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家庭关怀指数量表(APGAR)、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自尊量表(RSES)对若干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家庭关怀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关怀与人际交往困扰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人际交往困扰呈显著负相关。此外，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家庭关怀；自尊；人际关系困扰
家，是爱与温暖的传递通道，是个体建立关系的开端。大学生群体在空间上看似远离家庭，但是他们的成长经验仍与家庭纽带仍有联结。原生家庭会在个体心里种下精神和情感的种子，它们会随着个体一同成长[1]，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自尊、自信、自我价值和人际交往模式。
家庭关怀(Family care)反映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及关系程度、互相支持及合作程度等，是个体社会支持和情感依托的重要部分[2]，是衡量家庭功能的重要指标。沈家宏的“家庭动力学”认为，家庭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早年经历会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状态。根据伯恩的“人生脚本理论”，一个人的脚本是别人所赋予的，这个别人通常是自己的父母，孩子对父母的要求会内化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所形成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个体一生的“人生脚本”。如果孩子的归属感被父母打乱，他们在长大之后，就会无法融入集体，也无法从他人那里找到归属感，从而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和安全感，进而产生人际关系困扰问题。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与原生家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际问题与家庭关怀和支持密切相关[3]。也有学者指出，家庭成员间相互关心、爱护以及相互的共享程度越高，孩子的正性情绪和心理韧性就越好，家庭关怀与自立人格，心理弹性和自我意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4]。
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它反映了个体或团体寻求满足需要的心理状态[5]，是个体社会化的表现。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它意味着个体生活从他律到自律，个体人际关系从对父母和老师的心理与情感依赖到与同伴的人际互动的转变。根据心理学家埃森克的人格发展理论，大学生大学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一是滞后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二是亲密感的形成，这二者与人际交往相关，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利于大学生人格的发展。近几年，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一直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表现出人际关系困扰。人际关系困扰又称人际关系障碍，是指交往过程中，因社会、文化、个体等方面因素而出现的人际关系或人际沟通的障碍[6]。学者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呈负向预测作用，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与安全感和自我分化呈负相关[7]，可见，人际关系困扰阻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和人格完善，研究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指导。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即对自己总体的态度和看法[8]，它是个体的一种心理资源。个体对环境、事件的评估受到自尊水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自尊个体具有较高的威胁侦测阈限，即在认知上，他们很少将压力事件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即使侦测到事件的威胁性，他们也能有效地进行自我调节。许多研究表明，自尊对与人际关系存在密切关系。自尊水平低的人，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容易对事物做出消极评估。自尊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自我接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较为满意，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更加自如，人际信任水平比较高。有学者指出家庭成员的情感关怀和亲密程度对个体成长中的自尊有很大的影响，功能良好的家庭让孩子充分体验到家庭的和谐温暖，进而会对自己有较高的自我肯定，有利于个体自尊的发展[9]。由此可以推测，家庭关怀影响个体自尊水平和人际关系状况，自尊作为心理社会资源会也会影响人们对目前人际关系的评价，自尊有可能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根据以上三者关系的论述，本研究假设：(1)家庭关怀会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2)自尊会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3)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着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南昌市某2所大学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267份，回收有效问卷254份，有效回收率为95%。其中，男生206名，女生48名；独生子女101名，非独生子女153名。研究工具有：
不同地区间旅游开发状况不同，比如，靠近天柱山这种大景点的乡镇经济发展普遍较快，而一些小景点附近的乡镇发展则显得有些滞后，这就造成了发展不平衡，收益不均匀的现象，因此导致一部分人已经脱贫，仍然很大一部分人还处于贫困状况。
(一)家庭关怀指数量表(APGAR)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引入绿色建筑概念，2001年开始探索性应用研究，2006年出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06），2013年出台《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建科[2013]53号），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国共评出3979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4.6亿m2 [1]，与2011年相比，标识的数量增加了5.9倍，标识的面积增加了6.5倍。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相信只要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终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不要害怕等待，每一次微小的、看不见的付出都缩短了与成功之间的距离。
(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通过对大学生的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得分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进行差异检验(见表1)，结果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家庭关怀、自尊、人际关系困扰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t=2.09,2.18,-2.43,p<0.05)。独生子女在家庭关怀和自尊得分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困扰得分上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三)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
因此，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中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在家庭背景上，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相对困难，家庭背景复杂，父母往往需要将时间用于获得家庭经济收入而无暇给予子女更多关怀和心理支持。独生子女的家庭条件相对优越，成长环境宽松，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心理压力小，自我接纳感强；在家庭关怀上，独生子女父母由于与孩子有着较强的情感依赖，他们的代际交流更为频繁，情感交流更好。非独生子女父母难以集中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照顾每个孩子，子女受到的关注度较少，难以与父母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结且在非独生子女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子女对父母“争宠”现象；在家庭教养方式上，独生子女由于生活在父母营造的舒适环境下，获得父母全部的关注和爱，他们更多得到的是父母更为科学民主的教育方式和关怀。非独生子女家庭相对庞大，父母为更好地对孩子加以管理，容易在家庭中形成权威式教育而导致孩子的自我满足感不高，产生焦虑、敌对和人际关系问题。
徐河来了气，拽着儿子，推搡着要将儿子赶走。徐云天杀机陡起，冷冷地说道：“爸，你别逼我。否则，今晚可能要出些事情。”徐河轻蔑地哼一声，挥手给了儿子两个耳光：“就凭你？我非宰了你不可！”
(四)统计处理与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把三个量表的全部题目共同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查看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主成分或某个主成分解释方差的大部分变异，即可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中的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提取出13个主成分，最大的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22.22%(小于40%的临界标准)。所以，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使用SPSS24.0及插件Process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通过对不同特征大学生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得分差异，及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三者关系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二、结果
目前加氢裂化装置采用的加氢工艺技术主要有UOP，CHEVRON，AXENS，SHELL，TOPSOE等国外技术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各技术专利商和工程设计单位对加氢裂化装置的联锁保护均十分重视，联锁保护的核心内容虽然基本一致，但是联锁保护的手段以及范围却不尽相同，出现该情况是由于各自工艺技术特点、应用经验以及安全理念的差异造成的。
(一)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差异分析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由郑日昌等人编制，用于测量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水平，共有 28 个问题，包含了交谈困扰、交际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和异性交往困扰 4 个维度。采用“是”或“否”的 0、1 计分方法，得分越高，说明个体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0。
表1不同特征大学生在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得分差异
变量独生子女(n=101)非独生子女(n=153)M±SDM±SDt家庭关怀6.75±2.125.67±2.092.09∗自尊29.30±3.9927.17±4.192.18∗人际关系困扰6.65±4.989.74±6.39-2.43∗
注: *表 p<0. 05，**表 p<0. 01，***表 p<0. 001，下同。
(二)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发现：家庭关怀和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0.409，p<0.01),家庭关怀与人际交往困扰及各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人际交往困扰及各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
(三)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人际关系困扰得分为因变量，以家庭关怀得分为自变量，以自尊得分为中介变量，采用3步回归分析法考察家庭关怀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首先将各变量对应的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第1步为家庭关怀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c；第2步为家庭关怀对自尊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a；第3步纳入中介变量自尊，作家庭关怀与自尊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b和c’。结果(见表3)：在第1步回归分析中，家庭关怀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0.396，p<0.001)；在第2步回归分析中，家庭关怀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0.409，p<0.001)；在第3步回归分析中，家庭关怀(β=-0.225，p<0.05)和自尊(β=-0.419，p<0.001)都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且c’显著(t=-2.742,p<0.05)，说明自尊在家庭关怀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ab 为-0.171(ab = c-c’ = -0.396+0.22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 /c)为 43.2%。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是我国第一个苏维埃县级回民自治政权，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沿着民族区域自治这条道路不断地进行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政策制度，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解放区分别建立了二龙回民自治区、鲁中回民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孟村回民自治镇、宣化二区回民自治区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5月，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政策进入了成熟阶段，也是我国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开端。
表2大学生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关系
变量1234567家庭关怀1自尊.409∗∗1人际关系困扰-.396∗∗-.511∗∗1交谈困扰-.349∗∗-.474∗∗.887∗∗1交际困扰-.443∗∗-.475∗∗.889∗∗.723∗∗1待人待物困扰-.272∗∗-.325∗∗.767∗∗.622∗∗.578∗∗1异性交往困扰-.212∗-.400∗∗.774∗∗.588∗∗.563∗∗.451∗∗1
表3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效应
步骤因变量预测变量βSEtR2F1(路径c)人际关系困扰家庭关怀-0.3960.243-4.825∗∗∗0.15723.278∗∗∗2(路径a)自尊家庭关怀0.4090.1625.004∗∗∗0.16725.037∗∗∗3(路径b)(路径c’)人际关系困扰家庭关怀-0.2250.243-2.742∗自尊-0.4190.122-5.097∗∗∗0.30326.951∗∗∗
图1中介模型图
Mackinnon等在模拟运算了多种研究中介效应的方法之后，发现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方法在中介效应分析中的统计功效最高。为进一步探究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参照Preacher和Hayes的Bootstrap方法，对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样本量设置为5 000，提供95%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I=-0.787 6,ULCI=-0.274 4)，表明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自尊后，自变量家庭关怀对因变量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也显著(LLCI=-1.146 4,ULCI=-0.185 2)。因此，自尊在家庭关怀对人际关系困扰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并非是完全中介，而是部分中介(见图1)。
三、讨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是否为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差异及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三者关系进行如下分析讨论：
该量表 1978 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Smilkstein 医师根据家庭功能特征设计，由张作记进行修订，具有简单、快捷的特点，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青少年以上的任何年龄组的受测试者，对自己家庭的功能进行主观的、量化的评价。 量表由五个项目组成：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采用的是三分法评分标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81。
(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差异
根据调查，独生子女的家庭关怀和自尊水平比非独生子女高，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困扰程度比非独生子女低。近年来，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人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呈现出不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表示，独生子女肩负着更重的成长压力，自尊感低，人际关系敏感[10]，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独生子女，但有与之相反的研究结论。本文与刘苓[11]、张朝[12]、黄龙[13]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刘苓等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性格较非独生子女，善于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状况优于非独生子女。张朝等的研究表示，独生子女的自我接纳度远高于非独生子女。黄龙等指出，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导致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独生子女。
该量表由Rosenberg编制，共10个题。采用四点计分，1代表“很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其中，3、5、8、9、10题为反向记分题。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有关自尊水平的测量中被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5。
“人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概念，人的意义只有在社会关系或类的关系中才得到彰显”[9]，人虽然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却始终保持着类的特性，自我发展的生命历程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始终与“他者”保持最亲密的联系。正是因为类的存在，确立了个体在公共领域中交往的可能性，实现人在群体之中的双向对象化实践。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公共空间都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人拥有平等的权力共享发展的成果。每个人既有享受公共成果的权利，也有捍卫每个人平等身份的义务，公共空间才能在有限的场域中，呈现最大的价值。
(二)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
根据调查，大学生家庭关怀、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家庭关怀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自尊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和本研究的假设(1)(2)一致。
首先，大学生家庭关怀与自尊呈正相关，与人际关系困扰呈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情感介入即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活动和一些事情关心和重视的程度更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人际疏离感[14]。孩子最初的人际关系起源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孩子会把与父母建立的关系内化到各自的内心世界即变成对主观世界的关系，然后会把这个内在的主观世界里的关系投射到外在的真实世界的关系中去，并影响或控制与外在的世界的关系。如果大学生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性情感，他们就会获得自我价值感、满足感和效能感，表现出自信，敢于展现自我，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社交上更多表现出人际信任和合群特点。相反地，如果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的多为消极性的情感，大学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感觉无所适从，选择退出正常的生活和人际交往，疏离他人和群体，在社交上更多表现出缺乏自尊与自信，对人不友善，缺乏信任。
其次，自尊与人际关系困扰呈负相关，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合[15]。自尊体现为个体的自我接纳，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效能感，自尊水平高的学生对自己的接纳度和认同度较强，相应自我价值和安全感较高，这种意识会让个体未来在与人打交道或建立关系时能够对别人产生信任感，形成和谐、坦诚相待的人际交往模式。自尊水平低的学生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否定自我，容易将内心的不安外化为对世界的敌意，难以自我接纳和接纳他人。他们为避免自己陷入不安的情绪而产生较强的自我防御心理，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阻断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这导致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较低，进而产生人际关系困扰。
(三)自尊的中介效应
根据调查，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2%，与本研究的假设(3)一致。这说明，家庭关怀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还通过影响自尊水平来间接预测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家庭关怀度低的学生自尊水平低，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交往对象的重心由过去的父母和老师开始逐渐转移到同伴，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化和交往性质的复杂化，他们面临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困扰。表面上大学生看似远离家庭，但实际上他们的人际交往模式却仍然与原生家庭有着意想不到的联结。家庭关怀包含了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5个维度，是个体社会支持和情感依托的重要体现。家庭关怀度高，意味着个体能够在家庭中感受较高程度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满足，促进个体强化积极正向的自我认知，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使其以乐观开放、坦诚的心态与人交往，人际关系困扰水平较低。同时，研究发现，当加入自尊变量时，家庭关怀对人际关系困扰的直接作用变弱。这一结果肯定了自尊在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间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引起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因此，改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除了完善原生家庭功能外，大学生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分化和独立，即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又能在情感和爱的关系上有联结，也就是说需要个体在联结与分离、归属与个性化、融合与自主性之间选择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加强对自我的认同，达到自我统一性，促进人格成熟，从而提高自己的自尊水平。
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家庭关怀、自尊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2)大学生的家庭关怀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自尊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3)自尊在大学生家庭关怀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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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FamilyCareand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ofCollegeStudents:MediatingEffectofSelf-esteem
XUE Minxiaa, SHU Manb
(a.SchoolofMarxism,b.InstituteofPsychologicalQualityEducation,EastChinaJiaot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13,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everal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family care index (APGAR),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and the self-esteem scale (R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care and self-esteem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family ca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and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Furthermore, self-esteem plays a part in mediating family ca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care; self-estee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05-0118-07
收稿日期：2019-03-16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大学生心理信息表达及引导研究”(xl201601)
作者简介：薛敏霞(1995-)，女，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舒曼(1977-)，男，江西余干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幸福感研究。
〔责任编辑：王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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