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光辉战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周恩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的贡献鲜有论及。而作为遵义会议后“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是有重要贡献的。这从周恩来在土城之战失利时的果断决策、一渡赤水时的架桥指挥、博洛交权时的作用发挥、改变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时的当机立断等过程中，都能充分体现出来。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周恩来；四渡赤水；贡献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此役，毛泽东充分利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内部矛盾，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聂荣臻后来回忆道：四渡赤水时，“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1]P255。
几十年来，尤其是每当纪念红军长征“逢十”之年，学术界对毛泽东这一生中“得意之笔”注关于“得意之笔”说，许多论文论著都认为那是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蒙哥马利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此说影响广泛。在笔者看到的论及四渡赤水之战的论文论著中，多有引用此说者。经查阅《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共两次。一次是1960年5月27日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两人主要谈论世界局势，也涉及其他问题，但只字未及四渡赤水之战(谈话全文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94页)；另一次是1961年9月23日晚上和24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蒙哥马利主要请毛泽东谈对新中国成立12年来的看法和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也涉及其他问题如接班人、核武器等，但也没有谈及四渡赤水之战。的四渡赤水之战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笔者最近在检阅一些论文论著时，发现：遵义会议确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P43，可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对周恩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的贡献却鲜有论及。笔者将“3+1”的长征[注]学术界习惯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简称为“3+1”的长征。历程逐日梳理，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回忆录，对周恩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的贡献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土城失利：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果断调整部署，使中央红军得以摆脱危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关于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遂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而“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2]P36-37，遂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之际，蒋介石调兵遣将，以11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所在的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围攻中央红军，以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阻止中央红军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界地区，并很快形成了对中央红军新的包围。
面对敌人的重兵进逼，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等指挥下，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习水县土城镇方向前进，拟在四川宜宾与泸州之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0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只限军委委员和军团首长“妥为保存”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二、红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3]P240-24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1月22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告知中央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建议红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注]指川敌刘存厚部。刘存厚曾任国民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部所属第6路军总指挥兼第23军军长。，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3]P448，以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在今四川广元的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4]P10
（2）问卷调查：可用于小组成员之间的自评、互评，同时教师也可对本组学生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多采用自行设计问卷，涉及对教学形式的态度、在本次教学中的投入和参与程度、学习效果、能力的提高、评判性思维、分享精神、教师的作用、PBL教案评价等方面[10]。
根据获悉的情报，尾追的国民党川军教导师郭勋祺等部只有两个旅4个团，为争取主动，中革军委决定歼灭尾追之敌后再全力北进。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岗坡地区围歼尾追的郭勋祺旅。1月27日五时半和二十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两次致电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首长，对将于28日开始的土城战斗作了详细部署。要求“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枫村坝、青岗坡之敌”[3]P245，并决定具体部署及战场指挥统由彭德怀、杨尚昆负责。
据评价要求组建5人专家小组，经专家组认定该指标体系中可作为参照的指标是“合同签订及时率”，根据公式(2)确定权重如表3所示。
中央红军二占遵义后不久，3月2日，蒋介石由江西南昌飞抵重庆“督剿”，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3日，他发出《关于统一指挥驻川黔各军的手令》，明确“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13]P583。同时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域。
但是，就在中央红军挺进赤水方向时，国民党川军潘文华部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正部署阻击红军北进；而尾追的川军郭勋祺等两个旅则从习水县的温水、东皇殿尾追而来，且已经与红军后卫部队接火，中央红军面临被南北夹击的危险。
1月28日晨，土城战斗打响。周恩来、毛泽东等在青岗坡附近的大埂上[注]大埂上，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白马山山脊中部的垭口上，距毛泽东在土城镇住址约一华里，距青岗坡战场约6华里。指挥战斗。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岗坡之川军教导师、独立第4旅发起进攻，但激战多时未取得进展。而川军后续部队独立第3旅迅速增援上来，教导师第2旅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截堵，位于赤水的第5师两个旅及第1师第3旅第7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敌我双方在青岗坡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红军部分阵地被突破。
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指挥，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3月4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签发命令，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P280周恩来等人签发的这一重要命令，“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依然保留，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4]P218。第二天清晨六时半，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当天在前线向各军团发布了作战命令。3月7日，周恩来也离开遵义，赶赴鸭溪参与前线指挥。[9]P280这期间，中央红军几次寻机歼敌未果。这导致了蒋介石的错觉，他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另一方面又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15]P357。于是，他调兵遣将，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二、架桥指挥：周恩来率领工兵连迅速在赤水河架起浮桥，使土城之战失利后的中央红军全身而退
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交接，就在这个当年不起眼的“鸡鸣三省”村平静地完成了。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0]。周恩来在回忆中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五个字：“说服了大家。”但是，整个过程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的，主要是因为博古本人和凯丰等人思想不通。
当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网站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商榷。该院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打破课程间的藩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创业人才。因此，课程教学改革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1月29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决定“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6]P20-21。并要求各纵队渡河后，破坏浮桥的任务由红一、红三军团后卫完成。为落实这一命令，领导人进行了分工，其中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桥。
1.3.4 免疫组化结果判断标准 本研究VEGF阳性表达标准参照文献[5]，因VEGF表达于细胞浆中，染色呈棕黄色视为阳性。阳性细胞数占0%～10%为0分，阳性细胞数占11%～25%为1分，阳性细胞数占26%～50%为2分，阳性细胞数占51%～75%为3分，阳性细胞数>75%为4分。0～2分为表达阴性，≥3分为表达阳性。选用试剂盒中阳性片作为阳性对照，PBS取代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研究期间患者均不得服用任何其他类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对于部分失眠患者,可给予苯二氮类药物进行干预;部分有锥体外系反应患者可口服苯海索片进行干预;部分有心动过速患者可口服普萘洛尔片进行干预。
为了按时架好浮桥，周恩来命令工兵连紧急到赤水河上下游收集船只，发动群众征集收买了大量的船只、门板、毛竹、绳索等架桥物资，并亲自带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勘测架桥点。他详细安排了架桥的每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完成架桥的时间。到29日天亮前，一座能供三人并行通过的浮桥，终于出现在土城上游钟家嘴赤水河上。同时，红军工兵部队也迅速修复了国民党军架设在蔡家沱和浑溪口的浮桥。当时在红军总部当参谋的吕黎平后来回忆：“为了使部队及时渡河，周恩来还带着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勘察架桥点。我是当晚的总部值班参谋，周恩来除三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促外，又三次派我到架桥点检查架桥进展情况向他汇报。”[7]P124
浮桥的架设成功，为战斗失利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安全通道。29日拂晓，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以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干部团一部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赤水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一部、干部团大部及第5师为中纵队，由土城下游浑溪口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五、红三军团各一部分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蔡家沱浮桥渡河，向太平渡[注]太平渡，位于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镇，东岸属贵州省习水县醒民镇。前进。
生理生化特征分析结果见表5，参照伯杰细菌鉴定手册，菌株R1，R2，Y1，Y2，Y3，Z1，Z2的生理特性和植物乳杆菌、戊糖片球菌、淀粉液化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亚种、镰刀霉、黑曲霉的基本特征相吻合。根据结果可知7株菌株都具有良好的分解糖类的能力，其中葡萄糖、蔗糖和麦芽糖所有菌株均能分解，具有糖酵解能力是发酵菌所必须需能力。此外，2株乳酸菌也具有良好的分解乳糖的能力，它们不仅能利用来自青稞的糖分，同时也能利用来自牦牛肉的糖分进行发酵，属于优质发酵菌。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进入四川古蔺、永宁(今叙永)县境，计划经此北进，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赤水河为长江上游支流，因河流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流域处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接壤地带，天然落差1588米，其中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因而两岸陡峭，水流湍急，流速最快达每秒3.5米，河宽近150米[注]2014年10月中旬，陈宇同志率领“红军四渡赤水战场考察队”实测土城渡口两岸直线距离宽134米，元厚渡口两岸直线距离宽141米(见陈宇：《红军长征年谱长编》上卷，蓝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462页脚注)。。从朱德命令发出到拂晓，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如此短促的时间要在赤水河上架起能渡几万大军的浮桥谈何容易！
三、促膝谈心：周恩来发挥善做思想工作的优长，使中共中央顺利完成最高权力交接
2月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击永宁县城不克，北进计划受挫，红军主力西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前进。鉴于红一军团部队连日在岔河、永宁遭川军截击，2月3日晚十时，朱德致电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首长，告以敌人有向叙永县两河口、后山铺、站底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因此，“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8]P457。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注]据《毛泽东年谱》注释，“鸡鸣三省”村，一般认为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附近(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脚注)。“鸡鸣三省”会议系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扎西召开的系列会议之一，但目前对“鸡鸣三省”会议召开地存在争议，涉及云贵川的三个地方分别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楼上村民小组的“花房子”、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的鸡鸣三省村(曾一度改名为“迎丰村”)、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的石厢子。村，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常委分工上，以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9]P278
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在我军巩固两侧阵地后，周恩来、毛泽东等立即回到土城镇住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同志紧急磋商，研究对策。在不利的战斗态势下，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撤离战场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土城镇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紧急会议很快统一思想，决定次日早晨，红一、红九军团从猿猴场，其余部队从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西进。[5]P445
对于博古来说，遵义会议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他始料未及的。遵义会议上，大家众口一辞对他和李德提出了批评，连历来谦逊稳重的朱德都声色俱厉且又心情沉重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8]P450德高望重的朱德这话对博古震动很大。“他近来已感到力不能胜，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声中让他下台心情却是十分痛苦的。”[11]P180因此，“痛苦、沮丧、愤慨、委屈时时在折磨着他。”[11]P181-182凯丰则不但在遵义会议上“不同意毛张王[注]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2]P43，而且会后还叫博古不要将象征中央权力的“那副挑子”交出去。[11]P187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做通思想工作并非易事。2015年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时候，石仲泉曾撰文《再论遵义会议》，披露了周恩来在“鸡鸣三省”村和博古推心置腹的促膝谈心。正是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12]，完成了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
四、当机立断：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的正确主张，使全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血战和损失
土城战斗也称青岗坡战斗。这一仗所以重要，是因为击败了南北夹击的川军，就打开了北渡长江的通道，对实现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去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
适应活化是指酵母菌对一个或多个抑制因子几小时或几天的适应过程[3]。此过程中，酵母激活了与高酒精浓度及其他抑制条件相关的新陈代谢应激反应，并在较大程度上减弱了抑制因子对酵母细胞的影响[4-5]。研究表明，酵母复水活化过程中稀释倍数、活化液含糖量、活化温度和时间[6-8]等对提高酵母菌活性具有重要作用。为避免酿造过程中酵母细胞大量死亡而导致的发酵提前终止，酿酒师们往往在接种前用酒水混合液对商品活性干酵母进行适应性活化处理，近年来商品氮源和酵母活化剂等在酿酒工业中日也益受到重视[9-10]。
危急关头，周恩来和毛泽东及时调整战斗部署。28日中午一时，前线激战正酣之际，周恩来亲自给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发电报下达战斗任务，告知“我二师[注]指红一军团第2师，当时被指定为预备队。已到，今十四时参加五军团方面的突击”“我四师应在解决郭旅[注]指郭勋祺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注]指潘佐旅。出击，并担任向东皇殿追击的任务”[3]P247。整个四渡赤水期间，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单独以自己名义发出作战电令，这是唯一的一次，可见当时情势之危急。朱德和刘伯承都赶赴前沿阵地，指挥陈赓、宋任穷所率干部团发起攻击。作为预备队的红一军团第2师由猿猴场[注]猿猴场，今贵州省遵义赤水市元厚。跑步回援与川军展开激烈搏杀，但由于敌军先我占领有利地形，第2师“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1]P251。经过浴血奋战，我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稳住了阵脚，夺回了部分山头，阵地得以巩固，暂时摆脱了危局，与敌人形成对峙。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到达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管辖的苟坝村。此地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各百余里，当时国民党军有一个师驻扎在遵义西边的打鼓新场一带。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根据广大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涨的士气，致“万急”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朱德收电后认为这一建议可行，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传阅。
鉴于过去博古、李德搞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负总责的张闻天看完电报后，于3月10日在苟坝村的“新房子”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20多人参加。
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多数人倾向同意林彪、聂荣臻的建议，主张攻打打鼓新场，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那个师，周围的全部黔军和滇军的4个旅很快就能靠拢增援，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攻打固守之敌，而应该在运动中歼敌；甚至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还是没有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以一般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担任没几天的新职于是被撤销”[14]P218。
毛泽东深知，进攻打鼓新场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回到住地后，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提着马灯去找住在几里开外的周恩来，建议他将攻打计划暂缓下发，而这时周恩来刚刚接到军委情报二局送来的各路敌军增援打鼓新场的情报，证明了毛泽东的预判。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当机立断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9]P2813月11日一早，苟坝会议继续进行，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周恩来首先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说服了求战心切的其他与会人员，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并于11日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周恩来后来专门对此有过回忆：“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16]P173
只隔了一夜，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结果就截然相反，这在中共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罕见的一次，而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无疑是周恩来。
苟坝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过这次会议。苟坝会议的意义在于：一是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因攻坚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是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三是为实现毛泽东早已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红军西出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7]P104
朴宰范认为，死亡与再生原型是《边城》故事构成的根本原型，翠翠的母亲、祖父和天保的死亡使翠翠的情感世界趋于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通过对翠翠的影响获得了“重生”[18]。然而，朴宰范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他认为天保是在对歌输了之后在途中投江自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边城》并没有写到天保自杀，只是说天保途中遇难淹死了。其次，他虽然指出月亮、渡船、白塔等事物与人物命运有关联，但是并没有对这些事物的原型作具体的论述。
苟坝会议后，红军在鲁班场战斗中没能得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这期间，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5]P451在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9]P281之后，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三人团”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坎[注]白腊坎，即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白腊坎村。之间突破国民党“追剿”军的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金沙县。3月31日，中央红军经金沙县后山乡的梯子岩、大塘、江口三个渡口南渡乌江，进入息烽县境。之后，采取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调动滇军为蒋介石“救驾”，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5]P453的有利局面，4月24日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并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专程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布置。[9]P282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为四渡赤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文献]
[1]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2]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三)：红四方面军征战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吕黎平.红军时期参谋工作纪实[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J].党史通讯，1985(1).
[11]李志英.博古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2]石仲泉.再论遵义会议[J].党的文献，2015(1).
[13]陈宇.红军长征年谱长编：上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17.
[14]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5]《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Z].内刊稿，198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周恩来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17]石仲泉.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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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Ju-xiao WANG Min QIN Yun-feng
(PartyCommitteeoftheAdministrativeOrgans，ChinaExecutiveLeadershipAcademyJinggangshan，Jinggangshan，Jiangxi343600，China)
Abstract：The campaign of crossing the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 wa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Mao Zedong’s flexible strategy and tactics，and Mao Zedong himself once said that this campaign was a masterpiece in his life.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Zhou Enlai’s contribution in this campaign is seldom discussed.Actually，as “designated by the Party to be finally responsible for military affairs” after the Zunyi Meeting，Zhou Enlai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ampaign，and this was embodied in his manful decision upon failure of the Tucheng Battle，his command in erecting the bridge when crossing the Chishui River for the first time，his role in the handover of power from Bo Gu to Zhang Wentian，and his decision in changing the plan of attacking Daguxinchang.
Keywords：the Central Red Army；the Long March；Zhou Enlai；crossing the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con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1-0070-06
[收稿日期]2018-10-08
[作者简介]肖居孝(1963—)，男，江西泰和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王敏(1979—)，女，山东兖州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秦云峰(1982—)，男，湖北宜昌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长征日志”(立项批准号：16FDJ001)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8年度一般项目“长征中的周恩来研究”(立项批准号：18YB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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