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边苏区简介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点燃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创建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游击队于1932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在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和多次“兵运”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要发展革命，就必须走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经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三个发展阶段。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宣告成立，相继在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和地区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二、南梁地域范围辨析
南梁的地域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梁是指今华池县南梁镇。它位于华池县东北部，地处陕甘交界，北与陕西省志丹县毗邻，东、南、西三面与华池林镇、山庄、紫坊畔乡接壤。全镇辖3个行政村18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23.5平方公里。广义的南梁，泛指以桥山山脉的大梁山南麓，地处甘肃华池、合水，陕西志丹、甘泉四县交界，以葫芦河为发源地，包括平定川、豹子川、大凤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的八条支流川道，方圆百余里的广大山区，其中心就是荔园堡川的南梁，故称南梁地区。本文中探讨的南梁是广义上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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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硕果仅存的原因
1.自然地理环境
1930年前后，刘志丹曾多次来到南梁一带，对当地的自然地理、风俗民情和政治、经济等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南梁地广人稀，有粮有草，有利于屯军养马，供给充足；此地靠近子午岭，有绵延几百里的大梢林，山大林密，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大，进可直逼敌巢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桥山，易守难攻，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分析，刘志丹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处于两省边界，敌人统治薄弱，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一支红军武装，一步步向外发展，就能在大西北撑起一块明亮的天空。”
2.外部军事环境
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交界地带，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当时，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驻守庆阳，陕军杨子恒部驻守平凉，高双城部驻守延安，张廷芝部驻守靖边一带。正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便创造了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陕甘边地区各种大小军阀加上当地民团和土匪竟达52股之多。民谣中唱到“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这些大小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又分别受制于陕甘两省军阀，极不统一，为抢占地盘，时常发生混战局面，客观上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3.社会因素
在南梁根据地开创之前，林镇、南梁一带的295个农户中，无地者多达198户，这一带26000余亩土地中，仅集中在裕茂隆、恒义兴和地主手中的土地达18000多亩。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甘大旱，粮食绝收。1929年3月，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云：“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废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活壤，终成石田，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不同归于尽!”当时的民谣描述了劳苦大众的生存惨状：“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湿了有心晒一晒，身上无衣不等待。”
1929年5月，国民党内政部长薛笃弼在视察甘肃灾情后，不得不致电行政院称：“陇东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加之军阀横征暴敛，兵匪横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身上背负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劳动人民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兵匪的掠夺，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
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加塞特说过：志向远大方能进步，目光长远才能前行。从刚入行的懵懂青年到现在掌管一家企业，已到不惑之年的汪宗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清晰的目标，并全力去实现着。岁月打磨掉了他曾经的青涩和不羁，换来的是如今的睿智与成熟。
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反对刘志丹等提出的在陕甘边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从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在南梁地区的林锦庙胜利会师，到照金苏区的沦陷，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中，陕甘边党和红军屡受挫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究其原因就是陕西省委没有从陕甘边革命的实际出发，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明确指出，“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和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造较大的根据地。”从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央对陕西省委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持反对态度，明确提出了应在泾渭、三水之间创建苏区，而陕西省委及特派员杜衡受“左”倾错误思想的驱使，极力推行“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泾渭河交通的军事冒险方针”，致使千辛万苦创建的照金苏区沦陷，红二十六军全军覆没。
4.群众基础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究竟在哪里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这个关系陕甘边革命命运的根本方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33年11月3日—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以毛泽东“武装割据理论”为指导，总结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从实际出发，作出了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5.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
连接器型预制光缆由插头/插座、连接光缆、防护材料等组成，可分为插座组件与插头组件，插座组件一端与插头组件连接，另一端与设备连接。
南梁地区人民在兵匪蹂躏、官绅压榨、地主盘剥的层层压迫下，不断掀起自发性的斗争浪潮。南梁、乔河一带的“哥老会”、“扇子会”，葫芦河的“镢头队”等团体，组织群众采用“交农罢耕”、围攻县城、抗粮抗税、吃大户等方式与地方民团和反动当局对抗。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统一领导，屡遭镇压，但却打击了反动当局的统治和剥削。另一方面，大批有志青年接受了新思想，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陇东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外，南梁地区淳朴的民风也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给养和支持。刘志丹等革命者在南梁活动期间，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平定川老杨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和马锡五，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边区传为佳话。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刘志丹坚定了在南梁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信心。
6.信念坚定和实事求是的领导核心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是得益于陕甘边革命先辈的正确领导，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路线，坚持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建军过程中，历经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运，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仍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与“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始终把马克思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紧密结合，坚持走“井冈山”道路，适时制定和调整斗争策略，走出了一条符合西北实际的革命道路，创建了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由图3可知：PID在控制过程中有较大的超调，达到稳态所需的时间长且对于扰动变化较大；相应的 ADRC控制响应时间短，基本无超调，对鲁棒性好。
193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在南梁荔园堡古戏台前召开庆祝大会，宣告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摇篮，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是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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