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口老龄化日益显著地影响到资源配置格局与长期经济社会效应。基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近10年国内外学者相继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已有文献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技术创新和城市化水平等不同视角出发，得出不尽相同乃至存在大量分歧的研究结论。梳理这些文献，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及其传导效应，把握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取向，更加积极主动地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
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城乡不均衡，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未富先老等特征已构成21世纪我国的基本人口国情。党的十九大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写入报告，标志着中国正在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老龄人口养老和发展之路。在结构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呈现新特点。老龄化诱发的经济社会效应引起学术领域、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方面做了广泛研究，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政府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制定了相关政策，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通过对这些理论研究及其政策实践进行梳理，期望能够为更好地创新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相关治理机制，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与产业政策，前瞻性预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提供更加理性的解决之道。
一、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给产业结构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通过促进消费而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因此对于人口老龄化是否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滞后效应，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对分工效果与产业效率都会构成不良威胁，造成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难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相匹配，且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人口数量变化带来的问题，忽略了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带有一定的缺陷性。也有一部分学者根据实证研究等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且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国内外学者大部分是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考虑人口老龄化给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Annabi等[1]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国家是极其不利的，但是会提高平均工资，促使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Siliverstovs和 A.Kholodilin[2]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阻碍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Hashimoto[3]等构建了两部门世代交叠模型，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已经明显从非保健部门向医疗保健部门转移。Luhrmann[4]发现家庭的消费需求随着年龄结构的改变会有很大改变，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总需求的变化造成影响。国内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主要有，朱洵、周彦汐[5]认为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是劳动经济学与人口学的交叉研究，因此作者建立“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解析了目前我国面临的挑战。通过对2010 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 的数据进行双重结构的分析表明，三次产业中普遍存在劳动力老化的现象，且从业人数越多，生产效率越低，第二三产业仍具有人口红利，但老化趋势将增加的越来越快。童玉芬[6]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劳动力供给明显下降，并对中国这种劳动密集型国家造成负面影响。茅锐、徐建炜[7]对2002—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结构必定会对产业结构带来影响，因此合理预测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消费结构的年龄分布规律，有助于揭示人口因素对消费结构的外生冲击。卓乘风、邓峰[8]从创新型人才区际流动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中国整体的产业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但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且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同时作者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采用的是以课堂为主的形成性评价以及学期结束时以测试为主的终结性评价。在教材中，每个单元结束部分都有一个Ticking time环节，来让学生对自己在这一个单元中的学习情况做一个评价。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环节，结合学生的实际，设计出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小组评价等环节，通过自评，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通过互评和小组评价，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在其他人眼中的具体情况，以此来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
陈颐和叶文振[9]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算了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关系，发现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发展，但是在长期内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为产业结构发展带来正面效应。汪伟等[10]通过对分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并迫使企业尽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虽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效应仍然为正，因此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对立的。刘玉飞、彭冬冬[11]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也证明了此观点。陈卫民、施美程[12]深入研究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强，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具有明显促进作用。郭瑜[13]认为人口老龄化虽会减少劳动人口，但并不一定会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聂高辉、黄明清[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对于中、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马子红等[15]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阻碍了三次产业的发展，而且限制了我国服务业的优化提升。与聂高辉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负效应，为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
综合以上观点，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效应还是负效应的问题，学者们还未达成统一观点。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需求或供给的角度来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进行研究，部分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应结论，但是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的研究还并不完善，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另外，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之间的差异研究也比较少，每个城市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人口老龄化对于不同的地区所具有的特质带来的影响也可能不一样，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能会发现不同的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选择。人在年轻时获得收入后，会将一部分用于储蓄来作为老年时的消费，加总起来个人的行为就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当社会的年轻人减少时，社会的总储蓄也会减少，储蓄的减少就会带来投资的减少，因而会引起经济增长缓慢。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从社会保障支出等其他方面影响经济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等多个环节产生重要作用。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学者们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养老负担、人力资本水平、劳动效率、创新能力、要素禀赋结构等方面。田雪原等[52]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与日本社会保障支付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对技术创新产生了负效应；胡伟略[53]进一步对养老负担进行量化，增加了离退休人数、社会保障费用等指标，证实了养老负担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Kuhn和Hetze[54]通过建立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培训发生率的效应为负，因此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老员工之间经验的传授。Behaghel和Greenan[55]通过构造双差分模型，发现高龄员工与低龄员工相比，在接受计算机应用和团队协作培训方面能力比较差。姚东旻等[56]利用动态面板和系统GMM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有显著负效应，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老龄化对于创新的影响就越显著。沃哈根[57]通过考察大量关于智力与生命周期的相关文献，发现人类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50岁以后出现明显下降。Johns[58]对20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年龄进行了统计，发现50岁以上的创新发明者所占比例不到14%，超过60岁的不到5%，说明了老龄化不能仅仅从老年人的角度考虑。
Feldstein[16]对跨国时间序列资料进行了考查，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社会保障支出而使私人储蓄下降了60%。Peterson[17]从6个方面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发现医疗成本与养老费用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提升，从而造成储蓄率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David E.Wildasin[18]从税收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仅提升了社会保障费用，还增加了就业人口的税收。Borsch[19]发现老年人口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平均年龄水平，还减少了劳动供给程度，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作用。Willi Leibfritz[20]等人则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缺乏从而导致总产出下降，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王金营、付秀彬[21]通过对中国1987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拉低了区域的消费水平，并且对储蓄率也有负面影响。彭秀健[22]从宏观的视角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负增长”和物质资本低增长，从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刘洪银[23]通过对人口抚养比的考察，发现人口抚养比对经济的隐形作用较强，且与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包玉香[24]以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带入了人口老龄化因素，最后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的结论。作者认为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总储蓄水平，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老年人口对GDP的消耗也会减少资本积累，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稳态下的人均资本量下降，经济产出水平也会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从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会随着程度的加深来弱化区域经济的发展。胡鞍钢等[25]利用索洛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引入C-D函数，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储蓄率进而对人均GDP及其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Peterson的理论。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对于城市人口的变化，一部分是来自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一部分是来自外来人口向城市的流入，因此城市化也是人口迁移的一个表现，大多数学者也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对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农村人口大量迁移不仅给农村造成了一定影响，也间接影响了下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周祝平[65]发现随着前几年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在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之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居多，农村青壮年比例严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匮乏，不足以维持城市化的超高速发展。郭志刚[66]认为城市人口金字塔底部主要是由农村流动人口组成，中国城市对大量外来人口的需求是刚性的，因此当农村劳动力减少时，城市的发展会大大减弱。
人口老龄化还可能通过影响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效率对创新产生影响，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劳动效率效应”。Habakkuk[59]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创新的动机更加强烈。袁传攀、湛文倩[60]认为老龄化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来适应老龄化社会。姚雪松、王志勇[61]研究发现尽管比例不同步，但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姚东旻等[62]从机制和实证结果两个方面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发现创新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并且发现根本性创新多是由年轻人完成，而渐进性创新和年龄结构并没有关系。韩振秋[63]认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会通过增加老年人社保、医保支出，占用国家科研资金，影响创新人才队伍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消费群体逐渐扩大，他们对医疗、健身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这又会倒逼一些企业、政府部门和高等学校等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借助技术进步来优化老年人的生活。王笳旭和王淑娟[64]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促进劳动力质量提升和要素结构的改变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正面影响，且老龄化存在异质性，高等教育下的老龄化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中等及以下教育对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
总结以上观点，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视角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结，无论是通过对时间序列的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且社会保障支出、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是主要的作用因素。少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不过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很多学者都忽略了这一点，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得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部分学者将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归纳为心理成本和预期净收益两个方面。Sjssatad[67]于1962年首次提出了人口迁移城市的心理成本。对于迁往城市，人们面对的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家人和朋友的心理成本，同时会脱离建立好的社会网络，面临未知的风险，而且这种心理成本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从而阻碍人口向城市的迁移。Sjssatad对美国中西部以北的移民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人口前往城市的比率是增加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比率就开始下降，呈现出少儿和老年人移民比率低，中、青年人比率高的倒“U”形状态。Mincer[68]也通过对美国的调查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影响呈倒“U”形曲线。Stark和Bloom[69]指出在人类偏好和机会面前，人口迁移现象的合理性所在。此外，Zhu[70]和Chen等[71]通过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王金营[72]通过计算估计出了人口乡城转移年龄分布函数，发现分布函数大体近似于一条单峰偏态曲线，且19～35岁之间的转移人口比重最大。同样，游士兵[73]通过年龄移算法进行分析，发现农村人口迁移年龄分布为“中间大，两头小”，并认为制度因素与路径依赖是造成这种结构的原因，通过进一步预测发现，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明显低于上一个时期。
大量证据表明，当人的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创新能力会随之下降，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技术创新提升及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当人的年龄上升到某一阶段后，身体的各项机能会逐渐下降，人的记忆力、行动能力、反应能力都大不如前，而且患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很难再为社会带来创新资源。同时，人类步入老年后，认知能力会快速下降，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快速接受新事物，对于工作上的问题并不能够快速解决，使得高龄员工的工作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很多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年龄结构之间呈倒“U”形曲线。但是也有学者从另一方面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老龄化是对经济发展与人体健康状况提升的一个证明，因此说明人类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Jose[48]利用微观仿真技术，对墨西哥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并不会促进收入的不平等，Guillaume[49]对世界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预期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
自然教学资源的分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方面国家干预分配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和援疆计划一样只要有所调控还是可以保证边远山区的小学生们也能享有到一样的先进的教学资源，可以使用到多媒体教学，能够得到体音美的设施配件，可以全面发展。至于优秀师资的调配国家现在既然已经做了学生就近入学的调配，就应该继续尝试保证优秀师资的分配，这样就不会出现学生不就近入学而要花大力气跑远距离趋向名校里的名师。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络的广泛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利用手机气象短信、电子显示屏等，确保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雷电防御、农业病虫害等气象服务信息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农民手中；积极开发利用新技术，建设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加强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了解公众需求。结合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媒体，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一步拓宽气象为农服务范围，增强气象为农服务质量。
总结以上观点，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上，而没有具体地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只有王笳旭等[50]利用静态固定效应回归和动态差分GMM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分布不均有正向作用，且这种效应地区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均的影响越大。季晓旭[51]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发现房价上涨、老龄化程度加重会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房价上涨和老龄化的交互影响对改善城乡收入分配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由于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国家，各个地区在经济、制度上差异较大，且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也不一致，对于不同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未深入。
四、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年龄组之间表现的状况不同。大量学者都将收入不平等进行组内和组间比较，多数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普遍体现在组间效应，组内效应的影响不大。刘金东等[44]突破了以往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差距贡献率计算不精确的局限，利用基尼系数推算出了老龄化效应表达式，并利用CHNS微观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老龄化效应主要来自年龄间效应，剔除老龄化效应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刘华[45]利用方差分解与回归分解相结合的方法，发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主要是由组间效应引起的，即不同出生组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收入不平等的主因。曲兆鹏和赵忠[46]同样通过调查农村1998、1995、2002年的微观数据，将农村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组间”和“组内”不平等的老龄化效应，发现家庭人口年龄的增加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Schultz[47]对台湾地区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并未促进台湾地区的收入不平等。
用Excel表对数据整理后，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一般线性模型(GLM)分析和Duncan's法进行多重比较，线性及二次比较分析不同蛋白质水平对蛋鸡生长性能的作用效果，显著性水平设为P＜0.05，极显著水平设为P＜0.01。
加强启闭机等水利永久设备质量监督与管理，为水利建设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产品是顺利完成“十二五”水利发展规划提出的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农田水利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排泵站改造等主要任务的重要保障条件，更是满足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以及新形势下水利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卢娟、李拓[31]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交叉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为当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变成消费者，消费结构会因此改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老年人对消费的影响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积极型消费表现在老年人在退休后为了享受生活而增加消费；消极型消费表现在老年人大部分会花费在儿女的住房与教育投资上。而人口老龄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的交叉项则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因为人口老龄化会阻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但是作者并未说明到底是人口老龄化的正作用大还是副作用大。姚从容、李建民[32]通过对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发现各个国家存在3种情况，即“未富先老”“即富即老”与“先富后老”。
通过总结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到底是正效应大还是负效应大暂时还难以衡量，不过以上研究只是从宏观的层面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总体影响，并没有对创新进行分门别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是动态的过程，单从专利数量或科研结果很难全面衡量创新的基本状况，因此对创新的定义以及创新指标的选择也是关键一步。
五、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另一方面，少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经济的发展。Fougere[26]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从而在长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邬沧萍[2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和储蓄等，但是作者认为其是否阻碍了经济增长尚难定论。林擎国、王伟[28]认为人口老龄化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对老年娱乐服务业、老年保健服务业、老年家庭服务业创造了有利空间。王悦[29]打破了以往计量分析的局限，在分析模型中加入了空间权重，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而且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王桂新、干一慧[30]以哈佛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说明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多负面影响，但应注意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由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引起，这种变化会进一步改变资源的跨期配置，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丁玉龙[33]指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01—2015年呈倒“U”形特征，在200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缓慢降低，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他大部分学者也都认为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收入不平等。Paglin[34]作为最早的研究者，应用年龄标准化增长系数分析了收入不平等随着个体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对两者进行定量研究，虽忽视了年龄组内不平等的问题，但仍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Repetto[35]和Lindert[36]认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收入差距越大。Cameron[37]使用半参数法检验了爪哇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收入不平等。Zhong[38]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均匀。Yamada[39]对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进行了测算，发现如果加入人口老龄化这一因素，日本20世纪80年代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态势会基本消失。Formby和 Seaks[40]、Alms等[41]利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测算出美国、挪威等不同国家年龄间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在30%以上。蓝嘉俊等[42]也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老龄化会明显导致收入不平等，并且对于收入水平越高或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明显。文建东和谢聪[43]利用莫兰指数和LISA聚集图，对收入不平等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利用省域面板数据，探索了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是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的，顶部老龄化会显著扩大收入不平等。
这种心理成本不仅对生活在农村的群体有影响，对生活在城市的农村人同样具有影响，尤其是对年龄较大的农村群体。赵耀辉[74]通过对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年龄的确对人口迁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整体上看作用并不大，因为很多农村移民并不打算在城市永久停留，他们的受益年限仅仅是从迁移至回乡的时间，而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就是心理成本的存在。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向城市迁移的比例就会越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就会越大[75-76]。
预期净现值也是影响农村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预期净现值收入包括两个概念：预期收入和预期成本。其中预期收入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如较好的环境)，农村移民的预期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如心理成本)。李强[77]和Bai[78]发现农村人口在城市普遍从事低端工作，因此他们的预期净收入主要从衣食住行等成本方面考虑，一些老龄人员的预期收入没有年轻人的预期收入高，他们预期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其生活在城市的费用，因此打消了进入城市的念头。Zhao[79]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移民返乡的比例也越高。蔡昉[80]认为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不能再完全依赖于农村人口移动，而是要集中于农民工市民化来提高经济增长。
还有些人从养老制度的方面进行了考虑，李建民[81]、Wang[82]认为我国现行养老制度并不完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还是要由子女来完成，因此老龄移民返乡仍是一个趋势。康传坤[83]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心理成本和农村养老模式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唐利平和风笑天[84]认为农村老年人口无论是从生活起居上还是从精神慰藉上都需要子女的照顾，由于在城市扶养老人的成本问题，子女大多会选择回农村进行赡养义务。从户籍制度方面考虑，蔡昉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居民在城市不能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和医疗等服务，因此在达到一定年纪后会形成“返乡流”。
总体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做出了评价，心理成本、劳动成本、预期收益和养老保障等都是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但是对于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间的特殊关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可以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进一步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的影响会加剧城市化的负担，面对农村人口移动的瓶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因此，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衡量，应剖析开来，进一步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人均收入等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城市化发展质量。
六、结论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一些学者对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效应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替代等方面形成倒逼机制，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动能；一些学者则持有悲观态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居多。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时带来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且两者都不容忽视。
黄瓜霜霉病和黄瓜细菌性角斑病是黄瓜上经常发生的两种病害，这两种病害一旦发生，发生迅速而且这两病害发生症状相似，不好识别，给防治上带来了困难，加剧了生产难度。本文针对黄瓜霜霉病和细菌性角斑病的区别进行了详细介绍，以期能有效地指导生产应用。
在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方面，“乐观”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激发企业的竞争力、刺激消费等，从而将负面效应转为正面效应；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可以增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老年人拥有一定的经验，在人力资源市场来说并非是一个劣势。“悲观”学者主要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社会总储蓄等方面对经济产生负效应。对于收入差距方面，多数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认为人口老龄化拉大了人口的收入差距，但有少数几位国外学者反对此观点，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技术创新，“乐观”学者认为老龄化可以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劳动力的减少可以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而“悲观”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减少会降低创新能力，影响创新效率。对于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老龄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且一些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使得这一现象很难得到缓解。总体来说，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当前我国许多学者多持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观点，且挑战大于机遇。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内容，并且在以往研究中，实证分析与定量分析研究居多，很多学者引入模型，或对国家及地区进行实证研究，这种定量与定性分析、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看到其优点的同时，也要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现存研究大多都是通过实证分析等方式探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单纯地考察一者对另一者的影响，两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反向作用。其次，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在分析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研究方式，在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时要针对我国现有国情与发展状态，对引用相关理论的假设条件、模型参数等适当调整，以便在借便鉴方法的同时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再次，中国区域差距明显，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经济发展上来看，不同区域具有明显的特殊化与个性化，因此在分析时应重视区域性研究。只有对区域的细致考察才能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具体问题，得出更加确切的结论。最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还涉及许多方面，例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供养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方面关乎国家重大决策。因此，学者仍需要开辟新途径，全方位、高精度地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泰勒曾说，与其说科学管理是单个要素的组成，倒不如说是所有这些要素的整合:“(1)它是科学，不是单凭经验方法；(2)它是和谐，不是冲突；(3)它是合作，不是个人主义；(4)它以最大产出代替有限产出；(5)它让每个人达到最高效和获得最大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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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1-0013-08
DOI：10.13483/j.cnki.kfyj.2019.01.003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重点课题“广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7AZT11)。
[作者简介]刘俊杰(1965— )，男，甘肃会宁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莹(1994— )，女，辽宁铁岭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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