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达米特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是杰出的分析哲学家。达米特的著作难懂，是因为他探讨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他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达米特框架是达米特对意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关于force的理论是超出了弗雷格基本思想和理论的。达米特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会在今后哲学的发展中日益彰显。达米特与戴维森都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但是二者向前走的方式不同：达米特框架和T语句显然是不同的。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包括日常语言学派)所说的分析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要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不是分析语言，而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我国应该重视当代形而上学的研究。
[关键词]达米特；弗雷格；戴维森；语言哲学
一
张：您常常提到达米特。多次说过达米特的东西应该得到重视。您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专家，但是在和我的交谈中，您谈的最多的还是达米特。您说他是当代极少数最为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您能说一说这是为什么吗？
(4) 微电网对电网的影响与分布式电源对电网的影响大致相同,但因建设、运营成本、运营环境等因素,现阶段的微电网还不具商业运营价值,对电网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史上泰伯让王的故事留下了“至德”的美名，开凿伯渎河灌溉江南沃土的壮举推动了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对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的研究，既可读取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又可挖掘其产业利用价值。
王：达米特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公认的。保守地说，他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他是杰出的分析哲学家。我想，这样说大概没有人会反对。至于说有多杰出，大概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我个人认为他属于当代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重要意义，有些从文献上直接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关于弗雷格思想的讨论，关于意义理论的讨论，有些我认为还需要时日，比如他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述。普特南说，达米特blazed entirely(完全照亮了)语言哲学的新道路，他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做出的解释绝不是狭窄的，而绝对是核心性的。他还说，达米特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巨大反响将会长久地被人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没有丝毫夸大和溢美。国内研究达米特的人很少，我确实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得到重视，国内能够有更多更好地关于达米特思想的研究。
张：就我的研究看，您似乎是国内最早介绍达米特的人。早在1988年，您就发表了两篇达米特的译文①，尽管是关于弗雷格的。1993年您还写过一篇文章《走访达米特》，介绍了您在牛津访问他的情况。但是您在论著中关于他的研究很少，评价性的话似乎只是一句：“他的著作和许多论文已经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您翻译的他的著作《分析哲学的起源》似乎也不是他的代表作。为什么您关于他的著述这么少呢？
王：所以我鼓励你研究啊(笑)。我是从研究弗雷格而读到达米特的。研究弗雷格的人不读达米特是不行的，因为他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弗雷格思想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人们讨论弗雷格的基础。但是就研究达米特而言，仅仅读他本人的东西就不够了，一定要读关于他的研究。达米特的东西差不多我都读过，但是关于他的研究，我读的不够。
对平板划线的单菌落进行形态观察。革兰氏染色包括初染、媒染、脱色、复染等4个步骤，具体操作步骤见文献[7]。
王：是这样的。这就是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所说的语言分析的区别。哲学不是单纯地分析语言，它只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直观的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分析语言？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体现出来。
王：确实是这样。我读达米特的体会是，他的论著有两个特点，一是部头大而且多，二是难懂。
王：我没有见过弗雷格，对他的理解是从文献来的。我的学术生涯是从学习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但是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登堂入室，可以说完全是从学习弗雷格的著作开始的，甚至我对逻辑的正确理解也是从学习他的著作开始的。我翻译过他的著作，对他的思想做过深入的研究。我多次对外国同仁说过，国内学习弗雷格的人大多数都是从读我的译著开始的，我为此感到骄傲。可以说，我读弗雷格的著作始终有一种亲切感，这完全是读出来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和共鸣。但是达米特不同。我见过他，与他有过四个小时的接触和交谈。所以我读他的书感到亲切，好像就在听他对我说话。尤其是在与他的交谈中，他把弗雷格的思想，把他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把他所讨论的问题，都放在哲学史中去考虑，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和启发极大。在和他分手以后，他给我写过几封信，谈的都是关于胡塞尔的看法。这一点对我触动也很大。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应该与其他哲学联系起来考虑。这种触动在后来读他的著作时总是在时时起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有时不明显，但是有时非常清晰。你常常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近二十年来，我的研究与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你看，人们总说我是做逻辑和分析哲学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在讨论being问题，这可不是分析哲学的东西，而是传统哲学中的东西。我在讨论中强调“是”与“真”的联系。这恰恰就是将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讨论的问题的方式放到哲学史中去考虑而产生的结果。
王：难懂是表面性的。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所谓他的著作难懂，是因为他的思想深刻，他探讨的都是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我因为见过他，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对他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多少有一些理解。而且我在读他的著作时，总觉得是在听他和自己谈话，觉得很亲切，因此似乎也就不觉得难了。如果真要说难，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达米特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谈论哲学问题，这样就有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在里面。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他是这方面的高手。有时候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是明显的，有时候则是不明显的，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他在探讨中的这种技术性，理解起来就会有困难。另一个方面是，他不仅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具体问题，而且还常常审视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本身，这样就常常涉及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因此，如果看不到他在这一层面的思考，即使明白了他探讨中的技术性，也依然会觉得无法理解。所以我常和你说，阅读他说的许多东西，字面上的理解是一回事，真正的理解是另一回事。
张：您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吗？您谈论达米特的文字不多，但是却多次提到“达米特框架”。您能够通过这个框架来说明这个问题吗？
二
王：“达米特框架”是我的一个说法，指他关于意义理论的思想，即一个意义理论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关于所指的理论，这是内核，在它之外还有一层，即关于涵义的理论。它们构成意义理论的核心。另一个层次是关于force(力)的理论。最开始他用这个框架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后来就用它阐述自己关于意义理论的看法。这个框架非常典型，既体现了弗雷格思想的实质，又显示出达米特的工作。非常明显，第一个层次完全是弗雷格的。所谓关于所指(reference)的理论即是弗雷格所说的关于意谓(Bedeutung)的理论，这当然是其理论最核心的部分，达米特则直接称它为弗雷格的语义学(semantics)。它的核心概念是真，相应于弗雷格所说的“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这一层次的两部分体现了弗雷格的重要观点：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所以，达米特称这一层次是意义理论的核心部分，这清晰地表明他对弗雷格思想的解释和认同。但是关于force这一层次的考虑主要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了。在他早期著作中，他有许多关于弗雷格与Faerbung(色彩)相关论述的讨论，他称之为tone，并由之谈及force。这些讨论来自他对弗雷格sense(Sinn)的考虑。Sense是句子中的，与真假直接相关；tone是句子中的，但是与真假无关；force则是句子之外的，与真假不是直接相关。这样也可以看出，他关于force的理论是超出弗雷格基本思想和理论的。这与他自己的逻辑背景相关，也与他对逻辑理论的认识相关，当然还与他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相关。比如，一阶逻辑是二值的，人们一般认为它假设了排中律。达米特赞同直觉主义逻辑，因此不承认排中律。他认为，句子有二值的，也有三值乃至多值的，还有无值的，因此仅仅依据二值来考虑问题是不够的。他指出，一个句子在表达过程中是有force(力)的，由此同一个句子会形成不同的形态，比如断定句、疑问句、感叹句等等，由此相应的表达也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研究中要将这一部分内容扩展，使之涵盖内涵语境，包括命题态度等问题，并且将许多更为广泛的问题容纳进来，比如语言学和语义学的问题，并由此对形而上学的基础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考虑，比如语义学与意义理论的区别，真这个概念在语言哲学和逻辑中的作用，对意义的正当性说明，形而上学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又比如，他不承认排中律，却认为真这个概念是重要的，没有它，就无法为逻辑的许多性质辩护，比如为逻辑的演绎性辩护。所以，在他的讨论中，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看法。在我看来，不要简单地套用他的一两句结论，而要看他对每一个结论所做出的论证。简单地说，他的这些考虑无疑是有意义的，而且确实是超出了弗雷格的思想，并极大推动了语言哲学的发展。
张：您的两篇文章，《逻辑与语言》《“是”的逻辑研究》③，我认为它们都涉及日常语言的分析，而且您的论述方式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很像。但是后来我几乎看不到您这样的文章了，近年来您有许多关于“是”的讨论，而且影响也很大。但是我发现，它们虽然涉及大量语言分析的内容，却与那篇论文的讨论完全不同。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长期感到的一个问题。您的文章充满了语言分析，但是从您的一些讲座和谈话中我感到您并不推崇日常语言学派，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以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对日常语言学派如何看待？或者，您对语言分析如何看待？
张：达米特多次强调意义理论的形式问题。他曾说过，他把关于意义理论形式的探索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工具。他认为关于意义理论形式的说明要回答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意义是什么，句子有意义这是怎么一回事等等。这在您说的达米特框架中可以得到体现吗？就是说，您能简单解释一下他说的意义理论的形式这一概念吗？
王：达米特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关于思想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思想是由语言表达的，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语言来达到对思想的认识。语言是有句法的，句法是有语义的，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得到对意义的认识，就是对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关于所指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关于语义的，关于涵义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关于思想的，即与真假对应的东西，而关于force的理论则将这部分内容扩充，围绕它们，但是要超出它们，从而将更多的东西容纳进来。
张：我忽然想到了去年在厦门您讲的句子图式和我刚刚读过的您的《语言与世界》。您提出的句子图式有三行，即语言、思想、真值。它与您这里说的东西好像正好是对应的。是这样吧？！
王：是的。达米特所说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句子图式中的第二行，即思想。通过关于句子和真值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思想方面的认识。句子图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达米特所说的force方面的东西具体化，以句子图式的方式加以表达，比如模态句、认知句，并基于它们做出说明和解释。当然，这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的说明，就是对能够以语言表达的那部分的说明。达米特显然还想涵盖更多的东西。这是形而上学的艰深之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张：我觉得您提出的句子图示有很强的解释力，经您一说，我确实觉得使用它同样能够说明达米特的思想。看来它可以成为研究语言哲学的一般性工具。那戴维森呢？他与达米特都是当代语言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引领着意义理论研究的方向。他的代表性理论是他提出的T语句：x是真的当且仅当p。在我的认识中，他与达米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论。您能围绕您说的达米特框架或者围绕您提出的句子图式，简单说一说戴维森与他的主要区别吗？
王：戴维森的T语句是他在50岁提出的理论，后来他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理论进行。表面上看，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基于弗雷格的理论和思想。戴维森不是也承认是弗雷格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探讨意义的方式吗？！从句子图式看，他不过是借助第三行来解释第二行。所以，在他的理论中预设了真这一概念，所以达米特批评他的意义理论不是一种完善的意义理论，因为它假定了一部分语言的意义，即假定了真一词的意义。但是应该看到，将“真”说出来与没有说出来还是有区别的，我在《语言与世界》中讨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②。由此可以看到戴维森理论与弗雷格思想的不同，即他提出的要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在这一点上，他与达米特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向前走的方式不一样：达米特框架与T语句显然是不同的。
三
王：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分析，一个是日常语言学派。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分析哲学的口号是：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如今这个口号虽然没有人说了，但是分析哲学的实质没有变。在我看来，它也是语言哲学的实质。这个口号表明，它不是单纯的语言分析，而是有具体要求的，这就是它要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日常语言学派重视语言分析，但是在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点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以奥斯汀为例。他是语言学家，他可以按照语言的用法区分语言的种类，他可以掌握一千多个动词的用法和含义，他可以一下子说出一个动词有多少种用法和含义，但是他缺乏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工作的能力，或者说，他的工作主要不是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是同样，他与早期维特根斯坦形成鲜明的区别。
王：我很高兴你也对达米特的这个说法感兴趣。三四年前，江怡让我用英文写一个东西，回答他提出的一些与分析哲学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你眼中谁是最主要的分析哲学家(the key analytic philosophers)，为什么？命题作文，没有办法。我提出了一个名单。为了客观化，我说出我最喜欢的几位。其中就有达米特。我还补充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他对分析哲学的看法，就是你说的这句，因为它可以表明他做哲学的方式。我们是专业哲学家，我们做的哲学是先验性的研究，我们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显得非常技术性是正常的。金岳霖先生说过，过去说人不懂逻辑，那是骂人话。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对搞哲学的人说的。哲学的技术化方式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其实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做哲学的专业人士的理解，那就成问题了。所以，我赞同达米特的说法，这不仅是对哲学的态度，也体现了对哲学的认识。
至于有人认为奥斯汀的思想与弗雷格相关，甚至说似乎他发展了弗雷格关于语力的理论，我不是这样看的。奥斯汀虽然谈到过force，但是他的理论主要是关于locution的。Locution的意思是语言方式。他区别出三种不同语言方式：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国内学界将后者翻译为“语力行为”。所以，他们所谈的奥斯汀以及塞尔所说的“语力”与达米特所说的force完全是两码事。我很久不看这方面的东西了，相关内容记不太清。但是关于达米特所说的force，你注意到吗，我总是用英文表达，以括号补充“力”这个译文，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它们是不同的理论，是应该区别清楚的。达米特的理论是对弗雷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奥斯汀的理论也许可以说与弗雷格的理论相关，但是绝对谈不上继承和发展。
张：看来您对奥斯汀的评价也不高啊！那么您对以奥斯汀为代表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如何评价呢？
在现如今的小学数学信息化教育过程中，很多小学生家中都有电脑设备，而且小学生的计算机知识也较为丰富。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小学数学教育信息化教学方案的优化过程中，适当邀请小学生参与。如通过融入学优生的思维和方法， 能够让其他小学生在数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中，获得正确的参考和指导，不受错误的思维影响，不断朝着更高的水平前进。另外，信息化教学的进行，是持续性的教育工作，单纯追求短期教育成绩，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要注意培养小学生的特长，这样才能大幅度地提升教育的可靠性、可行性。优化信息化教育方案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地与家长进行探讨和分析，了解到更多的反馈内容。
王：不是的。达米特对奥斯汀评价不高，我是从他的言语、口气和态度感觉到的。他读过奥斯汀的东西，上过他的课，和他有长期的亲身接触，所以，他的意思是多重的。我赞同达米特只是赞同他的学术观点。也就是说，我对奥斯汀的看法只是一些学理上的认识。我认为他的研究偏重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不同。至于说到牛津日常语言学派，问题要复杂很多，还涉及到日常语言学派和人工语言学派之争，说起来也比较麻烦。我在《走进分析哲学》专门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最好还是换一个话题吧。
在城镇化背景之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家庭结构的日益小型化，农村居家养老成为一种“适合国情，符合民意”的养老模式。应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居家养老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充分挖掘农村居家养老的发展优势，利用有利的发展机会，不断改善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劣势，规避可能存在的威胁，从而制定合理的农村居家养老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农村居家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四
放在当今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极其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领导干部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敢于尝试的革命气魄，在处理重要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做到态度坚决、旗帜鲜明；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坚持原则和表明立场，面对困难要敢于迎难而上；在历史紧要关头要政治上靠得住，忠诚于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2]415；在和平建设时期，要看他“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2]415。
张：这里好像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您在《寂寞求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谈到，当年达米特和您谈到奥斯汀，但是对他评价不高。在您的众多论著中，很少看到您谈奥斯汀，即使在《走进分析哲学》中介绍他的思想及其流派，也看不出您对他的推崇。奥斯汀是英国牛津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开创了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从国内一些研究文献看来，奥斯汀实际上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力上，放在各种语句表达所完成的言语行为上。有人认为，如果从语言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奥斯汀似乎对弗雷格语言哲学是有继承性的。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弗雷格的语力理论。这说明奥斯汀的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是为什么达米特却对以语力研究为重点的奥斯汀哲学评价不高呢？为什么您好像从来也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呢？
高校体育教学与专业课的教学存在着各方面较大的不同，但是在体育教学中也按照专业课程教学评价一样进行相应的评价管理，并融入学生评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肾脏科不合理应用伏立康唑片的另一显著问题是给药剂量不足。91.91%的患者在第一个24 h内未给予负荷剂量，则其血药浓度无法在第一天接近稳态浓度，即使之后给予足量维持剂量也需到第6天才能到达稳态[1，14]。病历资料显示，除1例在用药几天后改为正确维持剂量外，其余135例患者全部存在维持剂量过低的情况，既不科学也不经济。另外，若腹膜透析患者发生腹膜炎，“指南”推荐可使用抗真菌药物预防和治疗真菌性腹膜炎，此时伏立康唑片的推荐剂量也为常规维持剂量200mg q12h po[9]。
张：我知道，您是非常推崇早期维特根斯坦的。
王：是的。他的《逻辑哲学论》是一本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对世界的认识的非常好的著作。他提出的“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就是这一工作成果的杰出体现。人们称道的主要也是他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探讨世界的方式并且得出新的认识。达米特的工作也是同样。简单地说，你刚才提到的意义理论的形式，我说的达米特框架都是这种工作的体现。分析哲学的工作是与语言分析相关，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分析语言而分析语言，而是旨在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这也是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根本区别。
首先对矿石样品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筛选铷、铌、钽以及其他含量较高的主要元素进行了化学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可知，矿石中达到矿产资源工业利用品位的仅有铷，铌钽仅达到边界品位，其他元素均不具有工业利用价值，所以本次工作主要针对铷的赋存状态进行研究。
张：我最近读了您的《语言与世界》认识到，您的句子图式也是这样的工作。每一个句子图式是对一类句子表达方式的刻画，由此可以获得关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以前我在研究达米特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他有非常多的语言分析，包括对量词和量化方式，包括对语言层次的区分，他的分析非常细致，在许多地方远远超出弗雷格，因此也使人在读他的著作时总觉得有些费力。借鉴您的说法，语言分析是表面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语言分析背后的东西，从而对这样的语言分析做出很好的认识，并且通过这样的语言分析达到关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
张：确实如您所说，二手文献非常多。
由式(1)可见,通过改变杆件初始和终点起吊角度以及3个杆件的长度去实现改变起吊高度、物体移动距离等起吊参数,得出了起吊参数对该机构的影响规律,即通过改变杆件各参数可实现.
张：哲学所从事的是逻辑分析，是基于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语言分析。谢谢您的回答。所以“执着”一下还是有好处的(笑)。语言分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也有很多人对它表示不满啊。达米特在《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谈到，分析哲学家不探讨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等等；这令外行或非专业人士很是失望。在达米特看来，人们不满的原因主要在于分析哲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太技术化，这样常常会让人“一头雾水”，这样的语言分析让大众觉得像是文字游戏，因而远离分析哲学。而达米特的回答是：“我不道歉”(I make no apology)。我觉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想听听您对他这种态度的看法。
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奥斯汀的看法，实际上反映出对哲学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达米特的。奥斯汀是语言学家，他的特长是对语词意义的解释。语言理论是经验理论，奥斯汀提出的以语言做事情，完全是一种经验的理论。而无论是弗雷格还是达米特，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换句话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涉及一些经验的东西，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我也是同样。奥斯汀的东西我都读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在《走进分析哲学》中就说过，奥斯汀的东西经验性的东西太多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我已经放弃二十多年了，因为它们与哲学研究是根本不同的。达米特的东西我一直在读，因为他的东西是哲学，是与逻辑和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
张：人们知道，您是研究弗雷格的专家。在我眼中，您对达米特也很有研究，尽管您没有怎么写过东西。既然他是您最喜欢的哲学家，您能谈一谈您对他的看法吗？
王：你这是考我啊，还给我戴了这样一个高帽(笑)。我就说一说他对我的影响吧。我是在研究弗雷格的过程中读到达米特的。在阅读他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思想非常深刻。他几乎讨论了弗雷格所讨论过的每一个问题，而且在一些重大而主要的问题上，他都极大地推进了弗雷格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在讨论中还涉及当代许多最重要的哲学家包括奎因、戴维森等人的最主要的观点，他还与不少人有直接的论战。这些讨论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弗雷格思想的研究，而且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他所讨论的问题以及他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探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通过说明它们最初分道扬镳的原因而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并由此说明它们是否可以融合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当代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里有思想方面的，也有方法方面，还有学术视野方面的。有人说，我是一个弗雷格主义者。这一点我是承认的。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弗雷格的思想，我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但是通过阅读达米特，我同样受到他的很大影响。而且他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张：您的意思是说，弗雷格和达米特对您有同样的影响吗？您说的学术视野又是什么意思呢？
张：是的。我确实觉得达米特的东西难读，很费力气，比读其他人的东西要多花许多时间，比如戴维森的东西就容易读。我能问一下您的感觉吗？您觉得达米特的书为什么难读？难读在什么地方呢？
张：我一直认为，您的观点和达米特非常接近。现在我终于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也受弗雷格和达米特的影响，所以我是比较赞同您的观点的。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刚才您明确谈到语言哲学是研究先验性的东西的，它与经验性的研究形成区别。我看到，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您区别语言哲学与泛语言哲学。最近这两年，您又多次谈到“加字哲学”。所谓“加字哲学”指的是众多的具体的哲学分支，比如文化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您说“语言哲学”也是加字哲学，但是它与其他加字哲学不同，因为它所包含的“语言”一词没有对象、流派、地域的含义，而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您的这一提法是不是也是为了说明语言哲学与其他哲学分支的区别呢？或者让我更明确一下：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语言哲学是先验性的研究，而其他哲学分支是经验性的研究呢？用您的话说，这涉及学理的讨论。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有必要再问一下。
王：涉及学理的讨论，就要严格一些。如果认为语言哲学中的“语言”一词有对象意义，就像科学哲学、文化哲学中的“科学”“文化”一词一样，那么这样的语言哲学就是我说的泛语言哲学。所以我说我不太喜欢“语言哲学”这个词，因为它会使人联想，会导致一种做法，好像只要与语言相关就行。达米特1973年的名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显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它的核心内容是意义理论，凸显的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所揭示的，用达米特的话说，就是how our language is working(我们的语言是如何运作的)，而这一解释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说明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所以在这样的研究中，逻辑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是同样。他从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出发，从事实过渡到句子，通过关于句子的考虑而得出句子的普遍形式，从而通过对语言结构的说明达到了对世界的结构的说明，包括对事实和逻辑空间做出说明。这种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关于世界认识的途径基于分析哲学家们的一个认识：我们所有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用语言表达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语言而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无论人们是不是赞同这样的看法，不管人们对这样的看法提出什么样的质疑，我认为这至少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我赞同和认可的方式。这样的研究是先验的，这一点，你研究达米特，肯定是清楚的。至少他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表现得非常清楚。而加字哲学完全不同。一般来说，一种加字哲学就是将所谓哲学研究与某一种经验的东西联系起来，因而使相关研究成为经验的，而不再是先验的。比如文化哲学，人们说它是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你可以看出，在这一说明中，哲学已经是一个自明的概念。我提出加字哲学这个概念，就是想说明，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分析哲学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些与经验相关的研究。不是说这样的东西不可以研究，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问题是，人们还应该看到分析哲学这样的研究，应该看到这样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应该懂得为什么它们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
五
张：确实是这样的。在国内一些人看来，分析哲学似乎已经过时，分析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在中国更没有必要开展分析哲学的研究了。有人还说，现在应该是“走出分析哲学”了，而不是“走进分析哲学”。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问题。我想您也一定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王：当然。最初我的书名叫“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因为书中主要是通过介绍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和问题而说明，他们是如何进行哲学分析的。哈佛燕京丛书编委会的专家们认为这个名字不好，要求改。我认为他们不懂，但是也不必和他们计较，就改成“走进分析哲学”。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说，应该通过学习和掌握哲学分析的方式而认识和把握分析哲学的理论和问题。我所说的哲学分析主要是指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因此，这样的哲学分析即使对于加字哲学也是有益的。借助“走进”之说，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学习和研究加字哲学的人从来也没有“走进”过分析哲学，甚至根本就不懂分析哲学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们压根也就没有“走出”的问题。所以，他们侈谈走进走出分析哲学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还认识到，这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加字哲学与分析哲学本来就是两回事。
张：难怪您说国内学界加字哲学大行其道啊。这样看来，在国内发展分析哲学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啊。
均按照GB/T4789-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标准进行，均采用VITEK生化鉴定卡进行生化鉴定，用PCR方法进行菌种鉴定。
王：从哲学史看，亚里士多德、康德、胡塞尔，一直到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再到奎因、达米特、戴维森等人。他们大多数人的著作都被认为难懂。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先验的，他们的方法都是技术性的，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深入思考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他们是形而上学的荣耀，也是哲学的荣耀。我认为，哲学的研究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他们的研究才是我的审美取向。
注释：
①指王路教授翻译的达米特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一书中的导论和最后一章，分别以《弗雷格》和《弗雷格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为题发表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1988年第3期)和《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
②在该书第七章“真之实质”中，王路教授认为，主张T语句的人其实是想用真来刻画意义，但是，由于“是真的”在T语句中是以断定的方式说出的，因此就具有了“把某物看作真的”的色彩，因而带有主观性。而弗雷格做出了“是真的”与“把某物看做真的”之间的区别。弗雷格关于意谓的论述主要是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因而是客观的。——访谈者注。
③它们分别发表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7期和1992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8—0072—07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问题研究”(ZD2018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燕京，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河北 保定 071002 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逻辑学、分析哲学、形而上学。北京 10084
收稿日期2019-04-10
责任编辑 尹邦志
标签：哲学论文; 语言论文; 奥斯汀论文; 理论论文; 逻辑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期论文;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问题研究”(ZD201818)阶段性成果论文; 河北大学哲学系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