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总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东方红》通过诸多艺术形式，概括了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历程。以后又连演14场，笔者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以后又多次看过舞台纪录片。有人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源自“上海之春”，而实际上有更早的渊源。
刘亚楼和《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960年10月2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随贺龙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受到热烈欢迎。3000多名朝鲜演员在机场演出了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内容主要是战争年代的歌舞。贺龙元帅对总政歌舞团的魏风等人说：我们也要搞这样的大歌舞。魏风与时乐濛、丁里草拟了按历史年代编写的提纲，规模宏大，仅凭总政歌舞团完成不了。
在这拳重击下一威尔向旁边踉跄了几步，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抵挡艾尔的新一轮进攻。从他流露出的痛苦表情可以判断，挡住下一拳和已经挨的一拳都很痛。艾尔出手慢，但是有力道。
朝鲜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同样给刘亚楼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军事代表团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观看了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演唱的4首革命历史歌曲。刘亚楼认为，在国内外复杂的局势下，如何凝聚军心，一首好歌不就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吗？空政文工团遵照他的指示，决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歌舞。牛畅派人到总政歌舞团要来《三千里江山》的节目单。1960年末，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到江西老区采风，正赶上江西省民间文艺会演。吉安专区旋律优美、夹杂方言、口语化的《送红军》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张士燮记下歌词，并连夜整理成《十送红军》。回到北京，谭政大将的夫人王长德为他们演唱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刘亚楼陆续选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兄妹开荒》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歌曲，并提出要加上红二方面军及三大主力会师的内容。
1961年2月，刘亚楼对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张双虎说：“我们的战士不了解革命历史，不懂得艰苦奋斗，你们文工团应该多唱一些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一、要尽量用历史歌曲，少用新创作歌曲；二、不要搞得太大、太长。”空政文工团按时间顺序列出了43首歌曲。舞蹈则吸收了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中的《葵花舞》、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经过整理加工，汇集成9场16景的一台大歌舞。
根据周恩来“以部队为主”的意见，《东方红》剧组中军人占到80%，除驻京的军队文艺团体，还抽调了南京、济南等军区文工团的演员。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分别担任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
讨论 PPC是最常见胰腺囊性病变，约占全部胰腺囊性病变的75%。PPC多继发于AP发作4周左右[7]，为胰液、血液外溢及胰酶自身消化的周围组织坏死后积聚在网膜内，未吸收，刺激周围组织及器官的浆膜形成纤维包膜而成[8]。SAP治愈2年后再发胰尾部假性囊肿的情况尚未见文献报道。
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连演8天，观众达2.2万人。之后，在民族宫礼堂继续公演，反响热烈。刘亚楼高兴地说：“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左荣贵回忆说：刘司令员非常重视观众反应，公演后不仅要求我们登门拜访专家，听取部队官兵的意见；演出时还要派人坐在观众席，甚至散场后跟到公共汽车上，听取观众议论，并连夜整理，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第二天就改。
9月，总政治部邀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以及傅钟、萧华、杨成武等总部领导审看。演出结束后，首长们大加赞扬，登台与演员握手。林彪看完《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后，指示三点：“一、《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很好，可以用它对全国人民、全军官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广州、武汉、兰州、济南四个大军区的文工团，也要照空政文工团的样子排演。三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成电影，要让全国都能看到。不能拍成黑白的，要拍成彩色的。那么多红旗、红缨枪、红袖章，彩色的多好看，黑白的就不好看了嘛。”
当时彩色胶片靠进口，每年分配给八一厂的只够拍一部故事片，原计划拍成彩色故事片的《农奴》就只能拍成黑白片了。1963年4月，由华纯导演、空政文工团集体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八一厂开拍。其间，导演两次想换掉空政文工团男高音歌唱家秦万檀。刘亚楼坚决不干，在某种意义上，秦万檀是他特别培养出来的。酝酿大歌舞时，刘亚楼对秦万檀说：不能光唱歌，也要学一学跳舞。秦万檀表示年过30岁，体型也比不了舞蹈演员。但在刘亚楼命令下，他还是去拜舞蹈演员李光为师，天天早晨跟着舞蹈队练功，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全用上了。秦万檀独唱十几首歌曲，边唱边跳。
周恩来对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说：《东方红》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要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台演出几百场，边演边改，一直到1962年12月电影完成，1963年在全国公映，才算定型。
1964年国庆期间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叶东方红曳在人民大会堂公演
上海创作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1961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邀请空政文工团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到上海市大礼堂公演，历时一个多月，演出40余场，观众达7.2万多人。
1964年，上海筹备第五届“上海之春”。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创作一台更大的歌舞，一直唱到大跃进。”“上海之春”源自1959年“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5月定名“上海之春”，以后一年一届延续下来。上海市文艺界借鉴空政文工团的思路，集30多首革命历史歌曲，创作了8场16景的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5月23日，在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朱逢博、郭兰英、施鸿鄂、刘秉义、任桂珍等著名歌唱家，以及当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担任独唱，上海和华东数省部分专业文艺团体、院校和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有朗诵，有幻灯投影的背景，舞台前有管弦民乐队，两侧还有大合唱队。担任朗诵的王秉钺回忆说：反响特别好。演出在上海文化广场，广场有很多柱子，坐在柱子背后的观众看不见舞台演出，但人们还是如潮水般地拥来，把观看演出当作盛大的节日。
主创人员根据毛泽东创作的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定名为《狂飙曲》，刘亚楼认为“太抽象”。临近公演，主创人员又定名为《光辉的历程》，刘亚楼还是不同意：“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牛畅说：“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1962年初，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说：你们以大合唱《东方红》和《葵花舞》作结尾，名称最好定为《东方红》。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1964年6月，陈毅陪同来上海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观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嘱咐不要拆舞台，准备请周总理来看一看。7月10日，陈毅陪同周恩来出访缅甸，12日回到上海。13日晚，周恩来应陈毅邀请观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王秉钺回忆说：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陈毅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开会，酝酿国庆之际在北京上演类似的大歌舞，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提出搞一部大型歌舞庆祝国庆
1964年7月14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请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音乐协会等研究国庆节的演出。1964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美关系因越南战争更加紧张，中国开始全民备战。而此时中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如何凝聚人心，鼓舞和教育人民？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前几天我在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此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正在筹办北京音乐节。20日，周恩来批示：“从这些文件上可以看出，我们有许多同志只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内兜圈子，批公事，而不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当天下午，周恩来与有关人员谈话，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献礼。
24日，周扬在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周恩来和彭真的报告中，对周恩来提议的大歌舞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现和组织领导等提出具体意见。在第五届“上海之春”前，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进行曲》 《飞夺泸定桥》等。历史上还有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完全可以创作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高质量的大型歌舞。
从高职生质量看，产业岗位需要的是掌握了一技之长、具有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工匠坯子”。而现实状况是，能真正满足岗位质量要求的高职生数量较少。从社会传统意识看，重学历、轻技术的偏见不同程度影响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从比例结构看，高技能劳动者缺口较大。据人社部统计，高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数的6%，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30%比例。高技能劳动者断档严重，跟不上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节拍。从岗位需求看，近年来高技能劳动者需求量较大，有时求人倍率在2以上。综上所述，一方面，产业岗位对高技能劳动者有较大需求；另一方面，高职生的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东方红》集音乐、舞蹈、戏剧、诗歌和美术于一体，包括35首歌曲、24个舞蹈、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14段朗诵词和28个场景，主要演员分为AB角，群众演员也有梯队，上下场达9000多人次，使用服装4000多套。后台采取军事化管理，一切井井有条。
①每个探水钻孔无论有无涌水，都必须进行压力注浆。②成孔后，立即安装压浆器进行注浆，注浆完毕应待浆液达到初凝状态后，再进行下一个探水孔施工。
8月1日，周恩来在周扬等《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的请示》上批示：“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下列原则：一、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如届时还搞不好，或新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以现代京剧代替。二、演出队伍以解放军各文工团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为辅，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三、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人员6人名单（略）。四、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五、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需送彭真、陈毅、（陆）定一、康生四人最后审定。”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领导小组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抽调13人组成，周扬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任副组长，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为成员。
再给他们介绍“生物圈二号”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生物圈二号”失败的原因。让他们了解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和微妙的关系，不是人类能够轻易模仿出来的。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必须尊重大自然，激发他们更加珍爱地球和探索地球奥秘的热情。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震动文艺界，一大批文艺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批判。有人不同意使用受到批判的作家和作品，周恩来明确指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都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周巍峙回忆：当时文艺界的形势十分复杂，我是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也受到批判，正在做检查。总理还让我参与《东方红》的领导工作，说这些人是可以革命的，给我以及文艺界许多朋友一个亮相的机会。周恩来还提名起用已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的齐燕铭，说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周恩来还坚持起用正接受批斗的中央歌舞团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让她在《东方红》朝鲜族舞蹈中领舞。当时受到批判的还有音乐家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戏剧家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也都是在周恩来拍板后才入选的。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讲自己的感受，即使犯了错误也还是要团结。
周恩来出任《东方红》总导演
刘亚楼对大歌舞的排练十分重视，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强调台词艺术的文章，立即给战友文工团团长黄河、政委陆友写信，指示组织阅读。他还要求在排练厅墙上贴上许多斗大的“慢”字，不要囫囵吞枣，要把每句歌词都送到观众耳朵里。
《东方红》共选用35首歌曲。因为没有看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曲目，只能拿《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来比较。《东方红》吸收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国际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 《松花江上》 《南泥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游击队歌》 《到敌人后方去》 《东方红》等歌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秋收暴动歌》，在《东方红》中改成《秋收起义歌》，歌词也有改动。引人注意的是，《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结尾是《东方红》，开头是《国际歌》，“上海之春”也是以《国际歌》开场。周恩来说：“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所以《东方红》用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的《东方红》开场，《国际歌》结尾。《东方红》毕竟是集全国之力，又有周恩来总导演，所以无论是词曲选择还是艺术性等方面，都更胜一筹。《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用了6首歌曲表现长征前的送别，而事实上红军长征是连夜秘密走的，并不知道不再回来，所以《东方红》没有采用《十送红军》等送别歌曲，它采用的多是历史歌曲，也有改编或创作。据知情人介绍，作曲家就同一题目分头创作，不记名上交，编上号码，由组长时乐濛组织演员演唱，再进行评估。有人说2号作品头两句节奏好，5号作品中间旋律动听……最后时乐濛把普遍叫好的乐句串联起来，组成一首歌曲。如第2场的《井冈山》、第3场的《长征》和第5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毛泽东尧周恩来等观看 叶东方红曳
1964年8月12日，来自70多个单位的3500多名演员集中排练。从9月中旬到27日，周恩来几乎每晚必到。《东方红》舞蹈编导孟兆祥回忆说：周总理总是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和编导讨论，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审改朗诵词、词曲等，并征求彭真、陆定一、周扬、郭沫若、姚溱等人的意见。周巍峙回忆说：周总理每次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乔羽回忆说：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看得十分认真，并仔细修改。他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说他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东方红》舞蹈编导佟佐尧回忆：周总理对每一部分内容都十分谨慎，均以会议的形式，和创作组一起反复推敲，如何更好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大的历史事件。有人提出增加南昌起义。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他坚决不同意，说南昌起义时我们还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明确思想，应该突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仅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遵义会议本来一带而过，周恩来却要求用专场反映。他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树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一定要用很好的歌舞来表现。可是，一个会议如何用歌舞来表现呢？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给演职人员讲党史，从下午1点半一直讲到近5点。孟兆祥回忆：从北京饭店出来，天已经黑了，满天的星斗，顿时有了遵义会议的意向。于是，由任红举作词，时乐濛、彦克作曲的《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创作出来了，第一句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
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1983年7月，中共中央实行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是在经济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在1999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上，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机制；之后，200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在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是一项具体的决策部署，主要针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要群体——大学生和未成年人［7］463。
第一场《东方的曙光》是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歌舞，却只有几句朗诵。周巍峙在音乐研究所找到一首《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周恩来认为它很好地表达了毛主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的风格谱了曲，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
新型浸梗机中烟梗由刮板式输送机构强制阻挡，从而前进速度缓慢可调，使除去杂质后的烟梗在40℃～80℃循环水中强制浸泡20～120s(可调)。浸泡后烟梗温度与水温能达到较好的平衡，同时烟梗含水率达到36.02%，能满足后续加工要求，增温增湿能力较强。表1为传统的水洗梗和新型的浸梗机应用后梗丝质量的对比分析。
孟兆祥回忆说：身为毛泽东夫人、秘书的江青看完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排演后，提出把天安门前的秧歌舞改成京剧舞蹈。周总理马上提出修改方案，中国京剧院接到任务后，两天完成。第三天晚上，周总理审查。演员登台将这段两分钟的舞蹈连演两遍。周总理看后连连点头，走上舞台，再三向演员们表示歉意和感谢。随后，周总理召开修改会议，他第一句话就是“请同志们说说有什么困难”。他对所有的问题，甚至舞台地毯的使用，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人民大会堂并不适合大型演出，几百人的乐队无处安放，经周恩来拍板，拆掉了前几排的座椅。还改造了舞台两侧，以便安排1200人的合唱团。
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周扬等人的汇报，决定立即上马大型歌舞。负责舞美的韩林波回忆：会上起名有争论，时乐濛提议叫《东方红》吧。周总理说好啊好啊，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大家鼓掌一致通过。
叶东方红曳演出剧照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东方红》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泽东与驻京官兵一同观看《东方红》，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陪同。16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恩来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当夜，周恩来约文艺界有关人士谈话，提出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拍成彩色电影，并就电影拍摄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
与2007年相比，2015年出口品所需资本量基本不变，而劳动量下降；进口品所需资本量下降较大，进口品的资本密集度也有较大幅度下降，说明国外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我国的优势在下降。比较出口和进口的单位价值商品所需的资本量，发现2015年我国进口品单位商品所需资本量已超过出口品，同样说明我国的比较优势已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召集电影《东方红》导演组开会，研究拍电影的再创作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同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走群众路线。4月5日，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的周恩来在昆明为电影《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5月25日，周恩来审看电影《东方红》试拍样片时说，《东方红》的拍摄方针，仍以舞台表演为主，拍成舞台纪录片。胶片问题，请外贸部协助到伦敦去买质量好的。9月18日，周恩来审看电影《东方红》的全部样片，提出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国庆节上映。
10月1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彩色宽银幕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在全国上映，时长近两个小时。总导演周恩来，集体导演和编剧，作者魏巍、徐怀中、郭小川、贺敬之、乔羽。除序曲《葵花向太阳》外，分为6场，第1场《东方的曙光》，第2场《星火燎原》，第3场《万水千山》，第4场《抗日的烽火》，第5场《埋葬蒋家王朝》，第6场《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原有8场，还有《中国在前进》和《世界在前进》。10月6日，毛泽东看完演出后，说不要搞得那么长，演到新中国诞生就可以了，社会主义怎么评价以后再说。所以删去了第7、第8场。助理导演佟佐尧介绍：从1964年国庆节首演，一直演到过年，停一阵子修改，1965年“五一”再演出，这个版本与原来就不一样了。
本次研究的50名患有缺血性心脏病在围术期间血氧饱和度减少的患者在经过相关护理干预之后，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得到显著的提高，且患者没有存在相关并发症。
叶东方红曳演出剧照
关于《东方红》的来历及其他
乔羽作词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随第7场被删去了，歌词是这样的：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闪耀着你的光芒。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你的身旁。跟着你，我们踏破了多少惊涛骇浪。跟着你，我们推倒了多少铜壁铁墙。跟着你，我们开辟了新中国的历史。跟着你，我们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头到尾贯穿着颂歌。开篇的《东方红》最初是李有源作词，李焕之作曲。1942年冬，陕北农民李有源起了个大早去葭县（今佳县）县城，他看到太阳升起，觉得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就根据陕北《骑白马》曲调填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1945年10月24日，延安鲁艺60多名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团到沈阳，以《东方红》第一段为基础，重新填词，经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人讨论修改，公木记录整理的歌词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哟）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哟）哪里人民得解放。”本来还有歌颂东北民主联军的第4段，以后东北民主联军改称，就只唱前3段了。作曲家贺绿汀将《东方红》编成混声合唱，由于曲调来自民间，歌词朴实易懂，很快传播开来。
1949年开国大典，军乐团在毛泽东等人登上天安门时奏过《东方红》乐曲。1951年作曲家李焕之再次改编，放慢了速度，运用转调手法进一步升华旋律，基本定了型。20世纪50年代后，《东方红》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各城市时钟的准点报时曲，以及重大政治活动的仪式性音乐。20世纪60年代后，《东方红》的政治意义就更加特殊了。
历史上还有两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值得一提。1946年，由沙可夫作词、吕骥作曲的大型合唱曲《向着毛泽东的道路行进》，没有传唱开来。更早的一首是1941年7月，张春桥在延安写的《毛泽东之歌》，也没有传唱开来。
《东方红》中有三首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 《七律·长征》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歌曲还有“跟着领袖毛委员，走上雄伟的井冈山”的表演唱《秋收起义歌》；“抬头望见北斗星”的《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紧紧跟着毛泽东”的《双双草鞋送红军》；“毛泽东，伟大的领袖，英明舵手”的混声合唱《遵义城头霞光闪》；“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方向”的《歌唱祖国》；胡松华创作演唱的《赞歌》；才旦卓玛演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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