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奈良时代，日本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次，向大唐长安派出遣唐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自此，长安佛教随大唐其他文化形态一并东传日本。在借鉴和吸收长安京城佛教宗派文化的基础上，奈良六大佛教宗派，即“南都六宗”方得以形成，进而造就了日本宗教史上独特的“都城佛教”文化现象。佛教亦因此逐渐注入到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大和民族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奈良佛教；宗派文化；长安佛教
一、唐代长安佛教宗派概况
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层面的信仰，其最初传播方式基本呈现出散乱、口传、缺乏体系、无师门传承、无统一经书等特征。但经过长期蓄积和发展，逐渐形成富有组织，具有规模，依托经书，门派传承，义理深奥，圆融通汇等复杂派系形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便呈现出此类特点。
佛教于东汉明帝时期传至中国，经汉魏晋之初兴，至南北朝时期逐渐陷入妄谈佛性、空谈因缘、佛理混杂的窠臼之中；迨至隋唐时代，得益于四百余年的历史积淀，以及与中国本土儒道思想的碰撞和磨合，并逐步与中国本土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相互融合，开始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气质，进入到佛教信仰中国化阶段。佛教因此从缺乏系统、众说纷杂的散乱信仰层面，发展到各具体系、互为参鉴、宗派林立的系统化信仰层面。这一质变的过程，无疑是得益于隋唐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宽容，甚至是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而统治者之所以会支持和鼓励佛教发展，其深层动机自然离不开宗教的特殊社会功用，即“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信仰者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同时也具有某种道德上的约束意义”。[1]
设x0为实数域中的任一点， 与X0∈＜a，b＞实数域上的任一区间之距为ρ（x，X0）。其中＜a，b＞既可是开区间，也可以是闭区间，还可以是半开半闭区间。
当然，这种对待佛教的积极态度并非毫无根由，而是统治者显然已经意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意识形态，对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凝聚民心、提升皇权等可发挥有效的辅政作用。因此，隋唐时代应被称为大陆佛教与政治姌和、政教合一的肇始。无论从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经济资助方面，隋唐时代的佛教，均受到其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支持，得到官方最大力度的宽允甚至保护，从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一。帝都长安亦成为佛寺林立、高僧齐聚、宗派流行、信徒云集的核心信仰区域。而佛教宗派在大唐时代成体系成规模的流布和传承，也标志着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第一阶段的理论升华和思想飞跃，标志着佛教作为宗教真正深入到中华文化的内里并得以发扬光大。
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行政中心，“在各方面成为时尚的中心，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起引导潮流的作用”。[2](P44)诚然，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安都城佛教宗派，无疑代表了大唐整个国家的宗教发展水平和总体趋势，体现了大唐帝国信仰形态最集约最核心的特质。因此，帝都长安自然成为唐代佛教文化最为盛行和集中的区域。而当时在长安都广为流布的佛教宗派主要有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六大派系，诸宗派依托长安城内不同寺院，设立道场、广纳僧徒、授徒讲说、演绎佛理、盛传法事。之所以能够形成宗派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派都有各自的译经道场，各自依托的佛教经疏，各自形成的门派系统和庞大的信徒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截然独立、毫不相干。事实上，京城佛教宗派之间常相往来、互通佛理、交互学习，甚至不少名僧大德学兼数宗，皆有成果。
各大宗派信徒组成既包括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又掺杂文人墨客、仕女富少，当然还少不了数量巨众的普通民众。这些忠实的信徒们，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均以前所未有的热度和痴情，深深的沉浸于长安都崇佛敬僧的浓郁氛围中，甚至达到了人人皆礼佛、凡事皆拜佛的程度。西京长安俨然变成一座万民所仰、佛俗归一的“净土圣都”。长安诸名僧大德，不仅受到唐皇帝的宠倖，皇室成员及贵族的崇敬和亲善，出入于皇宫内苑，更受到普通民众的顶礼膜拜，拥趸于街衢闹市、宝禅古刹。整个大唐国，以长安都为佛教中心，向京畿及畿外诸州，向东北一隅的三韩之国，向隔海相望的东瀛之国，发射出强烈而持久的佛光神威，吸引着无数求法向佛者的目光。
在这股强大的佛教文化辐射作用下，日本以不甘人后的热情，向大唐长安不断的输送着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而大唐佛法东流日本，最为突出者要首推奈良时代(710-794)，在八十五年的历史瞬间，奈良朝廷向大唐一共派出五次规模盛大、级别甚高的遣唐使节，其中学问僧的数量、身份级别和影响力引人瞩目。既有佛学造诣极为高深的名僧大德，亦有潜心修佛课业精进的佛教新秀。这些学问僧们，冒着葬身鱼腹的巨大危险，历经艰辛，朝向他们心目中的佛国圣都——长安日夜进发。每一位学问僧，无不满怀着一心向佛的夙愿抵达长安。他们在长安的生活并非意味着观光游赏，玩乐无忧，而是承载着奈良朝廷深深的期望，承担着神圣的求法学佛任务。这些学问僧，在大唐皇帝的授权下，才有资格和机会入于长安各大佛寺宝刹，拜谒高僧，登坛受戒，学法念佛，抄经写经。成绩卓显者甚至有机会获得唐皇帝和长安高僧的垂幸，获赠袈裟经疏、佛像舍利等佛教圣经和圣物。
诸种佛教宗派在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学问僧和赴日传法的大唐高僧，如慧灌、福亮、智藏、鉴真、玄昉、道昭、智通、智达、道慈、弁静、神叡等人的引介作用下，东流日本，渐次受到天皇的支持和鼓励，得到贵族的资助和拥趸，方得以兴盛壮大。至奈良时代，诸种宗派已渐趋于完备，遂成为日本佛教显宗，即所谓“奈良佛教六宗”，又称“南都六宗”，以区别于平安时代所形成的宗派。具体包括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诸宗派各依京畿官办(敕建)寺院，传法纳徒，演说佛理，开辟日本“都城佛教文化”之盛世。而且，奈良六宗同样沿袭了唐长安城诸宗虽各成系统、自有疏论，但又交互影响、互为参照的特点，每宗创始人实际兼通数宗义理，但各有侧重，所谓术业虽有专攻，但并非泾渭分明。如此特点正是源于佛教义理和教旨的内在相通性。
奈良六宗的传承和流布并非仅局限于奈良时代短短的八十五年间。桓武天皇治下，日本都城中心从平城京逐渐向平安京转移，在此特殊的时代交接和都城迁移过程中，受长安佛教诸宗派的直接影响，又崛起另外两支极为重要的宗派，即天台宗和真言宗。此两宗开辟者最澄、空海皆为随遣唐使亲赴长安的官派学问僧，受戒于大唐天台宗、密宗等大德高僧，归朝后承继唐之衣钵，纳徒传法，树立学派。此两宗从性质上与奈良六宗有所迥异，代表了日本“都城佛教文化”向“山岳佛教文化”的过渡和让位。①因此，奈良六宗一旦进入平安时代，其占据主流佛教宗派的地位开始减弱，而天台、真言两宗逐渐上位，呈现出隐迹山林、圆融学说、政教疏离、佛性更纯的特点。
应当承认，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的形成绝非转瞬之间骤然而成，奈良佛教六宗的形成同样参鉴了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大唐长安各大佛教宗派，经历了漫长的吸收、沉淀和消化的渐进历史过程才得以形成。细言之，奈良时代之前，日本国二百余年对大陆佛教的接纳、吸收、积淀、孕育过程是奈良六宗形成的内在动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外因，当为奈良时代已发展至极为成熟和完善阶段的长安佛教宗派的直接影响之力。正是入唐学问僧和赴日唐僧孜孜以求佛法真谛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方才培育出奈良六宗六朵娇嫩的花蕾，开出迷人的花朵，结出累累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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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奈良六宗在奈良时代结束，平安时代开启的过渡历史阶段也并未戛然而止，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往新都平安京区域继续传布。虽然其传播力度和影响范围有所减弱和缩小，但后起宗派如天台宗、真言宗、密宗等从佛教义理、仪轨、经论等方面，和奈良六宗或多或少有交叉和衍射的部分，并非截然不同或水火不容。在新的历史时期，佛教宗派也需要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体现出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进化特点和逐渐适应日本国历史进程需要的特质。
可以说，奈良六宗的正式诞生，无一不是长安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后绽放异彩的成就，象征着佛教东流日本二三百年间，从缺乏系统到体系完备成熟的飞跃性发展阶段，是都城宗派正式确立之肇始。在此，本文仅重点关注长安唯识宗、三论宗及律宗在奈良的传承情况，对此做一例说，举一隅而反三。
二、奈良佛教宗派吸收和借鉴长安佛教宗派的具体表征
(一)长安法相唯识宗在奈良的传承
唐代长安第一个显宗为玄奘所创，由其弟子窥基、圆测隆兴的法相唯识宗，又分为慈恩系与西明系。[3](P122-123)慈恩、西明两系皆为玄奘衣钵正传，因道场有别及部分教义相异而称谓有别，所依经疏义理则大部分趋同。法相唯识宗在玄奘及诸位弟子协力弘传下，成为长安第一支得到太宗、高宗两朝皇帝鼎力扶持和保护，依托皇家寺院广为传布的宗派。藉由皇家资助和政策扶持，玄奘不仅享有居于特批寺院、组织人力专司经书翻译的良机，同时亦享有传法纳徒广弘法相的高级声望和礼遇，从而得以促成法相唯识宗帝都长安第一宗的历史地位和至高殊荣。法相宗除首传弟子窥基、圆测之外，尚有长于译经的弟子辨机，再传弟子慧沼，慧沼又传世称“濮阳大师”的智周。法相唯识宗除玄奘亲传弟子道慈等传入日本外，另一支便为智周门系，其弟子有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②此三僧将该宗传入日本；日僧续传者再有道昭、玄昉等，为智周门下直传日本者。《续日本纪》及《扶桑略记》均载有道昭(照)入唐求法一事，内容大体一致。
《扶桑略记》第四“孝德天皇”条载：
白雉四年(653)，(中略)元兴寺道昭和尚随使入唐，遇玄奘三藏，请益受业，三藏特以宠恭，命住同房。(中略)又谓曰：经论旨深，不能究竟，不如汝学禅门，可传东土。和尚奉教，博习禅门，所悟稍多。(中略)和尚归本朝时，玄奘三藏以佛舍利经论，授与道昭和尚。(中略)速进归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止住。行业之辈，多从学禅。和尚暗夜无灯之时，自其两牙，通宵放光，批阅经论焉。[4](P513-515)
目前，最常用的钠电池电解液都是以碳酸酯作溶剂，NaPF6或NaClO4作钠盐，随着适当的FEC的加入，会在电极表面形成SEI膜进而有效的促进Na+嵌入，并抑制副反应的发生。但是，因为有机物具有可燃性，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引起电池燃烧甚至爆炸，导致其具有潜在的不安全隐患。
理论课程应进行期末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其中考试主要针对核心课程，在出题形式、试题难度、题量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考查则更为灵活，考核时间较短，学生复习的压力也较小，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测试使用的语言原则上应该是英语，但对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有一定难度的专业课程，允许以中英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
《续日本纪》卷一“文武天皇”条载：
(文武天皇)四年(700)三月己未，道照(又“昭”，笔者注)和尚物化，天皇甚悼惜之，遣使即吊赙之。(中略)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随使入唐，适遇玄奘三藏，师受业焉。三藏特爱，令住同房。(中略)谓曰：经论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禅，流传东土。和尚奉教，始习禅定，所悟稍多。于后，随使归朝。临诀，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而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附属。(中略)还归本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于时，天下行业之徒，从和尚学禅焉。(中略)后迁都平城也。尚弟及弟子等奏闻，徙建禅院于新京。今平城右京禅院是也。此院多有经纶(“论”，笔者注)，书迹楷好不(官本作“无”)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也。[5](P10)
故此可知，道昭(照)和尚于公元653年入唐长安大慈恩寺，受玄奘赏识，随其习法相兼及禅宗，于禅宗方面的修为似乎胜过法相宗。归朝时法相、禅宗及玄奘所赠诸经论随其一并引入日本国内，以飞鸟元兴寺为主道场，别建禅院，纳徒传法，从之习禅弘道者甚多。后元兴寺整体迁入新京平城，道昭(照)随入新京，为法相宗慈恩系和禅宗流布于奈良平城京之先导人物。
另外《扶桑略记》又载，道昭(照)和尚“渡唐之时，受五百虎之请，至新罗山中，讲法华经”。[6]此说似乎不足为信，但也许可以说明道昭(照)当时已获得相当名气，故受特邀，赴新罗传讲《法华经》。
道昭(照)之后，沙弥智通、智达于“(白凤——笔者注)四年(658)七月，奉敕乘新罗船渡唐，受无性义于玄奘三藏”。[4](P516)归国后两僧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第二代传法人。
以往进行的神经阻滞，多是麻醉医生凭经验盲探针刺或电流刺激患者神经以探寻异感或肌肉收缩以完成阻滞，对于一些存在神经变异者，阻滞效果较差，阿片类药物用量较大及更换麻醉方法现象频频发生。而在超声技术引导下进行神经阻滞，有助于强化神经及局麻定位的精确性，降低局麻药用量且有效提升了阻滞的成功率。若能联合应用超声与神经刺激仪技术，神经阻滞成功率将会进一步提升，而且神经阻滞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1]。本次研究选择接受周围神经阻滞的70例患者资料，对相关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做出如下汇报。
道慈于大宝元年(701)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于玄奘学法相宗兼学三论宗。但据日本史书记载，道慈归国后主传三论宗，成为日本三论宗核心传法者之一；而在法相宗方面的贡献似乎语焉不详。
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703)入唐就濮阳大师智周学法相宗，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第三代传法人。玄昉于灵龟二年(716)八月，随遣唐大使大伴山守、副使多治比县守、安倍仲麿一道乘舶四艘入唐，亦就智周学法相宗，为该宗第四代传法人。
2.4 合理负载，提高叶果比 设施冬枣亩产量不宜超过1 500 kg，叶果比调节到6～8∶1，坐果后可通过降低温度抑制枣吊生长，枣吊不摘心，提高叶果比。
神叡法师为传三论宗者，与道慈同被称为“释门之秀”，但其他经历日本史书并无详载，仅对其学识与功绩稍有提及。《扶桑略记》第六“元正天皇”条载：
养老三年(719)十一月一日乙卯，诏曰：神叡法师，学达三空，智周二谛，护戒珠，写惠水。[6](P547)
僧正玄昉归朝后对于三论宗的传布发力不少。《扶桑略记》第六“圣武天皇”条载，沙门玄昉携带大量经论章疏及佛像等，与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一同归朝：
天平七年(735)，三月丙寅日，入唐大使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等自唐国归朝。四月辛亥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吉备真备，笔者注)献唐礼一百卅卷。(中略)沙门玄昉同以归朝。持度经论章疏五千余卷，并佛像等，悉献太政官。天皇尊之，荣宠日盛，百官钦仰，四海归依。[6](P558)
《续日本纪》卷第十二“圣武天皇”条载：
天平七年(735)，(中略)夏四月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太(大，笔者注)衍历经一卷，太(大，笔者注)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絃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7](P197-198)
玄昉与吉备真备所携归的物品内容明显有别，前者多为佛教经论塑像等，后者多为历法兵法及作战配物等。由此可知，不同的入唐身份往往承担着不同的学习任务，归国后亦被朝廷安排不同职位和官阶。
冰箱洗衣机在较高户均保有量下，2018年行业整体量增乏力。数据显示，洗衣机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内销出货仅增长3.0%，大大低于2017年，冰箱内销则持续小幅下滑4.9%，第四季度预计仍然保持负增长态势。不过，冰箱产品结构升级持续进行，大容量、多门、对开门冰箱占比持续提升，产品结构升级助推行业均价提升，截至2018年11月，均价同比上提13%。
(二)长安三论宗在奈良的传承
“三论宗”由弘法大师吉藏正式创立，为中国最早成立的佛教宗派之一，隋末唐初之际乃成为长安都流布广泛极为重要的佛教宗派。
吉藏法师一生历陈、隋、唐三朝政权僭替，可谓行走佛俗两界之大德能人，深受隋炀帝、唐太宗两朝皇帝垂爱，驻锡于隋之长安日严寺、唐之实际寺、会昌寺、延兴寺说法传教，广纳僧徒，遂成就唐初长安城炙手可热的宗论学说。
三论宗之后经吉藏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灌传入日本。公元625年于飞鸟元兴寺“讲读三论”，为日本三论宗流布法门之始，但未成大观。慧灌传福亮(《扶桑略记》记“吴学生福领”，后于日本出家)，福亮再传其子智藏(《扶桑略记》第五“天武天皇”条载：“智藏任僧正，吴学生福领僧正在俗时子也”)，智藏传道慈，此诸僧皆为三论宗东传日本的核心人物。而真正将三论宗在日本发扬光大者则为入唐日僧道慈。
道慈于日本大宝元年(701)文武天皇治下，随遣唐大使粟田朝臣真人赴唐求法。大宝二年(702)抵达唐都长安，之后长期活跃于京城诸寺，期间曾巡驻于东都洛阳诸寺，居唐东西两京前后共计十七年。期间，道慈遍访长安各大寺院，拜谒诸位名僧大德，先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后又师从其他高僧学三论宗。归朝时，携大量经文疏卷及长安西明寺图纸而还，后奉圣武天皇敕命，仿西明寺之制建造奈良官寺大安寺。三论宗之后因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相继成立和流行而渐趋衰落，但却经由道慈之手，成为奈良时代最著名的佛教宗派之一，道慈亦成为三论宗继智藏之后日本第三代传人，与神叡法师同被称为奈良“释门之秀”。天平二年(730)道慈法师因传法及监造大安寺有功，被圣武天皇擢升为律师，成为奈良朝享受食封一百五十户的名僧大德，可见道慈于奈良朝修学佛法造诣之深，功德之高，影响之大。
磁通切换电动机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有限元法和等效磁路法等方法。下面主要通过对永磁型磁通切换电动机的的研究方法发展，来了解磁通切换电动机的分析方法。
《扶桑略记》第六“元正天皇”条载：
2011年7月，彭泽县被纳入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县。同年11月，彭泽县在包括天红镇在内的各乡镇正式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在省、市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天红镇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工作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如果没有道璿法师先赴日本传布律宗的导流作用，鉴真克服万难成功赴日也许不会成为佛教佳话；或者将会呈现出另一种传律状况。所以说，任何文化的传播皆非一人之功，故而，奈良律宗的发展壮大，除了鉴真大师，道璿法师亦是功不可没。
灵龟三年(又养老元年，717)，道慈法师自唐归朝，涉览经典，尤精三论。[8](P546)
同条又载：
养老六年(722)十一月丙戌日，天皇奉为太上天皇敬写花严经八十卷，大集经六十卷，涅槃经四十卷，大菩萨藏经廿卷，观世音经二百卷，造灌顶幡八首，道场幡一千首，着牙漆几卅六，铜鋺器一百六十八，柳箱八十二。即以十二月七日，于京并畿内诸寺，便屈请僧尼二千六百卅八人，设斋供矣。[8](P550)
行基戒传律宗信众如此之多，以致“巷无居人，争来礼拜”；又奉圣武天皇之命，创建东大寺大佛，天皇亲自“御袖持土”，可见律宗不仅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更受到天皇的高级礼遇。行基于天平胜宝元年(749)二月迁化，《续日本纪》对其有如下高格评价：
天平六年(734)十一月廿日，太政官谨奏：应令度暗诵法花、最胜王两经事。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身于暗诵法花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已上，令得度者。学问弥长，嘱请自休。其取僧尼貌，诈男女，令得出家，准法科罪，所司知而不正者，与同罪，得度者还俗。伏听天裁，谨以奏闻。[6](P557-558)
《续日本纪》卷十二“圣武天皇”条载：
天平九年(737)夏四月壬子，律师道慈言：道慈奉天诏住此大安寺，修造以来，于此伽蓝，恐有灾事。私请净行僧等，每年令转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因此，虽有雷声，无所灾害，请自今以后，撮取诸国进调庸，各三段物，以充布施。请僧百五十人，令转此经。伏愿：护寺镇国，平安圣朝，以此功德，永为恒例。敕：许之。[8](P206)
据以上史料可知，道慈从长安归朝之年(717)，日本朝廷已迁入新京平城有八个年头。时逢元明、元正两朝接续，各寺建设陆续完成并正式启用，道慈遂奉天皇诏居于平城京大安寺，因其“涉览经典，尤精三论”，遂成为三论宗在日本的主传之人。养老五年元明天皇崩，元正天皇为其举办斋会所敬写的经书，也许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三论宗经论，有可能包括道慈从长安携归的部分佛经。724年元正天皇禅位于圣武天皇，道慈伏请圣武天皇准敕天下转读三论宗经典之一《大般若经》，以消灾除异，镇护国家，保佑圣朝。这也足以证明三论宗已被奈良朝廷接受并纳入正统，深受重视，故而由朝廷请僧转经，并制定相应法条，以为恒例，开始发挥辅理国政、严纪僧纲的佛教力量。
(三)长安律宗在奈良的传承
“律宗”经汉魏两晋南北朝之初兴，至隋唐时代，方为中国佛教之大宗，尤其有唐一代，传律者甚众，律宗乃得以登佛堂之上座，入皇室之内廷，上升为国教级别的宗派。唐代律宗集大成者为道宣律师，创立所谓“南山律宗”(以终南山为其主道场而有此谓)，其标志为《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道宣主要活跃于长安城，曾任西明寺上座，与法相宗玄奘、窥基、圆测，及天竺善无畏、金刚智等法师多有往来。道宣一生著述甚丰，长于讲律，于京城道场及皇宫内廷讲律达百次之多，其传法弟子亦有千人之上，其著述和思想不仅在中原大地广为传布，而且在东瀛日本也遍地开花、硕果累累。传其法且堪称道者为唐初文纲律师(636-727)，文纲之后传道岸，道岸再传鉴真律师，鉴真传律宗于日本奈良，以东大寺为道场宣讲律法，设坛授戒，从而将律宗发扬光大，演绎为奈良六大宗派之一，鉴真因此被称为日本律宗之祖。
据《扶桑略记·拔萃》“孝谦天皇”条载：
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日，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麿自唐国至，窃请扬洲龙兴寺和尚鉴真、僧法进等八人，并率其弟子廿四人，同船归朝。沙门思讬所撰延历僧录云：鉴真和尚持律弟子五人将来，传弘戒律。 鉴真和尚，大唐开元廿一年，时岁四十六。淮南江左净持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法师。凡前后讲大律并疏卌遍，讲律钞七十返，讲轻重仪十返，讲羯磨疏十返。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万众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缝纳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供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开悲田救济贫病，设敬田而供养三宝；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余。唐天宝二载癸未，留学僧荣叡、业行等白鉴真和尚言：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数，无人传授，幸愿和上东游兴化。辞旨恳至，咨请不息。(中略)和上持来天台止观等文书十余部，二百九十余卷，□子三斗，王右将军真行书一帖，天竺朱和等杂书五十帖，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基，如来肉舍利三千粒，花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四分律一部六十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香药等多。凡和尚持度，其员甚多，不能具载。[9](P568-570)
鉴真受日僧邀请，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奈良平城都，律宗重要经典《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南山律宗创立者道宣创作的核心经典，标志着南山律宗的正式确立[3](P322)，《羯磨疏》(又名《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道宣撰)随其一并传入日本。鉴真居于奈良东大寺，讲说律疏，写经度僧，造寺立舍，用功极深，传律至诚，可谓律宗正式落地于日本之肇始。
鉴真入于奈良，便受到孝谦天皇的高度重视，受命为授戒大法师。天皇敕于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设庄严道场和授法戒坛，盛邀鉴真为天皇、皇后、皇子等亲授菩萨戒，又授沙门戒律，同时度徒达四万余人。鉴真还将对于僧团非常重要的戒会“布萨”首传于日本，成为当时持戒恒例，对于日本僧团的规约，佛纪的净化，均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
据《扶桑略记·拔萃》“淳仁天皇”条载：
天平胜宝九年(757)五月己酉日，太上天皇周忌也。请僧千五百余人，于东大寺设斋焉。闰八月廿三日，敕：如闻，护持佛法，无尚木叉；劝导尸罗，实在施礼。是以，官大寺别永置戒本师田十町。自今以后，每为布萨，恒以此物，当用布施，庶使怠慢之徒，日励其志；精勤之士，弥进其行。宜告僧纲，知朕意焉。主者施行。私云：布萨，鉴真和尚始传本朝。[9](P572)
故而，奈良东大寺授戒之制必为沿袭唐长安受戒仪规无疑，而奈良律宗集大成者自非鉴真莫属。当然，随鉴真赴日传戒律的尚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云耀寺僧法载，实州开元寺僧法成等，[6](P570)诸僧对于律宗东传日本的贡献亦值得肯定和称颂。
另一位对日本律宗作出贡献者为先于鉴真赴日传法的唐僧道璿。据《扶桑略记》第六“圣武天皇”条载：
据此条史料分析，荣叡、普照受天皇之命，随遣唐使之船入唐的目的，似乎是专门邀请东都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法师赴日为传律宗，看来道璿法师当时在东都的名气已传至日本朝廷。道璿受隆重之邀随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归于奈良朝，于平城京大安寺驻念传律宗。但其对于律宗修为应该未能令天皇满意，律宗传布并未达于兴盛。于是，朝廷又派荣叡、普照、业行、玄法等邀请律宗修为更高的鉴真赴日传法。
三论宗所依主要经论有《华严经》《大般若经》《涅槃经》《大集经》等。吉藏佛学造诣高深，僧徒信众数量可观，一生亲自讲诸经百遍之多，且均亲自注有经疏。此类经疏及教义宗论必随道慈传入奈良。
天平七年(735)，沙门荣叡、普照法师至于唐国留学，太(大，笔者注)唐诸寺三藏大德，皆以戒律，为入道之正门。若不持者，不齿于僧中。爰知本国无传戒之人，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沙门道璿法师，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令向于本朝，在大安寺西唐院西室南端。[6](P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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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国奈良佛界自身于律宗贡献最大者应为荣叡、普照。两僧奉天皇之命，渡海涉波，入于长安，学律宗达十年之久。《扶桑略记》第六“圣武天皇”条载：
天平五年(733)，(中略)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乘船四艘，总五百九十四人渡海。沙门荣叡、普照法师等，随使入唐。[6](P557)
但应当肯定的是，荣叡、普照法师除学传律宗于日本之外，最值得称道的贡献当为邀请鉴真赴日传法。非借两僧盛邀鉴真赴日之功，律宗也许并不能顺利成为奈良佛教显宗之一。
而真正将律宗与民众生活紧密结合，使律宗世俗化、普世化③的日僧为沙门行基。行基不仅受天皇和贵族垂青，亦倍受普通信众的拥戴，影响力既及于上流社会，又达于普通民众。可以说，正是行基，才得以使律宗信仰从宫廷皇族的高级层面，延伸至民间百姓的大众层面。日本史载，行基传布律宗，凡所到之处，修路架桥，赈灾施斋，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信众基础。因其特别关心民众，寄情民间的善行和威望，被天皇特授以大僧正之职，并施四百人出家，为日本佛教界享此封授的首位僧人。据《扶桑略记·拔萃》“圣武天皇”条载：
玄昉法师归朝后被“施封一百户，田十一町，扶翼童子八人”。天平九年(737)又被擢升为僧正，出入于宫闱，亲自为皇太夫人藤原氏(宫子娘)治病救疾，受天皇厚赐。天平十七年(745)更奉圣武天皇之命，于筑紫造观世音寺，可见其在引入长安佛教三论宗于奈良朝之后，受到天皇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甚至达到“百官钦仰，四海归依”的极盛态势。
(天平)十七年(745)乙酉正月己卯日，以行基菩萨为大僧正，并赐四百人出家，僧侣大僧正职此时始矣。(中略)(行基，笔者注)年十五岁出家入道，廿四岁受具足戒。俗姓高志氏，和泉国大鸟郡人也。初出胎时，胞衣裹缠，父母忌之，阁树岐上，经宿见之，出胞能言，收而养之。出家入道，住药师寺，周游天下，广化群迷，道俗慕化，追从者动数千。所行之处，闻和尚来，巷无居人，争来礼拜。诸要害处，造桥筑陂，见闻老少，咸集加功，不日而成。所止之房(疑为“旁”之讹，笔者注)，多植果树。建立道场，四十九所。(中略)八月廿三日，于大和国添上郡，更奉创东大寺大佛。天皇专以御袖入土，持运加于御座，然后召集氏氏诸人，运土筑坚御座。[9](P561-563)
《扶桑略记》第六“圣武天皇”条载：
严格控制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拌和过程对提高基层施工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拌和目标通常为以下三点，包括矿料配比准确、碎石含水率合适、拌和均匀性较好。为提高级配碎石拌和质量，本项目采用集中厂拌法对碎石进行拌和，该过程用到的拌和机械通常有水泥混凝土拌和机、双转轴桨叶式拌和机等。另外，在级配碎石混合料拌和过程中，应做到随拌随用，同时也应密切关注拌和施工时项目区天气变化情况，避免高温或者大风天气造成混合料含水率变化。
和尚真粹天挺，德范夙彰。初出家，读瑜伽唯识论，即了其意。既而周游都鄙，教化众生，道俗慕化追从者，动以千数。(中略)丰樱彦天皇(圣武天皇，笔者注)甚敬重焉。诏授大僧正之位，并施四百人出家。和尚灵异神验，触类而多，时人号曰“行基菩萨”。留止之处，皆建道场，其畿内凡四十九处，诸道亦往往而在，弟子相继，皆守遗法，至今住持焉。薨时年八十。[10](P277)
行基法师一生对于日本律宗贡献颇大，功不可没。细究行基深受垂青的根本原因，其一在于，行基戒传信众数量广众，既有平城京普通百姓，还包括天皇皇后等上流信众，体现出律宗亲和普众的特性；其二在于，行基全部身心均投入于律宗的传布之中，甚至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平城京宫中亲自为圣武天皇、皇后等授戒，据《扶桑略记·拔萃》“圣武天皇”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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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廿一年(749)正月十四日，于平城中岛宫，请大僧正行基，为其戒师。太上天皇(圣武)受菩萨戒，名胜满；中宫(宫子)受戒，名德太；皇后(光明子)受戒，名万福。即日改大僧正，名曰大菩萨。后高野天皇(称德)受戒为尼，名法基。[9](P565)
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遂发大愿倾国力修造东大寺大佛，直至孝谦天皇继位，东大寺大佛方修造完毕，可谓积两代之功，空国库之财而成就了奈良平城京最大的佛教工事。甚至在圣武天皇驾崩后，其葬礼仪式也是按照奉佛的高规格仪规进行，“御葬之仪如奉佛，供具有狮子座香、天子座、金轮座，大、少(疑为“小”之讹误，笔者注)宝幢、香幢、花缦、盖伞之类。在路令笛人奏行道之由(疑为“曲”之讹，笔者注)。(中略)太上天皇供御米盐之类，宜宛唐和上鉴真禅师、法荣二人，永令供养焉。”[9](P571)可见佛教已经深入到天皇阶层意识深处，成为其政权更迭、生老病死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基一生所建寺院多达四十九院，建立起广泛的信仰网络，而且在律宗教义方面尚有诸多创造。在行基迁化时，给诸弟子留下终生受用的遗训：“口虎破身，舌剑断命。汝等能可慎口业，塞口可令如鼻。”[9](P565)如此之言，掷地铿锵有声，都是对于律宗有深刻感悟而发出的至理名言，当非常利于规约弟子行为，严饬佛门僧纪。故而行基法师故后，光仁天皇对其评价可谓实至名归：“(宝龟)四年(773)闰十一月十六日，敕：故大僧正行基法师，戒行具足，智惠惠(他本作“德”)兼备，先代之而(他本作“所”)推仰，后世以为‘耳目’。”[9](P578)基于以上综合因素，行基传布下的律宗开始接近普通民众，成为佛教信仰世俗化的端由之一。
另一位对于律宗在奈良朝的传播做出贡献的为善谢律师。据《扶桑略记·拔萃》“桓武天皇”条载：
(延历)廿三年(804)五月辛卯日，律师善谢卒。俗姓不破胜，美浓不破郡人也。初学法相，道业日进，乃读诵三学，通达六宗，虽补律师，荣分非好。凡厥行业，期于菩萨，梵福山中闲送年，行年八十一迁化，往生极乐，入同法梦。[9](P588)
其他对律宗传播有突出贡献的还有神叡、法进、庆俊、道忠、如宝等大师，但因史料对诸位高僧语焉不详，无法窥知其具体贡献。也许，如此之辈实际上人数甚众，但他们最终只能在历史的长河里化为金砂，不可掬手。但大唐佛教律宗藉由赴日唐僧、入唐学问僧及其再传弟子等人之手，被广传于世的事实不可忽视，从而奠定了律宗在日本佛教中的国教级地位和持久影响力。
三、结语
佛教宗派的衍进至最终形成，各具门户之论，意味着佛教文化朝向独立性和系统性的迈进和嬗变。唐代帝都长安佛教宗派林立，佛理完备，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欣荣局面，无疑表明佛教发展至唐代中期，已逐步渗入统治者甚至普通民众的意识层面。借助于统治阶层的鼓励、支持和保护，高僧大德及其门派诸弟子的弘扬传播，普通信众的参与和追从，佛教遂形成圆融贯通、学说完备、各依道场、纳徒传法的体系性、稳定性宗派。长安佛教诸派，随奈良朝廷屡次遣唐的学问僧、求法僧、还学僧等传及日本，经过一定历史时间的孕育和培植方才诞生奈良六宗(又称“南都六宗”)。日本佛教宗派在奈良时代之所以形成，离不开前几个世纪大陆佛教传入后被逐渐接纳、认同和传播之功；离不开佛教进入日本后逐渐扎根、孕育开花的漫长进化作用；离不开来自大唐长安佛教宗派的衣钵之传；离不开奈良无数高僧大德、天皇贵族、十方信徒等的支持和拥戴。因此，奈良六宗的诞生预示着佛教在日本的稳固发展和真正形成成熟宗教信仰之肇始，而且意味着佛教与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渐化为一体，成为日本国传统文化之中重要的组成因子的开始，为平安时代佛教日本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灵感。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文化传承意义。
注释：
①奈良时代的六大宗派，主要以平城都京畿近辐射区为流行传播区域，而向更远更偏区域传播的速度则较为迟滞。奈良时代末期向平安时代过渡时期，由入唐学问僧最澄创立的天台与空海创立的真言两宗，逐渐脱离与政权的姌和和纠葛，而是移往山林，开启日本山岳宗派时代。
②此三僧曾代表日本赴唐求法，具体原因史料阙载不详。但由此可推知，长安宗派东传日本，并非完全呈现“长安—奈良”直线嫡传的特点，应当包括当时在三韩之地处于文化优势的新罗国的中介作用。像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一样，将大唐佛法引入日本国的僧人当不在少数，日本史料也许未能详细载录，但他们对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奈良的贡献应该受到后世的肯定和赞扬。
③周振鹤先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中提出“奈良、平安时代的佛教是国家、贵族和知识僧侣的宗教(第419-420页)”的观点，对此笔者不甚认同。大陆佛教传入日本至奈良时代的确成为统治者大力扶持、贵族鼎力支持、僧侣集群可观的官方宗教，但官方宗教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普通民众崇佛礼佛的现象屡见于日本史料，只是奈良时代的史书多数内容载录天皇起居、日常政事及外交活动，而与普通民众相关的载录比例较小，并不能否认佛教经僧侣如行基等人的宣传，从而逐渐深入到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依托的史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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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续日本纪：卷六[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9]扶桑略记·拔萃[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10]续日本纪：卷十七[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TheInfluenceofBuddhistSectofNarainJapanonChang’anBuddhistSectinTangDynasty：AssimilationandReference
TIAN Rong-chang1，2
(1.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2.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ara period, Japan sent a great number of envoys， overseas students，and scjolar monks to Chang’an of Tang. Thereafter，Chang’an Buddhist Sec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along with other cultural forms to Japan. Based on learning and absorbing Chang’an Buddhist Sect culture，six Sects in Nara，or “six Sects in Nandu”，came into being. This further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Buddhism” in Japanese religion history. Buddhism gradually played a role in Japanese collectivism ideology as inseparable part of Yamato culture.
Keywords: Nara Buddhism；Sector culture；Chang’an Buddhism
[中图分类号]K242.2；B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1.022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简介]田荣昌(1976-)，男，西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1—0092—08
责任编辑：魏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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