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超重幼儿
[摘要]认知灵活性是执行功能中的重要子功能，认知灵活性好可促使幼儿在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领域表现更加优异，但幼儿在此两方面的表现受到个体超重的影响，因此，本文旨在探究认知灵活性在3～5岁幼儿个体超重对同伴交往的影响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实验采用“卡片分类”任务测查了42名3～5岁幼儿的认知灵活性表现，同时向幼儿主班教师发放《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以考察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并运用BMI测量法来计算幼儿身体质量指数。结果发现：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超重通过影响认知灵活性进而对3～5岁幼儿的同伴交往产生影响。
[关键词]3～5岁幼儿；超重；认知灵活性；同伴交往
一、引言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是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简称EF)核心子功能之一，其生理机制与大脑前额叶有关。[1]从行为角度来讲，认知灵活性是个体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情景而不断调整自己思想与行为的能力。[2]具体在认知层面而言，个体需要根据规则的要求，在维持思维或动作的灵活的前提下消除心理定势的影响，在不断变化或不可预测的情景中，激活一个更为适宜的规则或策略，而从一个不相关的规则或策略中解脱出来。[2-3]鉴于此，认知灵活性是个体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境能够转变思维定势，对规则的变化进行灵活的处理。这期间会发生所谓的持续性错误(perseverative errors)，是指持续地重复不符合认知目标的强势反应，即在规则变换之后无法及时地适应新环境表现出的持续性目标行为的错误。[3]持续性错误越多，认知灵活性越差；同理，持续性错误越少，认知灵活性越好。而通常认知灵活的个体会具有更强的解决问题和人际交往能力，从而促使个体在同伴交往中更容易获得成功。[4]
幼儿同伴交往(peer interation)是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是幼儿进行社会性交往的重要途径，它主要是指幼儿与同龄个体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5]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班杜拉认为，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生活中重要的榜样而习得社会行为。有国外研究发现，5岁幼儿的抑制、认知灵活性表现可以预测其社会性发展水平。[6]特别是在3～5岁同伴交往过程中，幼儿如果能够良好地控制自己当前的冲动行为，并且灵活地顺应社会规则，毫无疑问，这样的幼儿在同伴交往过程中会更受到欢迎。[7]由此可见，能够有效地控制情绪且灵活地顺应社会规则需要抑制与认知灵活性的交互作用，认知灵活性是影响幼儿同伴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影响幼儿同伴交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超重。测量超重公认的国际指标是BMI(Body mass index)测量法(测量人体身体质量指数的标准指标)，即BMI=体重(kg)/身高(m)2。由于不同参照值和参照标准测量出的超重幼儿数量不一，因此本研究采用李辉等人在中国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体重指数界值点的研究中的结论，将其作为标准，即采用与成年人界值点接轨法(BMI24、BMI28)获得的中国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BMI界值点是适宜的，且BMI的界值点随年龄的增加而变化。[8]数据表明，当BMI24≤BMI值<BMI28时，该幼儿被界定为超重；当BMI值≥BMI28时，该幼儿为肥胖。3～5岁幼儿BMI界值点如表1所示。大量研究表明，幼儿由于超重引起的肢体肥大、动作迟缓、容易出汗等问题，使得幼儿在集体活动中容易受到同伴的排挤、嘲笑等差异对待，使得幼儿产生自卑感、孤独感。单纯性超重症是指非先天性或代谢性疾病及神经和内分泌疾病所引起的继发性病理性超重，而主要是由某些不良生活行为因素所造成的超重。[9]超重幼儿作为一个特殊且日渐普遍的群体，不断受到各领域学者的重视，有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超重幼儿占比在不断上升，城市幼儿超重率不断增高，2010年3～6岁幼儿总体超重率比2005年增加3.2%，超重幼儿人数不断超过原有数据值。[9]此外，有研究发现，超重幼儿的身体协调、认知发展、抑制控制等方面能力有别于正常体重幼儿，这将不利于幼儿正常同伴交往关系的发展。孙茹婷在对于肥胖与正常体重儿童同伴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超重儿童与正常体重儿童在同伴关系量表中的同伴接受、自卑和同伴关系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超重儿童在这些方面的汇报分数均低于正常组儿童，表明超重幼儿的同伴关系较差。同时，肥胖组中同伴接受与对人焦虑、孤独倾向、心理健康总分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超重同样是影响同伴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1 3～5岁幼儿BMI界值点
年龄(岁)男童女童BMI24BMI28BMI24BMI28316.818.116.918.33.516.617.916.818.2416.517.816.718.14.516.417.816.618.1516.517.916.618.25.516.618.116.718.3
注：数据来源于李辉等人《中国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体重指数界值点的研究》。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超重和认知灵活性是影响同伴关系的两个重要变量，而大量研究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已有不少研究发现超重幼儿认知转移能力以及灵活性更差，如朱盛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发现，相对于正常体重组别的儿童，超重儿童在认知灵活性任务方面的表现更差。[9-10]持续性错误反映认知灵活性，超重组的持续性错误越多，反映了超重幼儿在规则转换时所需的认知灵活性存在不足或缺陷。因此，体重超重是影响幼儿的认知灵活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标准，本研究探索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幼儿同伴交往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经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1)超重确实给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即超重儿童会被同伴取笑、不受同伴欢迎等，从而影响幼儿的同伴交往；(2)认知灵活性表现较好的幼儿个体具有更好的思维转换能力，能妥善处理同伴交往中发生的冲突与矛盾，从而获得更好的同伴交往关系；(3)超重幼儿的认知灵活性弱于正常幼儿，超重和认知灵活性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综上所述，超重在理论上能通过认知灵活性影响幼儿个体的同伴交往能力，那么在理论上就可以构建出认知灵活性发挥中介作用的理论模型(中介模型见图1)。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超重、幼儿同伴交往、幼儿认知灵活性的两两相关性研究，而忽略了同时对这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旨在探寻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关系，为后续的深入探究奠定理论基础。
图1 认知灵活性在超重与同伴交往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考虑性别平衡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随机抽样法，在广西桂林市多所幼儿园中随机选取42名3～5岁幼儿(其中17名超重幼儿，25名正常体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与园方领导、班主任和家长协商后，签订知情同意书，向园方和家长获得实验的允许后，研究者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整群实验。在正式实验前，研究者先对家长和带班老师进行访谈，确定参与实验的儿童无智力发育或语言障碍、色盲、色弱等问题。
(二)实验工具与任务
1.人体身体质量指数测量——BMI测量法
全部数据处理采用SPSS16.0进行分析。
每名被试均需完成三部分的任务：人体身体质量指数测量、同伴交往能力的测查与认知灵活性能力的测查。
2.同伴交往能力的测查——同伴交往能力量表
结合上表的分析结果，对超重、认知灵活性和同伴交往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超重幼儿表现出社交障碍的趋势。依据图1的理论模型和温忠麟等人的中介变量检验程序来看，这为认知灵活性中介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可能。[11]因此，本研究以BMI值作为预测变量，认知灵活性为中介变量，社交障碍为校标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分别以社交障碍为因变量，在第一层放入BMI值，第二层放入认知灵活性任务成绩，进行两者对因变量社交障碍的回归分析，得出数据如表3。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在国外深造时，无法全面、深刻了解中国情境。但当新生代回国后，如何快速融入到中国情境中，有创一代的指引显得特别重要。父母在商场打拼十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经历过各种人情世故，处理过各种生意场上的突发状况，这些经历将能生动地引导新生代快速融入中国情境。父母需要将新生代企业家当成有着新奇想法的孩童，给予耐心的教导。刚回国的新生代企业家对中国情境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们可能会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境，就盲目地否定企业的管理模式。
本研究采用张元修订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评定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本量表共24个项目，共分为4个因素，基本上采用正向计分法，即分值越高，代表同伴交往能力越好；“社交障碍”因素采用的是反向积分法，即分值越高，代表社交障碍越少。该量表信效度较好，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在0.8031—0.9285之间，而且量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良好。[7]
3.认知灵活性能力的测查
本研究用卡片分类任务对认知灵活性能力进行测查。[3]
主试向幼儿呈现不同颜色、形状的图案卡片，即黄色的花朵、红色的花朵、黄色的爱心和红色的爱心。实验台上放置两个完全相同的盒子，并将黄色的花朵粘贴在其中一个盒子上，另一个盒子上粘贴红色的爱心，并将盒子上粘贴有图案卡片的那一面正对幼儿。主试要求幼儿将被给予的图案卡片根据不同的维度(按形状、按颜色)在盒子中进行投放。规则转换前，要求幼儿按形状维度进行分类，将爱心图案卡片投放至粘贴有爱心图案的盒子里，将花朵图案卡片投放至粘贴有花朵图案的盒子里；规则转换后，要求幼儿按照颜色维度进行分类，将红色图案卡片投放至粘贴有红色爱心的盒子里，将黄色图案卡片投放至粘贴有黄色花朵的盒子里。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幼儿有2次练习的机会。在规则转换前后，主试将随机且均匀地给予幼儿各5张不同颜色、形状的图案卡片。卡片分类测查以幼儿规则转换后的正确投放次数为成绩，分值在0～5分之间。
F4、F5大断层段岩石主要为碎裂岩，次为糜棱岩，夹有断层泥。母岩为砾岩夹少量泥质粉砂岩，砾岩为呈泥质胶结，砾岩粒径0.4 cm～0.5 cm，部分砾岩在热力作用下高岭土化。如图3所示，岩石极破碎，强度极低，为极软岩，地下水丰富，砾石高岭土化严重。开挖过程中，围岩变形量大，速率快，塌方严重，并有泥水混合物流出。
(三)实验程序
每个实验均在实验员的引导下完成认知灵活性的实验任务，并由被试的主班教师填写同伴交往能力量表。研究者在实验开展前招募了4名实验助手并对其进行实验操作培训，以确保指导语和观察操作误差最小化。
本次实验地点为广西桂林市的六所幼儿园。实验前，实验人员向主班教师询问幼儿的身体情况，确定幼儿没有身体不适与排便等问题。为避免幼儿出现注意力分散等问题，幼儿需要在4分钟内完成各实验任务。实验人员需要为幼儿提供安静的实验室，并在实验室内设置两个实验台。每个实验台有一名主试、一名观察记录员，观察记录员在被试处于自然状态下时，分别站在被试正面45度角和侧面135度角处观察，实验完成后进行观察数据的一致性评估。主试以表格形式收录数据，实验完成后由一名研究者统一录入数据。
[4][41]Towards Peace and Democracy, Rangoon: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49, p.33.
政府定期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了解企业诉求，发现企业发展存在问题，指明企业发展方向，增强企业发展和投资者投资的信心。组织企业家进行外出实地考察学习活动，构建优秀企业家队伍，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在相关网站建立平台，建立各个专栏，广泛收集、归类企业反映问题，对问题积极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3～5岁幼儿超重值与认知灵活性、同伴交往的关系
对超重和同伴交往的四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各个变量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其结果见表2。由于各任务计分标准不同，因此采用Z分数将所有任务分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为了排除因年龄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再次对上述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2 3～5岁幼儿超重值与同伴交往和认知灵活性的相关与偏相关(右上角)分析
变量名描述性统计(原任务M±SD)ZBMIZ社交主动性Z语言与非语言交往能力Z社交障碍Z亲社会行为Z同伴交往总分Z卡片分类ZBMI18.26±4.21410.11-0.290.54∗∗0.27-0.62∗∗0.36Z社交主动性16.3±3.300.0910.72-0.170.86∗∗-0.060.68∗∗Z语言与非语言交往能力19.25±3.18-0.270.68∗∗1-0.290.76∗∗0.210.54∗∗Z社交障碍10.65±3.500.50∗∗-0.15-0.37∗10.20-0.59∗∗-0.07Z亲社会行为16.68±2.390.280.67∗∗0.53∗∗-0.171-0.240.79∗∗Z同伴交往总分62.88±7.570.240.86∗∗0.71∗∗0.190.75∗∗1-0.18Z卡片分类3.84±1.56-0.51∗∗-0.050.21-0.44∗∗-0.12-0.181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下同)。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同伴交往中的社交障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认知灵活性后，BMI值对社交障碍不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相比模型1，模型2能解释的社交障碍的变异由22.8%增加到36.2%，说明模型2比模型1更优，也进一步说明认知灵活性在超重与社交障碍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见图2。
(二)认知灵活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BMI测量法，它是测量人体质量指数的标准指标，即BMI=体重(kg)/身高(m)2。
表3超重、认知灵活性对3—5岁幼儿社交障碍的影响
因变量Model预测变量βtPAdjusted R2ΔR2社交障碍1BMI值0.5043.1420.0040.2280.254社交障碍2BMI值0.2341.3180.198认知灵活性-0.473-2.6650.0130.3620.15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超重值与社交障碍、认知灵活性两两相关显著，其中BMI与社交障碍呈显著正相关(r=0.5，P<0.01)；BMI与认知灵活性呈显著负相关(r=-0.51，P<0.01)，这说明幼儿超重值越严重，其社交障碍越严重，认知灵活性越差。认知灵活性与社交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r=-.044，P<0.05)，这说明认知灵活性越差的幼儿，其同伴交往的社交障碍越多。即使是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上述关系仍然显著。
图2 认知灵活性在超重与社交障碍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超重可以影响3～5岁幼儿的认知灵活性，并通过认知灵活性影响幼儿的同伴交往，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灵活性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正常组的幼儿在认知灵活性任务完成上显著优于超重组幼儿，即超重幼儿的认知灵活性表现较差，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崔洁等人在对肥胖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进展综述中发现，超重会对认知功能产生消极影响，这其中的认知功能包括执行功能中的认知灵活性。[12]与此同时，实验数据还显示，超重幼儿在同伴交往能力上不及正常体重幼儿，这与唐建丽等人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正常体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而体重超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且显著低于正常体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13]不仅如此，曾思瑶在其研究结论中直接表示BMI指数负向预测认知灵活性，即BMI指数越高的个体在认知灵活性任务的表现越差。[14]除此之外，其研究还表明，超重幼儿在无侵犯性等同伴交往维度上与正常体重幼儿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超重幼儿在同伴交往中对自我“气势”的错误定位，导致其在同伴交往中对同伴产生侵犯性行为。综上所述，超重是影响认知灵活性和同伴交往的重要因素。
然而，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同样受到了个体认知灵活性好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认知灵活性影响同伴交往能力和水平。这与邱曼妮在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相似，即执行功能(包括认知灵活性)能够预测幼儿的同伴交往、社交主动性以及社交障碍。认知灵活性存在缺陷的幼儿个体对于同伴交往中的交往方式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表现出行为困难或是行为障碍，导致幼儿更容易在同伴交往中获得失败。在现实生活中，体重超重幼儿可能会因为无法处理某一项游戏规则转换前后的关系，使得幼儿在团队游戏中被同伴嘲笑、挤兑排斥，从而无法顺利完成集体游戏且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进而打击幼儿的自信心、社交主动性。
根据温忠麟等人对于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研究，即在考虑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影响下，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11]本研究将BMI值定为自变量X，社交障碍为Y，认知灵活性作为中间变量M，将其放入分层回归检验分析并得出数据发现：在加入了认知灵活性之后，BMI值对社交障碍不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为幼儿尽管肢体肥胖硕大，但是如果他具备良好的认知灵活性，其因肥胖导致的同伴交往问题会被大大减少甚至不存在同伴交往问题。由此可见，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但是，实验数据显示，体重超重的幼儿并不是一定指向认知灵活性差或同伴交往能力不足，反之体重正常的幼儿也不意味着认知灵活性表现好或同伴交往能力强。认知灵活性和幼儿同伴交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仅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还有幼儿园、家庭、社会等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但是，就目前日益增长的超重幼儿比重数而言，通过认知灵活性的中介效应作用来干预超重对3～5岁幼儿同伴交往的影响是极具现实作用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意训练幼儿的认知灵活性，从而改变超重个体在同伴交往方面的不良表现。
2.3 妊娠结局比较 羊水过少组孕妇催产素引产率、剖宫产率、总产程及产后出血量均明显高于正常组，阴道顺产率则明显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本研究考察了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的影响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早教工作者了解幼儿在该时期超重对于幼儿认知灵活性和同伴交往能力的影响规律，帮助教育者和幼儿选择合理的教育方式促进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使得早期教育教学更具有科学性与有效性。但是，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仅对幼儿认知灵活性与同伴交往进行了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环境的差异，探索认知灵活性在超重和3～5岁幼儿同伴交往之间的中介效应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MCN-nIC与MCN-IC两组患者糖尿病和急性胰腺炎病史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MCN-IC组患者腹痛和食欲减退发生率显著高于MCN-nI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参考文献：
[1] 李美华，白学军.执行功能中认知灵活性发展的研究进展[J].心理学探新，2005(2)：35-38，43.
[2] Crone E A，Dahl R E.Understanding Adolescence as a Period of Social-affective Engagement and Goal Flexibility[J].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2012(9)：636-650.
[3] 李红，王乃弋.论执行功能及其发展研究[J].心理科学，2004(2)：426-430.
[4] Peters S.The Adolescent Brain：Unravel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e Development[D].Department of Psychology，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Leiden University，2016.
[5] 李春丽.5～6岁幼儿同伴交往问题解决方式的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
[6] Razza R A，Blair C.Associations among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A Longitudinal Analysis[J].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9(3)：332-343.
[7] 程颖.3～5岁幼儿抑制控制、自我控制与同伴交往三者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8] 李辉，宗心南，季成叶，等.中国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体重指数界值点的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6)：616-620.
[9] 孙婷茹.肥胖与正常体重儿童同伴关系的比较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10] 朱盛.过度肥胖儿童执行功能状况初步研究[J].现代实用医学，2012(6)：674-675.
[1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12] 崔洁，李琳.肥胖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进展综述[J].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2016(3)：83-87.
[13] 唐建丽，姚计海.肥胖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J].学前教育研究，2017(9)：56-63.
[14] 曾思瑶.饮食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BMI指数的中介作用[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8)03-0018-05
[作者简介]王琇，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张乾一，广西师范大学发展与规划办公室，本文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2018-12-25
标签：幼儿论文; 认知论文; 灵活性论文; 同伴论文; 社交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教育观察》2019年第3期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发展与规划办公室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音教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