸法师，净并亲狎筵机，飡受微言。庆新知于未闻，温旧解于曾得。想传灯之一望，实喜朝闻。冀荡尘于百疑，分随昏灭。尚乃拾遗珠于鹫岭，时得其真。择散宝于龙河，颇逢其妙。[22]
甚至，义净还学过印度的医学，“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无不食禄。由是西国大贵医人，兼重客商，无为杀害，自益济他。于此医明，己用功学，由非正业，遂乃弃之”[23]。与佛法相比，医术算不上是僧人的正业，所以后来义净放弃了。这也说明，直到此时义净虽然在努力“追览未闻”，但其关注点仍未明确。
在外游学之后，义净又回到了那烂陀寺，并居住在于此长达10年之久，这使得他对佛教律制和印度僧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入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能够发现印度的佛教律制、僧人学律持戒与中土有很大差异，发现中土佛教律制和僧人的学律持戒存在着种种问题，如杂用诸律，律学义学化、经学化以及律制在流传中的诸种错讹等等。对此，他有具体的论述，其文如下：
详观四部之差，律仪殊异，重轻悬隔，开制迢然。出家之侣，各依部执，无宜取他轻事，替己重条，用自开文，见嫌余制。若尔则部别之义不著，许遮之理莫分。岂得以其一身遍行于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证灭不殊。行法之徒，须依自部。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区分不定。……考其致也，则律捡不殊，齐制五篇，通修四谛。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拔济众生，岂欲广致纷纭，重增沈结。依行则俱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西国双行，理无乖竞。既无慧目，谁鉴是非？任久习而修之，幸无劳于自割。
法国开展艺术与文化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提升青少年的艺术素养，而是通过艺术教育感受美、挖掘美和创造美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全面综合能力。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就曾提出“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国家青年创新和创造能力”的理念。
从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来说，存在着以下问题：①安全监管边界划分不明晰。大多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没有做好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等的全面梳理，没有明晰安全监管工作边界，比如行业监管和专项监管边界等，使得监管责任不明晰、边界模糊问题，常见越位情况或者缺位情况，无法落实行业监管责任。②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以及事后应急转变的理念缺乏，难以扩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范围。③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手段不够全面。从实际情况来说，监管手段比较少，加之重点不突出，缺乏强有力的方法，难以保证监管工作的高质量落实。
且神州持律，诸部互牵。而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五篇七聚，易处更难。方便犯持，显而还隐。遂使覆一篑而情息，听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考其功也，实致为山之劳。核其益焉，时有海珠之润。
我国食品企业与相关从业者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国际食品学术会议上。大家通过参观考察国际知名食品企业、展开深入探讨、进行经验交流等方式展开广泛交流与国际合作，引进先进人才、管理方式、技术与设备，积极推进传统食品企业海外工业园区和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并开始在主要销售市场设立传统食品物流中心与分销中心，如美国食品科技学会（IFT）年会暨展览会、世界食品科技大会等等。
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謿？譬乎水溢平川决入深井，有怀饮息，济命无由。准验律文，则不如此。论断轻重，但用数行，说罪方便，无烦半日。此则西方南海法徒之大归矣。至如神州之地，礼教盛行，敬事君亲，尊让耆长，廉素谦顺，义而后取。……其出家法侣，讲说轨仪，徒众俨然，钦诚极旨。自有屏居幽谷，脱屣樊笼，漱岩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栖志。六时行道，能报净信之恩；两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则善符经律，何有过焉？然由传受讹谬，轨则参差，积习生常，有乖纲致者。[24]
中土佛教与印度佛教在律学、律制上所存在的巨大反差给义净带来很大震撼，对此，他无限感慨：“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25]正是中印佛教在戒律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义净认识到，印度佛教的辉煌繁荣在于戒律的持守，而中土佛教的问题重重也在于戒律的持守，于是，他开始从戒律问题出发来考虑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大局，开始注意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并最终决心专攻律部，希望回国后弘扬戒律，用印度的“正统”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土的佛教戒律实践上的失当之处，以促使中土佛教走向繁荣。
而集中体现义净的思想变化的则是他于回国途中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撰写标志着义净的思想转变的完成，是义净立志回国弘律的表达。此书是义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其在返国途中停留于室利佛逝国时所著，撰写时间大约是在垂拱三年（687）到天授二年（691）之间。该书是义净多年游历天竺与南海之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当时天竺和南海僧徒的日常法式状况的实际记录，即义净所说的“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总有四十章，分为四卷，名《南海寄归内法传》”[26]。它以“内法”即佛教戒律为中心论题，共分四卷，有四十章，除卷二“尼衣丧制”两题合一之外，基本上是一题一章，并且其每一章在介绍西方寺院、僧人某个方面的情形后，义净都要与中土寺院、僧人的情形进行对比，提出批评或意见。在书中，他也明确表达了希望中土僧人奉行、推广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律制、律学的主张，即“愿诸大德兴弘法心，无怀彼我，善可量度，顺佛教行。勿以轻人，便非重法。重曰：……且复粗陈行法，符律相以先呈。备举条章，考师宗于实录。纵使命沦夕景，希成一篑之功。焰绝朝光，庶有百灯之续。阅此则不劳尺步，可践五天于短阶。未徙寸阴，实镜千龄之迷躅。幸愿检寻三藏，鼓法海而扬四波。皎镜五篇，泛慧舟而提六象”[27]。在书的结尾处，义净再次对其主张及其希望作了叙述：
(19)且说抚台蒋中丞送客之后，袖了那卷东西，回答签押房里，打开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回。(清·《官场现形记》)
而且，义净在回国之前就已将这部特别详细地记载天竺、南海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定的书先行寄回国内，即在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派遣大津法师将之带回国内并上呈给了朝廷，这也表明义净急切地希望中土僧团能意识到自身在律学、律制上的失当，并进而依他的主张更改之。
正是这种思想变化使得义净在印度求法过程中收集准备带回国的梵本佛典时，对戒律文本多有关注，在其“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29]的佛典中，律典最多；促使他在那烂陀寺求学时，就翻译出了一部律本，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也决定了他回国后的作为，即其回国后的翻译佛典以及其他活动都是围绕弘扬戒律这一中心展开。
三、高僧义净回国后的“弘益”
武周证圣元年（695）归抵洛阳之后，除去与帝王打交道之外，义净几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弘扬戒律上，具体为翻译、讲弘他所携归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
诚然，义净西行初心是“追览未闻，冀有弘益”，但在出发之前，“未闻”与“弘益”的具体内容是经论还是律部，他尚未确定，这与有明确、具体目标的法显、玄奘明显不同。根据记载，法显自称其“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已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12]，可见，法显西行是从戒律方面着眼，是为求律藏以完备中土的佛教戒律仪轨；而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13]，即玄奘西行是基于义理的考量，是为求经论以解决中土的佛教义学问题。而反观义净的西行赴印之目的并不明确，这可从以下几点中得到证实。
义净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大翻译家，不过，他“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32]，即义净所译虽遍及三藏，但以律藏为主。汤用彤先生就曾以“特致力于律部，声名极一时之盛”[33]评价之。义净“从印度携回和他一生所译佛典，律最多，以卷数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34]，可见其用心之处在于弘扬戒律，而其所弘扬之戒律则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这就是义净所认为的印度的“正统”典范①关于义净为何选择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可参见拙作《唐义净“家法”问题之探讨》（《理论月刊》2013年第1期）和《论唐义净三藏与“毗尼小乘学”问题》（《中国佛学》2015年第1期）。。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共18部，206卷，现今皆存②关于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目录可参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和拙作《义净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译传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S5期）。。正是义净的努力翻译才使中国佛教（此处指汉传佛教）拥有了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其功不可不谓之大。
翻译佛典的译场也是讲解佛典的场所，在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过程中，义净自然会采取随译随讲的方式，这样在当时也就形成一个以义净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和弘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队伍。
在译经之余，义净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为指导思想而撰写了与律仪有关的实用而简明的《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和《护命放生轨仪法》等文章，希望中土僧人能够研读并依之行持，并在此律典中“抄诸缘起，别部流行”，抄出《摩竭鱼因缘经》等共42经49卷来弘传此部律。他亦在翻译之暇授徒讲律，常把日常重要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教授学徒，“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其急。泸漉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35]。
除此之外，义净还于长安四年（704）积极参加了与弘律有密切联系的少林寺重结戒坛活动，并主持了这次的设坛传戒。此次传戒活动用时一月之久，义净亦为之撰写了《少林寺戒坛铭》，可见他对传戒的认真负责与重视。义净设坛传戒以实践并传播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其目的就是使中土僧团“受戒忏仪，共遵其处”，进而达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36]。
在“名庄酒市场的今天和明天”的论坛上，来自法国、意大利、智利等国家的名庄庄主纷纷发表了自己对名庄酒市场的看法。最后中粮名庄荟总经理李士袆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未来中国的名庄酒市场会变成世界的名庄酒市场，将由各国的名庄酒和品评家来到中国，带动中国的名庄市场成为国际化的名庄市场，携手各大经销商一同挖掘全球的美酒，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中国进口酒产业链整合创新平台。
义净弘律的意愿始终没有改变，在临终之时，他仍然十分关心中土僧团的律风问题。在《遗书》中，他说到：
余见将死，宁无一二之言？……事既忩迫，恐无暇言。所译之经，虔敬无尽。未翻之典，愧恨弥深。不得尽本心，不得终本愿。……石火流光，光销难续。水花发彩，彩不久停。负气吞声，衔悲茹泣。情既恨恨，乃述言焉。弟子门人不可具载，略而书矣，望遣传灯。学戒学律之徒，莫违微细。学论学经之辈，须识邪疑。三学总成佛之上愿，一行偏善吾未喜焉。具圆之人触犯须慎，近圆之者尊卑有方。讲律之流，愿无休恩。传经之士，冀见奉行。若为寺主纲维，尽身尽命荷护。僧徒慈仁慈忍，尼众禁戒分明，大须坚固。汝等如吾言、行吾法，吾若为石为土也，即为汝之屋宅。吾若为楸为柏也，覆荫汝之形容。吾若为神为鬼也，即益资汝之精气。吾若为花为药也，即加备汝之灵寿。吾若为天为人也，即以甘脆为汝之饮食。吾若得道得果也，即以威神令汝之安乐。汝若违吾语、失吾言，吾若为石为土也，汝死而不为丘墓。若为楸为柏也，汝死而不为棺椁。若为神为鬼也，为崇而不为荷护。若为花为药也，为毒而不为气力。若为天为人也，为恶而不为安稳。若得道得果也，怖汝心而为伴为侣。慈之若此，悲之如斯。……重法传经，在汝等之用意。……百德丰碑，须为我立。衣钵锡杖，持律者收。……知吾之情，禀吾之意。汝等努力，吾亦自忧耳。[37]
两人回到陈蔡，见到孔子，递上小米和干草。孔子大喜，忙吩咐大锅放水熬米，置大缸放水涝草。不一会儿，米饭香味扑鼻，人人吃得肚子滚圆。锅巴当底粮，顿顿都有米饭吃。喂马的草同样捞不完。熬米饭这天是腊月初八，后人为纪念孔子陈蔡解围，每年腊月初八吃米饭，渐渐形成了习俗。
可见，义净在临终前仍是念念不忘教诲弟子们要持律守戒，从其言语中亦可以看出他对那些不遵守佛教戒律的僧徒仍然是痛心疾首。
在当前阶段，要想确保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就必须要对其进行定期的运行维护。可以说，电气设备是变电站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变电站能否稳定工作。变电站的相关电气专职工作人员要不断学习专业技术和专业方法来进行设备的运行维护以及检修，注意相关的安全隐患，从而减少设备发生故障的几率，保证相关设备能够稳定运行对于变电站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简要地阐述变电运维现场安全工作的要点及有关措施，希望可以给有关企业和部分可供参考之处。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义净西行求法之前、西行求法中以及求法回国后的思想状态和各种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到，义净在西行求法之前其初心虽是“追览未闻，冀有弘益”，但具体内容并不明确，直到在求法过程中思想发生变化后，“追览”的“未闻”、希望有所“弘益”的内容才集中到戒律上，这也决定了他回国后以弘扬戒律为中心的作为。义净整顿中土僧人的戒律持守并进行统一的主张和努力符合唐代大一统国家下佛教走向规范、统一的现实要求，不过，他采用的是通过印度“正统”典范——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进行来纠正并统一的方法，虽然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他对一些具体制度进行了调适，但这一方法的本质则是使中土佛教走印度化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义净的弘律主张和努力不能对中土佛教发生巨大影响，而是走向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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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minent Monk of Yijing’s Going to the West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Sea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FENG Xiang-lei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Yijing was the most famous monk who went to the west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sea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Yijing’s original intention of going to the west was to learn the unknown and carry forward the Buddhism, and that was achieved finally. For all that, he was not quite clear about the concrete contents of the unknown and the carrying forward before starting off. When he came to the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he obtained the authentic details about the Buddhism of these areas. By comparing the details with those of China, he found many problem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So, he devoted himself into stydy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Vinaya, and hop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by imitating the Vinaya of Indian Buddhism.
Key words: Yijing；going to the west for Buddhist Scriptures；the original intention; Vinaya; the sea silk road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19）05-0018-06
收稿日期：2019-08-24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贵州佛教文化旅游研究”（18GZYB31）。
作者简介：冯相磊（1985-），男，山东兰陵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史、贵州地方文化研究。
标签：西行论文; 求法论文; 中土论文; 戒律论文; 佛教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德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贵州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贵州佛教文化旅游研究”(18GZYB31)论文;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