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芳望:黔学的形成及其转折论文

邹芳望:黔学的形成及其转折论文

【内容摘要】在郑珍莫友芝时代之前,心学和理学经过王阳明、陈法等人的先后倡导,在贵州产生了既深且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牢牢地盘踞在贵州学术风气的最基层上,成为了贵州士人相互交流的基础和共同使用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立身行事、求学问道提供给养。

【关 键 词】明清学术 黔学 阳明心学 陈法 理学

清代贵州汉学极盛时期,产生了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思想家,时至今日,他们仍是黔学研究中的重点和中心。他们在讲求乾嘉汉学之外,对程朱理学也推崇备至。要全面把握并弄清郑、莫诸人的思想渊源,就需要把他们还原到贵州本土的学术脉络中。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黔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大体来说,黔学兴起于明代,这时的学者几乎都处于阳明心学的笼罩下。到清代乾隆时期,贵州的学风才一变而为崇奉程朱理学。这一转变对贵州士人的影响同样既深且巨,从他们的著作、言论和行动都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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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贵州建省较晚,大规模开发则更迟至万历朝平定播州之乱和改土归流以后。康熙时浙西士人徐嘉炎说:“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称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军屯、卫所、官户、戍卒来自他方者,虽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乡,无不自称为寓客;其真黔产者,皆苗、僮、仡佬之种。劫掠仇杀,犷悍难驯,易于负固。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1]乾隆时曾任贵州巡抚的韦谦恒也说道:“黔居万山中,民苗错处,可畊之土什无二三,故远近号为瘠国。”[2]在这种普遍的认识下,外人视贵州为畏途。

直到18世纪初的嘉庆年间,武威人张澍在被任命为贵州玉屏县知县时,友人还用“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仡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宦斯土者往往鄙夷之,愿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一类的话来劝阻他。[3]外省士人不愿来黔,黔省之士中有幸外出为官的也不愿回到故土,以至于乾隆时的陈法要论证“居黔有八便”来相劝。[4]由于这些缘故,明清时期的贵州士人难以与当时主流的学术界相交通,即便偶有特出之士崛起一时,也大多不能被外界所知晓,终归湮灭于无闻。例如孔尚任在偶然读到黔省诗人吴中蕃的《敝帚集》后曾感慨道:“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5]这是清初的故实,我们从中可睹当时境况之一斑。

二、王阳明龙场悟道与黔学的肇兴

“良知之说本之孟子,惟孟子本爱敬而言,阳明离爱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灵觉之知也。阳明既曰良知即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歧而二之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来面目即儒门所谓良知。佛氏本来面目果性耶,天理耶?其所谓致者一若不假推致之力,纯任自然,无往非道。孔子生知,犹至七十始不逾矩,今欲人人不学不虑,坐致于此,其不致猖狂妄行者几稀,此任心废学之弊也。”[18](P27-28)

黄宗羲述王阳明成学的历程,认为:“先生之学,始泛滥於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13]此谓“居夷处困”即指在龙场之时。阳明成学在贵州,亦以其所得授予贵州诸生。万历中,郭子章撰《黔记》,于《乡贤列传》“理学”类中仅列孙应鳌、李渭、马廷锡,这三人诚然对后世黔学影响最大,但于阳明为私淑,并未亲承其教。至于郭氏“当时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之说则犹可商榷。[14]今检阳明书札,在《与贵阳书院诸生书》中尚可见“张时裕、何子佩、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源铭、李惟善、陈良臣、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易辅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彦、李良臣、高鸣凤、何迁远、陈寿宁”等诸生名字,[15]而其中汤伯元、陈宗鲁即莫友芝所谓“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者,汤伯元“得阳明之正”、陈宗鲁“得阳明之和”,宗鲁辞官回乡后“杜门不与世事,终日静坐,默记先圣语言与师说相证发”,[12](P117)亦即阳明“默坐澄心”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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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龙场悟道,继而主讲文明书院,是贵州早期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因缘。其影响历三百年不绝,当乾嘉汉学极盛之后,郑珍犹谓“今吾黔莫不震服阳明之名”,而他本人也“沐浴文成公之教泽”。[10]可以说,黔学逋一形成即是以阳明心学的面貌呈现的。阳明贵州讲学的盛况在《明史》、《明儒学案》等书中都语焉不详,幸而在地方文献中还有迹可循。《黔书》谓:“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龙场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鴂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观其课诸生四条,并问答语录,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弦诵流传,以讫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声,霭霭如越音。岁时伏腊,咸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于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广,而泽何其深且远欤!”[11]《黔诗纪略》也记有当日的情形:“王阳明先生守仁之谪龙场驿丞也,提学席副使书请居文明书院为诸生讲知行合一之学。席公公余常就见论难,或至中夜,诸生环而观听,常数百人,于是黔人争知求心性。”[12](P117)这种一人讲学、听者环堵的场景在贵州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贵州讲求学术的风气实由此中生发出来。

王学在贵州的迅速传播,与当时的楚中王门有很大关系。《明儒学案》列举王门各派,不及黔中,其所列各派中,与黔学关系最深的就是楚中王门,楚中王门以蒋信、冀元亨为代表,二人曾“相携走龙场,受业文成之门,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17](P160)后开王学楚中一派。蒋信后任贵州提学副使,“重整旧祀阳明之‘文明’、‘正学’两书院,择士秀者养之于中,示以趋向,使不汩没于流俗,教以默坐存心、体认天理,一时学者翕然宗之”。[17](P160)在他的倡导下,又造就了一批笃信阳明之学的贵州士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都曾向蒋信问学。后来蒋信回乡,在桃花冈聚徒讲学,马廷锡又前往受学,实得王学的真传。马廷锡归黔后,主讲正学、文明书院,“南方学者争负笈请业”,“兴起成就者甚众”。[17](P161)这里之所以要不惮烦言详述其事迹,一方面是由此可见黔中王学流传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院讲学对地方学术风气的培养影响至重。正是通过“王阳明—蒋信—马廷锡”三代的书院讲学,阳明心学扩散到贵州各地,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

清末陈田在梳理明清贵州的学术史时,认为“吾黔理学,有明以孙文恭(孙应鳌谥文恭)、李同野(李渭号同野)为开先。孙李之学,时有出入,惟先生祈向紫阳,粹然一出于正。”[20]从中可以看出陈法在转移学术风气上的关键地位,陈田本人即已视“紫阳”之学为“正”了。

王阳明的心学传播,使读书人的学习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渭早年的学思历程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例子。“同野(李渭号)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以‘毋不敬’饬之,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生;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若有得。及下楼,友朋谈笑,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何如?’乡举,计偕读孟子《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二十三年,武陵蒋信道林视学贵州,同野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道林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同野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硁硁小人,不觉面亦被汗淋淋也。”[16]这一例子非常生动,李渭“屏居小楼”、“未与人接”,却在思考“何是本心”的问题,说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一个独居无友的少年也能与闻其核心命题。

三、黔学的转折:陈法与程朱理学的复兴

阳明之学在贵州的独尊持续到清代乾隆时期,至此安平人陈法才开始贬斥阳明、尊崇程朱。他“生平潜心性理,尤服膺朱子之学”,[18](P27)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很有关系,清室定鼎中原以后,以程朱理学为帝王家学,大力倡导,在康熙朝出现了魏裔介、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理学名臣,蔚然成风。但是在乾隆时期,学者已相与倡导经史考据,而陈法才开始在贵州揭程朱之帜以与陆王心学对抗。其原因固然由于贵州环境闭塞,与外部学术界声气不通,也与心学在贵州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有关。就陈法本人的亲身闻见来说,他的伯父曾弃诸生业,入深山中求道,静坐月余,云:“忽见此心光明洞澈,与天地万物为一体。”[18](P27)这件事给陈法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后来他在山寺中遍观《楞严》、《圆觉》、《法华》诸经,才知道“象山阳明之学实类禅宗”,[18](P27)他因此作《明辨录》一文,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相当于是在贵州倡导程朱理学、与心学决裂的檄文。现录其大略于下:

陈法在贵阳的贵山书院主讲长达十八年,门生弟子遍贵州,其学说影响广远,一如明代讲明心学的马廷锡。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当时为书院树立的《学规》、《学约》,使我们能够一窥当时教学的旨趣。《学约》开篇第一条即教人“为学先明义理”,这个义理“非玄妙也,只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义理既然不离民生日用,则读书也不可与日用“分为两件”,因此“开卷是学、掩卷是学”。读书要“先读《近思录》、《性理精义》”,因为此中“可见义理根源,并知圣贤言语于吾身心有切实受用处”,且谓:“义理精微,非积累之多不能贯通。”[19]这与阳明“吾性自足”之教已显然判为两途。

通常,科举与学术风气的形成关系密切,时艺所倡往往会对士人的治学取向有很大影响。但贵州于明永乐十一年建省以后,却直到嘉靖十六年才独立开科取士,之前一百二十年中,贵州的科举一直附于云南,[6]士人只能到云南参加乡试,“近者二千里,远者三、四千里,中隔盘江,夏秋多瘴,往试者不习水土,十病其九,士多裹足”,这一状况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贵州“文化不宣”。[7](P101-102)明代著为功令的是程朱理学,官学的地位,当然会对习举业的读书人造成影响,但当时贵州习举业者既少,则其对贵州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也就难以与其它地方相提并论了。天顺三年,陈雍向当时有名的黔省士人周瑛请教,周瑛劝他读的书是“太公望《六韬》、黄石公《三略》”,[8]可以作一例证。嘉靖年间,赋闲在家的前广东左布政使思南府人田秋奏请开贵州乡试,加上“贵州抚按亦先后有言者”,得到批准。贵州人士“鼓舞奋兴,一二十年后,文章风节骎骎比中州焉”,[7](P102)甚至出现了清平卫人王木及其弟、子、孙、曾孙一门四代九人“先后登科目”的盛况。[9]田秋本人是尊奉程朱的,他在家乡提倡朱子家礼,“陋俗一变”,[7](P102)但就宏观上来看,当时王阳明的心学已开始盛行,贵州由于王阳明忤逆宦官刘瑾被贬为龙场驿丞的缘故,不期而走到当时学术思想的最前沿。换言之,黔学的兴起不是由于独立开乡试,而是由于王阳明在贵州的传学。

“象山心学即释氏直指人心,以顿悟为道妙。本集中于杨慈湖有双明阁之悟,于詹子南有下楼之悟,于徐仲诚有槐堂镜中观花之悟,此即廖子晦静坐中见所谓充周而洞达者,万物在其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为此思虑泯绝,恍惚间瞥见心性影象,与圣贤真实知见不同者也。阳明在龙场,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跃若狂,即钱旭山、蒋道林、罗念庵,凡学堕于禅者,无不由此顿悟之机,与子晦所见无二。子晦得朱子就正乃悟所见之非,象山独学无师,而于孟子所谓本心,所谓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则遗学问,言先立乎其大,则废思,俱未暇深求其义。而于其本心之明,或静中体究,或因事感触,此知觉之知恍惚呈露,盖不难也。遂于此而谓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能欺得?是此心已全乎仁义礼知,发之无不当。大舜之由仁义行,更何俟四端之扩充,岂孟子教人之旨乎?夫圣贤所谓复其本心者,复其皆备之心。象山所谓复其本心者,复其虚灵知觉之心。则一心之外无余事,故诋格致为支离,视集义为外义。本原即差,功效自不能不异,而儒释遂以此分矣。”

对比酶联免疫法与胶体金法检测假阳性率,18例阳性标本经市艾滋病确诊实验室确认后,17例为HIV感染者,酶联免疫法检测假阳性率为0%,胶体金法检测假阳性率为5.56%。通过比对可以看出 酶联免疫法准确性相对更高,胶体金法敏感性更好。

陈法的著述以《易笺》最著名,其所用方法在“取程朱传义发明之”,我们把他与黔学先贤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作对比,可以看出他们在所用方法和思想资源上的巨大差别。孙应鳌的易学从其所受阳明心学中生发出来,他说:“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圣人生而明诸心矣,欲人人皆明诸心不可得,于是著易之书为经。……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纯、至大至一也耶!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万物合为一体。”[21]既谓“得其心斯得其理”,则“心”在这里是属第一义的。

陈法则认为“易本非难解,解者泊之也。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其所言者人事耳。人伦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之际,有能外于易者乎。圣人读之,韦编三绝,特揭中正之极,用刚用柔,或过或不及,而凶吉悔吝生焉,岂待卜筮乎。彖传推说天道,以明义理源头,无非明人事也”,[22]概而言之,即他的至交陈宏谋所谓“以人事言易”。[23]

这里之所以单就易学立论,是因为《周易》一书在整个儒家学术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历来是程朱与陆王学派争锋的焦点。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建立在易学的“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上,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黄宗炎著《忧患学易》、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编》与《太极图说遗议》等,均以王学派的立场来辨伪。经此打击,程朱一派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几近全面崩溃。[24]陈法重新以程朱的立场来阐释易学,其目的也在重建程朱一派的话语权。陈书行世后,为黔人所宗仰,也可见一时学术的“权势”在此而不再彼了。

以上是对郑珍、莫友芝时代之前的黔学主线的勾勒。可以看出理学思想在贵州的影响既深且远,这种影响牢牢地盘踞在贵州学术风气的最基层上,成为了贵州士人相互交流的基础和共同使用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立身行事、求学问道提供给养。明于此,也就无怪乎郑珍、莫友芝生当汉学昌明之世,精通汉学家法,却要“必求得当于程朱氏之义理而后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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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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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谦恒:《重建贵阳府名宦乡贤祠记》,王昶辑《湖海文传》卷三十五,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刊本,第13页b。

[3]张澍:《续黔书自叙》,《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四种合刊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4]陈法:《定斋先生犹存集》,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十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9—380页。

[5]孔尚任:《敝帚集序》,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七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6]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卷六,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53页。

[7]莫友芝:《田布政秋传》,《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8]莫友芝:《陈千户庸传》,《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页

[9]莫友芝:《王佥事木传》,《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10]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二,《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页。

[11]田雯:《黔书》下卷,《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四种合刊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12]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80页。

[14]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四十五,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81页。

[15]束景南撰:《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291—292页。

[16]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17]莫友芝:《内江马心庵先生廷锡传》,《黔诗纪略》,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

[18]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19]陈法:《定斋先生犹存集》,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十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4—592页。

[20]陈田:《黔诗纪略后编传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9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89页。

[21]孙应鳌:《淮海易谈》,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一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22]陈法:《易笺》,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4—5页。

[23]陈宏谋:《易笺序》,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4]参见林庆彰:《实证精神的寻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307页。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2-0098-04

(责任编辑:张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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