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肇始于启蒙理性反思的历史背景下，自建构伊始就包含着后现代的理论潜能。20世纪初，卢卡奇、本雅明、列斐伏尔等西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研究的整体路径转向主体意识问题，具有强烈主体解放、物化意识形态批判、多维决定倾向的空间思想体系被建立起来。伴随着20世纪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范式转向，哈维、索亚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引入了解构“元叙事”范式的后现代阶段，以反对归化还原、突出他者空间、祛除精神—物质二元论为总体思想进路。“空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阐述的重要论域，经由对空间问题的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逻辑隐线显得清晰可见。
[关键词]空间哲学；后现代性；空间生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第三空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其意识问题的关注传统肇始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尽管卢卡奇对空间问题的专门论述不多，但在其实践哲学与意识理论的范畴内，“空间”从来都是不可缺省的资本主义批判维度。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批判了“人的原子化”与“人的计量化”两种物化倾向，指出了资本主义妄图将空间还原为时间的企图，并揭示出工人阶级在这种“泛时间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孤立、禁绝的哑然状态。一如其所言：“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终结。”[1]154在此处，卢卡奇所所批判的人的原子化，实质上就是交往空间的狭窄化、生产空间的奴役化、生存空间的抽象化。这些尚未完全体系化的空间批判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孕育了后现代性倾向的思想潜能。
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所言：“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2]4通常，后现代精神被看作是以反对宏大叙事、渐进主义、逻辑理性、知识可还原论、“一”与“有”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等现代性“元叙事”的社会思潮，它强调本体论上对“差异”与“空无”的凸显、认识论上对知识学科的碎片化分离、方法论上的微观与局部分析、主体观上的他者承认。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在《城市革命》一书的译序中曾指出，尽管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都“不对后现代主义抱以同情”，但在二者的作品中都“酝酿着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3]XVII由此观之，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并不以后现代主义为自身标签，但其中包含有一条后现代倾向的思想隐线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从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开始，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都发生了限度模糊化、主客统合化、审美多元化、方法跨学科化的后现代倾向变化。经由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与现代性批判、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构、索亚的第三空间思想阐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发展逻辑开始与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范式相关联；尽管哈维等人大多对后现代主义本身持批判态度，但在空间问题的研究上，后现代范式的介入仍然显得相当直观。
由于GMC定义中含有条件均值及条件方差，在实际应用中计算起来不太方便。在已有文献中，例如Fan 和Yao(1998)提到了计算条件方差的方法。本文将采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来估计GMC。
根据对检测结果的处理,发现CT强化程度和肿瘤T分期存在相互联系,见下表1患者CT扫描分期与病理类型等比较分析
一、空间的意识研究：本雅明的“空间辩证法”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重要且特殊的人物之一，其空间思想所蕴含的主体解放与“梦想”召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后现代转变奠定了基调。受阿多诺与卢卡奇的影响，本雅明对于空间的思考围绕着空间现象背后的意识问题展开，他在巴黎等大都市寓居，长期观察城市空间内的建筑艺术设计与市民生产生活，形成了《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等空间反思文本，从哲学、建筑学、美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展开了对空间问题的综合分析。本雅明空间分析的特殊之处在于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主导的空间理论补充了超生产范式的话语——现实建筑的精神化、空间希望诉求的乌托邦化、空间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桎梏、空间审美与商业文明的内在冲突、空间的语言化与语言的空间化……总之，本雅明的空间思想彰显了一战以来欧洲知识分子对启蒙理性的凝结物——工业城市——的深刻质疑，如何从物质化、经济化的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清理出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是本雅明空间思考的关键问题。
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征，哈维又提出了“时空修复”(spatio-temporal fixes)概念。哈维的时空修复包含时间修复(temporal fixes)与空间修复(spatial fixes)二重策略。所谓时间修复，即强调通过对市场资本的转移，将生产-销售的纯粹市场逻辑下的资本移入公共事业的诉求之中，以此缓解雇佣劳动对于社会时间的剥夺，从而延缓资本的循环流通。所谓空间修复，则是“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13]90。即是说，哈维要求通过地理学意义上的扩建扩张与城市规划意义上的格局转型，完成对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与文化产业链条的拆解，以此更大程度地利用资本财富，化解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危局。哈维的时空修复是基于经济学分析的，与西马传统中的意识文化反抗不同，哈维立足于现实城市与空间聚落的再构建，力求从现实上愈合被资本主义扩张撕裂的时空格局，虽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与理想主义色彩，但还是为当代空间构建提供了启示性路径。
“拱廊街”(Arcade)一词，来自拉丁语“arcus”，表示带有弓形拱顶的橱窗商业街之意。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文明空间形式，拱廊街以其狭窄的隘道、透明的橱窗、压迫感的穹顶、古典与现代的复合审美著称。在本雅明的视野之中，拱廊街的空间布局“是无外部性的房屋与建筑语言——永远不给人们的梦想留下空间”[4]406，“阻止着阶级事实的暴露”[4]174。本雅明所言之梦想(dream)，并非弗洛伊德语境下无意识、超意识的幻梦，而是各个时代精神在主体之上的映射形式——一如其所言：“每一个时代，不仅都‘梦想’着其跟随者，而且，梦想催生了他们的觉醒。”[4]13在本雅明的语境中，梦想往往以空间作为外显形式，通过遗迹、建筑等空间形式传递时代的意识流向，为主体的行动提供指引。在此界定下，资本主义空间对于梦想的扼杀，实际上是工业文明自保本能的空间显现。在否定浪漫主义理想与革命精神的拱廊街中，“建筑扮演了下意识的角色”[5]178，而要打破这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统治术幻象，则必须重新唤起革命的社会意识，一如其所言：“分析显示，只有革命能为城市创造开放的空间，革命纲领就如同新鲜空气，让(资本主义)城市的迷梦幻灭。”[4]422
我们可以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中的一些表述窥见列斐伏尔试图将总体性精神与其现代性批判相结合的努力：“在一个单一而矛盾着的现实中，一者隐藏于另一者之后，理性(社会和政治的)统一体只是在表面上，其后是普遍化的非事实。只有革命性的(总体性)实践才能重建真正的统一体：被揭示、控制、认识和恢复的自然。”[9]4在列斐伏尔的话语中，空间成为揭示异化、反对异化的现代性破口，整个代表着资本主义逻辑的现代资本空间注定要被自我生产的具体自由的个人主体所打破。一如其所言：“在现代，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主体，一个毫无人性的抽象的伪主体，即现代社会空间的抽象‘一’，并且——它们隐藏在其中，被其虚幻的透明度所掩盖——那些真正的‘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权力。在这个空间中，在这个空间的主体上，一切都是公开声明的，一切都是言说或书写。除了这些事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表达的，更不用说‘活着’了，因为活着的经验被那些‘构想的’经验所粉碎、征服。”[6]51由此可见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后现代倾向：一方面，他通过对现代性抽象空间的批判，试图解除资本空间布展对鲜活个人的抽象化与异化；另一方面，他试图以反对传统叙事——所谓的“言说或书写”的工具理性的叙事方式——来完成对现代性的爆破。作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真正体系化并发散辐射出去的重要学者，列斐伏尔的后现代倾向为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的空间思想提供了潜在的前进方向。
作为一个观念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空间辩证法融入了更多精神分析与意识哲学的元素，他试图把空间从单纯的物质性中抽离出来，并将其置放进主体能动的场域，力图以此克服时间与空间二者在“精神—物质”关系上的对立。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到主体革命梦想的实现，本雅明的空间辩证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主体哲学的范式综合，推动了西马空间思想的现代性思考。从其本质上看，本雅明的空间辩证法中已经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性精神——他已然窥测出，在资本主义大都市呈现出繁荣、活泼的表象背后，隐匿着传统逻辑理性与个人主义主体的崩溃倾向。在本雅明看来，象征着进步主义史观与逻辑理性离散、崩解的“游荡者”(The Flaneur)形象充斥着拱廊街内外，现代性危机已经清晰可见。一如其所言：“拱廊街没有尽头，其所有的只是突然的转变。他们一下子就成了铸造‘现代性’形象的空心模具。”[4]546拱廊街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空间的经典形态，蕴含有现代性生产的机器功能，这种物质化、市场化、限制化的现代性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的栖居之所；在现代性危机的裹挟下，交往的物质化、文化的同质化、梦想的封印化，都将居民从原本充满想象力与交互性空间模式中抽离出来。这种现代性危机，正是本雅明空间批判的对象所在。
二、空间的现代性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
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最为重要的人物，亨利·列斐伏尔以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对日常生活的资本空间进行了解构与重估。在空间研究之外，列斐伏尔对后现代语境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也颇有建树，他的空间理论中隐藏着对后现代精神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也进一步促成了本雅明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后现代转向。
承续着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列斐伏尔同样将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认为空间可以被社会活动影响甚至生产。他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境中，生产的概念从来是内涵丰富但模糊不清的”[6]68，并力图形成更清晰的空间阐述。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至少具有两重含义，即广义上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对自我生活、意识、世界的生产”[6]68与狭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产品生产”[6]69。可以看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人的主体性与总体性为前提，而其所认可的空间生产模式，无疑是涵盖了生活、意识、文化、制度、艺术等社会存在的主体性生产，经由这种脱离资本主义剥削桎梏的生产模式，主体性才能真正得以解放，并在历史活动中生产出属于自由发展的人类自身的关系空间。在《空间与政治》中，列斐伏尔清晰地指明了其所呼吁的“主体性的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超越性：“我们还谈到了‘空间的生产’。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反思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术语超过了这些局部，而建立在社会的总体之上。”[7]39在此处，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卢卡奇以来的总体性空间观的继承一览无遗——他力求构建起“社会—历史—空间”的三元辩证结构，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时空观。无疑，列斐伏尔的“社会—历史—空间”结构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社会强调对于现实、现世、交往、联系的人的关照；历史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时间的唯物史观的历史继承；空间强调作为自由发展的人对于生活世界真实的、非压迫状态下的创造。
浅谈培训公寓的员工管理……………………………………………………………………………………………崔慧芳（4.76）
除空间思想之外，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思想历来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的技术理性批判形成了共鸣，使得空间愈发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维度。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源于总体性革命的失败；现代性是对总体性革命的拙劣模仿与替代；乌托邦是对现代性的扬弃。”[8]117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一个阐发目标——这种批判一方面以大力批判泛科学化、效率理性、粉碎时间性的资本主义空间为现实表意；另一方面则以认可现代主体的空间创造性、呼唤通往未来的实践的乌托邦、瓦解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异化为建构方向。一如其所言：“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政治的层面上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politique)。”[9]49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空间内，资本所带来的强制与压迫劳动，将时间性毁坏殆尽，使得原本应当自由劳动的人成为无时间性、被囚禁在抽象空间内的生产机器——人不再能以自由、自在、自为的社会存在形式生活，一切创造性的主体能动性均被抽象化、碎片化，人的意识被戴上镣铐，成为资本生产与计量理性的努力。为应对这种局面，列斐伏尔提出了其理论目标，即将“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9]48，重塑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具体的人的整体。
开展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地理科学进展》、《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2011年停刊）、《地理科学》、《经济地理》、《地理学报》、《科技管理研究》、《地球科学进展》、《地理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城市问题》、《国际贸易问题》、《自然资源学报》等10余种期刊（图4）。对载文期刊的分析发现，这些期刊主要属于人文经济地理类、环境科学类、经济管理类等，其中载文量最高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虽然是环境科学类期刊，但是所刊载的多数论文属于交叉性研究，这也表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在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备受“空场”指摘的当代，虽然哈维也多次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关照的质疑，但在事实上，他仍为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当代阐释做出了背书。哈维的思想演变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马克思主义所召唤的总体性精神实际上在后现代状况中得到了延续。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到后现代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阐述，哈维的空间研究更为批判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引向了“后现代”场域——一方面，要通过激活后现代性的激进潜能创新空间批判话语；另一方面，也要更为冷静地应对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思潮。
三、空间范式的后现代转向：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在提出“精神空间”“物质空间”与“第三空间”三种空间形式后，索亚也对应地阐述了三种空间对应的认识论形式，即“观察、实验的感官认识论”“领会、审美的意识认识论”与“他者化、总体化、互融化的解构认识论”。第一种空间认识论是最为平庸与自然的，人们只能通过触摸、观看、听闻的躯体能力识别空间，通过计量化、数字化、物理化学化的手段分析空间，无法捕捉到空间背后意识要素与动态性。第二种空间认识论则开始意识到泛科学理性对于主体精神与意识自由的损害，开始用审美与艺术的方法抵御空间物化。这一点上，索亚隐性批判了海德格尔的诗性模式，认为这种审美的路径终将被后现代精神冲塌。而第三种解构性质的认识论，以绝对的包纳和流变为根本属性，“索亚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16]35
近年来体育舞蹈在我国高校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选择学习体育舞蹈项目。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ISU）已于2017年5月与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签署协议，协议中接纳体育舞蹈成为一项体育项目，为体育舞蹈项目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正式比赛项目奠定了先决条件[1]。
哈维曾言：“各色的社会理论(即来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人的各种传统理论)都极其鲜明地在论述中将时间置放在优于空间的特权位置上。”[11]205在他看来，尽管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提高“空间”地位、构建时空总体的呼声从未断绝，但真正的时空平衡从未真正实现。在此背景下，哈维提出了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理论。哈维对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释义是“采取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即空间、地点、时间、环境，并表明它们是任何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世界的中心”[10]17。在时空二元关系上，哈维对于时空分离的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因此，在他认为索亚、列斐伏尔甚至是马克思等人终究都还“坚持时间与空间的分裂”[12]29-33的同时，他也开始尝试构建地理学范式下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学说。可以看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辩证空间”，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时空观——他并不否定马克思、列斐伏尔等人在空间思考问题上的努力，只是，他希望以地理学的解释学来更好的阐明以往空间讨论尚未言说清楚的问题，这种倾向在其所提出的“时空压缩”与“时空修复”理论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来。
索亚以其“第三空间”(third space，又译异质空间)理论闻名。“第三空间”首先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其范畴谱系横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诸如米歇尔·福柯、亨利、列斐伏尔等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索亚的重要思想来源。这里的“第三”即强调同“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二者的差异性，“它发轫于传统二元对立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并随后在视域、本质和价值意义的维度上超越了前二者。”[15]11其实，第三空间并非是一个现世实存的空间形式，而是一种流变、发展、波动的“社会—自然”空间，是物质空间与人类社会关系的集合。第三空间这个术语本身就蕴含有很强的后现代意味——一切皆变，万物流动，意识与物质交织混杂，潜能与现实共处一室，反对一切意义化与固定化，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撰写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空间立足于后现代语境，是一种对以往技术化、概念化、静态化的空间的重塑，力图实现空间的动态化、流变化、解构化。
作为公认的整体性辩证法大师，本雅明的空间思想表现为“空间的辩证法”——一方面，城市空间中包含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根基，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统治术控制市场、制约审美、裹挟主体性，实现在市民阶层中的稳固统治；另一方面，空间也为阶级意识的萌发与主体梦想(dreaming)的恢复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蕴含着其对主体救赎的希冀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潜能。本雅明空间辩证法的实质，是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空间殖民的批判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可能的深入探索，而对于“拱廊街”这个重要工业文明标志建筑模式的考察，即是本雅明空间辩证法开展的起点。
2.4 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不达标 吴必虎将旅游产品的定义概括为景观、设施和服务的集合。一个旅游产品的优劣不能狭隘地以资源品质的好坏来定论，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也是旅游产品不可分离的成分，这两个部分都属于旅游公共服务。按照国家分类，旅游公共服务分为交通便捷服务、公共信息服务、安全保障服务、便民惠民服务、行政服务五大类。张家界的各项旅游公共服务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也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规范旅游公共服务的发展，这明显不符合张家界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定位。
四、空间内涵的后现代重构：索亚的“第三空间”
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又译苏贾)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意识分析传统，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空间思想融入了后现代精神。尽管他多次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期发展的颓势，但仍然力图“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准则和话语与现代地理学的行为准则和话语之间的碰撞”，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14]9。索亚作为我国学界逐步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本身也和哈维一样，认为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存在理论空场，但这种见解并不意味着其反叛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传统——其理论的终极价值仍然属于对现代社会空间的后现代视角阐释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的批驳，以打破心物二元论为根本出发点，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特征。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一范畴来自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在哈维的语境中，时空压缩是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一轮危机，其成因被描述为：“时空压缩是(资本主义生产)矛盾联系中作用力强度的标志，其很可能是过度积累的危机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的危机与这些力量扭集的产物。”[11]258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产物，“时空压缩的经验总是充满挑战性的，它使人压抑、紧张、焦虑不安”[11]240。在资本主义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用生产占有时间的过程中，在市场主导与财阀政治的干预之下，“私人和公共决策的时间范围都缩小了，而卫星通信和降低的运输成本使得传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1]147，资本的蔓延使得地理学意义上人类生存的空间不断缩颓，人的正常的时空存在形式被资本主义效率主义与物质崇拜重新编写，人逐步成为符号化的商业文明存在。
从事地理学研究出身的大卫·哈维无疑是当代最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与本雅明的审美分析、列斐伏尔的主体性阐述不同，哈维空间思想的后现代倾向是作为理论工具在明面上存在的——我们必须认清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也不能忽视其对于后现代话语价值的某些认可。在《资本的空间》一书中，哈维明确了自身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既肯定其对于空间研究的启示性意义，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即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提供契机，为当代激进政治提供了机会”[10]126；同时，他也坚定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内生弊病，反对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过分鼓吹，认为后现代主义“有着舞台剧般的幼稚”[10]13。在哈维的定义中，“后现代思想倾向于否定历史上任何系统的或一般的东西，并把图像和思想混为一谈，好像连贯的标准无关紧要似的：它强调分离、分裂、短暂、差异和现在常被称作‘他性’的东西。”[10]122在《资本的空间》中，哈维明确提出了其研究的问题导向：“地理空间始终是具体和特殊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普遍和抽象决定论的语境中，是否可能建构一个具体和特殊的理论？这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0]327可见，将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与更具时代性的现实语境相适配是哈维的空间研究所力图实现的目标之一。
1.2.4.2 调查结果 通过“柏拉图”法则图示及“二八”选定原则，ICU在MDRO感染终末消毒处置中亟需整改的缺陷项目为（1）各科室均无终末消毒流程，执行顺序混乱；（2）擦拭方法随意；（3）忽略个人防护；（4）医疗废物处理不规范。见图1。
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曾言：“愈益明朗的是，假如光凭现代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理论的传统的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这种深刻的重构在实践和政治上均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它们必须灵活并适应性地得到重构，以便更有效地与本身正在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适应性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斗争。”[14]8这个继“现代性批判”之后的“后现代重构”构成了索亚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思想根基。在《后现代地理学》的导言中，索亚开门见山地指明了自身的空间研究总目的：“我在此的目的，是将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视野。”[14]1后现代地理学的整体价值即在于破解传统与现代两大历史阶段的时空割裂状态，用后现代的精神与话语重新铸造时间-空间的总体性内在关联，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名，一如索亚所言：“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以及对批判政治现实中的空间的重申，这将依赖于对一种依然是处于封闭的历史决定论的一种持续的解构，也凭仗于对当代各种后现代地理学的各种异位展开许多其他的探索之旅。”[14]371-372
由此，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逻辑得到了清晰展现——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计数理性”的形而上学空间观，到笛卡尔的“广延持存”的现代空间观萌芽，再到“包容万有，绝对动态，归于总体，不可分割”的后现代性空间观，索亚完成了对于现代空间认知的后现代性转向。这种转向的背后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想影响：对总体性的追求、对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肯定、对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性认知……索亚的后现代转向呈现出某种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趋势，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发展建立了更为多元的表述范式。
五、总结：后现代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阶段转变
经由较系统的理论再探，后现代语境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显示出清晰的思想史转变脉络，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总体性建构”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以解决“哲学上的时—空二元论”“人学上的自然—社会二元论”“政治经济学上的劳动—劳动者二元论”为核心脉络。经由哲学上的自由—必然统一、人学上的自然—历史统一、政治经济学上的反异化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时空观清晰可见。尽管《工资、价格和利润》中的那一句“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7]61让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更重视社会生产中的时间维度而非空间维度，但必须清楚的是，马克思的论断语境是基于资本趋力与时代背景而言的，是对于资本社会矛盾的客观预见，其所针对的现实是彼时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的具体布展。马克思并非是那个力图把空间维度从人的存在状态中抹去的时间主义代言人，相反，其所构建的总体性精神框架正以呼吁打破资本逻辑、冲破时空二元论为最终极诉求。“总体性时空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时空解释学上的伟大创造，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堪称深远。
其次，“现代性批判”的空间研究阶段。这一阶段肇始于本雅明与卢卡奇的主体意识关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开始嵌入审美、符号、文化、建筑理念的元素。在现代性发轫的背景下，传统的时间意识与计量理性开始崩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在数字化、物质化、符号化等现代性异化症候所困扰的社会中力求寻找人类存在方式上的反抗。本雅明和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现代性批判指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现代性批判路向。在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下，空间开始脱离康德的感知语境，逐步转入可创造、可领会、可影响主体也可被主体影响的精神-物质互通范畴(尽管这种趋势还未能彻底显露)。当然，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学者还未彻底地将后现代问题置放到舞台中央，列斐伏尔等人对后现代思潮也尚持保留态度。整体上，这一阶段还是以资本主义批判为主，但这种批判已经转向主体意识、阶级文化的传统，具备了现代性的主体解放精神。
最后，“后现代重构”的空间研究阶段。哈维和索亚无疑是这一阶段的开启者，从哈维开始，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具体的空间科学交汇并行，产生了大量跨学科的新范式、新角度，西马传统中所执念的空间的意识向度也得以被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新的理论工具引向更广阔的论域。尽管哈维与列斐伏尔一样，对后现代主义报以冷淡态度，但他对于后现代理论工具的地理学运用为流变化、他者化、异质化的后现代空间研究奠定了范式基础。通过研究视角的差异化，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开始进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转变中，甚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范畴内。索亚更是直接将后现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相结合，用同时带有总体性醍醐味与后现代解构精神的第三空间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新“空间”。时至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后现代重构”已经确立了空间他者意识与去除还原论的基本逻辑，现代性以来对于主体性的强调诉求被重估为交往相生的主体间性；作为终结了二元纷争的异质空间，也随着索亚的理论为人所熟知。后现代重构的空间研究阶段，既是后现代精神对过往空间认识论的再启发，也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精神在当代空间研究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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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1-0044-07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赵睿夫(1995—)，湖北荆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空间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林祥，陈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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