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果树增产新法（论文文献综述）
童肖[1]（2018）在《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我国近代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重要基地,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延聘欧美专家学者、引进留学生以及设立农学院校培养人才,中大农学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大创立起国内领先乃至国际一流的农学学科,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科研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将中大农学院的主体——农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过程、群体的总体特征,及其在学科创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对中国当代高等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推广具有借鉴意义。处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时期,民国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大农学家群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三个时期的发展与充实,中大农学家群体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在群体结构上,构成这一群体的核心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在25-44岁,且青年学者的数量持续增长。群体中外籍学者以日本和欧美籍居多,中国学者近半数来自江浙地区。作为学科最为齐备的农学研究中心,中大农学院中农学家群体的学科构成广泛,几乎涵盖了近代农学的各个方向,同时在数个学科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优势。从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大多在国内接受基础科学教育,同时学术上普遍受到西方的影响,90%以上的成员有国外留学经历,近一半在美国获得最高学历,由此形成中大农学院与国际学术界的紧密对接。但无论是科研活动还是教育活动,中大农学家都立足中国的现实需要,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而孜孜以求。中大农学家们农学素养深厚,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精神投入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中,成为近代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面对中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局面,秉持着“师夷长技”以救国的思想,他们立足农学发展,以农兴国。其中不少农学家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正是这份爱国情怀激励他们,他们在中大农学院开课授业,传播农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大批近代农业人才;将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引进中国,结合中国实情,开创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学科;培育适宜中国生长繁育的良种,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越。除此之外,他们协助创建科研机构以推动农学研究,并在日常科研教学中,创办学术刊物如《农学月刊》、《农学丛刊》、《农科通讯》等,通过这些学术刊物,他们引进、介绍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研究信息,刊登最新的农学研究动态,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大农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农学家的群体特征,本文总结了几点可供当代高等农业院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借鉴之处。首先,农业科研应切合社会生产的需要,走为农服务的道路;其次,注意加强与农业机构、兄弟院校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博采众长,推动一流学科的建立;三、农业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重视专业素养的提升,还应重视学人精神品质和学术精神的塑造及传承,从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化意识、爱国忧民的农业科研人才;最后,加强学校的制度建设,为人才集聚创造优良的学术环境。
林凤翔[2]（2017）在《民国岭南《农事（双）月刊》述评》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曾经创造了诸多辉煌的成就,但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了。鸦片战争的爆发,面对山河飘零,国家穷困的落后局面,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倡“农业救国”,努力尝试多种方式,以求改良日渐凋敝但赖以为支柱的农业。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意识到推广先进农业便于他们在华传教,因此一些传教士开始将一些现代农业技术带到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一批高等农科学校的建立也有在华传教士的协助,他们希望中国的广大农村也能接触到基督教,而农业极好的载体。岭南大学农科就是其中的一个生动范例。由岭南大学农科发展起来的岭南农科大学于民国十一（1922）年成立,为了便于岭南农科的推广和宣传,一批涉农刊物（有英文版和中文版）陆续问世,《农事月刊》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岭南大学收归国有以后,经费日趋紧张,改为《农事双月刊》。农科大学也改组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后来伴随着抗战期间的辗转,《农事（双）月刊》的曲折经历勾勒出国人对发展我国先进农业的艰辛历程。岭南大学农科在我国农业期刊发展上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同样在农业期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岭南大学农科没有成立专门的刊物出版机构之前,都是将涉农方面的研究零散地印刷或者投寄,不利于成果的推广和自身影响力的传播。《农事（双）月刊》创办后,只要语言是中文,面向国内发售。宗旨为提倡农业科技,倡导农业技术改良,内容分为调查、新闻、着作、文艺、农歌、林业、园艺、行情等,及其他涉农事件或者时令行情均有刊载。一月一号,一年为一卷。民国十五年七月（1926年7月）,因为经费所限,《农事月刊》更名为《农事双月刊》,改为隔月一册,增加每号篇幅内容。后因经费捉襟见肘和人员凋零,期刊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停刊,后来广大读者的诉求下,两度复刊,甚至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度复刊,可大致窥见该期刊的影响力。本文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农事（双）月刊》进行全景分析,期间也会展现出岭南大学农科的发展历程。首先介绍了《农事（双）月刊》的创刊背景和创刊宗旨以对该刊物有个初步的了解;第二部分梳理了《农事（双）月刊》的发展演变及更新,探讨其艰难的办刊历程及如何根据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以更好地服务时代的需要;第三部分分析了《农事（双）月刊》的办刊风格及其影响力,探讨其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农业科技刊物所具有的影响力;第四部分考察了《农事（双）月刊》的部分文章摘录及涉及人物分析;第五部分探讨了《农事（双）月刊》反映的社会信息;第六部分总结了《农事（双）月刊》的价值和主要历史意义,包括对当时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指导当时的农业部门制定政策,解决农业问题及农民生活之改造以及对近现代中国农业教育的贡献四个方面。总之,《农事（双）月刊》在岭南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史上、在华南地区高等农业农业发展和教育史上,乃至在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发展史、科研史、教育史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民众生活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胡茂胜[3]（2011）在《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只有农业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推动农业近代化的力量有很多,士绅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农业改良,推动农业的近代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江苏是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也是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地区。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鱼米之乡,有着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禀赋,传统农业比较发达,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业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此外,江苏地区还是西学东渐中的一个重要港口,士绅阶层较早受西方农学的影响,其开明程度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研究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可以为当今江苏乃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论文以士绅为视角,以农业近代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及倡导,并考察了士绅对推动江苏农业科研、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教育及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历史局限性。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研究法,成为本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并结合现代化的理论方法。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士绅和近代农业,所以历史文献法便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有关近代士绅及江苏农业的档案、专着、期刊、报纸等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既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论文企求达到的学术目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着名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没有大的改进,农业技术也未见大的改观。清朝后期,西方近代化机械、电气、化工等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西方产生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的使用为主要特色的近代化农业,并且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化农业教育体系,再加上人口、耕地等诸多问题开始困扰中国农业,所以晚清时期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大的改观；农业品种缺少改良,无法与西方科学选育良种相比；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资金贫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以致无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无法与洋货竞争。另外,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而妨碍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成了制约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瓶颈”。晚清时,江苏不少士绅第一次迈出了国门,踏上了出洋考察或修学的征程。尽管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考察西方的近代化农业,然而在游历过程中却不断地看到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无不观之而惊叹。他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差距,是最早受近代化农业启蒙的一批人。出洋的所见所闻,为他们日后着农书、立农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通过着述,一方面向世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农业科技,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农业,倡导推行近代化农业。他们对近代化农业的译介和倡导,为江苏士绅实践近代化的农业奠定了舆论基础。农业科技离不开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步骤,就是建立农事试验场。近代化农业科技传入中国之后,江苏士绅或是协助地方政府筹建近代化农事试验场,或是资助农事试验场,或是自己创办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试验场,大大推动了江苏农业科研的发展。此外,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式生产,缺乏合作与交流,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士绅们对西方国家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中国小农生产面临的挑战,他们开始仿效西方和日本兴办农会,创建农业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管理。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能否实现,农业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素质和能力,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因此,江苏士绅们对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传播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创办了各种近代化的农业学校,还很注重农业的社会教育,筹办了农业博览会。他们兴办的一些农务组织也发挥了教育功能,起到了推广农业科技知识的作用。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进行农业科学试验,转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士绅们力图改造江苏传统农业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步骤,而要真正实现对江苏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则必须将近代农业技术运用到生产中。为此,江苏士绅们大力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技术,期望能够早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晚清民国时期,江苏士绅开展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农业实践。他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近代化农业的推广,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科举废除以后士绅在职业、知识结构、生存空间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转变,三是士绅的传统功能在近代得以延伸,四是地方自治下士绅的权力不断扩张。这些都为士绅们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创造了条件。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在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方面,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效。一方面,是在推行近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往传统社会内部所不具备的新兴事物。另一方面,传统农务事项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士绅们的农业实践,推动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当然,相对江苏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士绅们的农业活动还不足以使江苏农业完全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们在发展近代化的农业中倾心倾力,出钱出地,然而论及业绩,倡导启蒙的意义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依然只是沧海中之一粟,晨曦中之一抹亮光而已。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制度、人口问题、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以外,与士绅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关系。回顾和总结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今天的乡村地方精英们提供不少珍贵的历史启示。
丁晓蕾[4]（2008）在《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陆续得到阐明和运用,实验科学逐步取代经验科学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农业科技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蔬菜科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芽,并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或快或缓地向前发展。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蔬菜科技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萌芽,民国时期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与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历程。在以育种和农业化学为主体的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以及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农业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国蔬菜科技取得了重要进步,并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蔬菜的综合生产供应能力。到20世纪末,我国的蔬菜科技赶上并在部分领域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首先在回顾中国传统蔬菜科技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历程,并依据其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发展进程分为萌芽（晚清-1911）、初创（1911-1949）、繁荣发展（1949-1966）、曲折发展（1966-1977）、快速发展（1978-2000）五个阶段；然后对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科研推广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以及百年中我国在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蔬菜作物遗传育种、蔬菜作物栽培、蔬菜作物保护、蔬菜贮藏加工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国家政策、制度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资源与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蔬菜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结语部分对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对21世纪的蔬菜科技发展进行了展望。研究认为：20世纪我国的蔬菜科技完成了由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转型。中国蔬菜科技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曾受到多个国家的影响,如20世纪前20年的日本、1920至1940年代的美国及西欧、1950年代的苏联等,1970年代后,基本形成了我国自己的蔬菜科技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步过程中,相关学科的发展,国家政策、科研投入的大力扶持,科研组织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协作研究的广泛开展,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决定了蔬菜科技在20世纪后20年及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沈志忠[5]（2004）在《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其科技进步的过程。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第一次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再是“抚有四海”、“富甲天下”的“中央之国”，中国已经落后了。这直接促成了1860年的“洋务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那时起，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对外开放，开始了其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近代中外科技交流中，中美交流可说是后来居上。至民国时期这种交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而近代中美科技交流最多且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就是农业。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第二，美国因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历史条件，18、19世纪一直以农立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因此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一种客观需求。这也正是为什么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生物学和农学较其他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发展更为迅速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始于19世纪末。初期工作主要限于图书文献的译介和农业知识的传播、生物资源的专项考察及不对称交流也是主要内容之一。较为正式且有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开展校际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是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之正式开始；后来又有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农具改良合作、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 在中关中国作物改良合作结束不久，康大育种教授马雅思（C．H．Myers）回美国写成五年合作的总报告，详述合作经过与成就。1964年，康大农学院洛夫（H．H．Love）教授和原金大农学院院长芮思娄（J．H．Reisner）合着《康乃尔大学与金陵大学作物改良合作计划》（The Cornell-Nanking Story），也对这些交流与合作项目进行了评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着名育种专家沈宗瀚先生在台湾发表了带有回忆性质的论文集《沈宗瀚晚年文录》，其中有《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中美农业技术合作》等文章，对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状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价。这些文章或论着既是当时的工作总结，也可以说是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的初步研究。 本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国内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着述很多，但以前的研究大多侧重政治、外交、商业及文化教育方面，对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进行系统研究者尚不多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专着出版。因此，本研究的完成将有助于填补在这一认知方面的不足。古人云:“以史为鉴”。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对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对我国目前及今后的农业教育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近代中美两国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对于今后的中美两国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今后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同样能够提供相当多的借鉴作用。 本论文力图从多个角度探讨影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对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 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依据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以及论文创新之处等。 第一章介绍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社会背景，包括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近代美国农业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重点论述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途径。按照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规模可以划分为先导和深化两个阶段，先导阶段是主要是民间的、零星的引进和传播，深化阶段是有组织、有规模的交流与合作。主要途径有教会与传教士、外侨、官员和实业家、中国留美学生和美籍农科教师以及中美两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校等。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美两国间作物品种改良及推广的交流与合作。我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中美两国在作物育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大致经历了创始、奠基、发展三个阶段。本章以稻、麦、棉育种为代表，兼及其他作物，阐述我国的育种科学是在吸收外国近代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后诞生的，特别是一些美国育种专家的来华，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而且直接参与了我国育种的实践，这对我国近代育种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美两国间在农机具、土壤肥料和病虫害防治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农机具方面，其主要成绩表现在垦田农机具、排灌农机具、畜产机械、植保机械等农机具的引进与改良;农机具的教学与研究;农业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等。在土壤肥料方面，成立了土壤肥料研究机构，培养了土壤肥料科学人才;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土壤调查;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了我国首次大范围的地力试验;开展肥料试验，促进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在病虫害防治科技方面，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病虫害防治研究机构;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水稻螟虫、棉
裴家兴[6]（2021）在《吴耕民的园艺学实践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代园艺学大师的吴耕民,是我国着名的园艺学家、园艺实践家、园艺学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园艺学事业的奠基者与开创者之一,其成长经历与我国园艺学事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论文通过对吴耕民园艺学实践的解析,分析其园艺学思想,论文主体的三章是对吴耕民一生的学术实践进行的系统分析,并通过一章对吴耕民的园艺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论文也可为了解中国现当代园艺学发展脉络提供一些理据。绪论部分主要针对论文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综述以及创新之处等五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章主要简述了吴耕民的学术历程。从吴耕民的求学之路、留学深造、教研耕耘等三个方面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简单梳理,为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做铺垫,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近代园艺学的转变。第二章主要研究吴耕民的蔬菜园艺实践。重点对吴耕民在1957年前的蔬菜园艺实践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分析了国外优秀品种的引入以及国内品种及技术的调查等时代语境,阐述了吴耕民如何推动近代中国蔬菜园艺的发展。本章结合吴耕民在蔬菜栽培技术方面的一些论着,分析了他的思想及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吴耕民在蔬菜园艺方面的实践,也可以了解近代中国蔬菜园艺事业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吴耕民的果树园艺实践。重点对他在果树修剪、果树分类、果树命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吴耕民对果树修剪尤为擅长,着重研究吴耕民的果树修剪技术,同时也解读果树修剪学的发展历程。吴耕民对果树分类学研究较多,通过他的果树分类学思想,可以了解我国近代果树分类学的发展的关键点。通过吴耕民对果树命名的研究,可以了解果树命名对果树园艺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吴耕民果树园艺实践进行研究,可以了解近代果树园艺的发展历程。第四章主要研究了吴耕民对园艺学科建设的贡献。吴耕民参与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园艺系的创建、编写了最早的教材、参与创建了中国园艺学会、创设我国最早的省级单独设立的专门园艺试验机构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整理研究,探究他在园艺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及其影响。第五章主要归纳总结了吴耕民的园艺学思想。从1920年开始从事园艺的教学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耕民始终从园艺学的实践出发,不断总结相关理论,逐步形成了他的“易地栽培”的园艺技术改进思想、“现实关怀”的国计民生思想以及“教研践行”的园艺学教育思想。结束语则对全文进行总结,说明吴耕民是我国近代园艺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和开创者。通过吴耕民在蔬菜园艺实践、果树园艺实践、园艺学科建设三个方面的贡献,以及分析吴耕民的园艺学思想,足以证明吴耕民在中国园艺学事业的奠基性地位。
孟珈蒂[7]（2019）在《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河南省的一大经济支柱。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自然灾害影响和大规模病虫害出现,导致当时的河南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河南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农业危机问题,从清末开始,借鉴保定农事实验机构建设经验,推行建立农事实验机构,以提升农业技术,加快优良作物品种的推广,以达到解决农业危机和推动农业发展的目的。研究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事实验机构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河南地区农业改良概况以及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线索,可以丰富对河南农业发展的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清末、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农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至1958年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研究方面,河南省农事实验机构在清末时期开始设置,在设立之初则开展了蚕桑的养殖试验活动,同时也开始引进国外优良的作物品种进行培育;民国时期,农事实验机构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开展了多项作物选育与栽培试验;1949年至1959年,河南省农事试验活动迎来的大爆发,在育种、作物栽培试验方面成效显着。在农业推广方面,河南省从19世纪初开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至民国中期,棉花已经成为了河南省的农业支柱产业;在小麦推广种植方面,1924年河南省在实业厅在开封、商丘、信阳、汲县、洛阳等五处各设立省立农事实验机构后,便开展了优良小麦品种的推广种植和小麦的试验;另一方面,1934年河南省5大农林局开展农业推广,取得了较大成效;1949年至1959年河南省的农业推广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河南地区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也具有局限性。如缺乏稳定的行政架构,缺乏优秀的农业人才团队,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持,缺乏完整的农业推广链条,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等。通过本研究,在对1908年至1958年河南农事实验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作详细梳理和深入分析外,探讨其发展经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参考意义。如,坚持以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投入,加快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新型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等。
郑瑶[8]（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指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朱子静[9]（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林蓉[10]（2015）在《福建协和大学教授与抗战时期的福建社会（1937-1945）》文中提出福建协和大学是近代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她于1916年创办于福州,1931年注册为“私立福建协和学院”。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迁往闽北邵武地区,继续坚持办学,不仅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亦为抗战时期的福建的教育、文化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福建协和大学里的教授群体作为福建协和大学办学的中坚力量,是一群高素质、重实践的人才团队,协大正是以这一群体为核心的科研以及管理团队,迈向了新的高峰。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着重分析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高等教育实践,参与抗战活动,指导福建教育事业,深入农村进行改造运动等方面,力图揭示这一教授群体的群体特征,并展示这一群体的精神风貌。
二、国外果树增产新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果树增产新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动因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过程 |
| 第二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年龄结构与籍贯分布 |
| 第二节 学科结构 |
| 第三节 学历结构 |
| 第三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活动与影响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科研活动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教育活动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推广活动 |
| 第四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学术特征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精神品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2）民国岭南《农事（双）月刊》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2 岭南农科大学成立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 |
| 2.1 晚清以降兴农思潮和兴学举措的影响 |
| 2.2 清末民初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 |
| 2.3 岭南大学的形成历程 |
| 3 《农事（双）月刊》的创刊概略 |
| 3.1 《农事（双）月刊》创刊历史背景 |
| 3.2 《农事（双）月刊》主要创办人 |
| 4 《农事（双）月刊》简介 |
| 4.1 从《农事（双）月刊》办刊宗旨和目的 |
| 4.2 《农事（双）月刊》在当时的意义 |
| 5 《农事（双）月刊》的发展演变及更新 |
| 5.1 《农事（双）月刊》发展概述 |
| 5.2 《农事（双）月刊》各期出版动态 |
| 5.3 《农事（双）月刊》的更新 |
| 6 《农事（双）月刊》办刊风格和着述分析 |
| 6.1 《农事（双）月刊》办刊风格 |
| 6.2 《农事（双）月刊》的发行状况 |
| 6.2.1 《农事（双）月刊》行文风格 |
| 6.2.2 《农事（双）月刊》涉及的人物 |
| 6.2.3 《农事（双）月刊》重要章节解读 |
| 6.3 《农事（双）月刊》体例格式 |
| 6.3.1《农事（双）月刊》栏目设置 |
| 6.3.2 《农事（双）月刊》载文风格和封面设计 |
| 7 《农事（双）月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 |
| 7.1 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引进 |
| 7.1.1 开启民智，唤醒农民觉悟 |
| 7.1.2 直接指导农民的生产 |
| 7.2 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借鉴和指导 |
| 7.3 对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贡献 |
| 结语 |
| 致谢 |
| 附录 |
| 1924年—1925年之农科学生名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在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清单 |
（3）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本文"士绅"的范围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 |
| 一、农业技术 |
| 二、生产工具 |
| 第二节 农业品种缺少改良 |
| 一、棉花 |
| 二、蚕种 |
| 三、其他品种 |
| 第三节 农产品缺乏竞争力 |
| 一、国际市场 |
| 二、国内市场 |
| 第四节 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 |
| 一、农业生产中充斥着迷信色彩 |
| 二、缺乏改良传统农业技术的意识和技能 |
| 第二章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和倡导 |
| 第一节 江苏士绅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 |
| 一、西方近代化农业机械 |
| 二、西方近代化畜牧业 |
| 三、西方近代化农业科研 |
| 四、西方近代化园艺技术 |
| 五、西方近代化农业教育 |
| 第二节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论着的译介 |
| 一、创办近代农业报刊 |
| 二、翻译出版近代农业科技着作 |
| 第三节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倡导 |
| 一、对农工商关系的重新定位 |
| 二、主张引进或制造农业机械 |
| 三、重视农业科研及优良品种的引进 |
| 四、倡设新型的农业经营管理方式 |
| 五、提倡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 |
| 第三章 士绅与江苏农业科研及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农事试验场及其农业科研活动 |
| 一、筹办农事试验场 |
| 二、农事试验场的科研活动与成绩 |
| 第二节 农会及其职责 |
| 一、创立农会 |
| 二、农会的主要职责 |
| 第三节 农业公司及其新质 |
| 一、创建农业公司 |
| 二、农业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 |
| 第四章 士绅与江苏农业教育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大力兴办农业学校 |
| 一、士绅兴办实业教育的动机 |
| 二、与地方合作办学 |
| 三、自办农业学校 |
| 第二节 筹办农业博览会 |
| 一、组织参加国外农业博览会 |
| 二、举办省内农业博览会 |
| 三、农业博览会的知识传播方式 |
| 第三节农务组织的教育功能 |
| 一、农事试验场的教育作用 |
| 二、农会的知识传播功能 |
| 第五章 士绅与江苏近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广 |
| 第一节 引进、培育和推广良种 |
| 一、引进和培育优良棉种 |
| 二、培育推广优良蚕种 |
| 三、改良稻麦、蔬果及其他品种 |
| 第二节 植树造林 |
| 一、植树造林的新认识 |
| 二、植树造林的实践 |
| 第三节 垦植、灌溉、肥料生产和渔业技术 |
| 一、垦植技术 |
| 二、灌溉技术 |
| 三、肥料生产技术 |
| 四、渔业技术 |
| 第四节 丝、棉业与农产品加工技术 |
| 一、蚕业技术 |
| 二、棉纺织技术 |
| 三、碾米、榨油与面粉加工技术 |
| 第六章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局限性 |
| 第一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分析 |
| 一、政府的政策支持 |
| 二、科举之废与士绅的嬗变 |
| 三、士绅传统功能的延伸 |
| 四、地方自治下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成效 |
| 一、推广了先进农业科技知识 |
| 二、促进了农产品的高质优产 |
| 三、农业公司的作用和意义 |
| 四、推动农工商一体化发展 |
| 第三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士绅近代化程度总体较低 |
| 二、士绅自身财力有限 |
| 三、工业资本介入农业改良的局限性 |
| 四、士绅城居和劣化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重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传承与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蔬菜科技的传承与面临挑战 |
| 一、中国传统蔬菜科技的传承 |
| 二、中国传统蔬菜科技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分期 |
| 一、萌芽(晚清-1911) |
| 二、初创(1911-1949) |
| 三、繁荣发展(1949-1966) |
| 四、曲折发展(1966-1977) |
| 五、快速发展(1978-2000) |
|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 |
| 第一节 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园艺科技教育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 |
| 第二节 蔬菜科技人才培养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科技人才状况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科技人才培养 |
| 第三节 我国着名蔬菜园艺学家及其主要成就 |
|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研、成果推广与科技传播 |
| 第一节 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一、1949年以前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二、1949年以后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节 蔬菜科研、推广活动的开展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科研、推广活动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科研、推广活动 |
| 第三节 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 |
| 一、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 |
| 二、专业学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三、蔬菜科技的国际交流 |
| 第四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主要成就 |
| 第一节 蔬菜作物的种质资源研究 |
| 一、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进步 |
| 二、几种主要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保存和利用 |
| 第二节 蔬菜作物的遗传育种 |
| 一、蔬菜作物育种研究的进步 |
| 二、几种主要蔬菜作物的良种选育 |
| 第三节 蔬菜作物栽培 |
| 一、蔬菜作物栽培生理研究的进步 |
| 二、蔬菜作物设施栽培科技 |
| 三、蔬菜作物育苗与施肥科技 |
| 第四节 蔬菜作物保护 |
| 一、蔬菜作物病虫害调查、鉴定与测报 |
| 二、蔬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 |
| 第五节 蔬菜贮藏与加工 |
| 一、蔬菜贮藏运输技术 |
| 二、蔬菜加工技术 |
| 第五章 百年蔬菜科技进步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学科发展对蔬菜科技进步的推动 |
| 一、植物生理学为优化蔬菜生产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
| 二、植物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把蔬菜育种引向分子水平 |
| 第二节 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制度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一、国家农业政策部署、制度改革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二、研究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作用 |
| 三、实施科技规划和加大科研投入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引导与支撑 |
| 第三节 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 |
| 一、蔬菜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二、蔬菜科技进步对社会需求的刺激与促进 |
| 第四节 资源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 |
| 一、提高菜地产出率是缓解蔬菜生产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 |
| 二、社会对蔬菜产品安全提出新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课题研究 |
| 致谢 |
（5）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
| 第三节 近代时期美国农业历史的发展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途径 |
| 第一节 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主要途径 |
| 第三章 作物品种改良与推广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水稻 |
| 第二节 小麦 |
| 第三节 棉花 |
| 第四节 玉米 |
| 第五节 烟草 |
| 第六节 其它作物 |
| 第四章 农机具、土壤肥料和病虫害防治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农机具 |
| 第二节 土壤肥料 |
| 第三节 病虫害防治 |
| 第五章 园艺科技、林业科技、畜牧兽医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园艺科技 |
| 第二节 林业科技 |
| 第三节 畜牧兽医科技 |
| 第六章 交流与合作的动因分析和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历史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近代时期美国引进中国的物资品种一览 |
| 2：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主要项目一览 |
| 3：近代中国留美学农人员主要情况一览 |
| 4：近代美国来华农业专家情况一览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吴耕民的园艺学实践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目的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4 研究综述 |
| 0.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吴耕民的学术历程 |
| 1.1 求学之路 |
| 1.2 留学深造 |
| 1.3 教研耕耘 |
| 第二章 吴耕民的蔬菜园艺实践 |
| 2.1 蔬菜品种及技术的引进与调查 |
| 2.2 蔬菜技术的改进 |
| 2.3 湄潭的丰产栽培试验 |
| 2.4 指导工农生产 |
| 第三章 吴耕民的果树园艺实践 |
| 3.1 果树品种和技术的引进与调查 |
| 3.2 果树修剪研究 |
| 3.3 果树分类研究 |
| 3.4 果树命名研究 |
| 3.5 果树生产技术和科普 |
| 第四章 吴耕民对园艺学科建设的贡献 |
| 4.1 创建园艺系 |
| 4.2 编着专业教材 |
| 4.3 参与研究社团的创建 |
| 4.4 创设园艺试验机构 |
| 第五章 吴耕民园艺学思想浅析 |
| 5.1 易地栽培思想 |
| 5.2 现实关怀思想 |
| 5.3 教研践行思想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农业改良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农事试验机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2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设置 |
| 2.1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设置的背景 |
| 2.1.1 农业发展滞后 |
| 2.1.2 外国经济入侵 |
| 2.1.3 西学东渐浓厚氛围 |
| 2.1.4 政府基于改变困境的改良运动 |
| 2.1.5 地方官员对于农业改良运动的重视与支持 |
| 2.2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2.2.1 清末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2.2.2 清末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2.3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3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 |
| 3.1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3.1.1 民国时期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3.1.2 民国时期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3.2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规模发展概况 |
| 3.2.1 场地数量及规模扩大 |
| 3.2.2 经费投入增加 |
| 3.2.3 业务人员增多 |
| 3.3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3.3.1 农事试验与作物品种改良试验业务 |
| 3.3.2 农业推广业务 |
| 3.3.3 农业调查活动 |
| 3.4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场的发展成效 |
| 3.5 民国战乱时期河南农事实验场的停滞发展 |
| 4 建国初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与改制 |
| 4.1 建国初期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4.1.1 建国初期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4.1.2 建国初期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4.2 农事实验场的场地接收、整合和改建活动 |
| 4.3 建国初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4.3.1 农事试验与作物品种改良试验业务 |
| 4.3.2 农业推广业务 |
| 4.3.3 农业调查活动 |
| 4.4 建国初期农事实验场的发展成效 |
| 5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
| 5.1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成效 |
| 5.2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局限性 |
| 5.2.1 缺乏稳定的行政架构 |
| 5.2.2 缺乏优秀的农业人才团队 |
| 5.2.3 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持 |
| 5.2.4 缺乏完整的农业推广链条 |
| 5.2.5 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 |
| 5.3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对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参考意义 |
| 5.3.1 坚持以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 |
| 5.3.2 构建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5.3.3 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8）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福建协和大学教授与抗战时期的福建社会（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概况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群体结构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教育背景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社会任职 |
|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与金陵大学教授群体之比较 |
|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与福建的教育事业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对福建教育事业的指导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与福建“抗战建国”事业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抗战救国实践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建国实践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与福建农村社会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农村服务工作概况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福建农业研究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农村环境改造实践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与福建文化事业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学术研究与科学实践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群体的文化交流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国外果树增产新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D]. 童肖.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2]民国岭南《农事（双）月刊》述评[D]. 林凤翔.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3]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D]. 胡茂胜.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4]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D]. 丁晓蕾.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 [5]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D]. 沈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2004(02)
- [6]吴耕民的园艺学实践与思想研究[D]. 裴家兴. 山西大学, 2021(12)
- [7]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D]. 孟珈蒂. 华南农业大学, 2019(02)
- [8]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福建协和大学教授与抗战时期的福建社会（1937-1945）[D]. 林蓉.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