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将身体感的讨论置于灾后重建的语境中，关注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整体搬迁的北川县城。地震和灾后重建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了时空上的断裂，试图以人的身体的多重感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新北川县城羌族萨朗舞蹈活动的考察，讨论少数民族歌舞如何作用于身体感的塑造和地方感的生产。从而展示人们在地震之后的“新”生活中如何基于身体的视觉、听觉、动觉和触觉来适应灾难所造成的空间转换，以及伴随而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主体又如何在参与性的感受中将生活重新纳入轨道。
关键词：异地重建；多重感官；身体感；自我认同
前言
2013年11月3日下午2点，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新生广场及周边道路都被封锁，广场上的大音响和附近街道喇叭里播放的羌族“萨朗”音乐整个县城都能听见，人行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踮起脚尖往广场里面看，隔离桩上也都站着人，甚至有人爬到了路边的树上张望。因为这里正在申报“万人跳萨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认证官吴晓红女士通过广播宣布“万人跳萨朗”的活动正式开始。在羌族音乐《嘞嘿萨朗》的伴奏下，整个广场以及周边街道上穿着羌族服装的人们，每人手上拿着一根羌红上下翻飞，投入地跳着萨朗，手舞足蹈，情绪激昂，场面蔚为壮观。一曲终了，评审人清点人数，跳萨朗的人们也并没有停下来。主持人最终宣布，此次万人跳萨朗活动申报人数为13 140人，最后通过人数为11 728人，万人跳萨朗的吉尼斯纪录申报成功。这一天也是一年一度的羌年，2013年又是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10周年，此次申报活动正是羌年系列活动的其中一项。当天晚上，新北川县城的新生广场上又组织了盛大的篝火晚会，人们围着广场上3个巨大的火堆跳着萨朗，人山人海，层层叠叠，每个人都跳得欢快热烈。不少游客也被情绪感染，十分积极地加入到跳舞的队伍。
相较于平日里空旷安静的新北川县城，上述的盛况十分少见。“新北川”指的是占地7平方公里的北川新县城，与之相对的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被震毁及山体滑坡掩埋的“老县城”。不同于新奥尔良或新伦敦这种由离散开拓者们在殖民地建立的世界，与原本的家乡并存于世，这里的“新”“老”北川就是一种历时性的继承关系[1]260。老城已成废墟，无法返回，新城虽新，也还需要人们慢慢建立认同。2011年新北川开城，在临时安置板房里住了近3年的人们搬进新城，在此后的不断地调适和商榷中，他们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同时不断形成对于新北川的地方感。本文认为身体的多重感官是建立自我认同和地方感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感官体验和地方群体的自述为分析材料，以羌族萨朗舞蹈活动为具体切入点，讨论身体诸方面的感官如何帮助人们重塑自我认同并成为地方主体。
11#-1钻孔桩出现穿孔现象后，桩基施工队立即停止钻孔施工，提出钻头。安排专人时刻观察孔内水头情况，如果发现孔内的水头相较于孔外水头较低，则需要及时将泥浆池中的泥浆抽取到孔内，减少钢护筒在外力作用下出现变形的情况[2]。立刻向11#-1护筒内回填黏土，待回填至护筒底以上5m高度后，停止回填。待护筒内黏土完全沉淀后（一般2～3d），拔出原护筒重新埋设，在原护筒外重新埋设一直径2.5m的钢护筒，外侧钢护筒下沉深度要比原钢护筒深1.5m以上。
一、多重感官与文化环境
莫斯早已指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会面对很多“混杂的”(miscellaneuous)社会现象[2]70。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从这些纷繁芜杂的信息中获得大量直观感受，但事后细细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感受常常来源于一些十分微妙的细节。通常，众多人类学的研究者们总是花极大的精力摈除纷繁芜杂的信息，而去关注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了解资本的流动和符号的意涵，却常常忽略气息、味道、姿态、神情、反应、服饰和触觉之类的信息[3]208。很多时候这些信息被研究者感受到了，甚至帮助他们一步步得出研究结论，却很难在研究的文本中看到这些辅助信息被使用和讨论。
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往往被结构所驱使。在福柯所讨论的身体规训之上，布迪厄将对身体的关注放到惯习和实践行为中。在吉登斯的观念中，社会的结构作为记忆的痕迹被内化于身体的实践之中，相应地，身体具有认知能力，并且是权力的主体，能够以自身的能动性去理解和介入改变世界的过程[4]。这样的身体是“社会结构中的身体”，与之相应的还有现象学所倡导的“体验中的身体”[5]。现象学关于身体感的讨论认为，根植于经验身体的“身体感”具有相应的感知模式：当外在对象通过动觉、触觉、痛觉等知觉活动经验激发“身体感”，外在知觉启动身体的内在知觉回路；也就是说，“身体感”是过去经验的积淀，同时也能调动人的感知运作，帮助人们对于未来情境的投射、理解与行动[6] 69-70。因此，现象学强调了具身体验(embodiment)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7]222。
当现象学和本体论转向日益激发人类学者的研究思路时，以Classen和Howes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感官的相关研究：认为在学术研究既有的对视觉和听觉的重视以外，应该给予嗅、味、触等感觉以更多的关注，从不同维度的感觉符号中找到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我们通过感觉来体验自己的身体以及这个世界。因此，感知的文化构成深刻地规定者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8]台湾学者余德舜等人将身体感的研究放置入亚洲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讨论身体感和身体经验在文化再生产的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对感官的考察中，不能把不同的身体器官所产生的感受割裂开来，每一个“感官事件”都发生在其他感官的社会文化脉络中，不仅有多重感官(multi-sensory)，还有以不同感官为根基的文化意涵。通过对感官多层次的探求而理解人的经验。同时，文化的多方面融合是形成一个“有经验能力的身体”的重要因素，强调“文化的成员不只经由智性(mental)的学习管道内化这套身体感的网络，更经由长期于文化的物质环境中生活、成长而养成，充分内化入我们的身体，形成身体能力的一环”[9]14-16。
大陆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近年来对于感官的关注不断增加，其中不仅有外国领军人物文章的翻译[8][10][11]以及相关理论的梳理[5][12]，也将其置入到社会文化史的脉络来理解[13]，还有具体应用到现实情境中的质性研究[14][15]。人文地理学者对于身体感和节庆的应用研究别具新意，通过对节庆活动中参与者眼神关注点的研究，发现身体在仪式庆典活动中不仅是实践主体，也参与意义的生产；同时，人们身体所感受的情绪以及共享的节日的情感能够有助于地方共同感和认同的建构，从而保障节日的生命力[16]。然而，在已有研究中将身体感和移民的自我调适相联系的研究还未见。
短路损耗又称为额定负载损耗。当变压器在额定负载运行时一次、二次绕组流过额定电流，此时绕组中所产生的损耗称为额定负载损耗（变压器铭牌上为负载损耗）。额定负载损耗包括基本铜损和附加铜损两部分。
灾难以及移民所造成的空间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们通过具身体验和具地体验(emplacement)共同作用方能应对。身体的多重感官不仅仅是人们产生地方感的重要面向，也是地震后人们遭遇重大危机和家园变迁之后重塑自我认同的途径之一。就地方的群体而言，他们在经历了地震和搬迁之后产生了一种集体心理，具有某些共同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情感和思想的出现场景往往是私密的，而集体舞蹈——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却能激发、影响和动员人们进入到群体的身体表述和情感宣泄中去[17]。新北川人对于身体的感受和想象投放到羌族萨朗之上时，对羌族身体的理解也映射着对自己身体的理解。曾经的羌族萨朗是在山寨中的坝场中或者是家里的火塘边进行的，活动时间也是在相对神圣或者重要的时间节点中，舞蹈内容既有祭祀性的也有娱乐性的。然而在大众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塑造下，一方面，民族舞蹈从其原有的文化语境中脱嵌，逐渐消解其仪式性的意义，成为表演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生产出更加多样的躯体化实践，使人们越过繁复的表述，直接通过身体去参与和理解[18]19-34。
（2）灌浆方法及效果。帷幕灌浆的顺序为自上而下，控制设将管和孔底的距离≤0.5m。在灌浆过程中，严格按施工顺序，依次完成每个孔的灌浆施工，如图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倾向于现象学所倡导对生命态身体行为思路的关照，却也并不排斥结构和身体相互作用的社会背景[7] 220-229。因此，下文既会讨论既有社会结构所建立的对羌族身体的态度，也会描述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所生产的认知。
虽然自我认同常常用于讨论青年人问题，然而在新北川的案例中，经历过地震的幸存者和迁入县城定居的农村人口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在不断寻求着自己的“再生”。老北川居民在地震中不仅失去亲人，更是自此离开了生存多年的北川老县城，此前积累的关于生活的意义在一日之内坍塌，在惊恐和悲痛中迷茫恍惚，直至搬入新县城才算走出阈限阶段，再次融入社会。而如何理解自我，如何找到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联系的问题也是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感知是行动的结果，更是与“人如何感知”有关[45]8， 在这部分中，本文将借用几位新北川居民的自述来探究她们的自我调适和地方融入。
二、身体的社会想象
生活在新北川的居民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地震前就生长在北川；作为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员，或者自己是羌族，或者对于羌族耳熟能详。然而北川羌族因为靠近东部的汉人聚居区，在长时间的军事征服和文化教化中不断攀附汉人，试图逃避帝国体制中结构性的歧视。到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民族语言、宗教等习俗已生疏或遗失。直至1980年代初期，地方干部意识到民族政策即将恢复，也以其民族身份为骄傲，遂着手开始申请成为民族自治县。2003年北川经国务院批示成为羌族自治县。然而北川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处于羌族主要群体的边缘位置，即使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也常常得不到羌族群体的认同。但北川羌族还是在一点点学习并找回他们民族文化。其中最易于习得并适合集体参与的便是羌族歌舞。当年北川组织万人跳萨朗的活动时，也能听到不少质疑的声音。对于此，当地一个推广萨朗的积极分子这样说道：“‘跳’萨朗太简单了！‘万人跳萨朗’对用了27年时间来发展萨朗文化的北川来说，必须是易如反掌和顺理成章的事情。”[注]蝉西，[Salengw]写在“北川万人齐跳萨朗”之前，百度贴吧羌族吧，http://tieba.baidu.com/p/2669261017，访问时间2015年3月30日。在搬入新北川后，在地方政府和民间文化团体的长期推广之下，跳萨朗的人愈发增加。
综上所述，该例患者通过奥司他韦口服联合雾化吸入，在治疗相对较短时间内NH7N9病毒核酸转为阴性，提示对于确诊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雾化吸入奥司他韦可能不失为联合口服的有效用药方式。
新北川的另一类居民是原本生活在北川毗邻的安县的汉族农民。地震之前，这部分生活在安县的人们，即使距离北川不过20余公里，却对羌族一无所知，甚至有人连这个羌族这个词都闻所未闻。老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毁，为了新北川的修建，国家将安县的一部分地区划归北川。因此，这个地区在完成城镇化的同时也成为羌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新北川从建筑规划到文化娱乐、仪式庆典无一不体现羌族自治县的特色，而这部分城镇移民也在每日的耳濡目染中不断了解羌族以及作为羌区一部分的新北川。
艾瑞克森通过对青年自我认同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自我认同”的概念。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理解自我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某些危机关口(a critical period)，必须寻求某种“再生”(second birth)来帮助自己走出危机；可能是通过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索和引导划界危机，也可能危机加重而陷入神经性、精神性问题，或者出现犯罪。因此人们会有较强的驱动力来塑造个人，寻求自我认定[44]69-70。
在这过程中，感官作为一种框架能够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验性感受调动人们意识中社会的分类、分层以及内在关系[20] 402。不论是作为重拾羌族文化的一员还是正在逐渐认识羌族的汉人移民，对于羌族文化的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社会主流认知的基础上的，还将这样的分类结构内化到地方群众的身体认知和感受之中。
奥利司他对比二甲双胍降低超体质量或肥胖患者体质量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 刘永健等（5）：690
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常常具有或正面或负面的刻板印象。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叙述中，少数民族常常被认为是需要被“教化”(civilizing)的群体[21]。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果亲王允礼游历藏区(今甘孜州道孚县境内)时对当地民风有感著《七笔勾》，其中写道：“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绉，半截衫无袖。裤腿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义廉耻一笔勾。”[22]1-3至民国年间，有些知识分子对边民的态度有所改观，时时以边地风俗来针砭汉区劣习[23]。1937年，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马鹤天就以一首《反七笔勾》来表达其不同于允礼的态度：“赤足丫头，步履便捷莫与俦。家事一身负，善舞恃长袖。恋爱本自由，吉士免诱；健康为美，似染欧风久。因此把纤弱娇羞一笔勾。”[22]1-3虽然马鹤天不再提及礼义廉耻，却也强调少数民族身体健美的形态和恋爱自由的风气。到1949年以后，民族平等政策强调不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然而，直至今日，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刻板印象不降反增，身体的族群性划分依然十分明显。
从上文满清王公对康区女性不契合儒家的礼数规范的讽刺调笑，到今天在旅游宣传和导游词中表述少数民族民风开放，对少数民族带有性遐想的思路可谓是一脉相承。在主流话语的作用下，少数民族各类宗教、游艺乃至体育类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日益增长的表演化倾向[24-26]。以旅游发展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身体在旅游的歌舞表演中更很容易就被塑造成为“公共的”“性欲化的”“消费的身体”[27]。也有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业不可避免地“自我他者化”，以契合游客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宣传策略也就导致更多人对“奇风异俗”“走婚”等概念有着莫大的想象，进而加深对某些少数民族的污名化[28]。
新北川的幸存者们对老北川的生活记忆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跳锅庄”，[注]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期，羌族精英强调羌族歌舞要和藏族歌舞的提法区别开来，因此在羌族地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羌族萨朗/沙朗” 的表述，然而在不少地方民众口中“锅庄” 依然用于统称集体围成圈跳的民族民间舞蹈。 尤其是羌年期间的歌舞庆祝活动。在不少被访者的记忆中，最为难忘的是2003年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的盛况，这是地震之前老北川县城里最轰动热闹的事件。人们回想当时很容易提起载歌载舞、热闹非凡的场景，再想到地震之后的摧肝裂胆、物是人非，往往唏嘘不已。2008年地震之后，人们被安置在擂鼓的临时安置点。很多人在临时安置区生活的两三年间就像是处于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从原有的生活场景和社区中分离，处于一种模糊而混沌的状态，直到搬入北川新县城才再次获得相对稳定的处境，而一同处于这种阈限状态中的人们也形成了一种交融(communitas)的关系[33]。在此期间，幸存者们或者惶恐悲戚，或者百无聊赖，当萨朗音乐响起，让很多人在自己茫然无措中感受到了和昔日生活的些许联系，被吸引到广场上参加跳萨朗，至多时有200多人参加。这样自发的文娱活动，让人们暂时忘记悲痛，感受到些许愉悦，[注]涂重航, 羌族舞蹈家灾区中的领舞者：北川文化传承人王官全节前起舞迎接温总理，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01/30/content_316529.htm，访问时间：2015年4月27日。 也在交融的状态中获得相互间的情绪分享和精神支持。
2008年地震所影响的地域和羌族聚居地有很大重合，因而在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中羌族以及羌族文化的保护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与此同时羌族被大众媒体建构为具有同一性的形象，且通常是以舞台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反之，这样的建构也导致羌族民众重新“认识”自己，并将自己与媒体呈现的形象逐渐叠合起来[32]。在这样的语境下，新北川的羌族舞蹈呈现也试图契合类似的主流印象。在跳舞的过程中，女性要展现健美轻盈，男性要有豪迈奔放的气势。无论是跳广场舞的中老年人，还是文化展演中的青年男女，不管对羌族了解多寡，都要尽量表现出这样的身体姿态。在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中，欢快起舞。人们在舞蹈中身体的节奏、摆动的幅度是否与领舞者契合，以及对歌曲耳熟能详的程度，掌握歌舞的多少都成为了衡量其对羌族了解程度的表现。逐渐的，无论是老北川还是新北川人在审美和价值观上面都出现了对羌族的亲近。
三、灾后重建语境中地方和声音
如前所述，2008年地震所影响的地域和羌族聚居地有很大重合，因而在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中羌族以及羌族文化的保护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又因为北川是羌族自治县，地震某种程度上和羌族绑定了起来，灾后重建也是以羌族文化为导向。在这样持续的外界关注和自我强调中，很多对自己民族身份并不是那么在意的羌族也需要重新认识羌族和自己。一位羌族年轻女性这样说道：
如图4所示，余甘果果肉添加量分别为0.5 g、1.0 g、1.5 g、2.0 g时，经过10 h的作用后，乙醛的含量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与对照组（只含有乙醛和乙醛脱氢酶）相比，乙醛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说明在乙醛脱氢酶和余甘果果肉的共同作用下乙醛降解。余甘果果肉添加量为1.5 g时，乙醛含量为14.67%，其转化率为56.70%。当果肉量继续增加到2.0 g时，乙醛含量变化不大，说明添加余甘果1.5 g/5 mL 40%乙醛（即0.3 g/mL 40%乙醛）时是最恰当的。
当然，在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体表述中，歌舞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这点上，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大多也乐于承认。藏族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没有歌声的人犹如一头牦牛，不会跳舞的人就像一根木头”[29]107。在川西地区，藏羌民族多跳锅庄，手臂按照踏点节奏随身体自然摆动，动作“大方潇洒、粗犷豪放”，或者 “轻快流畅、洒脱奔放”[30] 656[31]509。
身体需要在空间中运动和体现，讨论身体当然要把其存在的空间纳入进来考量。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又是知识性的[34]24。新北川县城作为一个空间是灾后重建统规统建塑造的结果，不同于其他城镇，人们可以眼见着生活空间一点点生长。这里是整体设计统一施工，修建完成之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再通过摇号分配让暂居在临时安置点的人们搬迁入住。也就是说这个新县城和它的居民是相互陌生的，而居民需要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来不断形塑这个空间，给这个空间注入社会属性[35]。
无论是作为在板房里的幸存者还是作为新北川的居民，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起萨朗，通过身体的实践去感受新北川的地域文化，帮助人们不断理解羌族以及作为羌族自治县所在地的新北川，使人们在巨变之后完成对自我的审视和自我的认定。并且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够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43]116。
新北川是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的羌族风貌现代城镇。新北川沿着永昌河呈扇形分布，其中轴线是由文化中心、巴拿恰商业步行街和新生广场三部分构成，四个居民区就大致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居民步行到文化中轴的距离都在20分钟以内。新生广场和禹王广场就是新北川文化活动的中心。新生广场是县城里最大的公共空间，每次大型庆典活动都在此举行。地处巴拿恰步行街的禹王广场相对紧凑一些，因为在步行街中间，行人游客更多，不同舞蹈团体也常常聚集在这里跳萨朗。此外，各个小区内也都有公共空间供居民聚集起来跳广场舞，尤其是居住人口最多的尔玛小区，有时候有上百人一起跳萨朗。这些广场里平日空旷无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点才鲜活起来。比如每天夜幕降临时， 住在周边的居民慢慢涌入，这时候的广场成了县城里最热闹的空间，人们出来乘凉、散步、跳广场舞，孩子们玩耍嬉戏，也跟着跳萨朗。种种活动都在眼前展开，弥漫出生活的气韵。
声音和空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声音是塑造地方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地方感的构成中也必然有声音的经验。不仅如此，声音和空间一样，也是和政治、阶层、宗教、族群等因素相互塑造的结果[36-39]。某些人的音乐可能是其他人的噪音，而声音的政治性更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略，哪些声音可以/不可以出现在哪些地方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40]，其中的所蕴含的价值观影响着一个地方的塑造。人们对声音的认知也是地方性知识中的一个面向，是人们作为地方主体的证明[41]。新北川跳萨朗的空间与山区跳萨朗的空间截然不同，空间的转变也伴随着声场(soundscape)的变化。羌族传统跳萨朗的方式通常没有乐器伴奏，歌声和跺脚的节奏是全部的配器。随着现代的电力和音像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地方跳萨朗都是跟着音乐伴奏。 每天晚上7点，巴拿恰步行街中心的禹王广场上响起羌族萨朗音乐，住得不远的人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听见，这就意味着这个县城的文化生活开始了。附近小区的人们此时已经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出门，随着越走越近，音乐越来越响，直到走入禹王广场就被完全笼罩在富有动感又旋律悠扬的民族音乐中。此外，在羌历年之类节庆时间中，萨朗音乐会从早到晚播放，人们在这样的音乐中工作生活，孩子在这样音乐中玩耍成长。而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声音标识”(soundmark)[42]10，[注]Soundmark，“声音标识”是Schafer从“地标”衍生而来的一个概念，指某个社区中特别的、能被社区成员识别其特征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标识”反之又塑造了社区所特有的声音生活。无论对于游客还是本地人而言，这些萨朗音乐都是这个小县城的声音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供试棉花品种为瑞杂一号，2016年4月13日播种，于10月1日、10月22日采收；棉花株行距配置为12. 5 cm×40 cm。枣树为成龄(第五年)灰枣，株行距配置为1 m×3 m。
四、歌舞与塑造自我认同
相比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川)、理三县，地处汉羌交界地带的北川本就存在摇摆而多层的民族身份认同，在整体搬迁到新北川之后的10年间，在人员构成和文化表征方面更是经历了一个较大的重构过程。学者们对于海外移民的观察在内陆的搬迁移民中也具有参考意义：相类似的是，在这里迁徙族群的对于其身份存在不同层面的认同，同一种身份认同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文化表达，而不同群体的身份更是通过涵化统合在本土的地方文化之中[19]。
语文是初中生的必修科目，初中语文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因而，初中教师的课堂语言教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学习，对学生而言，语言学习是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模仿和自我感悟才可以学到，而当前的语文教学形式和内容主要围绕着应试，这与新课改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语文教师要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将语文课程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果。
如前所述，本文所讨论的新北川是2008年地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县城所在，这里的人们或者是羌族，或者是生活在新北川的羌族文化氛围之中。地震后，搬迁到这里的群体无论是地震幸存者还是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农民，都在过去的10年间不断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断理解并重建生活的意义。借用希林的话，“现代性中的意义(meaning)逐渐趋于私人化。这就给越来越多的个体留下了独自承担的任务：确定并维持所需的价值，从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意义(sense)”[7]2。
在2008年以前，我所了解的羌只是户口本上民族那一栏的一个羌。基本没接触过关于羌族的一切，文字、语言、服饰、萨朗等。2008年地震以后，我们来到乡上，当时出现了一种舞蹈，姿势优美，很好看。后来知道那是《藏羌锅庄》，那时有很多过来支教的老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闹热的孩子，所以有一起学习，对一刚开始学习真的太难了，手脚不协调，节奏跟不上，动作不优雅对没有任何基础的我来说，一系列问题。但也每天都在学习进步。……2010年，我上初三，地震后的新学校建好了，也有好多人留下来。羌的气息也越发浓郁一点了。学校课间操也换成了舞蹈。之后就加入群里学习萨朗和羌族知识。这样过了两年的学校生活，其中放假回家就可以去跳萨朗(那几年的坝坝舞都是萨朗来的)。[注]别紫，“生活本就不一样，有你更精彩-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fNcQrBqBb-kKErsSNrNC2w，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8日。
在北川，有很多人都像她一样身份证写着羌族却并不清楚羌族到底是什么。因为2008年地震和羌族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她通过身体的协调，节奏的适应，动作的熟练在不断认识和理解羌族，同时也是塑造她羌族身份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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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为征地而搬入新北川的拆迁户，不仅没有适应新北川这个空间，也对羌族一无所知，而跳舞是让她们更快适应地方，建立社会关系，在这个陌生空间中建立自己的行动轨迹的一个方式。
记得那年应该是2010年吧，那时我刚到北川不久，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多少有些孤独感。北川是羌族地区，那时巴拿恰经常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围着圈圈跳舞，当时只知道这种舞叫锅庄，虽然不觉得他们舞姿有多么美，但觉得他们跳得特别地开心特别地快乐，特别喜欢那种融入音乐陶醉其中的感觉和气氛，就特别想去跳，可又不好意思，总觉得手脚不知道该咋动。记得2012年县里举行全县羌歌羌舞比赛， 认识了这个叫蝉西的小伙，从此我加入了他的萨朗群，知道了这种舞原来叫萨朗。那时的我们对萨朗有种莫名地狂热，听到音乐就想跳舞，而且特别喜欢这种有歌有舞的艺术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萨朗音乐我的心就会沸腾、身体就会想跟着节拍想要舞动起来，这是对萨朗最纯粹的热爱。有事没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学羌歌跳羌舞，北川的卡卡角角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注]金初，“莫名我就喜欢你-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YtoU2AasYQnobcySk9IEEg，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5日。
跳舞的空间是公共的广场，节奏明快的民族音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之萨朗是一种相对开放的舞蹈，大家围成圈跳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会很容易吸引到刚刚成为新北川居民却还没有融于这个社区的人们。热烈的氛围、投入的情绪、加上身体的抒发使得舞蹈者产生快乐，使其对这个群体和地方也就有了更多的认同。
下面这个例子就表现了舞蹈不仅帮助新居民熟悉地方，找到群体，更是深刻影响到她自我认同的重建。
我叫叶木泽，原本是安县黄土人，2008年地震后，重建北川正好建设在了我的家乡，所以一不小心我就从地道的农村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现在变成了一个半土半洋的城里人！在2011年以前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又特别腼腆而且还没有一点自信的人。因为我是小学毕业没有什么文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干不了，所以很自卑，就选择早早的结婚生子了。原以为结婚后有一个家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归属，可是一切并没有幻想中的那么美好，我嫁了一个不关心我不关心家没有一点责任心的男人。2011年认识了蝉西与羌族萨朗结缘，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那年六月份蝉西被调到新北川工作了，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巴拿恰传习羌族萨朗。学会三十多曲萨朗舞之后，我慢慢变得开朗了。每天都期待下班以后去跳萨朗，放松一天的心情与疲劳，对萨朗爱得不得了，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如果遇到下班晚了就会选择不吃晚饭先跳舞，要是遇到下雨天心里就无比的失落，那种心乱如麻的感觉。当然因为萨朗让我找到了快乐，收获了健康，结交了许多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朋友，所以一刻不想错过能与他们相处的时光。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群人为一个相同爱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把我们的羌族萨朗跳到全国各地。所以到我现在一切的改变，从一个月特别辛苦才能挣一千多块钱工资的工作换到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挣到平均三四千块钱左右的工作，都是因为我找到了自信，我能唱能跳能上台，我可以不用靠吃苦劳累挣钱了，我也能靠嘴、靠智慧赚钱了，这都是羌族萨朗的魅力，羌族萨朗的功劳。[注]叶木泽，“初心不忘-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YTwXBgmuUebSsuJh_SChg，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2日。
可见，在理解羌族身份和适应新北川环境之外，投身羌族舞蹈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个体的自身发展和情绪状态。跳舞的轻快肆意带动个人情绪的昂扬。文艺技能的提高和团队感的建立更加有助于个体建立自信，通过舞蹈的方式积累着自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说跳舞所带来的多重感官参与了个体重新建立自己认同的过程。个体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着地方感。
本文通过对感官、身体、空间、声音和自我认同等方面，勾勒出地方群体最为细枝末节的身体感官潜在连接着空间和地方，并结合新的经验感受和地方气质重新融合塑造出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这其中感官体验是混杂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因此要在探究生命态身体的同时将身体理解为社会效应的定位场所，也将身体看作是将个体置于社会情境中的手段[7]228。正如吉登斯所言，“自我身份认同需要在日常生活变迁的经验的背景以及在现代制度碎片化趋势的背景下被创造并被持续地重构。此外，对这样一种叙事的维持直接影响着身体与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身体与自我的建构”[4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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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eelingstotheSongsandDances:theBodyandSelf-IdentificationintheReconstructionaftertheDisaster
QIU Yue
(Schoolof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the sense of body with the context of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disaster,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remove of the new Beichuan county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Because of the disruption on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local people caus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reconstruction, the study tempted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ities of Salang dance of Qiang people in New Beichuan county based on the multi-senses of people’s bodies,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ongs and dances of minority people on the building of their bodies and the sense of the pla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how the local people adapted the change of the place based on the senses of sight, hearing, action and touch and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fter the earthquake. Furthermore, how the local people adapted the new lives was also revealed in the present study.
Keywords: reconstruction in other area; multi-senses; the sense of body; self-identification
收稿日期：2019-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汶川地震灾区文化重构与民族互嵌社区建构研究(2008—2018)”(18CMZ021)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邱月(1983-)，四川绵阳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灾难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4-0075-09
[责任编辑：王 健]
标签：羌族论文; 身体论文; 文化论文; 感官论文; 地方论文;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汶川地震灾区文化重构与民族互嵌社区建构研究(2008-2018)”(18CMZ021)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